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佛教公理會（GBC）於2011年11月27日至30日在新德里召開會議。中國方面對達賴喇嘛在這次會議上的地位的粗暴反應使得這次會議成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新聞。經過長達數周的會議籌備（計畫邀集世界各地的佛教界人士並最終成立一個新的國際性佛教組織），達賴喇嘛將作為特邀嘉賓出席並且一些印度高層人士也很可能參加會議（其中提到了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而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然而，中國方面卻到了會議即將開幕的時候才提出抗議。 儘管與會者中有印度國會議員卡蘭•辛格（KaranSingh），但是其他預計參加會議的重量級政治人物最終沒有出席。不過，中國方面還是提出了抱怨。這些抱怨遭到了印度方面的回絕，印度政府拒絕干涉或是乾脆取消這次會議。事實上，雖然會議明顯得到了印度政府這樣或那樣的許可和協助（比如，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四十多個國家的與會者得到了入境簽證），但是印度方面一直堅持佛教公理會（GBC）只是一次由非政府組織阿育王弘法會（AsokaMission）主辦的一次宗教會議。儘管如此，當會議如期召開的時候，由於中國方面對此次會議感到惱火，原計劃在同期舉行的最近一輪中印邊界談判還是被推遲了。 顯而易見，任何政府只要允許或參與有達賴喇嘛參加的任何活動或是讓達賴喇嘛有公開露面的機會，中國方面都會將之看做是有政治預謀的刺激行為而立馬惱羞成怒。不過，就具體這次會議而言，確有其他一些明顯的因素更加激起了中方的反對。儘管達賴喇嘛實際上只是在大會的最後一天才出現，當天上午他出席了在甘地紀念堂（Gandhi Smriti）舉辦的一個多教派集會並在下午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在數百名與會者面前為大會致閉幕詞，但其實從會議的一開始，與會者在內心就認為他是會議的參加者之一。在大會召開的四天裡，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佛教傳承的僧團領袖和成員常常對達賴喇嘛不吝頌揚讚美之詞。給人們留下了這樣一個無法回避的印象——達賴喇嘛是佛教在當今世界最為鮮活可見的象徵。大會期間，人們一再提到他卓越的精神價值，不僅僅是藏傳佛教的信徒，還有來自其他各種佛教傳承的與會者都肯定了達賴喇嘛至高無上的精神地位，一次有人甚至將達賴喇嘛描繪為所有各種佛教傳承的持有人。顯然，達賴喇嘛公開退出流亡藏人的政治活動並無損於他享有的國際尊榮，這樣卓越的國際地位不會因為一個簡單的個人意願而失去政治影響力。（同樣，他退出政壇而產生的影響也因為他事實上依然掌控著諸如流亡藏人與中國之間的對話進程而得到調和。在大會召開前的幾周，有一件事情頗引人注目，達賴喇嘛與中方會談的首席代表洛第嘉日公開表示，他不服務于民選的藏人領袖。當然，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嘉日本人在四天的會議期間表現的相當活躍。） 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對達賴喇嘛的一致讚頌使得這次會議更具有了一種讓中方無法忽視的重要性，這也使得中方對達賴喇嘛出席這次會議的反對要遠比反對某個政府以官方態度接待達賴喇嘛的訪問來得複雜。事實上，中方對達賴喇嘛出席會議的反對（相比其他的反對）有一個根本的不同：畢竟達賴喇嘛就住在印度。拋開這點不說，考慮到中國對可能被試圖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敵對勢力所包圍的揮之不去的焦慮，很難回避這樣的可能性——這樣一次來自越南、蒙古、韓國、日本等周邊國家的佛教徒集會，並且大家無論傳承流派都共同認可達賴喇嘛在他們中間的精神領袖地位，會被中國看成是做給中國境內的佛教徒（不僅僅是藏傳佛教徒）看的一次（對中國的）挑釁甚至威脅。 這是一次有些出人意料的形式對於內容的勝利。事實上，即便不是絕大多數也可以說大多數的大會討論內容都是那種能夠想像的撫慰人心的佛教宣講，針對來自各大洲的有閒暇時間的好奇的業餘愛好者的佛法討論。沒有什麼深奧複雜的探討，主要就是闡述如何通過佛教修習領悟普世和平與慈愛等等主題。不過，儘管如此，儘管大會申明這純粹是一次宗教會議，但中國將這次會議本身很可能理解為一次試圖對中國進行合圍的活動，而且對必須效忠政府的中國境內的佛教徒的忠誠度提出了內在威脅。（當然，從實際意義上講這樣的威脅在藏區不存在，那裡的僧團組織對政府此類的忠誠微乎其微。） 那麼中國方面對此會做些什麼呢？雖然我不是什麼先知先覺（因此我前文用的是“很可能理解為”），但是考慮到中國週期性出現的“恐外焦慮症”，如果認為北京不會把這樣的集會看成是一個需要還以顏色的敵對行為，那就未免有些天真了。在周邊國家的佛教徒的心目中，達賴喇嘛被公開地抬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精神或道德權威的高度，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有人猜想，更為麻煩的是大會最終形成的決議——在印度創立一個“國際佛教聯盟”。但是中國能夠做什麼呢？有人傾向於認為中國將會採取的一個明確步驟是回到它自己創辦的“世界佛教論壇”，這個論壇在中國舉辦過兩次，分別是在2006年和2009年。但是從來自世界各地聚會在新德里的眾多嚴肅的僧團成員對達賴喇嘛所表現出的廣泛的尊重來看，有人或許會問：誰現在還會去參加那樣的論壇？看到中國在處理西藏佛教問題時表現出來的高壓形象，人們只能設想從中國境外去參加論壇的人是一批膽小鬼。事實上，從公共關係的角度看，中國的論壇相比新德里的集會，其顏面和權威性頂多也就堪比“孔夫子和平獎”。2010年，為了回應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中國生造了這一獎項。幾乎從創立開始，“孔子和平獎”就被當做是一個國際玩笑。 但是，反制達賴喇嘛所得到的眾望所歸的尊敬的必要性，也在某種意義上揭示了中國是如何給自己設置了這樣一道難題的。中國有什麼樣的力量可以與達賴喇嘛相抗衡？好了，確實有這樣一位人物，他本來就是被精心安排擔負這一任務的。但是，啟用他也會帶來一大堆的麻煩，很難想像中國人會樂於面對這樣的麻煩。此人不是別人，他正是“中國班禪喇嘛”，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他是由中國人強行挑選並強加給藏地佛教徒的，目的在於反對達賴喇嘛認定的10世班禪喇嘛的傳世靈童。而中國人的問題在於藏區的絕大多數民眾都至少是不接受他們的班禪喇嘛，藏人確實把他看成是“中國的（不是西藏的）班禪喇嘛”。一個官方無神論的國家去尋訪和認定一位喇嘛的轉世靈童，這樣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屢屢發生，但是這種荒謬的局勢並未曾有所緩解。一個國家官僚機構完全無視它16年前強加給西藏的一位班禪喇嘛所受到的普遍的拒絕只有一個詞可以形容——“冥頑不化”。局面是如此地有違常理，這位班禪喇嘛不能住在西藏，既為了便於政府控制，也是為了避免他在表面上的“信眾”中露面可能產生的不愉快。 中國一直準備讓它的班禪喇嘛成為一個國際性人物。事實上，有報導說他是2011年“孔子和平獎”候選人之一，而這一獎項最終頒發給了弗拉基米爾•普京（參見上文關於“國際笑話”的評論）。他一直在學習英語並且在2009年第二屆中國“國際佛教論壇”上已經能用英語發表講話。意圖將他打造成某種國際宗教領袖的最明顯的跡象是他的名字和形象照片出現在一本書上，那種書應該會放置在很多書店銷售“心靈指導”類圖書的書架上。2008年，北京出版了《聖者箴言:第11世班禪額爾德尼對龍安志如是說》（Teachings of the 11th Panchen Lama:Peace and Social Harmony），書中章節的題目包括：“班禪喇嘛關於創建新社會的闡述”，“班禪喇嘛:社會和諧”，“班禪喇嘛關於和平的闡述”，“班禪喇嘛對香巴拉的闡述”和“班禪喇嘛關於愛無止境的闡述”等等。 中國堅持認為“社會和諧”要比關注人權等等類似的事情更為重要，瞭解這一立場的人看到中國班禪喇嘛對“社會和諧”或“創建一個新社會”等題目的論述應該不會感到吃驚，但是他對諸如“和平”、“香巴拉”、“愛無止境”等其他題目的論述本應該很容易與新德里會議的內容相吻合。上面提到過，佛教公理會（GBC）的內容也無外乎對這些可以預見的題目進行一些老生常談的佈道式的討論。顯然，《聖者箴言:第11世班禪額爾德尼對龍安志如是說》一書是試圖將中國班禪喇嘛轉型為一位國際精神領袖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當此中國“用人之際”，他身上難以把握的性質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位住在北京，疏離藏地普通民眾的中國班禪喇嘛本來應該是問題的答案，卻恰恰成了一個源於自己又屬於自己的問題。坦白地說，他本身就是一個西藏缺乏宗教自由的會走路的公告書，是中國進行宗教壓制的活廣告。 很明顯，如果這位中國班禪喇嘛在因GBC的召開和國際佛教聯盟的創立而形成的局面中一無所用，那麼中國所面對的就遠遠不是一個小小的尷尬了。他本來就是被打造來承擔這種任務的。但是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便會讓人想起自1995年以來就被單獨監禁的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喇嘛。事實上，自從中國把自己選擇的班禪喇嘛強加給不願接受的西藏民眾的那一刻起，中國便落入了自己設置的圈套，把人們對它的宗教政策的理解與一位遭到民眾拒絕的人物捆綁在一起。這完全是中國自己作繭自縛。 作者：史伯嶺 譯者：John Lee 原文網址：http://www.rangzen.net/2012/01/08/congregationalism/ 特別感謝Elliot Sperling先生對譯文提出的若干寶貴的修改意見——譯者
資料來源：Elliot Sper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