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樣，我反正一看到媒體和流亡藏人總用“絕望”這個形容詞，來描述在西藏自2009年以來發生的自焚抗議，就非常不安。在我寫這篇文章之時，自焚已發生了17起，像“真正的絕望舉動”、“絕望的自焚”這樣的說法已成為日常辭彙，自動重複，好像作家、政府官員及政治家不覺得有必要去分析這些行動背後更廣博的志向。 從詞源上看，“絕望”來自拉丁語“desperatus”，意為“被剝奪了希望”，用到形容抗議行動時，帶有痛苦和沮喪的意味。阿富汗婦女和少女的自焚（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有103例）也許可以被稱為“絕望舉動”，自焚者以此來表明她們寧可死，也不願生活在長期的家庭暴力與虐待之中。當被問及她們的動機時，自殺未成後倖存的阿富汗婦女總說，她們感到“沒有出路”。其中之一，當問及對其他婦女有無忠告時，甚至答道：“不要焚燒自己。如果你想找出路，用槍，痛苦要少些。” 西藏自焚事件則完全不同。首先，所有可得的證據都表明，他們的動機是更偉大的事業，而不是因為抑鬱、社會壓力或財務負擔。正如今年1月8日在果洛達日自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喇嘛索巴朱古所寫：“我自焚不是因為我的個人利益與問題，而是為了六百萬沒有自由的藏人，為了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其次，雖說藏人的自由被剝奪，他們的希望沒有被剝奪。自從藏人先驅圖登歐珠1998年4月在新德里自焚以來，從我們能得到的資訊來看，所有自焚者都健康、快樂，除了為反抗中國對西藏的佔領而犧牲，他們沒有任何其他理由去死。再次引用索巴朱古在其政治遺囑中清楚地表明沒有絕望：“藏人不應對未來失去希望，幸福的一天終會到來”。這種樂觀態度甚至表現在親屬身上；22歲的洛桑嘉央在1月14日自焚，他的母親表示家人“對他的死沒有遺憾”，因為他是“為了西藏的事業而犧牲”。 從這種無畏的抗議中引發的希望，也對那些在被佔領的西藏抵制中國壓迫的人民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中國監獄因莫須有的間諜指控被關了6年的民族音樂學者與製片人阿旺曲培最近指出：“1997年［原文如此］，我還在監獄裏，聽到了圖登歐珠在印度自焚的消息。（…）與所有在西藏的政治犯一樣，我受到了鼓舞和激勵，因為我們感到會有事為西藏而發生。”他進一步說：“我相信大多數聽說過圖登歐珠歷史性犧牲的在西藏的藏人，一定會受到啟示並為之感動。” 在這些抗議行動中，我們看不出任何絕望的意味，也沒有信心的失去。從這些自焚事件中我們所能看到的，與其他任何一例在西藏的抵抗行動一樣，是充滿信心、堅韌頑強的突出範例，是崇高的希望，是堅定的決心。這些犧牲體現了整個民族的夢想與道德力量，絕不能隨便地或冷漠地貶低為悲壯有加，卻完全無用的個人行動。 對“絕望”這個詞的濫用，雖然對很多人來說是無意的，有損于這些英勇的行動，這是必須指出的。首先它損害人的記憶：它顯示了對他或她的動機、決心和願望令人不安的缺乏尊重。去強調那些毫無根據的苦楚與絕望，一個英勇的行動會被人記成一種逃避的方式，或者更糟，一種軟弱與怯懦的標誌。在大眾心理中，這會產生有害的後果。中國當局很清楚需要貶低對自焚者的記憶，並且很快地指責索巴朱古是因為秘密戀情而自殺，雖然這種指控不大成功。而且這樣還有損於這些自焚事件標誌著反抗中國佔領鬥爭複始的信念：把這些行動標為絕望，並視為無望的抗議，我們在冒著將一個潛在的革命希望扼殺在萌芽之中的風險。在這裏，我們提到了一個至少對在達蘭薩拉的西藏領導者來說是更為敏感的問題。 在自焚者付諸行動時，他們心中肯定會有幾重目的，他們大概不想只是完成一次性的演示行動，而是認定他們的犧牲會成為點燃更大規模抵抗運動的火花。他們的目的常被解釋為引起世界對中國在西藏鎮壓的注意，但這種解釋並不完全正確。不論在西藏境內或流亡在外，很多藏人已不再對其他國家為他們而作出實質的政治參與抱有信心。而且，沒有一個自焚者在他們的遺言中提到聯合國或任何一個外國政府。這些自焚行動更廣的目標，可能不是有意設計，但肯定是有所預料，是為了喚起藏人團結一致、抵抗中國的佔領。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些蔑視強權的行動的確鼓起了抵抗者的勇氣，這些率先殉身的人肯定料到了明顯會發生的這種連鎖反應。索巴朱古自焚後在果洛地區，或洛桑嘉央的阿壩縣發生的要求獨立的抗議，明確展示了這些行動如何成為催化劑——即使第二個抗議更直接的原因是警方非人道地毆打火焰中的洛桑嘉央。 不能想像這些自焚的藏人，特別是在因果業力中有過長期修行的僧尼們，不會意識到他們的行動可以產生巨大後果，可以體現他們同胞的不滿與挫折。他們可能（也可能沒有）聽說過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他的自焚引起了去年在突尼斯發生的革命並啟發了更廣泛的阿拉伯之春，但他們肯定會意識到他們的行動將引發抗爭的巨大潛力。看一看中國的武警、員警以及特警在西藏不安地區人數上不成比例的部署，沒人會懷疑北京意識到了這些抗議活動的激烈性，並且對由此而來的威脅極度重視。那麼，為什麼達蘭薩拉不去充分利用這個局勢呢？ 西藏流亡政府，固執其不能自脫的中間道路，確實有其充分的理由儘量減少這些自焚的影響範圍。首先，這些對抗性行動與官方的綏靖政策相抵觸，而那些高級官員認定那是解決衝突的唯一關鍵。但是，更重要的一點，自焚者之中有些人要求獨立，也有些人稱西藏為“國家”（rgyal-khab），顯示了對“真正自治”微不足道的支持。 由此看來，不必奇怪噶倫赤巴羅桑森格在《華盛頓郵報》稱這些自焚為“絕望的行動”，或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稱“僧人的自焚是出於無助”。也不必奇怪在宣讀所有在西藏將自己焚燒者的名單時，同一位噶倫赤巴，面對近20萬聚集在菩提迦耶參加時輪金剛法會的藏人，不知何故遺漏了紮白的名字，20歲的他在2009年2月成為第一位在西藏的自焚者。 但是，儘管達蘭薩拉不情願認同自焚者的真正目標，以及外國媒體拒絕描繪藏人奮爭的實質，當前迫切需要的是不要讓這些（自焚）行動無休止地發生。終止自焚——並使之服務於其真正的目的——是不會僅僅在解除對寺院的封鎖並將武警部隊從不平靜地區撤出後實現的。坦克與機槍只是中國殘酷壓迫中可見的一面。無論要求中國“克制”（美國政府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用詞）能給當地居民多少解脫，都只有短期的效果。總有一天，抗議活動再會出現，很有可能會有更加激烈的程度，造成更大的傷亡。 然而，復興的抵抗，如有組織並更具對抗性，會驅使西藏內的有志人士採取強迫將自己點燃之外的各種行動。自2008年以來，在西藏的藏人已清楚地表明瞭他們的決心和勇氣。反抗中國佔領的抵抗運動在這四年中不斷發展壯大，並達到了195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層次。以前總是避免採取立場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們現在堅決支持，要求獨立以及展示西藏國旗比以往更頻繁，以鼓舞人心的“拉喀運動”為標誌的不合作行動越來越多地在整個西藏出現。在全國範圍內，新的國家意識在不斷增長，新的抵抗方式在發明；不滿情緒在全國都在沸騰。這種合流之勢很少出現過。 不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達蘭薩拉發出一個正式呼籲來整合並參與重要的非暴力行動，會在西藏發生多大的影響。比如，號召一個全國範圍的不合作運動，無疑會受到歡迎，並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得到大部分在中國統治下生活的藏人支持。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措施會賦予新選出的流亡政府以堅實的合理性，這個選舉在西藏境內被熱衷地追隨，在西藏的藏人對其仍寄予厚望。然而，我再次表示我對西藏流亡政府領導這場鬥爭意願的疑惑。中間道路方案，不僅是自治的主張，也被證明是不行動與投降的呼籲，它從未為在西藏的藏人指引方向（也許除去提倡與中國佔領者合作）。根據噶倫赤巴的陳述以及他對來自中國的無情制裁的擔心，達蘭薩拉肯定不會在近期內鼓勵在西藏的政治抗議。 但我堅信一件事：不把西藏抵抗運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自焚及類似的極端行動將不會停止。回到以前的狀態已經不是一個選項，藏人現在正在走向沒有回頭路可走的地點。由晉美烏金總結的“糌粑革命”正在進行。引用英國歌手彼得•蓋布瑞爾於斯蒂芬•比科在南非獄中死後寫的歌詞：“你可以吹滅蠟燭，但你吹不滅大火；火焰一旦燃起，風將吹它更高。” 這些自焚者是真正的自由戰士，他們用的是非暴力行動的最高形式——也是最痛苦的——來為他們的國家擺脫壓迫。至少我們也該做到的是還他們的犧牲以本來面貌，而不要以我們的短視，來加上他們原本沒有的意願。這些男男女女不是在中國極權之下絕望的受害者。他們不是向中國強權屈服的“被剝奪了希望”的人。他們犧牲自己是為了他們國人的利益，是為了恢復國民的驕傲，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行動會有所作為。因為他們秉承希望，西藏總有一天會得到自由。他們是指引繼續對中國暴政反抗的燈塔，鼓舞著數百萬藏人團結一致，爭取獨立的鬥爭。願這些自焚的藏人標誌著共產黨中國垮臺的開始。 作者介紹： Christophe Besuchet：克裏斯托夫•白蘇且是一位導演和西藏獨立運動的長期活動人士。他是《Lungta》（風馬旗）雜誌的前發行人，是瑞士TSG組織的合作創辦人並且曾經繪製了若干拉薩和西藏地圖。1994年至1999年，在達蘭薩拉擔任“阿尼瑪卿研究會”的平面設計師。目前是瑞士讓贊聯盟副主席。
資料來源：C. Besuch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