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偵探小說作家喜愛在書中把藏傳佛教的上師幻想成間諜與特務的角色，周旋在驚險而詭譎的局勢裡。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小說《基姆》（Kim）中的紮西喇嘛，本人雖非間諜，卻糊里糊塗地被捲入了英俄“大博羿”的爾虞我詐之中。 近年，兩位英國國會議員在他們的小說裡面也描寫了類似的人物：工黨國會議員克里斯•穆林（Chris Mullin）的《藏歷繞迥火猴年》（The Year of the Fire Monkey），描寫美國中情局招募了一位名為阿里的年輕喇嘛，並且派他到西藏的中國共產黨內工作，他的任務是在跟偉大的舵手見面的時候，圖窮匕見地謀刺他。 （此情節當然太過異想天開，從印度回到中國的藏人是不可能在黨內取得這樣高的位置。）第二本類似的小說，是英國政治人物、曾擔任（保守黨）撒切爾夫人演講撰稿人的麥可•多布斯（Michael Dobbs）所寫的《布魯爾街的佛陀》（The Buddha of the Brewer Street），他的小說描寫中國與英國的情報單位競相在倫敦城裡尋找達賴喇嘛的轉世化身。 在穆林所杜撰的情節中，壞蛋是中情局與西方國家；而多布斯的小說裡，壞人乃是中國，西藏喇嘛是受某國利用的不幸棋子。 這些小說與現實無關，真正反映的，是作者本人的政治傾向。 同樣與現實無關，卻反映政治立場的，是印度媒體最近對藏傳佛教備受尊崇的一位高僧噶瑪巴所作的指控：它們所報導的情節彷彿直接抄襲廉價的間諜小說，如果不是這些指控罪名嚴重，其來源又是來自印度政界的高層的話，我們應該可以置之不理。 當全世界目不轉睛地註意著“阿拉伯之春”以及“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新聞時，藏人卻無奈地被捲入了印度警方搜查噶瑪巴的住所，緊跟著印度媒體又競相報導在他的辦公室找到許多不同國家的鈔票的戲劇化事件。 藏人在網路上表達他們的憤怒不平，並且為噶瑪巴舉行守夜活動，指控印度媒體誇張聳動，報導不實。 藏人的種種行迳與其他信仰的追隨者發現自己的領袖被媒體批評時候的表現毫無二致。 藏人的反射動作似乎是牽怒於報導壞消息的印度媒體，而不是面對噶瑪巴罪名的嚴重性，也未正視此事所影射的涵義，也就是西藏人寄居在印度的相關問題。 這一次，我們不能把印度警方採取的行動視為是地方官員消息來源有誤，或者是因為他們貪贓枉法牽連無辜的結果。 印度媒體以及政論家所做的兩大指控中，最嚴重的是西藏人搞情資，意圖破壞印度政府，而最令他們堅信不移的指控，是西藏人涉嫌洗錢。 這兩項指控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影響，遠遠超過噶瑪巴一人的問題。 西藏流亡社區雖然住在印度已經五十多年，卻不能了解他們在這裡居住本身就具有高度敏感性，也不能領悟藏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跟印度社會的角度大相逕庭。 對印度而言，這些議題攸關國家安全以及金融交易的合法性。 對於藏人來說，噶瑪巴寶座屬於哪一位喇嘛的爭議，只不過是家門不幸，屬宗教事務而已。 然而對印度政府來說，這個議題就像多吉凶天的爭議一樣，是一個攸關邊界地區能否維持穩定的敏感議題，也就是說，這些為了宗教而起的宿怨與紛爭，他們都是用國家安全與穩定的放大鏡來看的。 宗教糾紛引起糟糕的結果，印度曾有過刻骨銘心的慘痛教訓，而現在藏人難民之間又出現宗教的紛擾，更讓他們感覺似曾相識，認為實在是印度領土上無法消受的煩惱之源。 陰謀：德高望重的間諜 對噶瑪巴的指控並不只來自媒體，也來自資深有影響力的政論家。 印度政府的前內閣副總理，如拉曼（B. Raman）寫到他懷疑噶瑪巴“之所以逃到印度，可能為的是執行中國情報單位的長期臥底任務，目的是影響達賴喇嘛圓寂後的西藏事務”。 類似的說法，也由印度政府的前國安副顧問里拉•波納帕（Leela Ponappa）接受電視專訪的時候提出。 不管藏人信徒或支持者發出多少悲憤的不平之鳴，這些懷疑都不太可能因為藏人情緒性的表達就煙消雲散。 印度人居然會認為中國情報單位精心培植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到印度去做秘密的情報工作，乍聽之下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雖然如此，印度官員的憂慮其實遠超過噶瑪巴的個人身份：印度政府最高層以及其他有影響力的社會賢達所表達的，是對於西藏人住在印度領土的根本懷疑，以及西藏人對於印度國安所造成的長期負面作用。 這種懷疑圍繞著一點：假如達賴喇嘛圓寂後，西藏人受到噶瑪巴的影響，逐漸變成顛覆印度政府的特洛伊木馬，不但放棄他們的政治奮鬥，還轉而投入中國的懷抱之中；或者，他們可能會被中國所分化利用，並且用其他的方式來傷害印度的利益。 印度人會有這樣的看法，代表西藏政治運動在印度還有許多應該努力的地方，然而對於實事求是的印度分析家來說，上述並非匪夷所思的情節──他們認為西藏人都是宗教領袖的盲目支持者，他們把喇嘛的判斷與決定奉為真理，對於其中的是非對錯毫不質疑，特別是政治性的議題。 西藏人最近這一次對於印度媒體報導噶瑪巴事件的情緒化反應，更強化了西藏人就是耿耿忠心於他們的宗教領袖的印象。在外界看起來，西藏人與其他允許宗教人物成為政治領袖的基本教義派也沒有什麼區別。 印度目前對於噶瑪巴所採取的動作，也反映出印度對於中國的計劃愈來愈感到憂心，以及中印關係正在惡化。 印度媒體一向勇於表達印度人對於被中國包圍的恐懼，而印度東北部最近逮捕了多名中國籍人士，更強化了北京意圖陰謀顛覆印度國家的印象。 而這個印象，又與印度數十年來在邊界上飽受巴基斯坦密探在邊界地區煽動社會動亂、陰謀製造糾紛的伎倆有關。 因此印度官員假設中國也會運用類似的黔驢故伎，卻不察中國可能以更成熟的政治策略來達成同樣的效果。 印度官員的觀點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關於藏傳佛教領袖在喜馬拉雅山麓地區的影響力。 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注意到佛教噶舉學派在這些敏感地區的影響力很大。 印度的官員很早就知道印度的流亡西藏寺院大部份都是收容來自拉達克、史比提、錫金、北印度的僧侶，特別是噶舉與寧瑪的寺院。 印度當局擔心的是社會穩定的問題，而這種議題對於任何政府而言都是自然應該憂心的問題。 然而，印度官員認為邊界地方的人會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轉而反對印度政府，這種看法委實是不了解藏人對於中國的反感是刻骨銘心的。 另外，在喜馬拉雅地區依止藏傳佛教上師的當地人，近來也愈亦感到濃厚的桑梓之情，與流亡藏人還是有所區別。 在這些地區，對於上師的依止尊奉從來沒有轉化為政治上的偏好。 這些地方的人很清楚能夠保障他們的國家是印度。 更何況喜馬拉雅地區的佛教徒人數屬於少數──即使是在錫金，也是噶瑪巴流亡主寺之所在地，當地的佛教徒算是少數人。 這些邊界地區的所有佛教徒加起來，甚至不及印度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 佛教徒對於印度國防造成重大威脅的能力微乎極微。 因此印度認為於西藏喇嘛可能會在這些邊地成為特洛伊木馬的想法，顯然是杞人憂天。 第二個恐懼──也就是一位高僧可能是中國派來的間諜，其任務在影響藏人，讓他們投靠中國──意謂著印度的高層官員對於中印之爭中，西藏人的存在是否能有益於印度的戰略利益相當感到懷疑。 印度的國安部門認為西藏人效忠的是他們的上師，而不是西藏本身，因此認為一個變節的噶瑪巴很容易就可以讓藏人轉而背叛印度。 當然，事實剛好相反，印度境內與全球性的西藏運動已經轉變為一個大體上世俗的運動：它對中國統治的反對已是根深蒂固，幾乎沒有任何一位喇嘛可以憑著一己之力就逆轉這樣的情形。 流亡藏人支持達賴喇嘛，因為他代表著藏人的這種觀點，並不是因為他是一位宗教的領袖。 引起印度政論家另外一個懷疑的理由是噶瑪巴似乎沒有表達對中國政權的反對之意，而中國政府也一直節制並沒有對他如對達賴喇嘛那樣猛烈攻擊。 然而所有的西藏上師們都是這樣的：沒有一位會經常性地發表與中國針鋒相對的演講，也並未在海外號召政治運動，因為這份工作一直都是達賴喇嘛的工作，他數世紀以來不但是西藏的宗教領袖，還是政治領袖，這點與其他喇嘛不同。 因此中共就把他當作主要的敵人與攻擊目標，而對其他西藏高僧高抬貴手，畢竟中共攻擊他們的話，他們的信徒可能會因此群起反對中國，讓中共得不償失。 無論如何，如果噶瑪巴是中國政府派到印度臥底的人的話，中共應該要讓他偽裝成一個善於煽動群眾、經常為政治奔走號召的運動人士。如果中共真有利用一位德高望重的人長期臥底以便顛覆印度的陰謀，為什麼要起用一位幾乎沒有能力影響印度社會與其國安措施的人呢？ 要達成上述目標，中國不如跟印度境內好幾個暴亂團體狼狽為奸，效果會更為立竿見影。 自從一九五九年以來，中國在西藏最大的失策並不是導致各地抗議蜂起，而是噶瑪巴的叛逃。 他在公元兩千年離開西藏，逃到印度，這對中國治藏政策造成最大打擊。 他的轉世靈童身份不但得到達賴喇嘛的認可，也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對中國而言，他最好用的地方應該是留在西藏境內，當個愛國的喇嘛，說服西藏人聽從中共中央的指令。 一九九二年，噶瑪巴的靈童在住錫的楚布寺坐床的時候，就是中國統戰部的一大宣傳勝利。 現在他不但已經逃走，而且西藏境內再也沒有讓藏人心悅誠服的高僧，所有的人都用腳投票跑到印度去了。 對中國來說，西藏的高僧喇嘛反而才是印度或者其他國家派來的間諜，因為絕大多數有威望的高僧都長期待在國外。 這讓人不禁想到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直爽的粗話：“我寧可他待在帳篷內朝外灑尿，也不希望他從帳篷外向裡灑尿。”噶瑪巴待在西藏境內，絕對比他到國外去，對北京更有好處，因為中國統治西藏數十年，從未贏得西藏人的心悅誠服，如果沒有喇嘛的道德權威來幫忙，此事更是難如登天。 噶瑪巴當年是中共最大的資產，他們一定巴不得他繼續留在西藏，為他們的治藏政策背書，散播中國穩定又團結的訊息。 當然，印度政府關心邊界地方的穩定，此事本身無可厚非，而他們認為西藏流亡社區內宗教糾紛迭起有損邊界穩定的看法也是正確的。 然而這些紛爭並不是起源於外國的操弄，也不是印度的警方沒辦法克制的議題。 這些紛爭是西藏人自己所造成，也是幾個互不相讓的喇嘛所造成的，並非中國的陰謀。更何況這些糾紛目前已有平息之勢，各個派系各自回到自己的寺院以鞏固取得的權力與資源，未來他們是否有可能解決彼此的歧見，也只能留待以後才能知道。 至於藏人也應該反躬自省，了解到他們內部的糾紛對於外界也會有深遠的影響，而且已經對他們的政治目標造成了損害──如果西藏流亡社區還是繼續擁抱宗教人物也是政治領袖的系統，那麼無可避免地，宗教一定會衝擊到他們的政治願景以及理想。 舉例來說，兇天派的西藏喇嘛已經把兇天教派的糾紛輸出到蒙古去了，還強迫蒙古的佛教徒選邊站。 蒙古政府對於處理這個爭議已經感到十分厭煩，並且努力與所有的藏傳佛教徒劃清界線，保持距離。 最近有一位高階的蒙古官員告訴我：蒙古不需要藏人把宗教糾紛帶到他們的國家。 藏人就此失去了一個本來可以作為西藏盟友的國家。 不透明的千萬盧比 在現代，任何牽涉到大筆金錢的新聞都會變成聳動的故事：在一個金融機構與信用卡充斥的世界裡，我們往往把大筆現金與非法行為聯想在一起。 然而對藏人來說，他們往往對於寺院以及喇嘛住宅里面所累積的大筆現金其實應該向信徒與公眾交待其來龍去脈沒有感覺，因為他們每天都看到虔誠的信徒在每一家寺院與佛殿裡敬獻現金，對他們來說這根本是稀鬆平常的事。 假如印度警方搜查印度教的廟宇的話，可能也會搜出信徒捐獻的大量盧比。 然而，政府機構檢查任何大筆金錢的來源，澄清款項的收受與支出之來龍去脈，也屬於合理的作為。 說明這些款項是信徒的捐獻，不啻只是一種解釋，並非沒有從事不法洗錢工作的確鑿鐵證。 而在印度境內寄人籬下的西藏人應該了解到，我們對於印度公眾也是有責任的，不只是對我們的社區負責就算了。 對於印度媒體來說，噶瑪巴辦公室裡找到許多現金都是外國貨幣，真是雪上加霜，因為印度長期以來對於外國貨幣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懷疑。 毫無疑問，假如今天是兇天教──通常被藏人認為是專門與達賴喇嘛作對的人──的喇嘛被查出持有大量的中國人民幣，藏人將會是第一個出來指控他就是中國間諜的人。 我們也應該明白，今日印度的藏人倚賴外國的捐款，又因為越來越多藏人住在西方並把錢寄回印度，所以難民社區已經變成了全球匯兌經濟的一部份。 另一方面，印度的藏人難民少有人成為印度公民，因此面臨從外國轉帳到印度的種種複雜規定，往往別無選擇只能使用現金，無法利用銀行。 此事行之有年，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印度當局也非常清楚，其實印度的許多商業交易有時候也面臨類似的困擾。 達塔雷（Sunanda K. Datta-Ray）在《電郵報》中所指出的： “沒有人提到，信徒主動捐贈的款項，本來都存入噶瑪巴的妙音佛母慈善信託（Saraswati Charitable Trust）裡面，然而這個帳戶的存款金額超過十萬美金，所以銀行拒絕再收受信徒的捐款。他只好又再登記了噶瑪噶千信託（Karma Garchen Trust），然而他申請遵照《外國獻金法》的規定收受外國捐款的申請書，從2002年到今天都一直還卡在公務單位裡面，尚未得到核准。噶瑪巴的寺院別無選擇，只能收取信徒拿出來的現金捐款，並且努力確保寺院<鉅細靡遺地紀錄>每一毛、每一分、每一元（雖然媒體因警方查獲中國人民幣而嘩然，然而實際的金額不到總數的百分之十）的捐款。即使貧窮藏人所捐的一元人民幣也都有紀錄。” 噶瑪巴辦公室對於擁有中國貨幣的解釋相當合理：這些現金是西藏或中國的信徒所捐贈的，因為對於信徒來說，捐款給喇嘛代表他們的虔誠。 即使這些貨幣的數額很大，也不應該讓我們感到驚訝，不但因為噶瑪巴的信徒成千上萬，也因為西藏與中國的經濟狀況已經丕變，不可同日而語了。 一九八○年代，西藏比印度窮上許多，因此信徒的捐款往往被流亡喇嘛與印度藏人送回西藏境內以重建被毀壞的寺院。 今日，這個平衡桿已經改變。 西藏地區在某些方面得益於中國經濟成長，因此今天的西藏的藏人比印度的藏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而且有多餘的金錢可以寄到印度的喇嘛與親戚之處。 因為境內對於宗教重重限制，他們不太能夠把錢捐給西藏境內的喇嘛或用作為興建寺院之用，因此他們把印度看成可以安全興建佛殿與寺院的替代性地點。 然而中國與印度兩國都對於西藏境內與境外這種聯繫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而住在印度的喇嘛往往夾在中間，被兩邊指控為對方派來的臥底。 經濟問題是一個讓印度戰略家感到憂心的問題，因為邊界這一側的印度國內，跟喜馬拉雅另外一頭快速的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相比，還是屬於窮困落後的地方。 印度政府已經漸漸不再把金錢從彼方流入此方，視為對方在進行間諜活動的症兆，而是愈來愈能體認到邊界兩邊經濟發展天淵之別，實對印度造成威脅。 這就是為什麼去年新德里撥了一筆巨款，要發展阿魯那恰爾邦的道路以及其他設施。 對印度來說，信徒對喇嘛的現金捐款，比起印度應該儘速發展邊界地區的基礎建設的當務之急，應該只是一件小事。 印度媒體所提起的問題，對於西藏人來說，應視為一個重大的教訓。 一方面，喇嘛與寺院的資金一定要詳加記帳，並且維持透明。 印度的藏人顯然是印度國內得到最多外國捐款的人，然而這些捐款的數目有多少、被用到什麼地方，印度公眾不得而知，甚至捐款的佛教徒也不清楚。 藏人的定居點與寺院常常位在印度的窮鄉僻壤，而他們的財政往往造成地方經濟的重大衝擊。坎格拉（Kangra）和喜馬偕爾邦的其他地方近年地價暴漲，就是藏人社區得到外來資金挹注所造成的，而這種不平衡已經引起當地人的眼紅，也形成藏人與當地人不公平的競爭。 印度人懷疑藏人的資金來源，假如藏人的財務還是不透明的話，這樣的猜忌肯定不會煙消雲散。 然而假如沒有印度法律明文保障，印度官僚沒有意願讓藏人能夠在印度的金融系統之中運作，那麼財務的透明還是沒有辦法達成的。 不論噶瑪巴是中國派來印度當臥底的指控是多麼瘋狂，印度高層所表達的懷疑，應該是西藏人應該關切的問題，而且應該體認到這對於西藏人住在印度具有重大的影響。 印度內部目前正就它對中國的政策進行認真的辯論，對於那些認為應該與中國和解的人來說，藏人住在印度國內本身就是中印關係的最大絆腳石；另一派則是對中國較不信任的一派，他們一度認為藏人有利於印度，現在漸漸開始懷疑藏人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 印度媒體對於噶瑪巴的指控，已經讓印度大眾認為藏人不利於印度的國家安全。 印度語的網站Janokti描寫噶瑪巴是“aasteen ka saap”，這個詞影射的是一條藏在暗處的蛇。這些議題，著實需要藏人冷靜、徹底地加以處理，而不是表達自己感情受到傷害，並對印度的媒體口誅筆伐，須知媒體的天職就是要詢問難以回答、觸犯忌諱的問題。 沒有人會喜歡接受眾媒體鉅細靡遺的檢視，然而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媒體的職責就是問問題，而不是逢迎信徒的宗教感情。 西藏人應該主動扛起向外界解釋的重擔，讓大家不再懷疑他們的宗教糾紛以及資金往來並不會對印度的國安以及穩定造成威脅。 原文發表於《印度瞭望》2011年2月11日 茨仁夏加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西藏歷史學的教授，也是《龍在雪域》的作者。 譯者：台灣懸鉤子
資料來源：茨仁夏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