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翻譯：桑結嘉 中國政府錯失了機會——訪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書長圖丹桑培 圖丹桑培：生於拉薩，後流亡印度，獲德里大學學士學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出版過英文小說《Falling off the roof of the world》等，現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書長。 朱瑞：這次西藏噶·結古地區發生的7·1級地震，給當地藏人造成了千百年來未曾出現的重大損失，幾乎屍橫遍地，因此，達賴喇嘛尊者希望前往西藏災區，為災民超渡和祈福，可是，中國政府至今沒有回應，以您的分析，主要原因在哪裡？ 圖丹：上個世紀80年代，嘉瓦仁波切的代表團抵達藏區，那種被擁戴的程度，完全超出了中國官方的想像。因此，他們一直擔心，嘉瓦仁波切回去的話，將使中國官方的一切宣傳，都不攻自破，這對於中國政府，是十分難堪的。 1991年，嘉瓦仁波切訪問耶魯大學時，提出了訪問五臺山的想法，聽說，當然只是聽說，江澤民說，如果達賴喇嘛回來，第一個激動起來的，就是所有的西藏人，接著是蒙古人，然後是民主人士，狂熱浪潮，很可能席捲各地。而政府，在這個時候，進行阻止，自然造成極為負面的國際影響。那麼，裝做什麼都沒有聽見，是上策。 近年來，中國官方強勢攻擊嘉瓦仁波切，比如張慶黎說，“達賴喇嘛是披著袈裟的狼”；而那個新上任的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白瑪赤林說，“達賴喇嘛是西藏不穩定因素的最大根源”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請嘉瓦仁波切回西藏，已經沒有了台階，他們自己拆掉了那些台階，嘉瓦仁波切真地回去的話，他們下不了臺，無法向中國百姓交待。 過去不一樣，請嘉瓦仁波切回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具體地說，79年到85年，中共官方基本沒有攻擊嘉瓦仁波切的言論，所以，回去的話，也很簡單，很正常。 我曾作為法王代表團的一名成員，80年代時回過西藏。當時，在北京，正好趕上嘉瓦仁波切的生日，我們舉行了一個慶祝儀式，也邀請了中國方面的一些官員參加，很多中國官員都參加了，氣氛很好，因為當時中國方面沒有任何攻擊嘉瓦仁波切的言論。 朱瑞：這一次，如果尊者成行，將會非常實際地幫助和安慰劫難中的藏人，甚至災民認為，可以改變他們在輪迴路上的生命質量。因此，中國政府的裝聾作啞，也可以說，是一種陰謀和冷漠，會不會在藏人心中，埋下新的、更大的怨恨？ 圖丹：對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嘉瓦仁波切親臨災區，不僅災民，就是所有的西藏人，對中國政府的態度都會有所轉變，甚至很大的轉變，這麼好的一個機會，中國政府錯過了。 其實，他們沒有必要擔心自己沒面子。不久前，嘉瓦仁波切在接見華文媒體參訪團時，還提到，“我的回去，應該是平靜的，有建設性的。”“……當我確實成行時，應該是有秩序的，我不想給人造成任何難堪的局面。” 溫家寶曾向災民表示，滿足他們的一切需要。因此，災民立刻提出，“我們需要達賴喇嘛！”可是，中國政府沒能做到，這對災民來說，不僅削弱了對中國政府的信任，關鍵是，在他們心裡留下了極大的創傷。 朱瑞：這種創傷，也可以說是一種怨憤，會不會影響將來西藏問題的解決？ 圖丹：從流亡政府方面看，還會本著一貫的原則，就是堅持以對話，或者說和談和非暴力解決西藏問題。至於接觸有沒有結果，完全依賴於中國政府。 儘管嘉瓦仁波切這次希望探訪西藏災區，沒有得到中國的回應，但，我們還是在盡其所能地幫助災區。 朱瑞：您是一位小說家，是什麼動力，使您捨棄寫作，投身於流亡政府的工作，尤其是流亡政府官職人員的工資還是微薄的？ 圖丹：這一切，都源於對嘉瓦仁波切信心。可以說，在整個西藏歷史上，甚至包括世界歷史，都很難找到，像嘉瓦仁波切這樣公正、寬容、一心利益他人的領袖。能在嘉瓦仁波切的引領下工作，這是一個人一生中很難遇到的機會。 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領袖，一旦流亡到異國它鄉，都會垮掉。而嘉瓦仁波切不同，無論在什麼樣的困境下，都沒有改變過為民族做事的信心。所以，當中國，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佔領了西藏以後，嘉瓦仁波切仍然把我們的文化，在印度保留了下來，甚至得以發展，這幾乎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功績。 有些時候，我結束工作，回到家裡時，常有一種滿足感，因為我在為我們的政府和民族做事，尤其當我們還處在這樣特殊的困難時期，這種滿足感，高於我對金錢的渴求。 轉載於《觀察》網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
資料來源：朱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