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ebrating Exile-I: Education and Outlook） 教室是一個門戶緊閉，窗扉開敞的地方。 在那扇緊閉的門扉內，同學們睽睽的目光下，我被老師要求背誦一首詩，一首老師先前教要我們用心去體會的詩。 我的記憶力相當差，頂多只能背誦出前幾行，接著我的腦袋便一片空白。 這是好幾年前當我還是學生時，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不少藏人學校裡，學習意味著囫圇吞棗，真正理解與尋求意義並不是學習的重點。 用三個小時去測驗一個孩子在過去一年學了多少東西，實在是很荒謬，但是這種體制在今日許多藏人學校裡仍舊繼續存在。 每回課本裡有詩出現，無論是藏文、印度文或是英文，總有許多同學會抱怨說：“又是一場鞭刑。”在學校裡我實在憎恨學詩，直到我發現了一處墓園。位處達蘭薩拉（Dharamsala）山丘上的英式墓園，是一個適合用來逃避一切的安靜之地。 我時常在那裡的橡樹林裡蹓躂，跑進那裡一棟英屬印度時期遺留下來的古老教堂。 那些生者寫給逝者的美麗詩句，以俊秀的書寫體雕刻在墓碑上，讓我見識了詩句所創造的魔力。 自一九五九年我們邁出喜馬拉雅山的第一步開始，這趟飛速旅行引著我們前進現代世界，也讓我們與現代化產生了衝撞的過程。 對我而言，在不失去我們自身的傳統與文化價值之下，向這新世界所學到的種種，才是最值得熱烈慶賀的。 我們的文化與傳統已受到世人高度的敬仰和推崇。 我們的傳統教育與價值體系，一開始與流亡中的這個新環境產生許多衝突與矛盾。 那段時間裡，如像是達蘭薩拉西藏醫藥曆算研究院（Men-Tsee-Khang）、瓦拉納西（Varanasi）的西藏大學（Tibetan Institute）、西藏表演藝術學院（Kolam Doegar）與手工藝中心等，早先是最多學生選擇休學的地方。 這些年過去了，如今，瓦拉納西的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學院（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提供藏學研究，西藏醫藥曆算研究院的藏醫研究亦獲得高度的肯定。 位於薩拉（Sarah）的西藏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在短時間成為極富聲望的學府。 然而，唐卡繪畫與其它傳統藝術尚未獲得真正的重視。 而西藏傳統的僧院教育體系，也開始實行非學院制的雙軌系統，以現代化的教育體制開創流亡教育的新局面。 這四十五年的流亡歲月帶來另一顯著的改變，即是我們使用的語言。 我會三種語言 歌唱用的那個 是我的母語。 雖然說藏語最讓我感到輕鬆，但書寫時我用的是英文。 學校教育多使用英語進行，從印度老師那裡習得的文學用語，自然是英文。 當時的校園裡，我們說英語的機會只有叫人名字時，若被同學聽到你說英語，就相當容易被戲稱為“約翰先生”（Mr. John）。 這樣的結果讓西藏學生在學校裡總是差人一截，當印度學生輕鬆流暢地使用外語交談，我們只能結結巴巴，瞠目結舌。 在印度學生面前說著一口破英文，實在非常難堪。 這也對學生形成不良影響，造成自信心與士氣的低落，也因此西藏學生常孤伶伶地漂流在印度人海之中。 流亡藏人通常會兩種語言，有些人甚至能使用上三種。 但我注意到年輕藏人的口語藏語並不那麼理想，說起來又鈍又破，語句間參雜著外國語和印度語用詞，有些甚至就直接用外文語法詮釋藏語，一口蹩腳的藏語，簡直就如同藏人初來乍到那種惶恐怕生時的景像一樣。 觀賞西藏表演藝術學院二位年輕藝人，桑天（Samten）與達傑（Dhargye）他們叫好又叫座的喜劇演出實在相當愉悅，也有類似愈療的效果。 我看過這一對雙簧二人組在達蘭薩拉與拉薩來的圖登（Thupten）和米瑪（Migmar）同台演出喜劇。 劇中巧妙的以豐富多變的語法表現社會評論，佐以畫龍點睛的諺語，幽默中帶有慧詰，在娛樂觀眾的同時，也讓大眾得以嘲笑自身的惡習。他們的表演讓我們體會了口語藏文的豐富層次。 這樣的表演是對西藏語言的一種讚頌，也是他們對西藏文化的所做的供養。 我們的英語教育自達瓦諾布（Dawa Norbu）、蔣揚諾布（Jamyang Norbu）、圖登桑沛（Thubten Samphel）等幾位散文作家開始已經歷了幾番的進程，並改變了我們對英文的觀點與態度。 對許多人來說，英語不只是一種語言工具，它已經成為我們的母語。 我們和英文這語言纏綿悱惻的羅曼史，也產出了頗具規模的文學創作。 布瓊索南（Buchung D. Sonam）搜羅了四十年來以英文寫作西藏詩作，將從更敦群培（Gedun Chopel）、嘉波才讓（Gyalpo Tsering）到今日的詩壇新秀丹真巴松（Tenzin Palzom）與丹真格勒（Tenzin Gelek）等人的作品集結成冊。 這本即將出版的詩集名為《流亡的繆斯：西藏流亡詩人選集》（Muses in Exile），涵蓋三十三位西藏詩人共一百三十九首詩作。 這一英語文學鉅作，宣告了西藏英語文學的誕生。 我們因為流亡得以和英文共譜戀曲的同時，留在家鄉的藏人的中文能力也提升許多。 境內藏人用中文紀錄歷史，用中文寫出關於愛、宗教、文化的詩與故事，他們用漢語歌唱。 中國人絕對後悔將自己的語言給了藏人，如今，藏人的中國話放了把火在紅旗上。 近日我讀了一篇關於西藏女作家唯色的文章，作者是中國獨立學者王力雄。文中談及了唯色及另一位西藏作家扎西達娃（Tashi Dawa），王力雄寫到，“藏語不好確實是唯色一代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看到那是歷史產物，責任不在他們本人。”我彷彿看見王力雄用手指著我，接著他安慰地說，“我之所以認為藏語不好的藏族作家仍然可以承擔對藏民族意志的表述，是因為有兩個因素— —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可以作為缺失民族語言的彌補，使他們保持和本民族文化的聯繫，以及表述本民族的意志。”[1]唯色的書《西藏筆記》被中國以書中有“嚴重的政治錯誤”遭到查禁。 是的，民族主義，因對自己民族美麗富饒的文化所產生的熱愛，這樣的情愫為人類的生命創造了深刻的意義。 世上再也沒有比為了一個國家的自由與尊嚴，奮力抵禦外國人的侵略和不公義，還來得重要的事。 這也是我們在學校被一路教導到大的觀念。 我十分感謝所有的教職員，讓我能懷抱這樣一個理想。 然而，近年來學校裡的政治教育似乎有萎縮的趨勢，某些學校似乎頒布了新的指導方針，一種半西方且相當謹慎的觀念提倡，不要告訴孩童關於西藏的死亡和毀滅的故事，也不要讓他們看到巴沃圖登諾珠（Pawo Thupten Ngodup）[2]自焚而死的畫面。 一位學校高層告訴我，“孩童的心靈像花朵般脆弱，他們不能接受刺激，我們不讓他們接觸<政治>。” 我的許多同學成年後服務於藏人小區的不同領域。 其實，只要他們有其他念頭，大可離開到其他地方去，過著自己想過的舒適生活。 我們之所以留下來，是因為受到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境內藏人在拉薩無畏的示威抗議活動所啟發，他們公然起義捍衛西藏尊嚴的行動鼓舞了我們。 我們從小就是看著這些示威運動的影片長大的，影片則是由兩位美國醫生帶來我們學校的。 每年流亡政府都產出大批畢業生，但藏人小區內的工作機會卻少之又少。 我們所採用的教育制度，傳承自英屬印度時期，有兩百年的歷史，這樣的製度機械性地生產出同型態同尺寸的畢業生，若經過十五到十七年的教育無法讓學生們具有創新思想與事業心，這樣的教育是否值得？ 即使達蘭薩拉可提供的就業機會非常少，多數畢業生不可避免地就自動聚集在這裡。 我相當欣賞少數藏人因自身擁有多項技能，敢前往印度小區與海外為自己爭取一席之地。 他們的技能因此被磨練得更專業，西藏的未來就在他們的手裡。 我讀了西藏流亡政府正在推行的新教育政策二次草案，發覺裡頭有許多讓人興奮且期待的新政策。 世界各地的思想家皆提出一些改革創新的教育體制，我們的新政策也加入了這個行列。 現下的教育目標只著重於產出受薪階級，而非思想家，我們的挑戰將會是，該如何在全球化籠罩的環境下，讓這些教改計劃能真正落實。 原刊《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二零零五年一月。 譯註[1]：出自王力雄的文章《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透視唯色事件》。 譯註[2]：一九九八年在德里的一次示威活動中自焚而死。 （《自由聖火》首發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13659.asp） (漢譯：林孟螢)
資料來源：丹真宗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