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頓珠林的採訪結束後，桑杰和我坐著一輛老爺車前往德吉林西藏難民定居點。 一上車我就得馬上調整感覺：走出定居點的藏式大門，我就從一個文化圈進入了另一個文化圈。 分散各地的西藏難民定居點猶如汪洋大海裡的一個個文化孤島，它們彼此相距甚遠，但是，半個世紀以來，居住在這些孤島中，普通平凡的人們一直在默默地做著一件非常不平凡的事：堅守和發揚自己的文化。 到目前為止，我探訪的基本上都是流亡社區的“草根文化”層面，流亡社區是否存在一個“精英文化”層面？ 昔日老貴族們的後代如今處於什麼樣的狀況？ 我曾經問過一些朋友，他們以“印度方式”晃晃腦袋，扔給我一個“不知道”。 大約從上世紀70年代起，昔日的老貴族們基本上已經退出了政治舞台。 他們散佈在歐美各國，許多人不知所終。 在境內的那些老貴族們，基本上只有兩個選擇：合作，或者死亡。 拉薩城破之後，倖存的噶廈政府各級官員被成批送進監獄，許多人被解往甘肅和青海，關在對外稱為某某農場的集中營裡，作為免費勞力，為他們的“解放者”創造財富，其中大多數人沒能活著走出來。 在西藏“民主改革”的結果，與漢區一樣：西藏傳統的“士紳階層”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雅文化”被徹底消滅。 然而，如果說漢文化中“雅文化”的喪失，是我們自己作的孽，西藏傳統文化中“雅文化”的消失，絕對是外力作用——這是我們至今不敢面對的史實。 我黨用各種各樣的理由為自己在西藏三區所作的一切開脫，大多數漢人也心甘情願地接受官版歷史：控訴別人的罪惡畢竟要比承認自己的罪惡容易得多。 不過，那輛破舊得門都差點兒關不上的老爺車開出頓珠林大門的時候，我絕對沒有想到，它將把我送到一個流亡中的“精英文化圈”裡。 老爺車慢條斯理地朝山的方向駛去。 德吉林在山腳下，山頂就是穆蘇里。一個多小時後，車子笨拙地拐了個彎兒，駛入另一座藏式大牌樓。 這天是周日，定居點辦公室沒人上班。 桑傑下車問了好幾次，最後，有人指點我們去直貢寺，說那裡有旅館。 到了直貢寺，一名老僧勸我們最好去“圖書館”，那裡的旅店條件比較好。 他說我們不妨把行李留在寺院裡，先到那裡去看看。 按照老僧指點的近路步行十來分鐘，跟著一座爬滿各色鮮花的石砌圍牆繞了個半圓，然後……我眼前刷地一亮，瞪大眼晴，目迷五色。 藍天下聳立著一座金黃色石砌建築，面對大門的小丘狀花壇上，低矮的植物剪成英文Welcome， 轉到花壇背面，是藏文“扎西德勒”，一側還有印地文，大概是Namaste吧，反正我們兩個都不認識。 除了文字，還有法輪和螺號圖案。 走上幾級台階，迎面一座騎著駿馬，一手托經卷，一手持金剛杵的松贊乾布像。 雕像面朝山脈，彷彿在遙望故鄉。 雕像下面有座日本風格的小花園，裡面種了幾叢高高的蘆葦，微型水池裡，兩朵紫色睡蓮朝著太陽盈盈而立，碧綠的灌木叢中露出白色“崗仁波切”模型。 石鋪小徑幹乾淨淨，建築之間的花園裡，玫瑰花開得正艷。 這就是松贊圖書館，全名叫“松贊喜馬拉雅與佛學研究圖書館”。 圖書館以藏王松贊干布命名。 松贊圖書館的主樓仿製西藏最古老的王宮，純藏式大門兩邊的石砌也模仿古代王宮的建築方式。 這座圖書館的創辦人是直貢仁波切。 我到德吉林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採訪這位仁波切，可惜仁波切不在，去了新西蘭。 來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擦絨家族之後。 擦絨家族與14世達賴喇嘛的亞谿家族是姻親，仁波切的大姐就是達賴喇嘛三哥洛桑珊丹的妻子。 1959年拉薩事件之後，仁波切入獄多年，出獄後來到印度，在這一帶定居，創辦了直貢寺、直貢佛學院、直貢尼姑寺和松贊圖書館，在日本還有一座寺院。 直貢圖書館完全是仁波切親自設計的，風格大方優雅。 整體設計結合了西藏、日本和印度元素，花園、雕像、屋頂的顏色相互配合，玻璃窗全是鏡面式，映照著花園和天空，不管走到哪裡，感覺都置身於花園中。 圖書館有藏文、英文、德文、法文、尼泊爾文等文字的收藏，還有少量中文書。 收藏內容以佛學和喜馬拉雅山區文化為主。 圖書館和閱覽室合一，天花板上繪著敦煌風格的畫。 仁波切入獄多年，顯然沒有機會系統學習藝術、建築、繪畫等，松贊圖書館的設計，體現的是他天然的藝術感覺。 各國風格結合得天然契合，又顯示出仁波切從各國文化中吸收營養，將之發揚成現代西藏“雅文化”的高超能力。 松贊圖書館的“鎮館之寶”是一尊兩米多高，極精美的檀香木十一面千手觀音像。 沒人知道這尊雕像創制於何年。 南捷拉莫告訴我，這尊雕像來自康區某地，被分割成三部分“偷運”到印度，由一位精通藝術的美國阿尼重新組裝，並在“千手”上重繪“千眼”。 更可貴的是，美國阿尼力排眾議，沒有在這尊木雕上上漆或者貼金，完整地保留了雕像的原貌。 這尊木雕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不用說，這是一尊逃過了1958年藏區全面摧毀寺院、文革10年再次滅佛之劫的造像。 這尊十一面千手觀音像得以保存至今的背後，不知有多少人甘冒生命危險。 觀音像主面左側有天然的痕跡，彷彿觀音在流淚。 我眼晴一熱，撲地便拜——不僅敬拜觀音，也是敬拜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將這尊觀音像保留下來，並運到印度的人們。 西藏三區民間有多少這樣無名英雄？ 歷史或許不會記住他們的名字，但歷史一定會記住那些以“革命”的名義毀佛滅道，摧殘人性的人。 歷史也會記住，一個龐然大國是如何以“民主”的名義，強行摧毀一個弱小民族；歷史更會記住，那個民族如何不畏強暴、不屈不饒，頂住一切壓力，保存發揚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民族特性。 我相信，即使我們這一代不敢面對這個大國之恥，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會面對。 在松贊圖書館，我與兩位昔日的老貴族之後不期而遇。 一位是索康家族的女兒，即前首席噶倫索康·旺欽格勒同父異母的妹妹帕姆；另一位就是尊者的三嫂南捷拉姆。 她們都是很小就在印度接受英文教育，一生自食其力，做過各種工作。 南捷拉姆年輕時，與她的丈夫，達賴喇嘛的三哥洛桑珊丹在流亡政府工作，在藏醫學在西藏境內被禁的歲月裡，他們夫婦為重建藏醫院和流亡社會的藏醫系統立下汗馬功勞。 退休後，她一邊傾心修習佛法，一邊寫作。 我很高興有機會採訪她。 她衣著簡單，舉止優雅，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她給我看她的家庭照片，談她的家常生活，像天下所有的媽媽那樣談著她的兒女——她兒子丹增塔拉就是達賴喇嘛的英文秘書，也是唯一在尊者身邊工作的家族成員。 她還贈送了我一本她的英文著作《西藏的婦女》。 帕姆是另一種風格。 她5歲就被送到大吉嶺上英文學校，後來定居瑞士，丈夫是瑞士人，有一個女兒。 她在瑞士生活了50多年，退休後，兩袖清風地來到印度。 “我沒有房子、車子、銀行賬戶、手機、電腦，什麼都沒有！”她哈哈大笑著對我說。 她性格非常開朗，目光銳利，反應機敏，會說流利的英語、藏語和德語。 她說她是個游牧人，我說我也差不多，我們倆立刻就用英語聊得熱火朝天。 她說她第一次去西藏是在80年代。 有人從西藏回到瑞士，告訴她一個消息：她母親坐牢多年，活著出了監獄。 得到這個消息，她一分鐘也沒有猶豫，用最快速度前往拉薩，去見她6歲之後再也沒有見過的母親。 “媽媽和西藏對我都是陌生的，”她對我說。 我黨把一個女人投入監獄多年，就因為她是西藏前首席噶倫的繼母？ 研究這段歷史，就像不小心鑽進了一個長長的山洞，每往前摸索一步，看到的是更多的黑暗。 臨走前，帕姆對我說：“照顧好自己，找時間給自己放個假，到穆蘇里去住幾天，那裡美極了！”她略為誇張地吸了口氣。 我說：“等我的研究告一段落吧。” “別這樣，”她說，“當年孩子還小的時候，我每個禮拜一定給自己放一天假，什麼都不幹，出去見見朋友，聽聽音樂，喝茶，反正就是放鬆，享受生活。” 我不由笑起來：她大大咧咧，純西方式的言談舉止中，時常會流露出那麼一點兒微妙的“貴族氣息”。 離開松贊圖書館的那天清晨，我獨自到花園散步。 四處無人，只聞鳥啼。太陽從山後升起，第一縷陽光照著藏王松贊乾布塑像。 日前看到的睡蓮已經凋謝，水池中，幾支未開的睡蓮冒出水面，尖尖的花苞形如毛筆，朝著天空書寫一個美麗的故事。
資料來源：李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