「六四」屠城已經過去了二十三年，它在中國依然是一個禁忌的話題.中國的黨和政府，多年來對十幾億中國人展開了一項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遺忘工程，它不許任何人提起這一「挽救了國家」的豐功偉業，即使你想公開地讚揚它也不允許.黨和政府要求你只能遺忘。二十三年過去了，當年死在解放軍坦克下彈雨中的年輕人，如果活到今天，應該是中年人了，而今日和他們當年同齡的年輕人，有許多人不知道二十三年前的那場北京屠城。
對「六四」鎮壓自有定論
可是，也有人不想保持沉默，而這些人竟是當年事件的參與者、涉足者甚至指揮者。他們不想遺忘。先是當年因為反對鎮壓而在政治上失勢的原總書記趙紫陽，他在晚年一再回顧和反思那場政治風波，從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領導人轉變為一個念經學佛的普通老人。然後是當年在電視上揮著拳頭吼叫著鎮壓的國務院總理李鵬，他此後在政治上並未失意，如今卻不顧「組織上」的反對和禁令，公開了他的日記，提到了那場血腥鎮壓。最近又有當年似乎是具體執行鎮壓前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他此後不久從政治巔峰上跌落，成了階下囚，如今他也不顧黨的禁令，冒著風險在香港出版他的回憶錄，解釋他和那場鎮壓的關係。
這些人，不管他們的政治命運如何不同，不管他們的個人品德何等懸殊，他們卻都想在有生之年對後代、對歷史留下他們自己的話。這句話是如此重要，這些最熟悉共產黨組織性紀律性的老牌黨員此時竟然連黨的禁令也不顧了。這句話就是，「六四」屠殺，不是他們做的決定，不是他們下的令，不是他們開動了坦克，扳動了機槍。他們都想和「六四」屠城拉開距離，劃清界線。
常識在告訴他們，「六四」鎮壓是不對的。這些人都曾經是唯物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原本自信是無所畏懼的，可是當晚年到來，當死亡臨近的時候，他們無一例外地害怕了。他們害怕歷史的審判，他們害怕在歷史上留下屠夫的名份，他們害怕他們的子孫後代以他們為恥。
我們可以預言，「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可能被遺忘，那是一道中國人非邁不可的坎。雖然那大規模的遺忘工程，那築在中國人精神上的「柏林牆」依然存在，但是它注定會以失敗告終.
中國政府遺忘工程的目標
這樣的遺忘工程，並不是第一次。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國政府在青藏高原上打了一場與藏民族為敵的戰爭。中共是繼戈培爾之後最懂得宣傳「謠言」的組織。這場戰爭，明明是中共用其暴力改造政策逼迫藏人反抗，然後用過度武力鎮壓，濫殺平民，包括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幼，但在後來的宣傳中卻被稱之為「平叛鬥爭」；中共在藏區的政策，明明是暴力的土改和毀寺滅佛，連它自己後來都不得不承認「犯了擴大化的錯誤」，卻一直命名為「民主改革」。中共這個帶有黑社會形態的政黨，從一開始就知道，有些事情它可做不可說，做完了還得緊緊摀住，不能在歷史上留下記錄。於是，那場歷時六年，造成藏民族歷史上最大災難，藏民族至少失去了十份之一人口的戰爭，一直是中國政府遺忘工程的目標。
到目前為止，我在正式出版物和網上蒐集到近二百份各級幹部和軍人的回憶錄和文章，這些回憶有個共同特點：他們大多說的是一番豪言壯語，呈現出的細節是他們行軍如何艱苦，高原環境如何惡劣，「叛匪」如何兇惡愚蠢，自己的戰友如何被「叛匪」殘殺。對於他們如何「平叛」的具體細節，他們對之開槍開砲、轟炸掃射的究竟是什麼人，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沒有提及。幾十年來，只見一方壓倒性的轟炸式宣傳，卻不見另一方的回憶和敘述。中共宣傳部門以此方式故意向民眾灌輸這種扭曲了事實的歷史。
近年出版西藏自治區地方志，如《林芝地區志》、《阿里地區志》、《昌都地區志》等等，以及若干個縣的縣志，對一九五九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發生的戰爭，不是隻字不提，就是一筆帶過，而在不公開的出版物中，比如當年參與鎮壓的張向明，在他的回憶錄中就提到，胡耀邦年代，開始對民族地區當年的「平叛擴大化」平反，但西藏軍區堅決抵制，因為當年「叛匪和民眾事實上無法區別」，換言之，他們知道當年曾以「平叛」為名對民眾進行大屠殺。他們知道這種大屠殺是過不了道德審判這一關的。
真相將喚醒人的天性良知
這樣的遺忘工程產生了中共期望的效果，從那以後的幾代中國人，對於曾經發生在青藏高原上的這場殘酷戰爭幾乎一無所知，對於西藏的歷史，很多人除了「萬惡的農奴制」這一宣傳概念以外，就是中國政府對藏地「無私援助」的恩惠，以及有意無意地塑造了藏人「忘恩負義」地一意孤行要搞「藏獨」的形象。最近二十多年漢藏關係的極度緊張，就是建立在這種人為營造的「民意基礎」上。
但是，達賴喇嘛多年來始終對漢藏關係的改善抱著希望。達賴喇嘛經常說，人是有天性良知的，人天生有一種對公平和正義的要求。正是這種天生良知，使得我們這個世界有一種叫做普世價值的東西。人類社會的未來希望就在於，人類有普世價值，這種價值讓人類有向善的能力和動力。
中國民眾仇視藏民族的所謂「民意」，是多年來中共刻意封鎖信息、扭曲事實而造成的，是因為中國民眾長期以來不知真相。
我在研究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西藏歷史以後，和很多不同年齡的中國人以不同的方式交流過.我發現，有意義的觀點交流，只能建立在歷史事實和真相交流的基礎上。在史實交流以前，由於中國的信息封鎖，大多數中國人實際上只有一些「結論」，他們的結論往往遠離事實，卻固執己見，幾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只要歷史事實漸漸地呈現，他們就不得不面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當他們得知了真相，人的天性良知就會發生作用，他們就會知道，中共在藏區曾經做過的事是不正義的，是不能接受的。
我對人類良知抱持信心，就是這種信心使我深信，揭示青藏高原上曾經發生過的歷史真相，不是沒有意義的。
資料來源：李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