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到美國做訪問的時候，恰逢美國正在過萬聖節，美國人都忙著合家團聚。我的一位美國朋友很熱情地邀我去他家做客。這位朋友離過一次婚，當時已經與第二任妻子組成了新的家庭，又生了一個女兒。他與前妻有一個女兒，也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我到他家之後驚奇地發現，他的妻子與他前妻所生的女兒相處地十分融洽，一點也沒有“後媽”的異樣感覺。我於是在他家很愉快地吃了一頓晚飯。 飯後，這位朋友說，我要帶女兒去前妻家聚會一下，你也一起來吧。這讓我很不好意思，因為作為中國人，一想到前妻，首先出現的感覺是：這得多尷尬啊。況且他們各自都有了新的家庭。這樣的兩個家庭聚到一起的場合，好像不是很適合我這個外人在場。但這位朋友一點兒都沒覺得彆扭，他的女兒情緒也挺高。盛情難卻，我就跟著去了。過去之後我驚奇地發現，這位朋友跟前妻的現任丈夫關係也很友好，見面後兩個人很大方地坐在一起喝啤酒聊天。他的前妻與現任丈夫也有了一個兒子，而且我這個朋友的前妻和她現任丈夫的兒子跟朋友和前妻的女兒，包括我朋友和現任妻子的女兒，都相處地也非常好，孩子們非常快活地打打鬧鬧。 我越看越納悶兒。在我的中國朋友中，從沒見過兩個離過婚的人還能相處地這麼友好，特別是孩子們之間也毫無隔閡。無論如何，離婚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這兩家人卻能一起上街看萬聖節遊行，其樂融融。而且在聚會結束後這位朋友把女兒留在前妻家裡，讓她跟媽媽生活幾天。 在我們回去的路上我終於忍不住了，問他，你們都離婚了，關係怎麼還能這麼好啊。朋友解釋說，我跟我的前妻離婚，確實是因為我們在一起過得很不快樂，但我們在愛女兒這一點上還是一樣的。我們最擔心的事就是怕女兒因為我們的離婚而受到傷害，因為她不能再同時跟我們兩個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我們不希望逼她在父母之間做一個選擇，而是決定用這種更友好的交往方式讓她與兩方都保持愉快的關係，這樣對她的發展比較好。事實證明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在我們離婚後，女兒的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學習也很優秀，我們都為她感到驕傲。雖然我們各自重新組織了家庭，但在女兒的成長上是完全合作的。我對女兒的教育、健康等各方面有什麼想法，也會及時與前妻進行交流。 我聽完之後覺得很是感動，因為在中國也有很多離婚的父母，但很少有人能像這位朋友和他的前妻這樣，把跟孩子的關係處理地這麼好。我們的情況往往是這樣的，要逼著孩子做出選擇，和另一方面劃清界限，假如孩子跟了母親，母親就會說，你爸爸是個混蛋，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不要咱娘倆了；假如孩子跟了父親，父親就會說，你媽媽不要臉，跟別的男人跑了，一點都不關心你。都要表現一種獨占性的愛。這樣，仇恨和壓抑就會在孩子幼小的心裡生根發芽，對孩子的成長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會讓孩子產生各種心理問題。而這位美國朋友和她的前妻的做法顯得更加成熟理性，而且是真正把孩子放到第一位來考慮的。這種友好的合作不得不讓人心生敬佩。 這位美國朋友的做法，不僅讓我領悟到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而且讓我看到了社會和社會，群體和群體之間的關係到底存在著多大的可能性。我在藏區調研的時候，經常想起這位美國朋友的選擇。如果我們真像我們宣稱的那樣把藏族都當作我們的同胞，我們是不是該站在他們的情感立場上考慮考慮。對於藏區問題，中央政府現在的做法是，強迫藏族同胞站隊，以表明自己是跟達賴喇嘛分裂集團是界限分明的，是擁護中央政府的。但我在與普通的藏族人交流的時候觀察到，幾乎沒有一個藏族人會從心底否定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就是他們的觀音菩薩，就是他們的庇護神，達賴喇嘛就像一位慈母一樣，受到藏區人民廣泛的熱愛。同時存在的另一個現象是，因為藏傳佛教的熏陶，也很少有藏民會對漢族人和政府有很強烈的仇恨感，因為按照藏傳佛教的說法，人死後是要轉世投胎的，我這輩子是藏民，也許下輩子就是漢人。因此，雖然藏人對政府的很多政策十分不滿，但雙方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於是我就想到，有了這兩個基礎，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比作一對離婚的夫妻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對“夫妻”的“離婚史”。1959年，因為當時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極左政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很多人說這是達賴喇嘛意欲分裂祖國的“叛逃行徑”。但從歷史來看，中國共產黨在藏區搞土地改革，查封寺廟，強迫和尚和尼姑結婚，在青海和甘肅已經搞得雞犬不寧，達賴喇嘛除了逃跑還能有什麼選擇。班禪喇嘛倒是沒有逃跑，文革中就被關監獄了，甚至還被組織安排結婚了。這些都是共產黨的正史也不能否認的，對藏族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傷害。所以說達賴喇嘛的“叛逃”，實在是迫不得已，責任應該由毛澤東極左政策來負，今天的執政當局應該和毛澤東政策做越徹底的切割越好，但距今為止也今天的共產黨也沒有為那段歷史做出一個有誠意的檢討。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過達賴喇嘛的言論就會發現，直到今天，他也沒有辱罵過中國，沒有辱罵過漢族人，以及漢族主體的中央政府，反倒是我們的政府在無數次羞辱達賴喇嘛，說他“竄訪”各國，是“西方反華勢力要挾中國的一枚棋子”,要“復辟農奴制度”。在此過程中受傷最深的是廣大的無辜的藏族人，他們在情感上受到了極大的折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和某些漢族幹部的政策，就好像國內某些離婚父母的醜陋行為一樣，不斷向藏人灌輸仇恨和壓抑。種種的政治說教，以及逼迫藏人與達賴喇嘛劃清界限的行為，逼迫他們表態譴責達賴喇嘛，都是十分不理智的，沒有慈悲，沒有智慧。 這位美國朋友與他的前妻，儘管相互之間不存在愛意了，但對女兒的愛還是一致的。同樣，先拋開對責任的追究，以漢族人為主體的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之間能不能找到共同利益呢？我認為是可以的，因為達賴喇嘛從未說要分裂中國。他自己已經強調過多次，他只是在要求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這是一個很好的談話基礎。但我們的政府一直堅持說他就是在搞分裂，這是一種不理智而且不講理的態度。中國政府有意識地不給達賴喇嘛辯解的機會，屏蔽他的聲音，讓他系統的論述始終不能在中國跟公眾見面。這樣做只會加深誤解，而不會形成理性的、和解的態度。 我曾經設想，能不能像意大利那樣，在拉薩給達賴喇嘛劃出一個0.44平方公里的“梵蒂岡”呢？這樣一切問題都好解決了。將這很少的土地劃為達賴喇嘛的教皇國，讓他可以發行自己的郵票，也可以構建獨立的軍隊。反正就這麼點兒地，不可能對這麼大的中國安全造成什麼影響。而且達賴喇嘛是整個世界範圍內受到廣泛認可的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影響力可以覆蓋到整個外蒙古，尼泊爾，不丹，甚至是印度的一大部分地區。設這樣一個教皇國，只會增加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能有榮幸供養這麼一位世界級的宗教領袖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中國未來在處理很多等外交問題時，會更加游刃有餘。而且這樣會使整個藏區對中央政府更加有向心力，有利於藏區的穩定，甚至有利於發展旅遊和藏區經濟。全世界都知道有這樣一個達賴喇嘛，心繫故土，在國際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我們卻在拼命地把他往外趕，真是自毀長城。 我曾經跟某個很高級別的、已退休的統戰部幹部談過這個想法，問他為什麼不能這樣做。他的解釋很有意思。他說如果這事放到鄧小平時代，完全有可能。但今天的執政者沒這個心思去做，也沒有足夠的威信去做，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在藏區培養出一個既得利益階層，就是被統戰系統稱為“吃維穩飯”的一群人，也就是被藏族同胞稱為“藏奸”的一群人。這些人是最害怕達賴喇嘛回來的，而不是漢人。 因此，達賴喇嘛與漢族人以及中國政府的矛盾，並非很多人想像的那麼不可調解，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等我們的社會更加成熟一點，中國政府能夠和達賴喇嘛成功“復婚”。現在我只能希望達賴喇嘛自己能足夠長壽。他越長壽，就越有機會看到中國執政者走向理性的那一天。 轉載自《縱覽中國》
資料來源：郭宇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