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已經熟悉了這道風景線：兩位身披朱紅色袈裟的僧人經常一同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為藏人的事業和人權奔忙。其中一位是大家都最為熟悉的尊者達賴喇嘛。他平易近人的作風、散發磁性的人格魅力很快會把人們吸到他周圍。所以他的形象是西藏藏傳佛教、西藏文化最容易辨認的品牌；他在全球受到的尊敬和愛戴也是流亡藏人強有力的護身、護教的盾牌。 但並非每一個人都知道尊者旁邊的另一位同樣已邁入古稀之年的僧人。他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 任西藏流亡政府第九、十屆西藏內閣（噶廈）之首席噶倫。他也是精通西藏文化和印度梵學的哲學家、宗教家、教授和聖雄甘地的追隨者。高僧和政治家已經給人以威嚴感了，哲學家和教授的背景就更讓外人對他增生敬畏。所以儘管我在不同的場合多次遇見桑東仁波切教授（我喜歡這樣稱呼他，可能因為我也是教授的緣故吧），我會很尊敬地向他問候，但從未像親近尊者那樣與他主動握手或寒暄。一方面是因為我對藏傳佛教和文化的無知，擔心自己亂序失禮，不僅未能禮待達貴，更害怕在尊者和首席噶倫的廣大信眾面前對他們的宗教領袖禮數不周。另一方面，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教授行寂靜行，在公共場合總是保持謙遜低調，不喜人們對他前呼後擁、形成眾星拱月狀，所以要找到近距離接觸他的機會還真不多。 桑東仁波切教授與尊者星隱月明的關係給他增添了一絲神秘色彩。以前有學者想從他那裡知道些個人情況，他總是說，“斯人不重要，唯有思想重要。”他還是閉口不談自己。從一些書籍和網路介紹，我們知道，他於1939年11月5日生於今日雲南的藏區（迪慶藏族自治州），五歲被認定為桑東仁波切四世的轉世靈童，1959年與達賴喇嘛一同出走西藏。1970年他獲得格西學位（藏傳佛教的博士學位）。他曾擔任印度瓦納拉斯鹿野苑西藏文化學院院長和高級顧問長達三十年。1996至2001年當選為西藏流亡政府國會議員，並以全票選為議長。2001年8月20日，他又以84.5%的流亡藏人普選票當選為首任民選首席噶倫，並聯任至2011年，7月底或8月初結束任期，他將移交權力，走下權力高位。 今年恐怕是流亡藏人政治史上僅次於達賴喇嘛尊者逃離西藏的一個年頭。尊者已經宣佈退休，不干預政務；桑東仁波切教授也完成兩屆任期，將要退出政壇。四月27日的選舉結果公佈後，我們將看到，流亡政府將要由在家藏人，甚至是主要由出生在西藏本土以外、而受到良好歐美教育的新一代來執掌。在重視教育培養和宗教傳統上，流亡藏人很像猶太人，所以在新生代的藏人政治家中不乏歐美名校培養出的律師。流亡政府從身披袈裟的出家人易手到著西裝、打領帶的律師，這到底會帶來何種執政理念、風格和政策的變化，值得我們耐心等待、細心觀察。 在西藏流亡政府如此重大變革之際，我有幸身臨其境，親眼目睹重大事件。去年11月，我與一個小型的北美參訪團到達流亡政府在印度的所在地達蘭薩拉，觀摩了當地選民的預選投票過程，拜會了政府和議會的要員，有幸與政府全體公務員座談交流互動，而最讓我銘記難忘的是在噶倫小樓的貴賓室裏與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的會面和交談。 記得是在2010年11月11日下午四點，我和其他三位北美來的朋友一起去拜會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他的會客室是一個長方形的辦公室，四周的窗戶都掛上了厚厚的米色窗簾，沒有陽光照進。所有的傢俱，諸如沙發和茶几都略顯幾分陳舊。我們入座的兩個角落的桌上放滿了佛祖的雕像、塑膠絹花和紀念品。一個角落的牆上掛著尊者的照片，有潔白的哈達鑲飾；另一個角落的牆上掛了一幅西藏唐卡。在牆上還掛有聖雄甘地的照片。一條五色的經幡掛在牆角，上面書寫著“西藏永生”。 滿頭銀髮的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身著丹朱色袈裟，聚精會神地傾聽每一個人的問題和發言。有時他會一臉嚴肅的神情，有時又會滿顏微笑；但無論何時，他都是宇泰淡定，面容和雙目都會發乎天光。在與無數的西藏宗教領袖接觸當中，我總是強烈地感受到，內心的喜樂洋溢在他們的臉上，他們總是不乏微笑；內心的光亮穿越出他們的雙眸，他們總是眼睛放射光芒。我注意到，桑東仁波切在傾聽或思考時，不時會撥弄一下他左手邊桌上的一頭小犛牛和它身上的承載。我在想，他老人家就像高原的一頭犛牛，肩負著西藏歷史命運的重荷。有時我又想，他老人家是否在想，我可不想像這頭小犛牛一樣，永遠身體肩負重擔；我要擺脫塵世羈絆，自由馳騁在精神世界裏。 西藏流亡政府正經歷著重大的權力交替，我很想知道他此時的心境。我問他，對於下一代的接班人他是否有所吩咐，正如所謂“扶上馬送一程”之類。桑東仁波切停頓了一下，告訴我們：我在北美訪問，一位首席噶倫的候選人問我對他未來如果接班有何吩咐和見教。我告訴他，如果你已經成為了候選人，說明你已經知道你下面的打算和安排。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不適合這一位置。如果你當選了，說明人民信任你，你也不需要我來干預。所以，我沒有任何話留給你。 我說：您的十幾年政治經驗是一筆豐厚的資源，您作為一個教授，我也是一個教授，我想知道，卸任後你是否打算寫一本回憶錄，把這一段歷史和思考留給後人？ 桑東仁波切乾脆地說：我沒有寫回憶錄的任何打算。有許多人向我提出這一建議和要求，我說，如果有人願意去寫這一段歷史，如我的學生們，我不反對。但我自己不會寫回憶錄。 我又問他：那麼，如果您現在發願，卸任後您想做什麼呢？ 桑東仁波切娓娓向我道來他的心願。後來他的助手和流亡政府的高級官員告訴我，據他們的瞭解，這似乎是他第一次向人們透露他的未來打算。他說：我是一個老僧，對政治沒有興趣。在我們的宗教裏，人活過六十，一生就當完全獻給精神修煉和追求。在我已過六十後，尊者勸我接受選民在預選中的推選，參加流亡政府第一次首席噶倫的民主競選。在個人追求和民眾多數的利益之間，我接受了流亡藏人多數民眾的訴求，從政擔任首席噶倫兩任達十年之久。現在是我交班的時候了。 我知道桑東仁波切曾長期住在印度中部的鹿野苑主持學術和宗教研究，所以想知道他是否會下山，離開喜馬拉雅山坡，回到印度大平原。他繼續說：我已與我的一位朋友說好，他會在下達蘭薩拉山腳為我建一個小泥屋。卸任後我將搬進小泥屋，在那裏生活。我吩咐了我的朋友，等我離開我的肉體後，就把這個小泥屋推倒鏟平，不留下任何蹤跡，不要讓人知道我曾在這兒住過。 桑東仁波切繼續說：在小泥屋裏，我想做一件事：為藏傳佛教最重要的文獻叢書《甘珠爾經》整理編目。要知道《甘珠爾經》有108卷、近千部，畢吾一生，我可能都無法完成。但如果我能完成大綱和目錄，後人也可以繼續把這項事業進行下去，最終完成。 桑東仁波切所發的小泥屋願讓我想起了另一所小泥屋：一千六百年前西域的高僧鳩摩羅什在秦嶺北麓長安郊外建的草堂。南北朝時期，鳩摩羅什家園淪喪，被俘獲帶到中原，而後又被後秦統治者姚興迎接到長安。已經五十八歲的羅氏組織和主持了中國歷史上龐大的譯經工作，持續十餘年直到仙逝，為中國佛教奠下了不朽的基業。他所譯的《盤若經》、《維摩詰經》和《金剛經》成為佛教各派的重要經典，留下了一系列傳世名句，如：“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從這些句中我們也可以窺見桑東仁波切在即將離開權力中心時的心境。 我離開達蘭薩拉已近半年，桑東仁波切首席噶倫馬上就要回復成一位沒有官位的出家比丘了；他的話語在我的腦子裏久久縈回，他所傳達出的信念卻變得愈加強大，逼迫我下筆向世人述說。我總會不斷想到我在達蘭薩拉的日子；我總會想到桑東仁波切作為首席噶倫與我的最後一次見面。我發願，希望有一天能參訪他的小泥屋。 我回到了美國，後又遊學到新加坡，我都試圖探尋小泥屋後面的真諦。我找到了哲學家、宗教大師桑東仁波切教授寫的一本書：《折中世界不易的真理》（The Uncompromising Truth for a Compromised World, 2006），試圖開始我的追尋歷程。書的開篇有他的一首詩，我翻譯出來，可能會幫助我們更加明白小泥屋和它的主人： 未達無私利人的完美境界， 但絕無一絲傷害他人的暗念。 為眾生求西藏自由的法器， 我知在我們自己，而不必求助外體。 這個寒士的想法首先孕育和誕生于雪域高原， 卻伴我在印度聖土度過人生大半。 儘管我踏入的是獻身佛陀的生活， 世間的業力卻把我拋進了政治的漩渦。 既不執著權力和高位， 也無仇敵去征服、親朋要護蔭， 我，一個浮游過客，于政治無所求， 口吐這些言辭，唯求天下太平。 2011.04.24於新加坡
資料來源：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