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幾件看似不相干卻互相較勁的事情發生。流亡藏人社區，今年是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換屆改選，從上一任的老僧人桑東仁波切改選為年輕的法學家洛桑森格，同時達賴喇嘛宣佈政治退休，標注著流亡藏人在政治民主化和世俗化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國大陸方面，拉薩舉行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慶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率領代表團出席，標誌著中國政府統治西藏的力量和決心。 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壓力之下與達賴喇嘛的官方對話，至此完全停頓，於是雙方的活動，看上去成了自說自話。事實上，雙方都在把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寄予未來，看未來誰能贏得必要的人心。 未來取決於誰得人心 這是一場爭取人心的競賽。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需要爭取六百萬藏人的人心，因為它在西藏的統治合法性，最終必須得到藏民族六百萬民眾的認可。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來說，“中間道路”能不能走通，藏人能不能通過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獲得他們所訴求的真正自治，必須得到中國政府的認可，而在今日中國政府拒不對話的形勢下，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轉而向中國的民眾喊話，展開民間層面的對話，把希望寄託在將來中國民主化以後，人民有了更大的影響決策的力量，從而達成漢藏之間的和解。達賴喇嘛需要爭取十幾億中國人的人心。 漢藏來往已有千年歷史，由於地理的隔閡，漢藏之間的對話和理解卻從來就非常有限。藏人把自己看成中國一部分的“國家認同”，恐怕只是一些過分迷戀大一統的漢人自己單方面的想像。而很多漢人相信西藏是中國一部分，腦子裡想的也只是領土歸屬，對說著另一種語言、過著完全不同生活的藏人，更深的意識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在一百年前，漢藏之間是承認不同，和平相處的。清廷安於朝貢制度，藏人則滿足于帝師關係。一個傳統，兩種表述，雙方互通有無，各取所需。從上世紀初開始，漢藏之間非要為“誰是誰的一部分”鬧個明白，所謂“主權之爭”，從此就有了對話的困難。但是，即使是這種困難的對話，也僅限於高層官方。民眾層面的互相溝通和理解，從來也沒有真正展開過。 可見，這一場爭取人心的競賽，對雙方都不容易。可是，兩邊的困難之處卻有本質的不同。對中國政府來說，難在溝通的內容。對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來說，難在溝通的手段。 中國政府的困難在於不敢深究對話內容 中國政府現在擁有強大的物質力量，財大氣粗，可以說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發展是硬道理”在中國社會的效果，讓中國政府的官員對“民生”的政治效用產生了單純的樂觀：只要把藏人的生活水準搞上去了，貓就抓住了老鼠，天長日久，總有把西藏完全吸納進來的一天。中國政府是很想“得藏人之心”，往西藏砸錢是中國政府對藏人喊話的主要手段。可是，中國政府弱在喊話的內容，它面對藏人不知說什麼好，它不知道藏人在想什麼，在盼望什麼，在等待什麼，在仇恨什麼。它只能把對內地民眾說的話同樣地對藏人重複一遍，看到的卻是一張它根本看不懂的臉。 就說這“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中國政府只說到這裡為止，卻不敢往深裡說，什麼是“和平”解放？為什麼要“解放”？為什麼有了“解放”還要“翻身”，而造就“翻身”的“民主改革”、“合作化”現在何方？面對藏地幾千所寺廟的廢墟，文過飾非的中國政府不敢給出一個解釋，不肯對藏民族說一聲“對不起”，只能重複自我表揚，當著藏民族六百萬人民卻連達賴喇嘛的名字都不敢提，這怎麼可能把話說到藏人的心裡呢？ 當習近平坐在龐大的蘇聯式主席臺上，面對廣場上武警森嚴圍護下坐在小板凳上的幾萬藏人，我不知道他心裡到底在想什麼，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心裡在打鼓，他明白他根本不理解藏人，他更明白，他永遠也替代不了藏民族自己的精神領袖。 流亡藏人的困難在於缺乏對話手段 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來說，他們的生存空間和物質力量都十分有限，他們是依靠全世界的同情與支持才能生存至今的，溝通和對話是他們一直在做的事，所以，當他們面向中國民眾的時候，他們不怕談論漢藏關係的前因後果，特別願意深究內容，把話說透。他們的困難在於對話的手段，在當今媒體林立、物質氾濫而大眾注意力稀缺的時代，他們擁有的媒體手段不佔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對國內民眾資訊管道的封鎖。國內民眾都知道，西藏問題，特別是來自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的任何資訊，都是極其危險的“敏感話題”，觸犯這一禁忌是很冒險的。 由於這種封鎖，藏人方面的溝通對於中國民眾來說，不是一種容易獲取的資訊來源，而成為一種稀缺物，而且是帶有危險性的稀缺物。這特別不利於打破漢族民眾長久來持有的偏見，以及經過幾十年宣傳而沉澱下來的謬誤。 正由於此，達賴喇嘛帶領藏人流亡半個世紀，前二十年幾乎沒有任何資訊流入中國，中國民眾抱持著完全顛倒黑白的觀念而絲毫不自覺。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成為全世界尊崇的崇高精神導師，大多數中國民眾仍然懵懵懂懂。但是，達賴喇嘛很早就告誡流亡藏人，漢藏民族作為友好鄰居已有千年，總有一天還要互相為友。幾年前，我採訪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訴我說，他到達蘭薩拉後，第一次拜見達賴喇嘛，那時他還是未滿20歲的青年。尊者聽說他會說漢語，叮囑他“一定不要忘記漢話，以後會有用的”。 流亡政府的駐外機構及時配備了懂漢語的工作人員，擔任華人事務負責人，從事漢藏民間聯絡工作。由此形成一套體系，使得漢藏交流更為廣泛，也更加便利。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現在的漢藏對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境內出現了對西藏問題的反思，呼喚“解決西藏問題新思維”的聲音。 這是一場尚在進行的競賽，未來漢藏政治關係的結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場競賽的結果。不過，從佛教的角度看，因果相連，這場競賽的結果，就在競賽者的心裡：心有公義者勝。 轉載自《動向》2011年第9期
資料來源：李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