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4日，是拉薩事件三週年，在過去的三年，西藏依然處在白色恐怖之中，但西藏民眾的抗暴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 3月16日一名來自格爾登寺，年僅21歲的喇嘛平措，抗議三年前的鎮壓，高呼“西藏自由”的口號，點火自焚。但更為悲壯的是這位喇嘛並沒有在自焚中死亡，而是在警察滅火後，被毆打而死。平措被打死後，被僧眾抬回格爾登寺，他遍體麟傷的身體躺在佛菩薩前，他用年輕的生命祭獻給了西藏的自由事業，他的死激發成千的僧人與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示威，他們的勇敢為西藏自由運動又寫下悲壯的一頁。 平措的犧牲讓我想起了去年在印度達蘭薩拉所採訪的一位僧人，他是拉卜楞寺的格旦江措，是零八年那次震驚中外的3、14 拉薩事件的主角。 面對達蘭薩拉落日的餘輝，我們坐在旅館的房間內，他給我講起了他的故事。 由於格旦江措不太會漢語，那天的採訪由“西藏政治犯團體“九十三”組織的副會長洛克強給我們翻譯。格旦江措穿著茄克衫，已留了長髮，但從他的坐姿來看，依然可以感到是一個修練有素的僧人，他的故事在娓娓道來之中，有著一種常人所沒有的淡定，他的臉上有著高原民族特有的紅朵，他的眼睛面視著我，雙手插在口袋裡，沒有一般人講話時的姿體語言。面對著他，我的坐姿也變得恭敬了起來。 格旦江措生長在甘南的一個牧民家裡，父母親以外還有二個兄弟姐妹。 他12歲就出家到拉卜楞寺，他的一個舅舅是拉卜楞寺的僧人，在西藏的風俗習慣中，出家人往往是跟隨著自己的親戚出家。 12歲的這個年齡，要進寺廟出家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共入藏後，以尊重個人的選擇為名，禁止18歲以下的孩子出家，所以他到了拉卜楞寺後還不能穿起袈裟成為正式的僧人，但這並不妨礙他持戒修佛。 格旦江措出家是文革剛剛過去的1982年，當時的西藏大小寺院滿目瘡痍，拉卜楞寺這座西藏三大寺院之一，曾經有著6大學院，48座佛殿，6萬多冊經卷， 500多座僧院，多達4000餘名僧眾，有著三百年曆史的名寺幾近廢墟，唯有敬奉彌勒佛的大殿保存了下來，這是一個奇蹟。 我問他面對這樣目不忍睹的一片廢墟，你當時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他說我那時還小，對廢墟一樣的寺院沒有太大的感受，但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們寺院經堂大院有一個大坑，這個大坑發出一陣陣，令人窒息的惡臭，僧人每進過那裡都要雙手合十唸唸有詞，急速而去。 後來我知道那一個坑，在文革期間造反派為了侮辱寺院、佛法，把這裡當了屠宰場，血水滲透了這個院子。從此每當經過那裡我就心懷恐懼，繞道而過。 格旦江措說我進寺院的時候，寺院內還留有政府與警察機構，寺院也是由漢人管理，所以那時我們都心驚膽戰，看到他們避之唯恐不及。 到了80年代後期胡耀邦執政，中央對藏政策發生了變化，不但政府、警察機構撤出了寺院，寺院的管理也回到了僧人手裡，寺院的修建工作也加強了，被毀壞的經堂佛像都重新修復。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寺院生活最寬鬆的時候，我們的心情也比較舒暢。 我在18歲那年正式成為了僧人，穿上了我久久嚮往的絳紅色的僧袍。 在我穿上的僧袍的時候，其實已經差不多把基本的宗教科目都學習完了。 因為我長得眉清目秀，寺院就讓我到寺院的“戲劇團”去學習表演藝術。 寺院的“戲劇團”所演出的都是宗教內容的劇目，在學習表演的過程中，我對藏傳佛教的戲劇理論表演藝術都有了很好的體會。 在“戲劇團”三年後，我又專門學習“法號”，就是你們看到在做法會時，頭戴新月形帽子的僧人，吹著的長長的法號，這種法號是我們格魯派黃教所特有的。 吹這一種法號沒有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是很難吹得出聲音來的。 我插話：聽說吹這種法號有人不但吹破了嘴，連牙齒都有被吹落的。 他笑了一笑並沒有作答。 又把故事講下去。 學會了吹號我又去了寺院的“印刷廠”當工人，在那裡也待了三年，出來後我已成為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 然後我又進入寺院的“辯經團”。 辯經團在寺院中有著較高的地位，各方面的待遇非常地優惠。 進過這些學習，訓練，修持我才成為一個真正的合格僧人，也被寺院委以重任，先是在寺院的“展覽館”當管理員，又在寺院當了保安的負責人。 在稍作停頓後我問這些年來，你對中共在宗教事務上的干涉有怎樣的體會，或者有那些事情影響著你，成為零八事件的主角。 這時我感覺到他的臉上有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變化，神情似乎顯得凝重起來。 他說政府對我們寺院的管理是相當的細微的，比如說我的上師要給我講經，這本來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才能進行，為了能夠聽上師講經，我們就不得不屈從於，或者說不得不討好他們。 在寺院內我們每天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學習的內容是中國編寫被歪曲了的西藏歷史，與中共對西藏文化的圖解，還有那些不厭其煩的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更讓我們不能忍受的是，愛國主義教育中辱罵尊者達賴喇嘛。 我說作為一個僧人來說這的確是要了你們命的教育。 你們在受了這樣的”愛國主義“教育後，會不會在私下發發牢騷。 他說這只存在於非常小的範圍內，不是非常信任的朋友是不敢說的，因為在寺院內有很多中共的線人，當然很多當線人的僧人也是被迫的。 我們私下的議論，一當被他們知道輕則被趕出寺院，重則投入牢房，所以我們非常地謹慎。 我對他回答問題的條理之清晰，輕重緩急之得當實在感到佩服。 在短暫的停頓後，他對我說了一件事：那一年中共扶植的假班禪來我們寺院，政府命令我們對假班禪頂禮膜拜，念佛聽經，誰如果抗拒就被關進黑屋子，進行嚴重處罰。 你們要知道讓我們僧人對一個假的班禪進行頂禮膜拜，是對我們莫大的侮辱，是不可忍受之恥，當時有許多僧人為此被關進了黑屋受到嚴重處罰。我很想問一問他當時作了怎樣的選擇，但話到了嘴邊嚥下去了，我不忍心觸動他內心的痛苦，無論他當時作了怎樣的選擇，對他都是一種不堪回首的痛苦。 2008年3 月14日這一天，無論對西藏的歷史還是對格旦江措的一生來說都是重要的一天。 格旦江措還沒有等到我的提問，就開始直入了採訪的主題。 3月15日是西藏抗暴運動紀念日，在這個紀念日來到之前，我與寺院的一些僧人就醞釀著做一些什麼，我們覺得不能對中共的壓迫，不表示一點憤怒與抗議。 我們決定在14日那天到街上遊行去，打出雪山獅子旗。 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的行動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但是僧人都表示，為了表達我們自由的願望不惜一切代價，甚至犧牲生命。 我們大家都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於是14日那天我們就上街了，呼著口號，打著雪山獅子旗，那天我們走在街上，感到好驕傲，那麼多的同胞對我們迎來了敬佩的眼光，我們感到終於為我們的民族吶喊出多年被壓抑的心聲。那一天遊行沒有受到軍警的鎮壓，我們知道他們在等待著上級的指令。 當我們回到寺院後，寺院立即被軍警包圍了。 接著的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各地的藏民都起來了，他們聲援我們，抗議軍警包圍寺院不讓我們出來，時態也一直在擴大，我們在寺院等到第十天，寺院的負責人對我們說，事情是你們引起的，只有你們自己負責，我們也沒有能力幫助你們，你們好自為之吧。 我們知道寺院為此擔當了很大的壓力，我們也不能因此給寺院帶來麻煩，於是我們商量決定逃到山上去躲避。我們準備了一些逃亡的用品，在人靜夜深之時分批地悄悄地溜出了寺院。 我和另一位僧人一組跑到多崗華爾山（音）的一個牧民家裡躲了二個月。 一天凌晨我們還沒有起床，主人家神色慌張地把我們叫醒說，“軍警已經把你們包圍了，你們趕快跑”。 我們趕緊起床走出屋子，主人已將他的二匹馬牽來交到我們手中，我們來不及道一聲感謝，就騎馬向更高的山峰奔去。 這時候我們已聽得到軍警們報話機的對講聲，子彈也在我們身邊嗖嗖地響著，但是我們很不幸跑進了牧人防野獸所設的鐵絲網，馬無法穿越過去，我們只能下馬，卸下籠頭，放馬南山，隻身跑出鐵絲圍欄。 在衝出鐵絲網後，我與朋友赤登江措在奔跑中失散了，後來得知他四天後落入重圍被抓，被中國政府以顛覆罪判處無期徒刑，我每想到此，既為自己感到幸運，也為他感到難過。 我衝出重圍後就往雪峰上跑，在奔跑中碰到了和我一樣為了逃避追捕的藏人，我們先後相遇一共有6個人，我們一直跑到了無人區才歇了下來，我們知道自己安全了。 漢人軍警不可能跑到這樣的高山來，他們的身體無法適應這樣的海拔高度，這樣的高度就是我們也都得了高山反應。 在荒涼的無人區，我們整整待了一年，在這一年裡大家都病到了，氣如游絲。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夠活著出去，我們常常做著噩夢，我們被抓，被軍警毒打，我們被判了刑，關進了牢房。 雖然他的故事像一部好萊塢的驚險片，聽得我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但我還是經不住提出了我的疑問，在這樣寸草不長的無人區你們6 個人是怎樣活下來的。此時，他的眼眶有些濕潤了，我的問題觸動了他的感情。 他說：是我們的同胞讓我們活下來的。 我們藏人有一種獨有的原始求救信號。 我們到了無人區後，就發出了信號，牧民們看到我們送發的信號後，為我們送來了生活用品和食物，使我們生存了下來。 他們這樣做是背負極大的生命危險，一當被軍警發現他們也要受到懲罰。 我很想問一問這個救人性命的信號是什麼，但是我把話打住了，我知道他如果可以告訴我的話，一定會告訴我的。 這個信號還不到公開的時候，還會有更多的藏人在逃避軍警的追捕，躲避藏身時需要這樣的信號。 他說在牧民家被圍，信息如何被洩，回想起來就是用了手機，信息被中共截獲所至。 他說在現代社會也許越是原始的通信方式，會越是安全。 通過逃亡之路，讓我深深感受到在生死之中，同胞的深情厚誼，這種感情，才真正是血濃於水的感情。 在無人區待了一年後，我們知道這樣長期下去，不但給為我們送食品的同胞帶來極大的風險，總有一天也會被發現，長期下去幫助我們的牧民負擔也太重，而這樣長期的風餐露宿的生活，我們的身體精神也無法堅持下去了。 我們商量的結果，只有一條路，到印度去。 於是我們開始實施逃亡印度的計劃。 逃亡印度這又是另一個故事，這樣的故事我相信你們已聽過很多了，在達蘭薩拉的街頭隨便攔住一個藏人，他們都會給你們講述一個九死一生，躲過中共軍警的子彈，翻過千年的冰山雪域，爬過死亡的滾石地帶來到達蘭薩拉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雖然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所敘述的內容卻是相同的。 我能活著到了達蘭薩拉，我自己也感到驚奇，我有三個沒有想到，一、沒有想到逃到山上躲避計劃能夠成功。 二、沒有想到逃亡印度達蘭薩拉的計劃也同樣成功了。 三、沒有想到我能面對面地與達賴喇嘛站在一起，作為一個僧人，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見到達賴喇嘛，而我不但見到了，而且如此地與他貼近，當他撫摸我的時候，我的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我想只有佛菩薩的保護才能讓我實現計劃，實現心願。 當格旦江措離開我的旅館時，一彎新月掛在天空，達蘭薩拉雪峰的輪廓清晰可見。 格旦江措就像那月光下的雪峰、巍峨、晶瑩。 他們是藏民族的知識份子，是西藏社會的精英，是這個民族的代表。 他們不僅僅是在寺院吹號念佛的僧人，他們在承擔著這個民族的苦難，他們在民族的關鍵時刻，是走在前面用自己的胸膛為同胞擋子彈的人。 絳紅色僧袍，並不僅僅是一種文化色彩，更是一種道義的形象。 採訪格旦江措後，我遲遲沒有完稿，當今年3、14紀念日看到平措為了紀念3、14事件，而自焚的報導，我想是完成這篇採訪記實的時候了。 格旦江措與平措他們的生命與精神是相通的，為了藏民族的自由解放，他們敢於犧牲自己的生命。藏民族有了格旦江措與平措這樣的僧人，這個民族的自由解放是不會沒有希望的。 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4月02日 首發 (基金會註:作者將自焚僧人翻為盤措，但為網站統一用法，故修正為平措。)
資料來源：陳維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