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流亡詩人丹真宗智的詩文與行動主義 丹真宗智，一個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詩人，在從小成長的異國獲得英語文學獎的桂冠。他的家其實是在喜馬拉雅山雪域的雲端，但他從沒去過，也回不了，因為那兒被一群不信神的中國共產黨人盤據著，而只能在夢裡懷想。他想回家。更期待達賴喇嘛十四世能帶著他和所有的族人同胞回家。可是五十年過去了。難道他們還要這樣一代又一代無窮無盡地等待下去嗎？一個詩人，他能怎麼辦？ 一、前言：一篇讀書心得報告 新竹婦女社區大學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白天平日可能有工作要上班或晚上有家庭要照顧，卻仍基於求知欲來我們婦女社大上課，我對這種追求知識的意志力非常佩服與感動，這和攻讀學位的動機不同，可說是純粹為了知識的興趣來上學的，我在很多的社大當中看到學員都有這樣的精神。我聽到婦女社大說要在本學期的公共參與週裡舉辦多元文化有關主題的演講，我就想到我最近幾個月的時間，從暑假到現在，正好在從事的翻譯工作。我目前在進行的，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西藏流亡詩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的三本著作中文版的翻譯，他的三本著作《穿越邊界》（Crossing the Border）、《轉圈朝聖：故事和詩》（Kora: Stories and Poems）和《獻身》（Semshook）都已經翻譯完畢了，所以各位應該是全球華語世界第一批可以完整了解這位西藏詩人丹真宗智他的人與思想的人。他的書預計在民國一百年出版，或許可作為我們中華民國百歲的獻禮。我剛好翻譯完，所以願意藉著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我閱讀丹真宗智的一些心得。 這場演講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讀書心得報告，因為我是在海島上面，穿過千山萬水，穿越喜馬拉雅山，用心思到了印度那一端，去看看一個文化、血統、風俗習慣樣樣都與我們不一樣的人。他對於「中國人」的概念，跟我們一樣有很多的疑惑，一個天涯海角本來沒什麼相關的人，卻因為在歷史淵源上都和中國有一段扯不清，也都在當代同樣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迫，而使我們臺灣（Taiwan）與西藏（Tibet）兩個T的命運很奇妙地被連結在一起，這是我有機會希望把丹真宗智的東西介紹給華人讀者們的很重要的動機。 西藏流亡社會是從西元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人民在拉薩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暴動爆發後，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領十萬人民流亡到印度去而形成的，這些人到目前為止，還在抗拒中共的統治，但他們的反抗方式在全球的反抗運動當中，卻獨樹一格。世界上很多少數民族的反抗運動也是具有宗教情懷的，而把反抗運動視為殉道，因此人民前仆後繼，樂此不疲。可是西藏的反抗運動跟其他民族的反抗運動特別是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錫安復國運動，卻有很大不同的面貌。當我們看到很多來自於中共的政治上宣傳，說達賴喇嘛與其人民是暴力集團、恐怖份子或者是分離主義者等等的批評的時候，我就想，我們何不就選擇一個在西藏流亡社會當中被認為是最激進最暴力的人丹真宗智，以他為例，來看看這些流亡的西藏人們在想些什麼，看看這一位最激進的人，舉重以明輕，不就可以知道溫和的人在想些什麼了？就此，我覺得丹真宗智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所以這是我跟各位做這一場報告的原因。我今天大概會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來介紹丹真宗智，最後會留一些時間作互動的對話與討論。跟各位坦白一下，這三本書雖然翻譯完畢了，但我的讀後心得尚未完成，譯序也還未準備提筆寫，所以正好可以利用今天的機會，只要把報告的內容整理成文字，也就可以完成我個人的書評，甚至還有機會放到書裡面。好，各位學員，就當譯序的寫作工作現在已經開始了，我邀請各位跟我一起來寫這個序，我報告之後的自由討論與對話，如果沒有人有異議的話，我則會整理後放到文字記錄或書裡面去發表，這是這個演講的附加目的， 二、兩個西藏世界 接下來我要介紹丹真宗智這個人，請先看一下丹真宗智的圖像，──抱歉，投影片準備得有些倉促。各位讓網路上的搜尋引擎跑一跑，就可以在多部西藏的紀錄片或新聞報導，或有關西藏激進份子的連結，處處看到丹真宗智的身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或官員，例如國家主席胡錦濤或者國務院總理之前的朱鎔基、現任的溫家寶，只要這些大官到印度訪問，你一定可以見到丹真宗智的身影，他一定設法闖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或中共大官所下榻的旅館搞一些花樣，想方設法從事騷擾性示威，因而是讓中共頭痛不已的一號人物。他老是製造中共的困擾，無役不與，堅定執著而無悔，是一個在當代西藏反抗運動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可是他所謂的行動主義，不過是掛白布條或是把西藏國旗雪山獅子旗懸掛起來或是散發傳單主要這些類型的行動而已，他不會丟汽油彈或者搞汽車炸彈。他主要的反抗行動就是這些溫和的示威方式，卻是西藏流亡社會的反抗行動裡最激進者的代表之一。 像他這樣的人，在印度的西藏年輕人當中還不少，他們有一個組織叫做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的成員大部份都是一九五九年以後那一代流亡到印度人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們絕大部份都是在印度長大的，甚至可能有些人的西藏話也不太流利，當然對於中國話、漢語完全陌生。我曾經有機會接待印度西藏的一些團體代表到臺灣來訪問，就感到在溝通上是有些困難，他們主要講的是西藏語或者是印度的官方語言也就是英語。流亡藏人青年世代在文化上是認同西藏文化的，但他們跟我們印象中電視上中國大陸西藏節目裡面的藏人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基本上這些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世代是不會漢語的，因為他們在印度長大，所以和中國沒有在文化上面的聯繫或者是共同生活的感情。畢竟是在印度人的土地上，再隨著西藏流亡社會對於他們年經人的栽培，許多人在印度主流社會或到了西方國家學習新的現代知識和觀念後，在文化上面也就和中共統治下的西藏慢慢產生隔閡，對於普世的文明價值認同，也和中共統治下的西藏有所差距。這些在印度長大的青年世代可能跟我們臺灣的青年世代在思想、觀念上的差異不太大，比如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政治概念，這是因為印度是一個老牌的民主國家，他們在印度長大，這方面的價值也就隨之深化、內化。更糟的困境是，他們遠離他們的家鄉，但是他們的家鄉又在極度的漢化當中，過去中共侵略西藏是透過軍事與政治手段的，而經濟部份則是採取土地改革去翻轉他們的社會階級，中共說是解放他們的農奴。在政治的控制、經濟社會的改造之外，在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又對西藏文化進行大量的破壞，而且禁止他們使用藏語等等。 與過去不同，現在中共侵略西藏的作法，則是透過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觀光產業，使他們的故鄉西藏急速地資本主義化與漢化，因為漢人很會做生意，掌控著西藏的對外經濟，資本主義化也就意謂著漢化。我曾經聽過西藏人和我講過，他們西藏人在青藏高原看到雄偉的大山時，會油然而生一種崇敬，可是漢人看到這些山，腦子裡轉的可能是蘊藏有無限的礦產。隨著青藏鐵路直上世界屋脊，為拉薩帶來大量的觀光客，這些觀光客創造出大量的觀光市場，紀念品之類的物品販賣不說，還有觀光團行程的包辦壟斷等，漢人很會做生意，都是他們在做，因而使得西藏人他們的家鄉急速漢化。他們當然大聲疾呼極力保存原鄉的文化，但不可避免地，兩個西藏在形成中：隔著喜馬拉雅山，一個在中國統治下、另一個在流亡中，一邊漢化，一邊西化，時間太久，會演變成兩個族群的。我舉一個例子，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代表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跋熱‧達瓦才仁，他是在青海省即西藏安多省長大的，青海省政法幹部學校畢業，我與他第一次見面時非常驚訝，他國語非常流利，而且他對中國四書五經佳句常常倒背如流，讓我常常忘了他是西藏人；達賴喇嘛身旁的中文秘書才嘉，也是安多人，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民族師範學校畢業，西南民族學院肄業，中文也非常好，是藏人中的菁英。才嘉和達瓦他們都跟我講說，他們小時候在學校裡是被禁止講藏語和學藏文的，他們都是在長大之後，才因一九八零年中共前中央總書紀胡耀邦的開放政策，才有機會回過頭正式學習他們的母語，在這之前，達瓦說他希望變成漢人。由於中共洗腦教育的影響，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藏人知識份子，他們的專業語言和主要的思維方式，都是漢化的，這和丹真宗智這些從小成長在海外流亡社會的西藏人，當然是有差距的，至少在印度或海外生活，就有語言使用上的重大障礙。如果未來的西藏擺脫不了中國的統治或政治影響，可以想見，不諳漢語的流亡藏人勢必會在自己的故土上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三、丹真宗智：一生刻畫西藏苦難 我們來看一下丹真宗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一個無役不與的行動主義者，只要中共領導人或大官在的場合，他就會去抗議，除了這些之外，作為一個詩人或作家，他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呢？他二零零二年以〈我的那種流亡〉（My Kind of Exile）一文在印度拿到印度前瞻騎馬鬥牛士（Outlook-Picador）文學獎非小說類獎的首獎，一個外國人在印度以非母語拿到印度文學獎的首獎，那當然很奇怪也非常傑出了，其實他在英國文學的造詣很深很強，因為他是孟買大學（Bombay University）的英國文學碩士又兼修哲學。一個外國人在印度學英國文學又在印度文學獎拿到散文首獎，這就幫助他取得在英語世界當中發聲的地位，他以那樣的身分──一個傑出的文學家，擁有流利的英語而能對西方世界表達西藏人想法的能力，他講話特別大聲，而很多想法也可以透過英語這一溝通媒介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其他沒辦法在僑居的英語社會裡具有同樣言說能力的人，是沒有辦法像丹真宗智這樣能夠得到印度和西方社會認可的地位，也就是說，如果沒像丹真宗智這樣的能力，是很難在世界上受到矚目與傾聽的，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想去了解一下流亡藏人社會現在在做些什麼，往往都必須透過能夠用英語流利地述說他們故事的人、透過他們的文字才能了解，而丹真宗智就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西藏在一九五九年發生抗暴事件，丹真宗智的家人則在一九六零年逃了出來。整個事件的背景，主要在於中共一直宣稱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而在一九五一年佔領了西藏之後，進一步要在西藏推動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一種國際主義的傾向，例如中國大陸黨政部門在重要的儀式性集會都會唱〈國際歌〉，鼓舞「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產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時代存在於單一國族中的階級壓迫，本質上並不是個別民族的現象，而是資本全球擴張而與各國統治買辦階級勾結的結果，因此要透過跨越國界跨越民族的無產階級的共同團結努力，向跨國資本和帝國主義展開鬥爭，才能幫助個別國家中的被壓迫民族和階級獲得翻身和解放。共產主義的這種國際主義傾向，其實正是目前國際社會中最流行的，「人權超越主權」觀念的起源之一，所以各國共產主義政黨應當擁護這一觀念，不然怎麼講「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呢？中國共產黨主張自古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一九四九年中共將中華民國趕出中國大陸之後，中國大陸就只剩下西藏等待共產黨的解放。共產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於一九五零年大軍壓境，有史以來，除了蒙古和滿洲大軍之外，很少有軍隊是可以一路仰攻殺到拉薩去的，這一路要克服來自自然環境的最大障礙，但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卻這麼樣就殺了上去。西藏自古以來即憑藉著天險遺世而獨立。過去西藏人是個非常強悍的民族，我們看到吐蕃幫助唐朝平定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和回紇之亂，幫助唐朝復國，就可以想像吐蕃的國威了，所以唐朝文成公主到吐蕃去和親，是去示好的，可不是去宣示主權的。這個古代的強悍民族，當他們信仰佛教之後，整個民族性就開始改變了，不再好武，而變得越來越溫和，不太輕易動刀動槍的，到了最後，終於成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這些改變，都是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 當中共的軍隊打向西藏的時候，雖然西藏有反抗，但是非常微弱，因為他們太久沒打仗了，或者是沒有具備現代軍事的戰術與戰略觀念，所以很快就被中共打敗。中共佔領西藏之後，雙方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在這個協議當中，中共承諾說要讓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保障西藏既有的政治制度不予變更，可是也要求西藏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年輕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本有進行西藏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構想，所以就主動成立了六十人的改革委員會，由達賴喇嘛本人接任這個改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跟中共共同推動西藏的現代化。達賴喇嘛認為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與佛教關於平等的一些理想是相通的，他有講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什麼不好，他年經時候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想，如社會正義、社會平等、為弱勢者發聲、全世界人類的解放等等非常贊同，佛教慈悲為懷，也希望普渡眾生，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相同的，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手段的差異，不過當時他們還沒有意識到共產黨真的會那樣幹。共產黨對於西藏是採取什麼樣的做法？它對待藏人的做法其實跟對待漢人一樣。中共的土地改革是用佃農和群眾對地主土地侵占鬥爭，甚至殺害地主的方式來進行的，不顧法律和人情義理，非常殘酷，他們對待西藏也是用同樣的做法，那問題是什麼呢？ 西藏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社會，用漢人那種鬥爭父母、師長、尊長、地主的方式來用在西藏，對西藏人來說，是非常違背他們的道德信念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也了解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重要性，所以自行成立了改革委員會，當然也難免受到貴族和寺院的杯葛，但他的手段絕對是以符合西藏社會風俗習慣和律法的方式為之，不像中共擺明了就是土匪，就是要鼓動人性的黑暗面，就是要陷害和清算鬥爭。中共最早在西藏推動的土地改革，是從中華民國時期所謂的西康省即西藏康省被劃併到雲南省的迪慶州這地方開始發動的，西藏人民的武裝反抗則從劃併到四川省的甘孜州屬巴塘縣和理塘縣，於一九五六年二、三月間就起身展開，總之，西藏最早的武裝反抗就是從東面最接近中國內地的康省這個地方開始起來的，然後隨著難民和流言、恐懼不斷湧入衛藏，終於引發了全面的抗暴戰爭。然而為什麼抗暴會在那個時點發生？ 胥知，西藏人民與中共統治者之間的信任基礎原本就異常地脆弱，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情況引爆抗暴呢，是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選定在通過佛學博士拉讓巴格西學位的最後一場因明與認識論的辯經口試後，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應解放軍西藏軍區司令部之邀請前去聽戲。達賴喇嘛獲得格西學位，完成了宗教學術上的專業歷練，對於西藏社會來說是一件大事，西藏人民非常高興，而共產黨也同意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所以就在解放軍營區裡面擺了一臺戲，但在當時漢藏信任脆弱的情況下，西藏人民認為這是中共要藉邀請聽戲的名義挾持達賴喇嘛，強迫他去看他不想看的戲，怕把他抓去哪也不知道，而認為中共沒有尊重達賴喇嘛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與西藏人民同樂的傳統，因而就有上萬民眾去包圍達賴喇嘛駐錫的羅布林卡夏宮護駕，然後與中共的軍隊發生衝突，抗暴事件就是這樣莫名其妙地起來了。看似理由沒有那樣充分，但卻可以看出來中共強制改變西藏的政治社會結構再加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摩擦，是西藏集體不信任的根由。 達賴喇嘛為防止意外，並未離開羅布林卡夏宮前赴中共邀約，但群聚的民眾則不願離去，乃有獨立運動領袖在羅布林卡的夏定拉康召集會議，以西藏獨立國人民議會名義宣佈恢復西藏獨立，次日中共即自蘭州與成都軍區調派軍隊入藏馳援進行鎮壓，西藏甘丹頗章政府噶廈為避免軍事衝突危及達賴喇嘛，乃建請達賴喇嘛離開拉薩避難，達賴喇嘛於七日祈禱請示神諭後，最後決定於十七日化裝出逃向印藏邊界，二十六日乃在隆子縣宣布遷都當地並改名為玉嘉隆孜，二十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宣布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取代西藏甘丹頗章政府行使職權，三十一日，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獲得自由，而由印度政府安置在喜馬偕爾省（Himachal）的達蘭莎拉（Dharamsala）至今。 四、行動主義，無所不在 丹真宗智他的家族是在一九六零年才逃到印度去的，丹真宗智本人就出生在印度的馬納利（Manali）路邊，確實地點和時間因為在逃亡期間都搞不清楚。像許多西藏難民一樣，一開始都只能從事粗重的體力勞動工作，像丹真宗智他父母親就都是從事築路，父親一年後就熱死在異鄉，不久兩個哥哥也相繼過世，他主要靠媽媽撫養長大，家裡經濟狀況一向不是很好，媽媽為維持家計非常辛苦。丹真宗智自述道；「如果有人問我從哪裡來／我將永遠找不到答案」，因為他覺得他沒有真正屬於哪個地方，「從來沒有真正的家」。因為他們都在流亡，哪裡有工作就往哪裡遷移。丹真宗智曾經講過，他在印度達蘭莎拉長大，他的玩伴，幾乎都是印度人，所以他常常覺得他是印度人，但在跟印度人有更深的交往的時候，就會意識到其實印度人不把他當作自己人，而說：「你是西藏人，不是印度人。」對丹真宗智來講，雖然他在印度長大，他的思維與英語都能融入印度社會，他也很喜歡印度的文化，可他還是個外人，他的身分證永遠顯示他是印度的外人，是藏族，這是他在他的文章或詩裡面不斷表達的東西，就是說雖然印度的社會非常包容接納這些流亡者，但畢竟這裡不是他的家。丹真宗智非常聰明，他在印度欽奈（Chennai）的羅耀拉學院（Loyola College）獲得英國文學學士，然後又考上了孟買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和哲學碩士。他熟悉英國文學，加以得到印度前瞻騎馬鬥牛士文學獎的首獎，所以他才取得他對西方說話的權利，當時評獎所給的評語是：「作者以動人的直白述說作為西藏人生處在這世界上的悲劇，以及某種程度上全世界所有流亡者的哀傷」，他用英語表達了流亡西藏人共同的哀傷，深深觸動了英語世界的人們。 我前面提過，他主要引起爭議的地方，就是他的行動主義觀念，什麼是行動主義？在〈竹棍和印度烤餅：評估我們的行動〉（Lathi Charge and Dal-Roti: Estimating Our Activism）一文中，丹真宗智就指出：「我們行動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希望全世界注意到西藏人遭受到中國政府不公正的對待」，所以他要把握一切可能可以在媒體、特別是西方媒體面前讓西藏議題曝光的機會，他要盡一切可能讓西方媒體知道他們西藏人目前的處境，因此怎麼樣讓西藏議題具有新聞性、戲劇性，吸引媒體去報導，這就是他行動主義思考的重點。很多人認為他的激進的行動主義是要搞什麼破壞、暗殺，因為他被中共醜化為恐怖份子，可是從他的自述當中，就很清楚地講到，西藏人對於印度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非暴力抗爭非常佩服、崇拜，達賴喇嘛也曾經公開地表示過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是他對抗中共的唯一方式，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在人世間的化身，對於西藏人來講他是活佛、法王，大家會依照達賴喇嘛非暴力抗爭的信念來從事反抗運動，所以丹真宗智的反抗行動以臺灣人看起來算是小case，臺灣的社會運動如果比照中共對他們的定義來講，我們都是激進的恐怖主義了，因為無時無刻都有人在製造新聞，製造社會的亂象。我覺得丹真宗智的行動主義是很清楚地看到自由世界自由媒體的傳播力，掌握到自由社會的特性所採取的一種行動策略，在擁有自由媒體的自由環境裡，他的抗議行動或者是政治表演才會受到注目和報導，反之，在一個高度嚴密的控制社會當中，新聞可能是編輯臺無從選擇的。媒體無法選擇它要播報怎麼樣的新聞，可是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卻可以，可是你要怎麼樣讓你的新聞讓很多人想要看，這則要製造一些戲劇性、新聞性的效果，而這正是丹真宗智的行動主義主要思考的地方。總之，他的目的就是，要讓西藏的事情讓越多人知道越好，怎麼樣讓越多人知道越好，就是製造某種衝突性，而衝突性在哪裡製造，就是在中共大官出現的場合。對他來講，這就是他行動主義和精神意志表達的地方，當然很多人為了三餐稻糧謀而沒有那麼多時間投入，對於他們來講，只要有時間就是自發參與，反正共產黨的人在哪裡就去圍他，可是要有謀略有腦筋地把新聞製造出來，而且訴求要清楚，不要輕易被抹黑。 五、回不了家 因為他是詩人，所以我選了幾個他的作品給大家欣賞，我們可以看一下，體會一個流亡的藏人是怎麼樣的心情。我們很快地看一下，這是〈一個人的瞭望〉（A Personal Recconoitre），這詩也被收錄到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出版的《西藏流亡詩選》： 從印度拉達克城（Ladakh）向外觀望 發現西藏只是咫尺之遙 他們說 從那邊那個山丘 從杜澤（Dumtse）開始 就是西藏的範圍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看見 我的故鄉西藏 我曾偷偷造訪故鄉 我曾經去過那個山丘 我聞過家鄉的土壤 我觸摸家鄉的土地 我聽過呼嘯的風聲 我看過蒼老的野鶴 我沒看過邊界 我發誓 西藏真的跟這裡 完全一樣 我不知道 我是在西藏還是在這裡 我不知道 我是在這裡還是在西藏 他們說成群的野驢 每年冬天都會跑到這裡 他們說成群的野驢 每年夏天都會跑到那裡 這驢當天氣不好就會下到平原來，天氣好的時候就回到西藏高原去，西藏和印度之間土地是連結在一起的而看不到邊界。這首詩的意思是說，在印度這端看到跟故鄉一模一樣的景色，但只有野驢可以自由地跑來跑去，他想回家卻回不去，這是他一個人的瞭望。 事實上，丹真宗智曾經試圖回家，一九九七年三月他自大學剛畢業，就曾經獨自一人，在沒有得到任何許可的情況下，從拉達克北部平原跨越喜馬拉雅山回到西藏，結果走了四天後被捕、被毆打、在拉薩被監禁了兩、三個月，後來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扔回印度。最近這一回他則並不是「孤孤單單」或「偷偷造訪」，而是大張旗鼓。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藏青會和西藏婦女協會、西藏九‧十‧三運動、西藏全國民主黨和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印度分會等五個團體，在網路上共同發起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方式之一為和平挺進西藏行動（March to Tibet），衝著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而來，號召一百人在三月十日西藏抗暴紀念日當天，從印度達蘭莎拉步行到首都新德里（New Delhi），再走路翻越喜馬拉雅山回西藏。丹真宗智則在二月為參與這一運動發表了聲明。他們為什麼要組織這個活動呢？北京於二零零一年申辦奧運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跟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有過一個承諾，說他們會採取行動保護人權並放鬆審查制度、保證新聞自由，因為有這樣的承諾，而且希望辦好奧運，不要節外生枝，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藏流亡政府自二零零二年起恢復了對話，至今已談了八、九輪，但是談歸談，沒有什麼具體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在玩當年中國共產黨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邊談邊打」的那一套遊戲。 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藏中談判的前提設定在「達賴必須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聲明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雖然自一九七九年起就代表西藏流亡政府放棄追求獨立建國的目標，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以小人之心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沒有「真正」放棄西藏獨立，而對他的非暴力抗爭和國際遊說活動，也都一概都認為是「分裂祖國的活動」，在此之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從歷史和民主的觀點，也不同意「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說法，而對於臺灣問題，他也覺得此事與藏中關係無關，不願傷害臺灣，拒絕表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藏中雙方還沒進入到談判階段，目前都只是在「對話」。而關於談判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二零零九年進一步整理成三項要點、要求達賴喇嘛及其「海外藏人」之追隨者予以認清：一、談判的基礎：達賴喇嘛應承認歷史上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二、談判的性質：只有達賴喇嘛問題，沒有西藏問題；三、談判的主體：藏方代表是達賴喇嘛的代表，而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我們無法判斷臺灣問題是不是真的被拿掉了。不過我們由此就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西藏問題完全矮化為達賴喇嘛的個人問題，反正西藏在他手裡，他愛怎說就怎說。 但光是對話，雙方還是存在著重大的分歧。中華人民共和國把爭點設定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家的問題上，提出一大堆藉口和條件，其實就是不想讓他回去，哪怕就是短暫回西藏去看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零零八年七月提出容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家的條件上又加碼了，再加上了一條：「解散流亡政府」，還要求西藏流亡政府於北京奧運舉辦期間要好好配合，必須承諾「四個不支持」的條件，包括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不支持策劃煽動暴力犯罪活動；不支持並切實約束西藏青年大會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支持一切謀求藏獨、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由於達賴喇嘛的承諾都被指為非真心，所以要進入正式談判，一切免談。 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問題不是達賴喇嘛回家的問題，而是西藏實質自治、實現名副其實的真正民族區域自治的問題，其標準等同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只要西藏真正自治了，達賴喇嘛就會回去定居，而在此之前，達賴喇嘛回去西藏或訪問中國，他們也希望是在不受控制不做樣板而能自由與西藏人民見面的情況之下進行。在奧運舉辦之前，流亡藏人曾經燃起高度的希望，以為中共既然對全世界做了改善人權的種種承諾，藏人應當就是可以回家了，這種想像連達賴喇嘛本人都曾經這樣地期待過，他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底於英國訪問時就曾經表示，如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會談有具體建設性的結果，而且西藏情況有進步，加上長期的解決方案產生，如果北京奧委會把邀請函準備好了，他願意前去北京奧運會開幕典禮觀禮。這個姿態也算夠低了，顧慮到如果中共不方便馬上宣布讓他們回家，就藉由參觀奧運的機會，先到中國北京觀禮，回西藏的事還不急著處理，雙方先搭建善意的橋樑再說。結果各位都知道了，結果並沒有，達賴喇嘛過於一廂情願，被共產黨再次呼巄了。 丹真宗智壓根不相信中共的片面承諾，回家是基本人權，他要和志同道合的西藏青年一起闖闖看。所以他就和藏青會的同志們要從印度千里苦行闖關回家。這次在印度發動的大起義運動，則引起了拉薩的共鳴和連鎖反應。三月十日挺進西藏行動在達蘭莎拉誓師的當天下午，拉薩哲蚌寺五百喇嘛下山進城，沿途高喊勿讓太多漢人進藏和宗教自由口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警察攔阻、毆打並趕回寺內，六點，色拉寺十四位喇嘛進入拉薩大昭寺廣場進行抗議示威並拉起雪山獅子旗，所有人皆遭警方毆打和逮捕，大昭寺要求警察放人被拒，喇嘛為此絕食表達抗議。十一日，色拉寺六百喇嘛和平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喇嘛，與警方對峙。十二日，曲桑寺女尼下山抗議為軍警攔截，軍警則進一步圍困在寺內發起抗議的甘丹寺，次日甘丹寺和曲桑寺數百僧尼遊行再受軍警制止。十四日，小昭寺近百位喇嘛出寺遊行抗議，軍警強力鎮壓，藏人深為反感，連日鬱積的不滿情緒乃迅速爆發數萬人遊行示威，警民發生衝突，藏人攻擊便衣警察、漢人和漢人商店，暴亂向拉薩各處蔓延，軍警展開武力鎮壓，無數人傷亡。此即著名的拉薩三一四事件，是一九八九年以來最大規模。此後，藏人反抗運動則向各省擴散，直到四月初方才平息。 挺進西藏的行動在一開始就受挫，三月十一日，坎格拉（Kangra）地區警司便通知參與者，說他們的行為違反了印度和達賴喇嘛間關於禁止西藏人在印度聯邦境內從事反中國活動的協議，所以下令限制他們擅自出境，在此同時，尼泊爾政府也採取行動，警告和逮捕在該國境內的西藏示威者，印度且在二十八日於北阿坎德（Uttarakhand）省大舉逮捕了不聽警告的藏人，至於丹真宗智本人，則是在八月三日被印度警方以涉嫌偷渡西藏為由在喜馬偕爾省的文打機場（Buntar Airport）逮捕，送進在曼迪監獄（Mandi Jail）關了九天，再移送回達蘭莎拉監控。八月八日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基本上就是不要他在北京奧運舉辦期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找麻煩就是了。 三一四事件之後，西藏流亡政府決定加強漢藏民族對話，希望漢族人民理解和同情西藏，不要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中國帝國主義所綁架，在這一背景下，我也以臺灣人的身份受邀參與了西藏流亡政府所支持的相關活動，提供意見和見證。行動主義在二零零八年的實踐使有反省力的西藏流亡政府更細致地從事對華中間道路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間接強化了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佈局。 (待續)
資料來源：曾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