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７日下午，在日本橫濱，達賴喇嘛尊者接見了新加坡聯合早報、BBC中文電臺、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自由時報、中天電視公司等在日華文媒體記者和部分中國學者共四十多人，並發表了簡短的講話，回答了大家的提問。全文如下： 達賴喇嘛：解決人類面臨的困難，相互認識和瞭解是第一步。我說過，２０世紀是血腥的、戰爭的世紀，而21世紀，應該是和諧的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６０多年，有很多成果，但是，實現真正的和諧，還是有困難的。如果當初的“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不僅僅是一個口號，今天，胡錦濤總書記就不需要強調和諧了。我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共和”，要通過和諧達成。人與人之間，沒有信賴，只有猜忌，達成“共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見面，達到理解，消除疑慮。所以，今天見到你們很高興，接下來，大家可以提問。 問：首先向您表示感謝，上次您來日本時，我告訴您，我女兒要考大學了，您對她寫了一句話，結果，她考上德國柏林大學最好的哲學系…… 達賴喇嘛：她要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嗎？雖然我沒有讀過馬克思大學，但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笑） 問：請問您一個歷史問題，就是當年您流亡印度的時候，關於這個情況，在中國國內還報導很多，就是當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裏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策反，當年的真實情況，到底是怎麽回事？您是完全處於自願去印度，還是確實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是不是曾經後悔過？ 達賴喇嘛：西藏的動蕩，從1956年開始，首先在四川、青海、甘肅，當時不屬於西藏政府管轄的藏區。1957年底，蔓延到了以拉薩爲中心的西藏政府管轄區。1957年2月，我剛從印度參加佛陀誕辰紀念活動回到拉薩，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就告訴我，東部的昌都已經開始了動蕩。美國中央情報局，如果和西藏的動蕩有聯繫，應該在1956年左右。如果我說，達賴喇嘛不瞭解，也許有人不相信。唯一的辦法就是你們問當事人，也可以問嘉洛頓珠。我和他們沒有任何聯繫。 1959年3月17日晚上，我離開夏宮羅布林卡到達印度的穆蘇里時，一些藏人對我說，“非常高興，因爲ＣＩＡ的介入，您能順利到印度。”我說：“你們錯了，離開羅布林卡，選擇流亡，完全是我個人的決定。” 後來，美國中央情報局跟尼泊爾木斯塘的西藏反抗軍有了聯繫。英國的ＢＢＣ，也問過此事，我很清楚地講了當時的情況。1959年，很多藏人在印度的錫金打工修路，後來，有的就去了木斯塘，參加了反抗軍，不少的人。後來，我們內政部的官員，親自到木斯塘，讓他們解散，因爲這件事，嘉洛頓珠非常生氣。 問：我是ＢＢＣ中文網記者，童倩。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是什麽原因，使您在最近一、兩年，比較極積接受華語媒體採訪？第二，假如將來，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不在您的領導之下，您認爲西藏問題會向著哪個方向發展？ 達賴喇嘛：西藏問題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承認。爲了解決這個問題，1979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時代，我們就開始了努力。1980年，胡耀邦也去了拉薩。當時，我們真的感到很有希望解決西藏問題，可是，中國的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開始向左的方向傾鈄。 從2002年到2010年1月，我們跟北京正式接觸了九次，但是，除了訓斥以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成果。特別在2008年3月整個西藏發生抗暴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再指控，是達蘭薩拉在幕後操作。我公開地呼籲了世界和中國媒體，抱括北京的官員們，都可以來達蘭薩拉調查，我們非常歡迎。 2008年５月，胡錦濤總書記訪日之前，我看到了一線希望。因爲與媒體談話中，他提到了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在談判，而且這個談判是真誠的。同時，中國朋友們私下傳來的資訊中，也提到了這次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後來，還是沒有了結果。 因爲中共政府的指控，2008年的4、5月份，我的美國和歐洲之行，遇到一部分中國學生，大概兩、三百人的抗議。我覺得接觸他們是很好的，就找了一些代表，但是，都無法交流，因爲他們過於憤怒。從此，我感到與華文媒體接觸，把真實情況傳遞給中國朋友們是很重要的。2008年6月，從澳洲開始，抗議逐漸消失了。後來，出現過零星的所謂的抗議，不過，人數很少，據說，都是當地大使館召集的，他們唯一的酬勞，就是一頓晚飯，或者午飯。 2008年3月事件發生後，我理解漢人朋友們的關心，一聽到官方的宣傳，就信以爲真。後來，我們通過中文媒體和其他各種管道解釋了真相，使海外華人，尤其是他們中的知識份子，有了理性的思索和判斷的機會。 再說你的第二個問題。從2001年起，西藏流亡組織的官員，都是選舉産生。我是半退休狀態。流亡組織的一些大的政治決定，也是由民選産生的首長噶倫赤巴主導，現在的噶倫赤巴，已經連任兩屆了，明年，我們會選出新的噶倫赤巴。 我提出的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也是經過西藏流亡組織的議會和特別大會討論通過的。當然，不少年輕人發出了獨立的聲音，在最後，大部分人還是支援了中間道路，特別是民意調查時，得到了境內的很多西藏知識份子的支援。所以，我常說，21世紀，是一個對話的世紀，西藏問題，也該通過對話解決。 讀文字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民族區域法，都是非常周全的，但沒有實施。比如，憲法寫道，人民有言論自由，那麽，現實中，有沒有言論自由？ 現在，中國境內的很多知識份子，特別是公共知識份子，一再呼籲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去年，我在美國見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博樹博士，他也說到中國未來的言論自由和社會開放是非常重要的。我問他：“跟我見面，你會不會遭到報復？”他說：“不可能，現在的中國和原來不同了，不可能。”結果，他回去後被開除了。 西藏內部的一個實際問題是，藏人活在恐懼之中。漢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感情，藏人也一樣。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最近西藏自治區召開了一個私下的會議，參加的大部分是漢人領導，提出了一個意見：未來西藏穩定的一個關鍵運作，是從幼稚園開始，加強漢語教育；關於西藏的寺廟，也要像漢地一樣管理，只留極少數人看管，演變爲博物館和遊覽場所的性質。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這樣，作爲藏人，內心一定是痛苦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正在利益全世界，尤其是西藏佛教中關於心性、思維等方面的內容，早已被西方科學家關注和肯定。今年１１月，我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個佛學與科學的對話，這已是第２１屆了。 問：我非常尊敬達賴喇嘛先生，您的身體健康怎麽樣？如果沒有您對西藏發生影響力的話，再出現大的動亂的時候，這種動亂非常可怕……只要您在，大家都會慢慢安靜下來。 達賴喇嘛：北京搜集的一些情報說，達賴喇嘛得了癌症。我每６個月，在美國和印度，分別做一次健康檢查，是不是他們的儀器出了毛病？它們認爲我的身體非常好！ 有一次，我坐車從印度的菩提伽耶到鹿野苑的途中，發生了小小的事故，後來中共的情報說，這次車禍非常嚴重，達賴喇嘛的兩個肋骨已經折斷，從此以後，他可能有很大的問題，尿液還有血。（笑） 總的來說，請你放心，我的身體非常好。我個人的感覺，比如，這次在日本，還有在其他國家訪問，就是很繁忙的時候，都沒有感到疲勞。在印度也一樣，無論接見還是講授佛法，都非常輕鬆。印度的一位醫生，也就是爲我做膽結石手術的那位醫生，稱我爲“年輕的病人”。我說：“你不要這樣講，我已經是七十三歲的老人了！”他說：“我知道你的年紀，但是，你的身體狀況，是真正的六十歲以下。” 問：我是臺灣中天新聞記者，想請教您兩個問題，第一，據說中國政府要在中國境內，用自己的方式尋找下一代的西藏精神領袖，不曉得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麽看法？另一個問題，您想過再到臺灣訪問嗎？ 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要不要延續，１９６９年，我就公開地提出，應該由藏人決定。達賴喇嘛制度，除了西藏以外，還和蒙古以及喜馬拉雅地區的佛教徒，都有密切關係。如果現在我就往生的話，很多藏人，應該還是希望繼續達賴喇嘛制度。這就面臨一個問題，達賴喇嘛的轉世怎麽辦？是按照歷史上的傳統方式，還是制定一個新的方式？ 我們每年都在印度召開西藏佛教各大宗派參加的年度大會。幾年前，就提出了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但是，各宗派的教主都說，現在不要談這個問題，因爲達賴喇嘛的身體還好，還不到時候。西藏流亡社會的政治制度，是五年選舉一次行政首長，其實，我在與不在，都沒有很大的關係。 從宗教方面看，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中，都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年齡在２０到３０歲之間，他們在宗教修養、學識、戒律等方面，都很完備。應該說，新一代的宗教人員已經出來，這方面我沒有任何擔心。似乎北京的中央政府，比我還操心，其實，他們應該反思，出現兩個班禪後，除了給他們增加一些複雜的問題以外，沒有任何正面意義。 去年我去臺灣，馬英久政府面臨了很大的壓力。開始，臺灣的媒體也有負面報導，但是，瞭解了我所做的事情後，正面的報導越來越多了。未來臺灣的方向我不清楚。 問：達賴喇嘛您好，謝謝您給我們機會採訪！我是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記者，海外華人。我們中國有一句成語，落葉歸根，達賴喇嘛幾十年都沒有回家了，不知道您的心情怎樣？ 達賴喇嘛：１９８３年，我提出了回西藏一趟的想法。爲了圓滿，１９８４年，還組建了一個籌備小組，打算先行西藏，８５年，我將親自回去，都是爲了不出現尷尬的局面。因爲，１９７９年我的第一個代表團到西藏的時候，民衆擁擠著歡迎，激動得一片哭聲。但是，最終沒有成功；１９９２年，爲回西藏，我再次做了一些努力；最近一次，是今年玉樹地震。四川地震時，我當然也有這個想法，先做了一個捐款，但是，中國駐新德里的大使館沒有接受。連捐款都沒有接受，怎麽可能接受我到災區訪問？這次不同，玉樹是藏區，如果我能回去，相信對災民有很大的幫助。所以，除了公開提出以外，一些中國朋友還在北京進行了遊說，儘管出現了希望，可還是沒有了下文。 如果中央政府公開說，達賴喇嘛隨時可以回來的話，當然，我也可以隨時回去。但是，徹底回歸，暫時還有困難。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決定離開拉薩，是因爲出現了西藏問題，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唯一的辦法就是離開西藏。１９８１年，胡耀邦提出了達賴喇嘛回去的五點建議。如果西藏問題是我個人問題，那時，我就可以回去了。但是，我當時很清楚地跟中央說，西藏問題不是我達賴喇嘛個人問題。中共如果不面對這個現實、只認爲有達賴喇嘛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西藏問題的。一些西藏境內的知識份子的也建議，在西藏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之前，達賴喇嘛還是留在一個自由的國度比較好。 問：我是美國之音駐東京的評論記者，我叫三井。聽說您提出了一個大藏區的概念，中國政府通過中科院的一位教授，提出大藏區的概念是違反中國法律的。請您解釋一下，大藏區和您一直提倡的中間道路有什麽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 達賴喇嘛：中間道路，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藏人除了享有經濟利益以外，還應該享有保留自己的語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的權力，當然，居住在其他藏區的４００萬藏人，也應平等地享有這種權益。 所謂的“大西藏”，並不是我們提出的，是中共對我們的指責。今年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就提到了全面布署發展包括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境內的所有藏區的思路；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了共同發展全藏區。如果我講的是“大西藏”，他們講的難道不是“大西藏”？ 實際上，中央政府已經接受了我們關於所有藏人平等享受權益的某些訴求，這兩個會議中，已顯露了出來。我在今年３月１０日的公開講話中，也肯定讚揚了這一點。事實上，他們的關於“大西藏”、“分裂”等一系列指控，都不過是不願意繼續和談的藉口。 在我們雙方的接觸中，統戰部提出，你們所謂的名符其實的自治，到底是什麽？希望以書面形式交給中央。後來，在第八次和談的時候，我們就把《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交給了中央政府。但是，他們在回應中，並沒有說明我們的建議裏哪一條哪一款是違背法律的，哪一條哪一款是不能接受的，只是籠統地定性爲：半獨立和變相獨立。一些從大陸來的知識份子和朋友跟我講，統戰部的官員，非常官僚，尤其思維狹隘，和他們談判沒有用。 問：我知道達賴喇嘛的英語非常好，您用英語講演的時候，獲得了很多歐美聽衆的贊同和同情，但是，我瞭解到，達賴喇嘛在五歲之前，在青海，當時說漢語，上次您用漢語對我們說“民族大團結萬歲”，我覺得您發音也很好，說得也很好，我想問，您的所謂母語是漢語還是藏語？爲什麽不直接用漢語對中國聽衆，像英語那樣，如果您可以講的話，直接發表講解，這樣，會有更多的人直接聽到您的聲音？ 達賴喇嘛：用漢語跟華人朋友直接對話，當然很好，正如我在日本，也希望能用日語跟日本朋友交流。我在印度住了五十多年，我的印度語也不是很好，只能講一點點。 我真正的母語是什麽呢？是藏語中的安多方言，文字是一樣的，是藏文。我們６００萬藏人，無論是西藏自治區，還是青海、雲南、甘肅，四川的藏區，使用的藏文都是一樣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正如你們也有廣東話和普通話一樣。在我出生的村莊裏，有很多回族，有人會講漢語，但是，帶著非常重的西寧口音。我也會講一點點，不過，我的西寧話到了北京以後，沒有用，沒辦法溝通。所以，５４年、５５年在北京時，我學了一點漢語。那時，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時，還講了幾句。周恩來說：“你的中文講的非常好。”但是，到了印度以後，那點漢語都忘了。不是不願意講，是講不出來。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我能說，因爲這是我個人的一個頭銜，當時的劉少奇是我的上司；還有“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說不定，我能講的這一點點漢語，比毛澤東的湖南口音還要標準。但是，我的母語是西藏語。（笑） 宋慶玲，她也是人大副委員長，同一個官位，我們有時坐在一起，她跟我講廣東話，我根本聽不懂。不過，仍然可以交流，就是，當會議非常冗長的時候，她會從包包裏取出一個糖果給我。（笑） 問：您經歷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現在是胡溫時代，您覺得共產黨對您的立場和態度是不是有所不同，如果不同的話，您認爲爲什麽會有這樣的不同？ 達賴喇嘛：他們的態度和立場都是不一樣的。爲什麽？應該問他們。我是一個人，現在都沒有變。在共產黨裏面，馬克思主義很好，列寧主義是一種極權。如果講毛澤東思想，５５年以前，很好。１９５６年，特別從１９５７年開始，就變了。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很好的樣子，後來，整個情況就變了。 應該是５９年，我到印度時，聽到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被免職的消息，很是驚訝。彭德懷不會阿諛奉承，直來直去，劉少奇也一樣，周恩來不一樣，他不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公正無私的人遇到了麻煩，狡猾的人平安無事，我覺得出了問題。後來，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瘋狂的。 我有一個朋友，他得過諾貝爾和平獎，是社會主義者。他原來和中國很親密，有感情，他批評臺灣，說國民黨是反動派。他曾讚揚中國共產黨。兩年前我見到他時，特別地問他：“現在的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而且是極權的資本主義！” 初期的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已經變質了，否則就不可能出現今天的貪污腐敗。如果還保有那種革命精神，就該做到制度的公開化和決策的透明化。在戰爭年代，可能會有機秘、秘密，但是，現在不是戰爭年代，這就導致了對民衆的不信任。中國境內的一些知識份子告訴我，要從反面理解中國官方媒體宣傳的每件事情，因爲宣傳的背後，才是真相。他們還說，中國新聞，只有一個是真的，就是當天的日期。這是他們講的。一個原來爲勞動者服務的政黨，變成這個樣子，很糟糕。 我在中國的時候，除了北京以外，還去了其他的省份。一些省長、市長，都是黨員，很多人參加過紅軍、萬里長征，他們當時爲人民服務的心情，的的確確是真的，值得尊敬。正是這種精神征服了我，我提出了加入共產黨。但是，有人告訴我，不要急。現在看來，這些人可能預見了未來，知道共產黨會變成一個腐敗的黨。 我的精神上，現在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９７年，我第一次到臺灣跟連戰會面時，就說：“我沒有反共”。連戰說：“我們反共。” 共產黨爲中國革命付出過代價，在這個肯定的基礎上，應該慢慢地退休，這是光榮的退休。我這麽說，絕不是反共。共產黨的早期，是有功勞的，如果能光榮地退休，把權力、中國的未來，交給新一代年輕人，是很好的。現在，他們唯一關心就是權力，整個國家警察和安全系統都在維穩，這是沒有辦法産生和諧的，只能産生更多的人與人之間的猜忌和懷疑。 最近，《中國青年報》上有的文章提到真正的穩定來自內心，還提到國家體制的法治化，都是非常好的。我也看到了溫家寶總理紀念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不過，聽說，溫家寶總理的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的強烈攻擊。很複雜。 問：我是研究政治學的。剛才達賴喇嘛講到兩個班禪的出現，在政治方面添了不少麻煩，沒有任何益處，但是換一個角度看，也可能北京希望有兩個班禪，這樣，使藏人無法相信誰，還可以影響西藏佛教的發展。不過，我覺得還是一個班禪、一個達賴喇嘛，才對佛教有好處，這方面，達賴喇嘛怎麽看？ 達賴喇嘛：中國官方任命的班禪，其實在藏人中，沒有什麽影響。連中國政府裏的一些官員，也在講假班禪、假班禪……據說，官方的班禪，到西藏各地時，還要麻煩政府動員朝拜，去的話會得到一些禮物。而上一世班禪到藏區時，一些官員，因爲前去朝拜，還受到了懲罰，和現在的獎勵恰成對比。 我常對華人朋友舉這個例子：印度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在東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和語言，但是，他們的民族文化，都保護的非常好，因爲印度是一個平等、民主、法治的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相睦相處，印度政府也從未擔心過他們會搞分裂。 中共害怕西藏人、維吾爾人是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其實，不必擔心，如果真正變成民主國家，整個機制和決策透明化，人與人之間就會産生信賴，中國就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共和國。我也跟華人朋友講過，讓中國立刻民主化，也是不現實的，可能會産生一些負面的動蕩。我個人認爲，由共產黨領導，循序漸進地實現民主比較好。現在，馬上可以實施的就是制度的透明化，不要控制媒體，要法治化。這樣，中國境內的民衆思考方式，會不同程度的改變。慢慢地，中國才會成爲一個強國，而這樣的強國，才會被全世界信賴和尊敬，可以爲世界服務。大家非常清楚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周邊的許多國家，都在恐懼；說得遠一點，美國也好，歐盟也好，對中國還是抱著一種擔心，不是很信賴的態度。 去年，我記得印度總理訪問華盛頓時講過一句話，他說，從經濟方面講，印度落後於中國，但是，不要忘記，印度是一個民主、法治、自由的國家，從這個軟實力的角度講，印度優越於中國。這是肺腑之言，也是一個事實，不能理解爲印度總理批評中國。所以，我剛剛講的，在共產黨帶領下，中國漸漸的走向民主，是現實的。 我也注意到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裏，民主兩個字，提得比較多一些。民主是這個世界的共同趨勢。中國近代歷史中，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時，反對的就是極權的滿清政府，而共產黨，像滿清政府一樣極權，不是很奇怪嗎？建國初期的革命思想，如今都沒有了，就剩下了兩個字，錢和權。還有太子黨，還有這些官員的什麽二奶。 問：西藏問題大概分析起來有三個大的問題吧，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宗教問題，一個是民族問題。那麽從政治問題來講，就是說，如果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很多問題，中國人民自己也很不滿意，這也是事實，但是是否可以說，社會主義不好，那麽，以前西藏的農奴制度，就應該回去嗎？再一個宗教問題，中國可以說，從文革開始以來，各地的宗教寺廟進行了很多的破壞，包括西藏是非常嚴重的，但是，中國人有一個想法，破壞的不止是西藏，中國各地都同樣遭到了破壞，所以，不能說是專門針對西藏進行了這種破壞，這是很多中國人的想法，雖然這是非常錯誤的，是犯罪，但是中國各地是一樣的，漢族地區也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宗教問題。第三，就是民族問題，現在看世界各地民族糾紛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不希望漢族和西藏人再有這個民族糾紛，但是，還是要提倡和諧，但是現在從漢族人來看，比如說，北京奧運會呀和各種問題，使西藏造成了和漢族的很多感情上的隔閡。 達賴喇嘛：我批評的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造成了中國巨大的貧富差別。社會主義當初所關心是工人、農民的幸福和饑苦，而現在，掙扎在最低層的就是工人和農民，我批評的就是這個，我沒有說社會主義制度不好。 １９５９年，我們到了印度後，就開始了民主化。我們的法律中有一條，就是流亡組織議會中的多數人，如果贊成的話，可以取消達賴喇嘛的權力和這個制度。我可以肯定地講，不管西藏境內、還是境外，都沒有一個人想恢復西藏過去的制度。１９９２年，我們已宣誓，在境外的一切努力，都是爲了解決西藏問題。一旦西藏問題解決，所有的西藏事務，會交由境內的優秀藏人承擔。 應該是１９８０年，在美國，我見到了一位《國家地理》雜誌的記者，他去了西藏，看到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張，他說，是布達拉宮裏的一個照片，上面有一個人的頭蓋骨。他告訴我，中國的官員解釋，這是達賴喇嘛喝酒的碗，他問我：“是不是這樣？” 我竟然一時無語。因爲我不相信，天底下還有這種謊話！不過，西藏人的生死觀和別的民族不一樣，有的藏人臨終前，可能希望頭蓋骨留下來，做爲供品，這是可能的。可惜，這種誤解或者說扭曲了真實情況的宣傳，愚弄了不少人。 剛剛你提到的所謂的農奴制，那是因爲，他們沒有勇氣承認，達賴喇嘛和海外的藏人在印度已經實行了民主，因爲他們自己是專制制度，也只能說，達賴喇嘛和那些海外的藏人，要恢復過去的農奴制。西藏的過去，究竟是不是農奴制，還有待討論。但不管怎麽說，我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恢復過去的制度。中共對西藏曾有一個武斷的定義：最落後、最野蠻、最黑暗、最殘酷。也不是他們講的那樣，現在，連他們自己也很少這麽說了。 你剛剛還提到文化大革命對西藏寺廟和全國文化的摧殘，的確這樣。但是，還應該知道，西藏那些大的寺廟被摧毀，從１９５７、５８年就開始了，甚至１９５６年，中共的轟炸機，就炸毀了理塘大寺，位於現在的四川甘孜州的理塘縣，這是一個很大的寺廟。我聽到理塘寺被炸時，就對在拉薩的中共官員講：“當地的民衆是無辜的，他們沒有辦法對你的飛機開槍，對和平的群體、古老的寺廟這樣轟炸和摧毀是不應該的。” 再說漢藏之間的關係，不是最近幾年，或者幾十年才開始，可以上溯近二千年。從我個人來講，二十四歲之前，我住在西藏。共產黨沒有到西藏的時候，在拉薩有漢人開的商店，我們稱那些老闆爲“漢人的公子”，非常喜歡他們。共產黨到了拉薩以後，我和他們打了九年的交道，這期間，雖然有反對、批評、甚至抗議他們的政策，但從來沒有和漢人同胞發生過任何矛盾。１９５９年以後，出現了漢藏矛盾，很多從境內來的藏人，我見到他們的時候，都非常激動，他們稱漢人爲 “加幹”（藏語：老漢人）。我原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話，是誰造成的？我們希望和漢人兄弟姐妹和睦相處，回到大家庭，但是，他們一再編造罪名，把我們分割出來。儘管我的代表和北京之間的接觸、協商，非常重要。但是，他們去的時候，有時，我開玩笑地說：“好吧，去北京去接受他們的訓斥吧……” 追根究底，漢藏民族之間矛盾的製造者，應該是共產黨、北京當局，尤其是統戰部！是他們不真實的宣傳，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２００８年３月事件發生以後，來自西藏的很多人，見到我時，都談起他們的感受，比如到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找不到旅館，買不到車票，也訂不到機票，他們遇到了實際困難，如果沒有親身經歷的話，不會理解那種被排斥的心情。去年，一個中國的訪問團裏，剛好有一個藏人，出國的時候，在機場，因爲他的身份證上寫著“藏族”，就遭遇了特別盤查，其他人都可以順利通過，只有他，等了很久，所有的藏人，都被懷疑。 十年前，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在西藏內部的一個重要會議上說，西藏的共產黨員，只有兩個人是共產黨信任的。所謂的這兩個人，其實，他們也通過一些關係傳過口信給我，據我瞭解，這兩個人，也不是共產黨信任的，所以，沒有共產黨信任的藏人。 ２００８年西藏三月事件發生後，藏人的感受，很多人都不瞭解。其實，對藏人的排斥和打壓，造成了不管在軍隊裏，國家機關裏，還是黨員裏，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都開始了表現出對北京政府的不滿。社會機制的不透明，是很大的原因，有些朋友跟我講，在北京，一些非常高的官員，手機裏就有達賴喇嘛您的照片，而在公開的場合，他們可能會講，達賴喇嘛是魔鬼。（笑） 在德里，我見過到印度留學的中國學生，他們說，在中國生存很困難，必須要有兩張臉，一個是真的，一個是假的。所以，我非常同情中國民衆，內心想的和口頭講的不一樣，民衆騙當局，當局騙民衆。 今天，希望通過你們和你們的朋友，把我的呼籲傳遞出去：十三億中國人應該有瞭解事情真相的權力，有爭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透明化的權力！我相信，只要中國人真正地瞭解事實，他們就有能力分辨善與惡，好與壞。如果總是認爲十三億中國人，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樣，我覺得，是對不起他們。對不對，同意不同意？ 聽衆：同意。 達賴喇嘛：同意？完全同意？（笑） 問：聽君一席言，勝讀十年書。我是一個漢人，非常相信達賴喇嘛的話，當然不太相信共產黨的話。達賴喇嘛談到跟北京的溝通上，選擇了中間路線，並且願意通過協商，甚至妥協來達成……，實際上，這條中間路線本身，也是一條妥協的路線，卻不爲北京接受。那麽，這條中間路線，是否就是目前達賴喇嘛對中國政策的底線，或者說，在這條中間路線的基礎上，還有妥協的空間？如果有的話，將是什麽？比如，達賴喇嘛希望回國，現在看來，要長期的回國，達賴喇嘛自己也認爲條件不成熟，可以回國看看，如果一下子回到拉薩，或者回到西藏也不可能的話，那麽，有沒有這種想法，比如先到五臺山，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做一個過渡，也就是說，妥協的妥協在哪裡？ 達賴喇嘛：２００５年，我的代表在和北京的第四次談判中，明確地提出了達賴喇嘛到五臺山朝聖的要求。其實，這個想法，我在１９５４年就有了。但是，統戰部的回答很清楚，達賴喇嘛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是單純的宗教活動，一定有政治色彩。剛剛講到玉樹地震時，我也公開地提出了回去的願望。 去年在華盛頓，一位朋友建議，是不是以朝聖，純粹宗教的名義，到中國訪問？我說：“現在，中國政府把達賴喇嘛看成魔鬼，馬上讓魔鬼到中國訪問，是不可能的。”我們要觀察中國的政策，一旦對西藏的高壓稍微緩和，我就及時肯定，這樣，我這個魔鬼的罪孽也許會減少一點。這時候，中國政府允許我去，才是比較合理的。 各位應該瞭解，我的中間道路政策，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爲依據，在爭取我們合法的權益，除此沒有別的。我們這裏也有《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和今年的３月１０日我的講話，可以看一下，看一看我的罪孽有沒有減少一點？時間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 聽衆：謝謝！（掌聲） （朱瑞根據錄音整理，提問部分略有刪節，已由達賴喇嘛辦公室審定） 來源：[http://www.guancha.org]《觀察》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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