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週前在北京，一位朋友邀請我參加一個大型的私人晚宴，這場晚宴是為了一個藝術展的開幕而舉辦的。這位朋友把我夾帶到了一個不屬於我的地盤上，因為這裡不是我通常盤桓的場所，而我很快就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群富有的收藏家、贊助商以及藝術年鑑作者們中間。我肯定是那個活動中唯一的人類學家。
我們面前琳瑯滿目的餐檯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在暗處搖曳的燭光，精美的餐具，不停斟酒的侍者和精心準備的菜餚，似乎囊括了全世界的珍饈美味。我為能有這樣的機會與北京全球化藝術界裡呼風喚雨的巨頭們共聚一堂，享用一頓美食而心存感激。隨著夜色漸濃，人們開始在席間流連走動，而我則對人們話題的轉變產生了興趣。席間的話題從一開始談論藝術、畫展開幕和藝術界的新星很快變成了談論國家正面臨的迷局——如何維持穩定並調和各種不平等、不協調和各種衝突，過去把這些衝突叫做矛盾。那個晚上絕大多數的政治性話題都是關於中南海政治事件的傳聞，中南海緊挨著故宮博物院西側，是中國第一梯隊領導人處理國家日常事務的地方。晚宴舉行當日恰逢「兩會」閉幕——每年三月初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代表大會。這個晚上，薄熙來的命運成了晚宴的主菜。這位熱衷於毛澤東思想的重慶市長剛剛被扳倒。溫家寶總理在他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警告，要警惕回到「文革」時代，這很明顯是指薄熙來和他的「重慶模式」。魅力超群的薄熙來的政治生涯一時間灰飛煙滅。就在那個晚宴上，有人後來堅持認為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如果薄贏得了他渴望已久的政治局常委的位子，並把他那套「殘酷無情」的政治帶回北京，那麼中國的富人們會在轉眼之間帶著他們的財富逃之夭夭。我本來想問她，中國的富人現在不已經在這麼做嗎？但是，我的腦子裡想到了其他事情。
在關於薄熙來的天馬行空的想像的間隙，我問道：你對圖伯特的自焚事件有什麼看法？持續的抗議和自焚，在整個高原大量駐軍，甚至再現2008年春天的起義……這些發生在圖伯特的政治動盪是否讓你感到擔憂？你會帶著你的錢財、藝術品和其他一切逃之夭夭嗎？「圖伯特問題」是否會像北京的薄熙來權力集團一樣，有可能導致國家的分崩離析？或者，至少可以預示著指望中國成為永不停息的增長和發展機器，同時實現在國際舞台「和平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夢想行將破滅？
我曾經在北京其他不同的場合問起過這些問題。無論何種情形，關於圖伯特的話題總能導致片刻的沉默，連平時口若懸河的北京「的哥的姐」，在回答這些問題前都要愣一下。對於這些見多識廣、手眼通天的藝術收藏家、交易商和藝術年鑑作者們而言，並非是由於他們不知道「西邊」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如此的機智過人同時又熟諳當今各種政治伎倆，但是面對「如何看待用自焚這樣的非同尋常的手段進行的抗議新浪潮」的問題時，他們也同樣頗感為難。在我堅持談論圖伯特問題時，我能從他們的臉上看到在北京任何地方同樣看到的表情：悲傷、憐憫，或許還有些憤怒（但不確定是衝誰）。但是我從人們的臉上沒有看到過恐懼。當然，不是薄熙來和他的「紅色政治」帶來的那種恐懼。沒有人會真的認為30位或者更多的博巴吞下汽油自焚就能把中國引向絕路；那片土地是遙遠的，居住著躁動不安的「少數民族」，沒有人當真認為他們自己的未來和財富會和那裡的「民族團結」問題有什麼牽連。在談論有關圖伯特局勢時，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觀點認為，一具著火的軀體是永遠無法真正與國家對抗的，而這個國家擁有自己的軍隊、無處不在的武警和監視系統，還有能力進行圍捕、平息、壓制、隔離、教育和監控。在另外一個場合，一個在北京的同情圖伯特的熟人說，「他們很勇敢，但是為了什麼目的呢？他們只能使得政府更多地動用暴力。軍隊掌握了所有的武力。這是個沒有希望的事業。必須得用別的方法。」
真的有其他方法嗎？會有其他方法嗎？當這個國家看起來與暴力保持著毫無爭議的根本聯繫時，該如何設想從無數種形式中選擇一個替代手段？但是，假設我們暫時回到幾個世紀以來對於國家與暴力之間關係的理論闡述中。在「自焚」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到富有爭議的屬於國家的行為以及國家行為對個人身體可能產生的最極端的作用（即合法地使用暴力和對個體生命的剝奪——譯註），那麼「自焚」是否用一種引人注目的、決絕的和富有意義的綜合性的方式將暴力反制於國家？是否在某種意義上搶斷了國家對暴力的獨占？那些燃燒的軀體——哪怕只是在一瞬間——是否否定了一項國家專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威？這項權威賦予了國家最實際和最根本的權力——定賞罰，斷生死。
哪些自焚的軀體究竟如何回應了政府的所作所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還只能是通過一些理論性的探討來尋求？我還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目前，大部分圖伯特地區都對外封閉。有些新聞記者設法潛入圖伯特並進行走訪，其中有幾個人還報導了他們的所見所聞。圖伯特發生的一切正日益成為「全球化」的熱點報導內容。但是，信息來源顯然不是來自中國，那裡的社交網絡受到嚴格監控；也不是來自學者或是長期在高原上工作的環保人士，他們聲音也基本上被封鎖了。對於自焚的意義，我們只能從零零星星和可想而知的官方媒體的評述中進行揣摩，而這些評述都千篇一律地認為所有的麻煩都是自焚本身所引起的。在街頭巷尾，在冠蓋雲集的豪華晚宴，在大學的咖啡廳裡，在公園的長椅上或是酒吧裡，我已經發現有這樣一種新的「冷酷的樂觀主義」（crueloptimism）論調——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通過（對自焚事件的）反思，找尋自焚的某種意義，突破眼下的話語沉寂，來獲得某種方法在情感上把自己歸屬於「不同凡響」的一類。即便如此，圖伯特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遠。尤其對於那些喜歡旅遊的中國中產階級而言，儘管圖伯特依然是他們必去的旅遊目的地，那裡是神奇的香格里拉，那裡有眾多的佛教寺院，有高山，有草原，但那裡也是一個危險的地方，那裡有一觸即發的抗議示威，就如同在2008年爆發的吸引了全國目光的抗議活動（直到那年的5月份，發生在四川的地震才將人們的話題從關於那個邊遠的西部民族是如何地桀驁不馴和忘恩負義轉向了以慈善和志願行動為基礎的臆想中的「民族團結」）。在當前的節骨眼上，出現了一個新的課題，這個課題使得以往所有關於圖伯特及其未來的認知和敘述方法都無所適從。這個課題便是那些以身浴火的自焚者。
在北京，幾乎沒有幾個我與之交談的人能說出（自焚事件中的）死者或倖存者的名字。他們說的話都只是相信政府雖然手握軍警，但依然是一個「扶危濟困」的機構。只有政府才能實現社會和諧。政府減輕貧困，出錢讓人們思考問題，或許還採取某些措施解決環境問題，關注貧富懸殊，時不時對於唯利是圖的過度開發、貪污腐敗和強佔土地等問題提出警告，甚至就像我們在溫家寶總理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看到的，還警告警惕「文革式」政治的回潮。不過，儘管如此，人們還是認為無論如何只有政府才能維持社會和諧。大多數人認為如果政府失去了行使暴力的能力那麼它也將無法「扶危濟困」。而只有從始至終兼負「扶危濟困」和「行使暴力」雙重職能的政府才能阻止瘋狂的自焚行為。只有政府才能重建「和諧」。
不過，在圖伯特地區，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有人對政府正當行事的能力給予如此毋庸置疑的信任。相反，面對那些自焚的軀體，面對那些通過火焰和燒焦的軀體進行抗議的自焚者，面對那些甚至經常用鐵蒺藜纏繞自己的身體從而避免受到當地公安和醫療部門救助的自焚者，似乎無人質疑他們是在為著一個更加崇高的事業而犧牲自己。自焚行為用火焰搶斷了政府與暴力之間的基本聯繫。在當今這個最為危機四伏、風雨飄搖的時期，自焚行為否定了政府，否定了政府宣稱的對每一個個體所擁有的生死予奪之權。
《文化人類學特刊》「圖伯特話題」：談生論死說政府
作者：李瑞福（Ralph Litzinger，杜克大學文化人類學系）
譯者：更桑東智（John Lee）
時間：2012年4月10日
網址：http://culanth.org/?q=node/540
資料來源：Ralph Litzi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