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恐怖份子的樣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拉薩三一四事件，將之歸因於藏青會的策動，而藉機將藏青會醜化為恐怖組織。三月三十日新華通訊社報導稱藏青會於十五日通過「立即組建游擊隊秘密入境開展武裝鬥爭」的決議，四月九日發稿稱拉薩查獲民間私藏大量武器，指控這些武器為藏青會所有，四月十六日，藏青會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gzin）接受義大利米蘭（Milano）《塞拉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ra）訪問時稱：「對西藏獨立事業而言，使用報復性人體炸彈是一個發展方向」，又引前主席的話說：「只要是為了我們的事業，我們是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無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次旺仁增並未說藏青會就是要發展暴力恐怖手段，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日報》則於四月十八日逮住機會指控藏青會由暴力走向恐怖，為此次旺仁增二十四日於達蘭莎拉召開記者會特地澄清，但五月四日新華社發布〈從暴力走向恐怖的「藏獨」急先鋒〉報導，仍指控三月十五日藏青會的決議還包括了「對人員、資金、武器購置等制定了計畫，擬從事前勘查過的中尼邊境偷渡路線秘密潛入境內。且為了徹底勝利，已經準備好至少再犧牲一百名藏人」。為此，藏青會特別在二零零九年出版《拒絕沉默——針對中共不實指控的回應》（Response: The Response to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Allegations），其中鄭重指出，藏青會根本沒有在三月十五日召開過任何會議。 丹真宗智也是藏青會的會員，我選了一首他有關恐怖份子的詩給大家欣賞。〈我是一名恐怖分子〉（I am a Terrorist）： 我是一名恐怖分子。 我想殺人。 我有 兩根獠牙 和蜻蜓尾巴。 被趕出我家時， 為了躲避恐懼， 救我一命， 門板猛撞在我的臉。 正義不斷被否定， 耐心受考驗 在電視上， 在沉默的大多數面前 被毆 被推擠在牆上， 從那條末路 我已經回返。 我是屈辱 你嚥下 皺著鼻子 我是羞恥 你埋在黑暗中。 我是一名恐怖分子 射倒我。 怯懦和恐懼 我丟置在山谷 在咪嗚的貓 和舔牙的狗間。 我一個人， 我再沒有什麼── 可失去。 我是子彈 我從不思考 從這錫殼 我為兩秒鐘的動人生命 一躍 和死者同死。 我就是 你留下的一條命 丹真宗智在二零零二年猛地進入印度人的視界，前已說過，他在當年贏得前瞻騎馬鬥牛士文學首獎，其實在當年年初一月，他則已先成功地策劃演出了一場個人的抗爭行動。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問孟買，丹真宗智躲在朱下榻的旅館屋頂上垂下西藏的雪山獅子旗，二零零五年四月，繼任的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的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時，又躲在二十層高的鐘塔一夜，趁溫家寶致詞時垂下雪山獅子旗。這招術用了兩次之後，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印度，印度怕丹真宗智又去抗議，為了維持秩序，乾脆叫警察限制他行動自由，留在山上，不准離開達蘭莎拉，並且警告他，說他是外國人，印度有權把他驅逐出境。而其實丹真宗智心裡想的是，他還巴不得被遣返回西藏呢。儘管印度對他這樣強烈地表達，可是後來抗議行動還是成功了，達蘭莎拉當地有六百位藏人絕食靜坐，另更有其他人遠征新德里，和僑居當地的藏人一起去嗆胡錦濤。這正是他行動主義的一種成功的實踐，成事不一定在我個人，只要大家有時間、有信念就可以去參與，發揮抗爭的力量。他為了抗爭而被警察推擠的樣子在螢光幕前當然是很猙獰、很難看的，誰不想形象優雅一點呢？ 從這首詩，可以看得出他有這種情緒上的苦痛和無奈。恐怖份子的心情是由屈辱、無助一直發展到為最後的尊嚴一躍，沒有人天生就是恐怖份子。丹真宗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西藏恐怖主義，他的這首詩則被收錄印度裔美國紐約市立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英語學系（Department of English）助理教授尼維迪泰‧馬宗達（Nivedita Majumdar）在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二零零九年出版的一本書《恐怖的另一面──南亞細亞恐怖主義文集》（The Other Side of Terror: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on Terrorism in South Asia）裡，我不知各位感覺如何。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溫家寶二度訪問印度，丹真宗智寫了一封給溫家寶的公開信，信上說：「我們也只是走上街頭，進行和平、非暴力的抗議。有人劫機嗎？有自殺炸彈客前來刺殺一位世界領袖嗎？沒有。我們一直堅守行動倫理並自我約束，因為我們仍未喪失尊者達賴喇嘛所主張的非暴力真理與信仰。」丹真宗智的這種非暴力抗爭，能和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相提並論嗎？ 七、甲米：吃蟲的民族 我們都很好奇，丹真宗智這種激進的行動主義，懷有非常深的流亡情傷，那他是怎麼看待中國的？當然我們臺灣人更好奇的是，他怎麼看待我們臺灣人？ 丹真宗智在〈甲米：我們的中國人想像〉（Gyami: Our Chinese Imagination）這篇文章裡有非常生動的描述。對於西藏人來講，中國漢人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民族，他們稱中國人叫「甲米」，甲米吃所有的東西，包括爬蟲、昆蟲，動物什麼都吃！！這種人類好奇怪，什麼都吃。他們孩子的命名是以用具或者是地上發出的聲響來的，像是Ching Chong Ling Zing（清朝靈精）。從小印象中的中國人形象，都是共產黨解放軍士兵的樣子，都很兇，都會打人欺負人。跋熱‧達瓦才仁來臺灣赴任之初曾經帶他女兒來臺灣，他女兒臺灣東西都吃不慣，為什麼呢？她說臺灣人都愛吃蟲，她把蝦子當成蟲。 丹真宗智說，他自小沒看過士兵樣子以外的中國人，而中國的士兵則都只是一群只會揮舞槍枝的野蠻士兵而不具備任何個性。中國人沒血沒淚，硬梆梆，不是士兵就是帶兵的軍官。他們小時候都喜歡玩官兵追強盜，臺灣的小朋友喜歡演官兵去追強盜，可是西藏小朋友卻是倒過來玩，和我們不一樣，他們總是扮演被中國解放軍欺負的一群人，在他們眼裡，官兵就是強盜。不同民族的政治情境，從小朋友遊戲中的情境模擬就可以呈現出來，所以他們小時候扮演中國軍官的人選，都是推給最胖的，而且還要演得像一個老菸槍。這是他們對中國人的想像，可以說這是他們的種族偏見，他們看待中國人就是這個樣子。如此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民族的小朋友從小不是在政府有意地灌輸之下、而是怎麼樣在流亡過程當中形成的歷史傷痕，──中國人就是要欺負西藏人、阿兵哥都拿槍隨便打人、罵人，都是這樣的形象，像極了中國人所謂的日本鬼子，那你想，漢民族和藏民族在中共的統治下有什麼可能會和好相處？這很難啊，因為種族偏見非常地深，這是在很多西藏年輕世代裡都存在的想法，從他們小時候玩的官兵追強盜就可以透露出來他們對漢人的不信任與防備。 這個問題的化解，則始終是達賴喇嘛所念茲在茲的。二零零九年八月，我受邀出席了由國際和解協會（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及瑞士西藏友好協會（Swiss Tibet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在瑞士日內瓦（Geneva）舉辦的《尋找共同點》國際漢藏會議，在達賴喇嘛的閉門座談會上，我親耳聽見達賴喇嘛說他們舉辦法會時都會祈福幫人消災解厄，而且一定會把修得的功德迴向給共產黨。包括我在內的很多臺灣人都覺得很莫名其妙，人家欺負你成這樣，還這樣大方地把功德迴向給他，這些老和尚未免也太道德高尚了吧。大家認為這樣是不是太矯情了，達賴喇嘛說，不是這樣啊，因為這些共產黨員不懂得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因為他們不懂所以就扮演了執行國家命令的角色，正因他們人性沒有被彰顯出來，他們不了解被壓迫民族的想法，所以他們造了很多的業。從達賴喇嘛的眼光來看他們，非常無辜，莫名其妙成了暴力國家的結構共犯，然後可能就這樣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了，實在太可憐了，所以要迴向給他們。由此可以知道達賴喇嘛這些西藏領導階層是怎樣想辦法在中共對西藏民族壓迫的情形之下，還要設法去維持漢藏友好的關係，化解仇怨，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你可看出他們至少就藏人的一方是在努力著的。 製造民族仇恨、透過民族主義來從事政治動員、凝聚西藏人民對中共的反抗，實在是太容易了。我們在賓拉登身上就看得到，在猶太錫安復國主義、在世界上很多受壓迫民族身上都看到過，你就是把你的對手醜化，然後跟它不共戴天，藉以來凝聚你們民族的團結。你可以看到西藏民族的想法是不一樣的，雖然中共這樣壓迫他們，但是他們對漢族還是心存憐憫的，為了西藏的永遠長遠發展，他們覺得還是要跟漢民族和平相處，而要和平相處，就是不要去擴大那個民族仇恨。雖然共產黨他們不懂，一直在製造仇恨，可是被壓迫的一方，還是不要擴大彼此之間的裂痕。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達賴喇嘛的歷史高度。 那丹真宗智呢？他這種年經人，怎麼去意識中國人民與西藏人民可能有某些方面的共同處境呢？在他下面所提到這個事件當中，他猛然發現西藏人民與中國人民的遭遇是差不多的。是什麼事情？這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丹真宗智自己講到，天安門運動為流亡藏人帶來全新的中國人形象，他們當時非常關心天安門運動的進展。而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潮之前，其實在那一年的春天在西藏也發生了暴動，當時胡錦濤是西藏自治區中國共產黨委員會的書記，胡錦濤頭戴鋼盔、手拿卡賓槍、坐著軍車，率領著中共解放軍進入到拉薩市區進行強力的鎮壓，這個事情導致西藏的僧侶和人民死傷慘重，但是這件事情當時很少人知道，因為它遠在內陸，消息都被封閉，外界很少人知道，反而是天安門運動在當時受到全球關注和報導，所以西藏人他們從印度中國人社區偷錄來的新聞節目看到有關天安門的報導。丹真宗智那時候還是小孩子，非常驚訝地目睹中國士兵與坦克長驅直入天安門廣場殺死他們自己的學生和人民，那一刻丹真宗智他心想，原來中國人民跟我們西藏人一樣，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是壞人。這件事情不只對丹真宗智產生影響，對最近很多新的西藏流亡世代也是，他們開始反思，而且已經接受中國人的其他面孔，也就是不是只有一張兇惡的面孔拿著槍殺人打人，中國人裡面還有一批人跟他們西藏人一樣受到壓迫。至少對丹真宗智來講，他心目中中國人形象的改變，就是從天安門事件開始的。 對於六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天安門的事件，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流亡社會，以及全世界或印度當地，都在公開聲援北京學生、譴責中共暴行，可是同樣一九八九年在拉薩發生的抗暴事件，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本身人民與學生卻所知不多。所以我曾經聽過有這樣的說法，就是說中國大陸有一些漢人他們覺得對西藏人有虧欠感，因為天安門事件當中西藏人為了中國漢人極力奔走，希望中共不要把槍對準他們，而西藏人他們自己也在各地進行有關的抗議示威；可是當西藏人被胡錦濤鎮壓的時候，卻幾乎沒有一個漢人對他們聲援，我有聽到漢人提到過這個東西。 八、追求真正的民族自治 丹真宗智他的政治立場，很清楚地，跟達賴喇嘛有些差異，我在這做一點說明： 達賴喇嘛主張所謂的中間道路，以達賴喇嘛的話來講，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實施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這說法曾經遭遇過很多人的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的西藏民族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本來就都是謊話連篇，怎麼祈求用這東西來保障你們的自治，那不是把西藏民族的命運，都寄託在不可信任的對手承諾上嗎？這個問題在西藏流亡社會內部有很大的爭論，特別是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後。這些失望的西藏人和他們的流亡人民議會，對於中間道路一度喪失信心，認為被騙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承諾要在北京奧運期間改善人權狀況嗎？他們以為有機會可以回家了，但是都沒有。他們問道：「我們為什麼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北京奧運結束後，西藏流亡社會重新討論這個問題，根據〈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第五十九條的有關規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至二十二日在達蘭莎拉召開了為期六天的第一次西藏全國人民大會，經過冷靜的思辯和審議之後，還是確認了中間道路政策，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日，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依照西藏人民大會共識，再次一致通過支持中間道路的決議。 最後還是回到中間道路，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的西藏民族自治，他們還是回到這條路上來。為什麼這樣卑微地接近屈辱的一種要求，是他們拿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的唯一主張？依我們臺灣人或漢人的習慣，買賣一般都是要討價還價的，甚至於為此把價碼喊高讓你殺，各位如果有機會到大陸旅遊去購物的話，就知道買東西一定要殺價，殺價要從兩折殺起，商人想說你一定會來殺價，所以我要把價格提高。可是西藏人卻不是這樣的，他們不懂得殺價，「我就是要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的民族自治」，所以中共就說你們已經自治了，我們現在就有一個西藏自治區，那你們還需要什麼？藏、中雙方對這問題在制度主張和實際運作上都各有很大的衝突，當然根本的衝突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自治實質和達賴喇嘛所認知的「真正名副其實的自治」是兩回事。真正的自治是指什麼呢？就是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傳統文化要由他們自己來決定和治理，在我們西藏人頭上的中共黨委和書記這套黨國制度，請你們送回到內地去自己享用，但我想這一套東西甚至連大部份的中國漢人也不太喜歡吧。 對於西藏民族自治，我有個最低限度的答案，就是「請共產黨的手不要伸進來，讓我們真正地來自治」。中共對於達賴喇嘛所謂的真正自治主張是非常不放心的，他們有基本價值上的嚴重差距。因為達賴喇嘛所講的是民主的自治，是擁有自由的選舉、尊重人權、三權分立的自治，根據西藏人民議會通過而由達賴喇嘛批准頒布的〈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規定，西藏流亡社會採取的是三權分立的制度，行政權歸人民直選的噶廈內閣總理大臣噶倫赤巴，立法權歸人民直選的人民議會，司法權則由最高法院行使，除代議民主外，另有全民公決的直接民主設計，民選噶倫赤巴和公民投票的倡議，乃受到臺灣民主很大的影響，至於法王達賴喇嘛本人，原來則擔任國家元首，不過實際上他權力正當性的來源，是他在藏傳佛教神權國家中的政治與宗教領袖地位和道德化的政治上影響力，倒還不是該一憲章的賦與，何況在該憲章當中，他就是虛位元首。既然達賴喇嘛的政治聲望和權威並非來自憲章，因此，達賴喇嘛是否兼任國家元首，都不會動搖到他的政治影響力，在這一情況下，達賴喇嘛則強勢推動流亡民主，以保證西藏甘丹頗章王朝政權的政教分離與世俗化發展，而決定在二零一一年召開第二次西藏全國人民大會進行修憲，將其國家元首權力全部下放予民選噶倫赤巴，等於自行自此終結了達賴喇嘛一系的政治職務，換言之，民選噶倫赤巴今後將兼領國家元首的職權，其在憲政上的地位，已接近於民選的實權總統。 但這套東西，你要帶回到西藏民族推動，則將與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制度及其價值有很大的衝突。中共不講三權分立，中共在憲法當中即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所以根本沒有政黨政治的空間，而且軍隊由共產黨領導、國家公務員需對黨國效忠，莫說權力分立，連行政中立的概念都沒有，所以這跟達賴喇嘛所信奉的普世民主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如果達賴喇嘛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實施所謂的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這勢必會對於其他民族乃至於漢族產生一個示範作用，亦即西藏人可以，為什麼我們漢人不行？只要有可能產生這種政治效應，中共必定要百般敷衍與阻攔。 達賴喇嘛凡是提到真正自治，在各種場合乃至於和中共談判對話的時候，一定會提到香港，說我們要的西藏自治，就是香港自治的那一套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你們中共可以對漢人實施一國兩制，我們跟你們民族不同、傳統文化等等什麼都不一樣，豈不是更有符合一國兩制的資格？可是中共不願意，香港原本不在它手裡，但西藏可不同，已是它嘴裡的肥肉，這是雙方談判一直沒有結果的根本理由，於雙方的價值觀實在相差太過於懸殊了，很可能中國不民主化，交集就不會有出現的一天。 還有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老挾持漢人的種族民族主義來壓迫少數民族。你們看西藏的或者是新疆境內的社會衝突，無一不是沿著民族的分歧線形成的。你看到的，不是中共官員跟一般老百姓的對立，在西藏和新疆你看到的還有漢藏民族衝突的面向。這問題出在哪裡？是中共為了鞏固它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而強化了漢族的民族主義，因為漢族是中國的主流強勢民族。你們看中國大陸拍攝的電視劇，就可以嗅覺出來一種氛圍，喜歡講漢朝、唐朝、清朝征服番邦四夷，西藏原名吐蕃，「蕃」常訛寫成「番」，西藏就是番邦。中國從清朝末年以來不斷受列強侵略，那種民族屈辱感非常深層，所以現在好不容易中國人站起來了，如果少數民族分離出去，大部份中國人民在民族自尊心上無法接受，這是祖宗流血流汗拼過來的土地，怎麼就可以這樣輕易就從我們手上流失掉？所以丹真宗智在〈外交與威懾〉（Diplomacy and Deterrence）一文中說了：「不解決中國與西藏的基本衝突──即漢族中國對於西藏人、蒙古人、伊斯蘭突厥人和滿洲人的種族主義主張，中國和西藏之間將不會有和平。我們可能會進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類的處境」，而西藏問題的根本解決，則不能迴避與「中國的安排來成就西藏」，他把問題看得很透澈，西藏和中國的問題，根本在於漢族的種族主義。西藏流亡社會裡面的恐怖份子非常擔心他們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會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樣，你們這樣就知道，這位恐怖分子到底有多恐怖了。 九、被中共壓迫的人民要團結起來 丹真宗智這個恐怖份子早期對中國人的印象是很差的，是會吃昆蟲的動物、名字跟工具摔到地上聲音是一樣的，但當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發現他跟中國人同樣都面對著中國共產黨的暴政，他們的心思是在一起的，所以雖然丹真宗智對於達賴喇嘛主張中間道路是持保留態度的，基本上他支持西藏獨立，也認為西藏人民有正當防衛的權利，但他也認為西藏是不是真要獨立，到時候要看西藏人民的集體決定如何再說。這和我對臺灣獨立的立場是一樣的。他知道，和中國人做生意，就是要和他討價還價，你如果跟他講中間道路，他就跟你玩，他會跟你說，你們已經自治了，已經有西藏自治區了，西藏一九五九年之前就已經在搞民主改革了。丹真宗智因而說，我們流亡社會不要都是一個調調，不要都只是擁護中間道路，我們要有人唱反調，唱反調的目的主張讓那主張與中共談判中間道路的人有一個民意的後盾，中共如果不接受我們這麼溫和的中間道路路線的話，你看我背後一大堆人喊著要獨立，所以在西藏與中共周旋的過程當中，丹真宗智這群人主要是要扮演黑臉的角色，他們要把獨立的聲音唱出來，讓西藏和中共談判的代表有更多的戰略縱深，這就是他的想法。 他也承認，西藏要獨立沒那麼容易，因為你現在面對著的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有史以來力量最大的極權國家，占有全世界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整體國力又是那麼強大，青藏高原在它手上，控制著亞洲次大陸跟中國大陸的重要水源，如果沒有讓這樣的中國產生改變，它怎麼可能讓你安穩地獨立？可是也不能單獨讓西藏人去爭取獨立，因為他們的力量太單薄。西藏人在世界上反抗運動裡的道德性很高，達賴喇嘛到哪裡都受到歡迎，可是畢竟他們不是個國家，沒有軍隊，只能憑靠著道德的信念跟勇氣戰勝中共，只有這樣子而已，丹真宗智因而認為，可以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組織一個可以爭取國際自由民主力量的聯盟，共同推翻這騎在十數億人民頭上的腐敗殖民共產政權。在香港、澳洲、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歐洲各國，都有中國民主運動的工作者和支持者，還有臺灣、蒙古、西藏、滿洲、東突厥的獨立運動者，以及在各國無處不在的法輪功學員，都可以成為盟友，他相信大家團結起來，中國有一天一定會得到自由民主，而當中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時候，他們西藏人就可以真正意自由決定他們的前途，而也許當那時候，他們也沒必要堅持要去獨立，也可以在中國的框架下與各民族和平共處，可以共同分享彼此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成就。如果中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那他們也願意留在中國。在〈甲米：我們的中國人想像〉一文裡，他特別提到臺灣，認為臺藏像朋友一般，雙方的民主人士應當結合在一起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跟西藏流亡社會有一個共同的合作基礎，民主與自決。獨立雖然是丹真宗智的政治理想和目標，可是他基本上仍是希望這些被中共壓迫的民族和中國民運大家能夠攜手合作，互相認識理解體諒，還有互相鼓勵。那不單純只是丹真宗智個人的想法，西藏流亡政府過去在全球各地推動國際聲援西藏自由運動多年，卻和中國民運和臺灣沒有太密切的往來，因為像丹真宗智的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是外國，中國民運還是站在漢人立場，所以沒有合作的空間，臺灣人是中國人，一定站在漢人的立場。 丹真宗智在〈甲米：我們的中國人想像〉這篇文章裡特別提到一九九七年達賴喇嘛訪問臺灣弘法之後，他們發現臺灣人和他們印象中的甲米中國人不一樣，蔣中正總統早在一九五九年就發表〈告西藏同胞書〉，承認西藏人民有民族自決獨立建國的權利，〈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正，也已決定在二零一二年起裁撤掉被視為中國殖民主義象徵的行政院蒙藏委員會，臺灣不再對西藏主張繼承自帝國的霸權。臺灣人非常友好和熱情，而且願意去理解與同情他們這些流亡藏人的處境 ，在座各位就是其中的典型，否則這種題目怎麼可能受到安排，職是之故，他們對臺灣人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講一個例子證明臺灣在西藏流亡社會中的影響力。我從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那裡聽到，印度所有的喇嘛廟最大的香油錢來源，都是來自臺灣信徒的捐獻和供養。如果沒有臺灣這些信徒或臺灣民間社會甚至政府的支持，他們的文化無法像今天這樣順利而蓬勃地在印度生根發展，所以臺灣讓他們認識到，漢人當中也有一個對他們非常友好的族群。 最後要談到的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或者是達賴喇嘛本人，他們現在在面對中國共產黨方面，已決心採取不同於以往的作法，就是要跟中國民運、臺灣、新疆維吾爾族反抗運動要有更多的合作與對話，特別是達賴喇嘛所倡導的非暴力抗爭，他們覺得對於新疆的反抗運動可以有某種啟發，因為新疆的反抗運動偏向暴力，國際和中文論述貧弱空虛，容易被中共導向為恐怖主義，道德政治層次的訴求不高。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熱比婭‧卡德爾與達賴喇嘛初次見面，該月熱比婭當選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次年即宣示要向西藏自由運動學習，二零零九年新疆爆發七五事件，熱比婭更積極在維吾爾運動內部倡導中間道路和非暴力抗爭，她所受到質疑的最大理由，是西藏二十幾年的中間道路對藏中關係毫無進展。無論如何，幫助維吾爾人民在抗爭層次上提升，和中國民主化的事業合作，這是達賴喇嘛政治影響力的貢獻，因此西藏和維吾爾最近的互動非常密切。中共內部的有識之士還應該感謝達賴喇嘛才是。 臺灣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雖然政治上立場相斥，但是經濟上的整合與文化的交流，因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簽訂已經開始啟動了。非常多的中國大陸人民來臺灣觀光旅遊甚至未來臺灣求學、工作。臺灣是全球離中國大陸最接近的華人社會和民主國家，臺灣跟中國大陸同文同種，所以臺灣是最容易將外面的訊息傳遞到中國大陸的一個轉運站。西藏人希望回家、希望在中國尋求真正自治的一種心聲，因為無法透過媒體正常管道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老百姓知道，可是他們可以繞一圈，透過臺灣的媒體、在臺灣出版有關的書籍或者是錄影帶等等，把他們的理念透過臺灣，給那些來臺灣旅遊等等的這些中國人，讓他們把西藏人真實的想法與聲音帶回中國大陸地區，以突破中共對他們的抹黑。當下西藏這個時候，正好在舉行人民議會對他們內閣總理大臣的質詢，他們的總理是由流亡社會一票一票選出來的，也有可能受到我們臺灣總統民選的影響，他們也在全球各地華人社區，包括我們臺灣，邀請了媒體前去印度那裏見證西藏的民主化，從這裡可以看出來，他們多希望他們的努力讓華人社會能夠了解。 今天，我們正是由丹真宗智在西藏社會裡這樣一個性格強烈、旗幟鮮明主張獨立的激進行動主義者的身上，來看西藏自由運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也希望，我們臺灣經過民主轉型的階段成為民主的國家後，臺灣的人民要認識到，民主也是有可倒退崩潰的。我們民主最大的威脅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民主想要鞏固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定要是個文明的國家，我們臺灣民主自由才能永續發展，而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由民主，我們就要對於被中國共產黨所壓迫的弱小民族，至少在道義上給予同情和支持。我們臺灣絕對不可能封閉起來，不管世事、不去聽其他人的聲音，絕對不能是這個樣子。我們要把我們的人權立國基本價值與生活方式，盡量讓更多中國大陸的人民知道，鼓勵他們超越剛剛丹真宗智所提到的中國種族主義那條界線，從普世的價值，來接納臺灣或者是世界上不同民族與其地位平等的權利和事實。 我報告到這邊先告一段落，接下來的時間，歡迎各位一起來自由討論。 答問： 中共試圖藉干預靈童認證掌握西藏 陳明雄（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副主任）：各位針對今天這位主角丹真宗智有沒有疑問想提出來問曾教授的？這個題目中的丹真宗智這個人可能很多人都不認識。當初我們要安排這個主題的時候，就是希望像西藏這樣一個特殊的區域、民族、文化，我們能夠透過一場演講來了解一個輪廓。我有一個問題，不知大家是否有察覺到，我們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裡面，並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沒有什麼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聖戰，西藏是一個宗教化的民族，如果它不能獨立，憑藉宗教來和中國大陸政權展開抗爭，是否也有可能？第二個，教授有提到說猶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民族衝突，其實當中宗教的力量真得非常大，雙方都充斥著所謂宗教的狂熱。假如說一個人沒有很堅強的信念、中心的思想，隨時搖擺，等於跟你什麼話講過就不算數，就像一個玩法律的人來做領導者，張三請我幫他答辯、李四請我幫他答辯，隨著誰請便依誰。反而是一個宗教家，他比較適合領導小國的奮鬥，因為他堅強和具有意念。鴻海集團的郭台銘董事長曾經講過一句話：「阿里山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種子掉到土裏就決定了」，不是偶然地要成為神木，而是早就註定要成為神木了，它就是有那樣的心，在任何的環境裡，都要起來。西藏的人們到底能否獨立，我不知道各位的看法怎樣，我剛講過了，我們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我們中國至多只會爭權奪利。中國為什麼那麼大，主要是這個包容的力量。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能不能包容西藏？能不能用包容來化解他們的衝突？如果發生宗教戰爭式的對抗，會不會怎樣？各位有沒有誰對這個有意見的？ 劉紹群（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新竹市政府碩士學分班學生）：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是不是所有流亡在外的西藏人都沒辦法回去西藏？比如說，我們臺灣人可以去西藏旅遊或者是在那工作，他們不行嗎？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我記得在西藏，他們也有一個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喇嘛第十一世額爾德尼‧確吉傑布，他的身分和達賴有沒有什麼不一樣？達賴為什麼沒辦法去認同在西藏的那個班禪？ 曾建元：我試著回答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流亡藏人有沒有辦法以個人身分回到西藏？他如果能夠合法申請當然理論上可以，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可以拒絕自己的公民回國，因為他們並不承認回家是基本權利，不容國家侵犯。所以我們主要談的問題是什麼？要談的是西藏民族整體在流亡政府的領導下要一起回去，如果是個別的話，只要個案處理那大概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談的是共同命運與集體選擇的問題，是西藏流亡政府帶領流亡藏人一起回家，一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西藏民族如何自治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談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關係。我大概知道達賴與班禪的關係是互為師生的，因為他們轉世的時間都不一樣。歷史上，達賴與班禪這兩個政教系統總有某種程度權力上的緊張關係，雖然達賴喇嘛是正元首，而班禪喇嘛是副元首，但是他們有各自專屬統治的區域，像達賴喇嘛是前藏，而班禪是後藏。在傳統上，班禪喇嘛的系統跟中國比較親近，達賴喇嘛系統比較強調自主獨立，而與英國或印度合作。我想這很正常，亦即當國內有兩組力量在互相競爭的時候，他們會各自尋找外援來加碼，以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班禪的系統就是和中國合作，達賴系統與英國及其後的印度合作。中國共產黨統治西藏未久，達賴喇嘛出走逃亡，第十世班禪喇嘛確吉堅贊就成為西藏原鄉裡最高的政教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委員原本就是第十世班禪喇嘛，等達賴出走，他就成為代理主任委員。可是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班禪喇嘛因為在一九六二年寫了〈七萬言書〉批評中共的民族政策比蔣中正和馬步芳不如，而被逮捕入獄長達十年，文革結束出獄後，身心俱疲的班禪渴望家庭，看上了國軍降將董其武的外孫女李潔，而且還真得生下了個女兒叫堯西‧班‧仁吉旺姆。你們到網路上面可以查到西藏的公主。西藏怎麼會有公主呢？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都是和尚，怎麼會有女兒呢？西藏公主就是第十世班禪喇嘛的女兒。他結婚以後，雖沒有宣布還俗，但再也不穿僧服了。班禪喇嘛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備受屈辱，中方根本就是在刻意毀損他的活佛形象。 文革結束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開黨的第十一屆第三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進行撥亂反正，氣象為之一新，一九七九年二月，班禪復出，呼籲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返國，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受鄧小平之邀密訪北京，當面向鄧小平建議應重視班禪，一九八零年二月，胡耀邦上臺出任中共總書記，嘗試要修復西藏關係，班禪喇嘛提出建議，要檢討西藏傳統文化的復興還有在中共統治下政治制度改革等等的問題，但這事情不能由我自己來決定，是不是能把達賴喇嘛一起找來商量？西藏甘丹頗章王朝噶廈政府在這種背景之下，在流亡二十幾年之後才有機會再跟中共進行接觸，一九八一年起嘉樂頓珠即多次率領旅印藏胞上層人士參觀團來到中國。可是胡耀邦上臺沒多久就下臺了，因為作風過於開明，造成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思自由化風波，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安徽省合肥市爆發丙寅學潮，讓鄧小平順勢以處置失當為由給趕了下來。班禪一九八九年回到西藏，可能因離鄉太久，無法適應高原氣候而猝逝，但也有人相信是中共剷除胡耀邦影響的一環而加以謀殺者。 雖然班禪與達賴之間傳統上有些緊張關係，但是班禪第十世對於西藏傳統文化受到摧殘，最終還是站在維護西藏民族尊嚴的角度來跟中共爭取，所以在這點上面，達賴喇嘛政府對班禪喇嘛在中共統治下儘管被當成樣板，都沒有什麼批評，甚至還很感謝，幸虧有班禪喇嘛想辦法在內部設法維護他們的文化。班禪喇嘛第十世圓寂之後，關於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有道程序是由達賴喇嘛認證的，所以達賴喇嘛自己依照傳統儀軌認證了一個班禪喇嘛第十一世叫更登‧確吉尼瑪的，但西藏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豈容達賴喇嘛勢力復辟，於是也自己找出來一個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額爾德尼．確吉傑布，所以現在班禪喇嘛第十一世鬧雙胞胎。當達賴喇嘛宣布更登‧確吉尼瑪就是我承認的班禪喇嘛，確認其身份之後，他就變成了全世界年紀最小的政治犯，就此就消失不見了，因此我們現在看到很活躍的，在二零零九年三月第二次世界佛教論壇於江蘇省無錫市的開幕式上以非常流利的英語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出現的班禪喇嘛第十一世，就是為中共所扶植的額爾德尼．確吉傑布。他的學問在中共的培養之下，非常良好，人也非常帥氣，不能不說是個人才，但現在就是出現了這一問題，對於流亡社會或藏傳佛教來講，他們不承認這個班禪喇嘛，因為沒有得到達賴喇嘛的認證。後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西藏喇嘛教有五大教派：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噶當派、格魯派，他們的宗師、他們的寺院、還有法脈，都已經遷移到印度去了，最後跑到印度的是噶舉派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他在二零零零年一月逃亡到印度。西藏正宗的法脈都在印度，噶瑪巴非要到印度不可，是因為沒有得到五大教派的認可，他大寶法王的佛法權威無法被承認，達賴喇嘛還有班禪喇嘛要完成佛學的修持，同樣要得到五大教派的認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一九五九年得到拉讓巴格西佛學博士資格認可，就必須通過五大教派五大法脈教義的考試。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班禪喇嘛，無論真的還是假的，除非逃到印度去，都沒有機會去經歷這些過程，因為所有這些佛學教育過程都沒辦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西藏完成，所以對西藏流亡社會乃至整個西藏社會而言，他們不可能承認中共扶植下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正當性。 達賴喇嘛的身後佈局 二零零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了一個行政法規，叫做〈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各位上網都可以查到這個辦法，它明文規定活佛轉世要中央政府批准才算數，這樣很矛盾，共產黨是無神論者，竟然管到人家宗教內部教主轉世的問題，還非要讓他們批准不可。共產黨有什麼權威來判斷某個靈童是不是活佛轉世？不過就是國家暴力嘛。它通過這個法規很清楚是有針對性的，那就是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轉世之後，中共便可以透過〈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在他們國內進行認證而扶植一個另外像第十一世班禪喇嘛這樣的傀儡。 那達賴喇嘛怎麼處理這個問題？他在一九九七年曾經說過，達賴喇嘛轉世不是永遠的，他可以透過西藏流亡社會的公民投票來決定還要不要維持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如果大家覺得這制度不要了，那就停下來，因為轉世是達賴喇嘛自身決定的，他可以決定要不要轉世，不是非轉世不可，他也可以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這明顯是在挑戰和反制中共的〈活佛轉世辦法〉。達賴喇嘛推動〈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修正，要解除達賴喇嘛的國家元首地位和政治權力，而且噶廈內閣總理大臣早就民選，所以未來西藏政治上存不存在達賴喇嘛這樣的職位已經不重要了。此後他會純粹是一個宗教領袖，而他不再是世俗的政治領袖，達賴喇嘛已經開始進行這樣的身後佈局了，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投票選舉總理，一個世俗化的西藏民主政府即將問世。很多人預測，如果達賴喇嘛不轉世了，那誰可能在達賴喇嘛圓寂後擔任西藏祜主與藏傳佛教領袖的角色，很多人都期待著大寶法王。這代表什麼意思，就是說西藏法王的這個位子不必要是我一直透過轉世來壟斷，也不必然要一直由格魯派來擔任，只要有才有德有道者，就能坐上西藏精神領袖的這個位子。你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在這個地方，是在跟西方社會的接觸後，有了超越傳統西藏的做法與想法，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魄力和見識。 非暴力抗爭是唯一的選擇 丘龍飛（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新竹市政府碩士學分班學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我是新竹市政府的秘書，今天我們中華大學的研究生們也來到了現場，看到我們社區大學的學生那麼努力，我們由衷地感到欽佩。在這邊想請問曾教授一個問題，因為本人也是中華戰略學會會員，前陣子我們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空軍戴旭上校在深圳大學有一個演講〈2030肢解中國──美國全球戰略與中國危機〉，這個演講大概半小時，他是講到中國在美國爭霸的全球戰略中所面臨的危機。就這個問題來講，達賴喇嘛的武裝抗暴還有一段路徑，可以經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給予訓練，他說這對中國大陸是有威脅的，西藏再這樣發展下去，有沒有可能發生一次武裝起義？ 曾建元：西藏武裝反抗的問題，中共非常提防和在意的。的確，在一九五九年當時，西藏是有反抗軍的，就叫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而這支反抗軍的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背後指使和訓練的，當然我們臺灣也有插手其間，希望與西藏合作反攻中國大陸，因此一些當年西藏反抗軍的子女後代是在臺灣，像我們蒙藏委員會藏事處副處長娥舟文茂就是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接濟來臺的西藏孤兒、忠良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西藏的支持，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時代就停下來了，因為美國當時陷入越戰，國家和人民損傷慘重，國內反戰蜂起，對美國政治產生很大的壓力。美國人不願意在別人的戰爭中耗太久，如果為了主持世界正義打兩下那它還蠻願意的，長期沉陷在那個地方，而且還是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絕非等閒之輩的大國，就要考慮考慮了。所以美國中情局就停止了對西藏的援助。有一部紀錄片叫《西藏諜影》（The Shadow Circus: The CIA in Tibet），裡面主要就是談這段歷史。《西藏諜影》的最後畫面，是西藏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戰士們是在尼泊爾木斯塘（Mustang）這個地方，流著眼淚讀著達賴喇嘛的諭令，叫他們放下武器，因為「這一場戰爭我們不可能成功」。叫軍人放下槍，不要再打了，雙方都是出自於對同胞的大愛，那種心裡感情的掙扎與拉扯，很感動人。有些人拒絕放下槍的，則自殺了，或是抗命，最終為尼泊爾剿滅。達賴喇嘛要求非暴力抗爭，這是命令。佛教是不輕易殺生的，包括自己的生命，也必須予以尊重，不輕易地犧牲。我不認為美國中情局還會再幫西藏訓練游擊隊，我認為不可能，而且西藏流亡政府也沒有這個動員能力，因為要在人家的領土上訓練軍隊，印度不可能允許的。尼泊爾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一向很好，這次西藏流亡政府第三屆民選噶倫赤巴的選舉，在尼泊爾的投票一結束，尼泊爾政府馬上就把投票箱給沒收了，它就說你們怎麼可以在我們國家內進行你們的主權行為？所以尼泊爾更不可能讓西藏流亡政府在它的國境內有西藏的游擊隊，更何況當年西藏退守木斯塘的游擊隊，最後就是被尼泊爾的軍隊消滅的，不是中國解放軍，而是尼泊爾，因為它認為你侵犯了它的主權。 在喜馬拉雅的深山野林當中可能可以安置游擊隊，但是這跟他們的政策和宗教信念是不相符合的。你不能說西藏流亡社會當中沒有軍事人才，印度建置了一支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有一萬多藏人加入這支印度軍隊，如果說未來西藏要進行武裝集結的話，那麼在印度軍隊裡面服役的這些人，他們有這樣的戰技，也許可以很快地組織起來，可是目前他們是效忠印度的，印度政府也不容許這些人在自己境內組成另一股勢力，所以有關西藏流亡政府支持武裝抗爭或恐怖主義的說法，我直覺是抹黑。 各位上網可以去查看中共是怎樣形容達賴喇嘛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在二零零九年誣衊達賴喇嘛是「人面獸心的魔鬼」、「披著袈裟的豺狼」，還說共產黨才是西藏人民的活菩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秦剛也說達賴喇嘛是「披著羊皮的狼」，這些政府言論連基本的修養都沒有，何等地粗鄙，就這樣地指責全世界都很尊敬的一個領袖。一個連基本的教養都不願意保持的政府，如何善待被它統治的人民，我不相信，他們說西藏藏青會是恐怖組織，也不自己照照鏡子，根本就是刻意抹黑。 陳明雄：我在此做一個結語。各位手上的資料，就是丹真宗智寫的〈我的那種流亡〉。在手上資料的第五頁，記載著這篇文章得到印度前瞻騎馬鬥牛士文學獎首獎的理由：「作者以動人的直白述說了作為一個西藏人身處在這世界上的悲劇，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全世界所有流亡者的哀傷。」我們當初選擇這個主題，就是為了向西藏勇敢的志士致敬，無論他們是為了祖國復國或是追求真正自治。臺灣的情形也是一樣，雖然我們稱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可是我們旁邊的同樣這個惡鄰也隨時在侵凌我們，情況怎麼樣，我想這各位也都知道。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蒞臨。謝謝。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假新竹市立東門國民小學教師研習中心舉辦公共參與週系列演講，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學生陳忠毅整理初稿） 作者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兼任副教授 華人民主書院董事‧臺灣圖博之友會監事 民國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十一時增訂於 新北市板橋區喬崴來芬園 轉載自《綜覽中国》
資料來源：曾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