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的夢幻與“末世危象” 半個世紀前，當二十四歲的達賴喇嘛翻越喜馬拉雅山，走上流亡道路後，全世界差不多都以為，達賴喇嘛的政治生命已經終結了。 毛澤東和中共終於擺脫了在“十七條協議”中對西藏保持現狀的承諾，開始大刀闊斧地在藏民族中強行“民主改革”，隨心所欲地按照列寧主義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來改造西藏。 我在閱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文件和報紙的時候發現，那個時代似乎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時代，對落後“農奴”的西藏抱著一種救世主的滿意情緒.可是，普通人對藏地血腥的“平叛擴大化”、毀寺滅佛、強行遷徙、大饑荒以及西藏文革中的武鬥及鎮壓，幾乎一無所知。 中國人一直沉浸在他們拯救了百萬農奴的夢幻之中，對中央政府派出的軍隊及幹部在藏地造成慘絕人寰後果的種種政策視而不見。 那時候卻是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非常困難的歲月。 年輕的達賴喇嘛告誡追隨他流亡的藏人，我們無法很快回歸家鄉，但是我們肩上有保存藏地佛法、保存藏文明和藏文化的重任。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 儘管中國經濟的增長早已今非昔比，奧運和世博似乎也帶給民眾世紀狂歡的享受，然而社會上下的自我感覺卻遠不如六、七十年代。 人人都能感覺到，中國社會正面臨著一些深刻的危機，這種危機或許會產生難以預料的災難；現在出現的一些繁華景象，很可能只是“末世危象”的預兆而已。 更為廣闊的精神自由的道路 回顧半個世紀的路徑，中國社會的物質進步顯而易見，人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水準明顯提高，可是，奇怪的是，除了一部分人斷斷續續地感覺到滿意和幸福外，更多的人，更持久的感覺是不安、不滿和焦慮. 中國社會呈現的普遍精神失落，是半個多世紀積累的結果。 中共執政以來，已經有三代人從小學開始接受單一的庸俗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教育，反人道反人類的階級鬥爭教條，“對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一度成為社會的主流倫理。 “新中國人”普遍崇尚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就是如今中國社會老少幾代人都崇拜“成功人士”，而並不在乎對“成功”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心理根源。 就在這半個世紀裡，達賴喇嘛帶領流亡藏人，在異國他鄉艱難求生的同時，展開了一條更為廣闊的精神自由的道路。 達賴喇嘛立足於他的深厚佛法理念，對藏民族乃至全人類的未來，有著長久而深刻的思考。 他為流亡藏人社區指出的道路，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 他告訴艱難困苦中的藏人同胞，根據佛法，生命輪迴，世事必變，我們絕不可在困難中沉淪.無論別人怎樣地對待我們，我們不能在道德上墮落，必須保持我們在道德上的自信，抱持內心的善念，抱持良好的動機，行善事，積善業，總有一天，事情會向好的方面轉化。 我們決不能在內心動搖這種信念。 同時，我們要學習，要開放，要轉型，要改變原有的落後，還要保留好我們的文明和文化遺產.流亡藏人在到達印度後第一年，就辦起了學校，蓋起了寺廟，陸陸續續地辦起藏醫學院，藏戲和表演團體.從六十年代開始，達賴喇嘛就堅持要讓藏人社區向民主化轉型，經過幾十年努力，追隨他的老一代貴族陸續和平地退出了行政管理，被新一代民選的平民精英所代替。 沒有精神救贖就不會有新生 達賴喇嘛曾經說過，他不是“法王”，不是“活佛”，他只是一個喇嘛，一個普通的僧人。 他還說過，他的第一使命是促進全人類各宗教的和平共處。 他在世界各地講經說法，弘揚佛教，為每一個傾聽他的普通人指出一條到達內心和平，獲得長久快樂的道路。 他提倡“普世責任”，指出當今世界的所有問題，是全人類的共同問題，這些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必須依靠每一個人的努力來解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責任。 我在各地旅行研究的時候，經常聽到人們欽佩和推崇達賴喇嘛的慈悲和雋智。 遺憾的是，由於長久嚴密的封鎖，世界上最大國家、最大民族的人們，對達賴喇嘛最不了解，甚至懷有敵意。 如今，這個最大民族遭遇的深層精神危機已經是無法迴避的事實，這個最大民族的政治領袖幾十年來輪流提出的應對信仰危機的理論，從“四項基本原則”、“三個代表”、到“和諧社會”，最終必將消亡於無形。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已經是事實，仍然受這種意識形態制約的龐大專制政權，不可能有能力來應對民族精神危機. 眼下誰也無法預言，這種沒有信仰、缺乏精神基礎的狀態能夠維持到什麼時候。 這種狀態總有走不下去的一天。 半個世紀來犯下那麼多過錯的民族，沒有精神救贖就不會有新生。 我對達賴喇嘛流亡生涯的研究使我相信，現在我們還遠遠沒有認識到達賴喇嘛對我們的救贖意義，但是總有一天，我們這個民族會敞開胸懷，擁抱達賴喇嘛給予我們的慈悲和智慧。 （作者新著《一九五九拉薩！》上月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和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
資料來源：李江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