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7月，筆者第三次進入藏區考察學習。 此行歷時27天，途徑四川省、青海省、甘肅省和西藏自治區。 此次考察的重點是藏傳佛教，兼顧藏區政治與社會生態。 途中參觀的宗教場所有四川省亞青寺、白玉寺、德格印經院，青海省塔爾寺，甘肅省嘛呢寺，西藏自治區的大昭寺、小昭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布達拉宮、班禪夏宮，等等。 筆者多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西藏問題”。 這次進入藏區的主要目標是了解“西藏問題”的實質：“西藏問題”究竟是宗教問題？ 民族問題？ 社會問題？ 經濟問題？ 還是政治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唇槍舌劍，雙方都極力影響國際輿論。 但目前看來，北京似乎處於下風。 國際社會傾向於相信流亡藏人而質疑中國政府。 那麼，藏區的真實狀況究竟如何？ 北京政府和流亡藏人究竟誰更可信？ 筆者試圖自己找出答案。 一、藏傳佛教 長期以來，世間傳說，藏族是個全民信教的民族。 筆者現在相信事實並非如此。 在藏區，不止一個人告訴我，現在藏族牧民信教者較多，農民較少，市民很少(儘管整體上藏民信教比例極高)。 在理塘縣城，一位藏族姑娘看到我佩戴著活佛法相，一臉不解地問道：你們漢人也迷信啊?在藏區，我們經常看到藏人在車裡和店裡懸掛著活佛法相，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佛教徒。 藏族信教人數減少是否意味著達賴喇嘛在藏民中的影響力下降?在藏區，幾位地位較高的藏族朋友都明確告訴我，大約99%以上的藏民都尊奉達賴喇嘛。 在理塘縣某寺，大堂裡赫然懸掛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法相。 在康定縣某寺，一位出家人公然為達賴喇嘛鳴不平。 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漢族幹部似乎低估了達賴喇嘛的影響力。 一位經常在藏區行走的漢族幹部告訴我，達賴喇嘛的影響力可用5:3:2概括，意思是50%的藏民完全信奉，30%似信非信，20%完全不信。 我所接觸的藏族朋友對此一律否定。 目前，藏傳佛教正加速向漢地擴張。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藏民信教人數在減少。 與此同時，漢族信教者在增加。 第三，漢傳佛教加速商業化，正逐步失去漢族信教者信任。 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呈現你進我退的態勢。 第四，漢地經濟發展較快。 筆者親眼看到一些漢族弟子將數萬現金獻給上師。 據介紹，也有漢族弟子購買豪華越野車乃至別墅供養上師。 每年究竟有多少財富由漢地流向藏區?筆者不得而知。 目前，藏地寺廟無不加速吸引漢族弟子。 為此，寺廟鼓勵四十歲左右的上師學習漢語。 以四川省白玉縣亞青寺為例。 目前，該寺能招收漢族弟子的上師有普巴扎西活佛、慈成加參活佛、當秋堪布、秋巴讓卓堪布、意西江措活佛、阿鬆活佛等。 在四川省理塘縣長青春格爾寺，目前能講漢語的上師至少有三位。 一般而言，各位上師到漢地弘法不需寺廟批准。 有的漢族弟子在漢地設立佛堂。因為藏傳佛教特別強調皈依“上師”，因此說所設“佛堂”實際上就是上師在漢地的根據地。 在新疆，同一上師的弟子會組成團隊，一起修行、交流、朝聖。 在藏區，宗教場所幾乎都對當地人免費開放。 布達拉宮(門票100元)、大昭寺(門票85元)、扎什倫布寺(門票65元)、德格印經院(門票50元)雖象徵性地向藏民收取一元錢，但事實上很多藏民一文不交。 在日喀則，當地一位藏民告訴我，這是我們自己的寺廟，不需交錢。 而該寺一位出家人卻對我說，我們是以寺養寺。 在漢地，當地人進旅遊景點也要買票。 在泰山(門票125元)，當地人可憑身份證申請進山證(年費50元)。 藏地寺廟的此類規定似有地域歧視(民族歧視)之嫌。 眼下，藏區某些地方正在討論：出家修行算不算一種職業?筆者在愛爾蘭學習期間，一位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歐洲學生問我：西藏的喇嘛為什麼天天坐著不工作?現在的焦點是，信教自由是不是就不能干預藏民出家修行?從系統論來看，如果藏區本身無法負擔出家人的物質所需，漢地勢必就要承擔更多責任。 出家人在精神層面做出的社會貢獻與社會向他們提供的物質供養是否相稱?如果出家人的社會貢獻為零甚至為負，政府是否可以干預? 在筆者看來，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皈依“四寶”，而後者強調皈依“三寶”。 漢傳佛教要求皈依“佛法僧”，而藏傳佛教卻要求首先皈依上師，也就是說皈依上師比皈依“佛法僧”更重要。 不僅如此，藏傳佛教強調，弟子一旦皈依就不得質疑、誹謗上師，否則會墮入地獄，而且永世不得超升。 總之，藏傳佛教要求尊奉“生者”，而世間主流宗教則要求尊崇“逝者”。 一般而言，“逝者”的教義是相對固定的，而“生者”的教義是變動不居的。 若“生者”離經叛道，後果則不堪設想。 二、藏民形象 2008年“3.14騷亂”之後，藏民在漢人中的形象進一步惡化，漢藏對立明顯加劇。 在藏區，筆者多次聽說有藏民搶劫玉樹地震救災物資並打死軍人與志願者。 筆者還聽說，在四川省阿壩州，有藏民攔劫外地車輛。 在拉薩，有漢人抱怨說，當地藏族警察偏袒藏族人。 但這些都只是流言，筆者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 遺憾的是，流言卻像長了翅膀，不僅瘋狂傳播，而且越傳越逼真。 如今，大眾傳媒、人際傳播和親身經歷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三大途徑。 然而目前在中國，“西藏問題”是新聞媒體的一大禁忌。 大眾傳媒傳遞的西藏信息少得可憐，遠遠不能滿足世人的信息需求。 即使在較為開放的互聯網上，關於“西藏問題”的高品質信息也不充裕。 來自官方的正式消息更是極度匱乏。 在這樣的語境下，道聽途說就成了人們了解西藏的最重要途徑，來自境外的消息也就輕而易舉地主導了話語空間。 根據傳播心理學原理，漢人之所以相信關於藏人的流言，是因為流言或者契合漢人既有的認知，或者符合漢人的主觀願望。 無論何者，都反映了藏民形象的扭曲。 (有人說，在某種程度上，藏人已被“妖魔化”。筆者不傾向於使用“妖魔化”這個字眼，因為它折射出了敵意。)“3.14騷亂”是個放大器，藏人兇殘好鬥的形象得以進一步強化。 “3.14騷亂”後，達賴喇嘛多次呼籲藏漢團結，彰顯了這位政治領袖的清醒和睿智。 必須承認，“3.14騷亂”後國內媒體的宣傳報導加深了漢人對藏人的誤解。 與此同時，藏人普遍佩刀的傳統形像也成為藏人兇猛好鬥的一個佐證。 據說，在“3.14騷亂”之前，少數民族是否可以隨身帶刀由地方政府決定。 “3.14騷亂”之後，西藏等地開始限制藏人佩戴長刀，(但日常生活所需的短刀不受限制)。 不過筆者注意到，在西藏甚至拉薩，仍有不少藏人佩戴腰刀。 筆者認為，所有藏區最好統一界定限制刀具，實行統一的管制政策。 目前在藏區，民間私存槍枝仍是藏區社會治安的重大隱患。 在蘇聯剛剛解體之際，曾有大量蘇制槍枝流入藏區。 如今，藏區的槍枝主要來源於東南亞諸國和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 化隆縣有私製槍械的傳統，這在藏區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在藏區期間，筆者了解到，部分藏區現在允許藏人到當地公安部門借用槍枝。 警方沒有採取“一刀切”的禁槍策略，是考慮到部分藏民確實需要使用槍枝。對這種靈活的管制模式，筆者表示讚賞。 筆者三次進入藏區，接觸過形形色色的藏人。 在旅途中，有時候車上只有我一位漢人。 雖然從石渠縣到玉樹州的途中我曾被一位藏族司機欺騙過，但此類事件在漢地數不勝數。 我們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僅憑一件事、一個人就全盤否定藏民族。 根據我個人的有限經歷，絕大多數藏人是善良友好的。 有時候，雖然語言不通，但沿途藏人會用微笑、手勢來歡迎遠道而來的客人。 當然，語言、文化差異為雙方交流的確帶來了一些障礙，誤讀、誤解時有發生。 遺憾的是，目前藏漢之間缺乏應有的互信。 這種不信任在民間和官方都客觀存在著。 譬如，境外有論者指出，中國政府內部已經形成龐大的涉藏利益集團，其中包括公安部、國安部、總參、統戰部、西藏自治區等十幾個部門。 如果“西藏問題”得以解決，這些部門的利益就會受損。 所以該利益集團不希望真正解決“西藏問題”。 對此，國內有人針鋒相對：境外業已形成龐大的“藏獨”利益集團。如果“西藏問題”解決了，這個集團就可能解體、大量“藏獨”人士就會無以為生。 三、管治策略 傳統上，中國法律對藏民網開一面。 “3.14騷亂”之後，部分漢人呼籲“法律面前民族平等”。 他們認為，在法律上優惠藏人會導致藏區治安失控。 如今在操作層面上，政府似乎已經矯枉過正了。 在川藏線上，筆者三次被查驗、登記身份證。 有一次身份證還被掃描存入電腦。 還有一次，警察上車後只查驗出家人的身份證，而對其他乘客不聞不問。 值得玩味的是，進入四川省後便沒人查驗身份證了。 成都來的司機師傅說，四川才不這麼“空”呢。 在藏區，筆者明顯感受到了各地管治水平和策略的差異。 在四川甘孜，大部分縣城之間沒有班車。 在石渠縣，有些正在營運的私車連牌照都沒有。 在甘孜州，十幾個人可共用一個身份證登記住宿。 在石渠縣，筆者連身份證都不用便可住宿。 在甘孜，有的寺廟在大堂裡赫然懸掛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法相。 在拉薩某知名寺廟，筆者看到第十七世大寶法王的法相懸掛於大堂一側。 在西藏和四川，郵局是不准郵寄管制刀具的(所以人們選擇物流)，而青海省塔爾寺郵局卻可以郵寄任何刀具。 筆者在藏區期間明顯感受到了活佛的影響力。 藏區各地都有不少活佛，活佛之間有明顯的地位差異。 活佛在社會管治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的活佛自己開設醫院、學校等。 此類醫院通常收費較低，對當地的官辦醫院形成較大衝擊，矛盾也便隨之產生。 倘若政府不能及時協調，便會埋下重大社會隱患。 有的活佛(甚至普通出家人)還“建立”了基金會，而實際上，這些基金會大都沒有合法註冊，完全是違法無序運作。 有的出家人每天早上穿上喇嘛服自稱去寺廟“上班”，同時經營著自己的飯店、賓館、商店。 藏區，尤其是西藏，現在實行高壓政策，其中拉薩為特別管控重點。 據說，目前西藏的常住居民和軍警的人口比例是1:1。 在拉薩，尤其是大昭寺、小昭寺、布達拉宮、北京路等重點路段，武警荷槍實彈，固定哨卡、流動巡邏、便衣暗哨佈滿大街小巷，氣氛極為肅穆。 在大昭寺周邊的制高點上，武警居高臨下，嚴陣以待。 在布達拉宮廣場，當遊人如織時，便衣們便扮作遊客隱身於人群中。 深夜，當遊客散去後，廣場上只有特警們孤獨的身影。 為獲得關於西藏的第一手資料，筆者在入藏前曾請朋友介紹西藏的“關係”。 但遺憾的是，對方大都以敏感為由婉謝。 有朋友這樣回覆：“現在這種時候恐怕不會有人告訴那些事”“我即使不為自己著想，起碼也要為我父母朋友著想。”在藏人看來，我的調查過於敏感。 加上我是漢人，而部分藏人對漢人心存戒備，這給我的調查帶來了諸多困難。 由於大部分藏人避而不談“問題”，導致我難以了解到藏區存在的“問題”，對西藏的研判也就難免過於樂觀。 後馬克思主義者把國家機器分為“強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兩大類。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也區分“王權”和“霸權”。 在西藏目前特殊形勢下，一定的武力存在是必要的。 但是，僅靠強制力量(有人稱之為“剛性穩定”)是無法維持藏區長治久安的。 政府必須傾聽藏人心聲，在溝通、協商、勸服、妥協中提升管治水平。 “以力服人”“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必須融為一體，單純依賴其中任何一種(包括“製造同意”)都是不切實際的。 自2010年7月6日起，流亡藏人採用Unicode標準開發出了藏文編碼技術，使得全球藏人能夠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等媒介方便快捷地傳遞信息。 目前在藏區，部分寺廟擁有衛星電話，使得境內外藏人通話更加方便。 再加上出入境人數增加，重要信息完全能夠口口相傳。 更何況，在特殊情形下，海外藏人會請西方人幫忙傳遞信息。 這一切都為信息監控增加了諸多困難。 在信息時代，完全阻斷信息交流已是癡心妄想。 都江堰工程的成功秘訣之一是“深淘灘，低做堰”。 在藏區管治上，政府應當適度拓寬加深言路，使正當合理的訴求得以及時順利上傳，盡量避免“以言治罪”。 如果境內言路不暢，藏人就會被迫求助於境外媒體和組織。 當然，筆者只是倡導“適度”拓寬言路，而非一下完全放開。 鑑於目前的藏區局勢，突然完全開放言路必然會造成社會混亂。 言路建設必須遵循漸進原則，力戒“言而無信”“急功冒進”“東施效顰”。 言路建設必須考慮藏區實際。 四、分析與建議 “西藏問題”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或民生問題，因而單純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無法解決“西藏問題”。 “西藏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宗教問題或民族問題，政治因素和國際因素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西藏問題”更不是社會問題或文化問題，“人權”和文化只不過是雙方博弈的兩枚棋子。 有趣的是，中國政府和流亡藏人分別強調“西藏問題”的不同側面：中國政府強調外部勢力干預，而流亡藏人則突出中共管治危機。 事實上，只有政治上真正中立的觀察者才能看清“西藏問題”的實質和全貌。 “西藏問題”必須置於中國語境下考察。 在調研中筆者了解到某地一藏族官員被政府查辦。 當地部分藏族官員認為，這是漢族官員對藏族官員的打壓，彰顯了執政者對藏族官員的不信任。 但筆者卻認為，類似的政治鬥爭在漢地同樣存在。 藏族官員將之與民族身份相聯繫，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同理、環境污染、官民矛盾、官商勾結等現像在漢地也十分突出，但在藏地，此類問題都被置於民族衝突的框架內加以分析，反而遮蓋、偏離甚至改變了問題的性質。 政府似乎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官方“去民族化”的努力又遭到質疑。 與此同時，“西藏問題”必須置於國際語境下考察。 國際關係的實質是維護國家利益，而人權是當今某些西方國家國際博弈的一張王牌。 流亡藏人無法看到或不願承認這一點。
資料來源：畢研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