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西藏之爭 【作者︰丁一夫】 出生于1914年的范明將軍，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他的長篇回憶錄《西藏內部之爭》。 范將軍經歷了1951年解放軍入藏前后到1958年期間的決策，是中共“對藏工作”的內幕中人，對中央和西北、西南的干部和達賴、班禪等西藏僧俗官員，都有過親身接觸。他被老上級彭德懷元帥贊為共產黨的“軍中翰林”，由於歷史原因，在共產黨內至今仍然是一個“半平反”的人，如今已屆95高齡，對親身經歷並因此而遭受牢獄之災的歷史事件，如今終于一吐為快。一個老人，活到快一百歲的年紀，說話的顧慮已降到最低。雖然共產黨是非常講究紀律和組織約束的，但是時至如今，當年的軍中同袍黨內戰友大多作古或正漸漸離開這個世界，中國的執政者已經是孫子輩，于是這本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和以往幾乎所有的將軍和老干部回憶錄不同，愛恨分明，發自肺腑。有很多評論和說法，是在其他任何人的回憶錄中都不可能讀到的。涉及那些年裡中共對藏政策的一些內部情節，又是正式文件和歷史著作中不會出現的。這是此書很有史料價值的地方，也是這本書有意思的地方。 “西藏內部之爭”還是“中共內部之爭” 從書名就可以看出，這本書主要講的“西藏內部之爭”，大致上就是西藏社會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的矛盾和爭執。 稍微了解一些西藏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從清末開始，西藏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就有了一些分歧和矛盾。1923年，九世班禪和十三世達賴喇嘛之間的猜疑與不和達到頂點，九世班禪逃離藏地，來到蘭州，接受北洋政府的保護，從此就逗留在漢地，一直到1937年去世。而十三世達賴喇嘛已經在1933年底逝世。藏傳佛教兩位最高領袖之間的不和，由他們身邊的人繼承了下來，一直延續到解放軍入藏。在這段時間裡，他們的轉世，第十世班禪和十四世達賴喇嘛，都還是未成年的孩子。 但是，這段時間裡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境遇有一個重大區別。達賴喇嘛所在的拉薩，在攝政和噶廈領導下，繼續著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方略，不再倚賴中國的保護，使得西藏處于“事實上”獨立國家的狀態。十三世達賴喇嘛逝世后，拉薩允許國民政府前去弔唁的官員留下來，作為國民政府的駐藏辦事處，其地位卻不超過英國政府派駐拉薩的政治專員。國民政府數度努力拉近和拉薩的關係，卻始終不得其門，說了很多好話，不把自己當外人，在拉薩貴族和噶廈眼裡卻仍然是外人。面對如此局面，國民政府也無可奈何，它是吃了清末帝國單邊主義和趙爾豐、聯豫、鐘穎之輩武夫莽撞行事的苦頭。 而這些年裡，十世班禪喇嘛卻一直是在漢地，他駐在西寧附近漢藏交界地方的塔爾寺，和國民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他身邊的人，就組成班禪行轅。這些人擁戴著少年班禪，努力要維護班禪喇嘛在藏地的政教地位，提升班禪喇嘛在中國社會和政治體系裡的份量。他們能夠依靠的就是國民政府的支持。于是，在解放軍入藏以前的那些年裡，就呈現出達賴獨立、班禪親中的表象，這就是西藏“內部之爭”在現實政治上的表現。 自從辛亥革命事起，入藏川軍被聲名野狼藉地逐出西藏以後，中國政府就苦于被西藏政府排斥在外，清末之收歸西藏政權的治藏方略，落得個適得其反。班禪喇嘛出逃至漢地，被內地一些官員和文人，看成是中央帝國重返西藏的一個機會。于是，在解放軍入藏以前的國民政府期間，就能處處看到有意識地褒揚班禪喇嘛的現象。 等到解放軍蓄勢待發，即將入藏的時候，就有一個怎樣對待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問題。這個問題分成兩個部分︰第一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在西藏歷史和現實中的實際地位到底如何，第二是他們今后政治表現的可能性如何。 在這兩個問題上，范明將軍觀點鮮明。他的回憶錄，從頭到底貫穿著他堅持的觀點，那就是︰第一，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在西藏歷史中的政教地位是並起並坐，不相上下的；第二，達賴喇嘛和他周遭的西藏貴族及噶廈，欲圖分裂祖國，而班禪喇嘛及其周遭的人，是擁護中央的愛國主義者。從入藏前的調查研究開始，入藏，成立西藏自治區，準備“民主改革”，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來入獄，勞改，再到八十年代“半平反”，重逢班禪喇嘛，范明將軍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他認為，陷害他的人，正是那些觀點和他相反的同事張經武將軍等人。 1951年，范明率領十八軍獨立支隊進藏。公開資料從來沒有提到，“獨立支隊”是一整套對外以軍隊名義出現的黨的班子。因為“十七條協議”中沒有提到中共可以在西藏建立黨組織，所以共產黨的組織是以軍隊名義進入西藏的。 于是，從他的回憶錄不難讀出，解放軍入藏后前十年，表面上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的“西藏內部之爭”，之所以鬧出那么大的動靜來，一個重要原因是，那實際上是張經武將軍和范明將軍之爭，是西南局和西北局之爭。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有歷史上的不和與猜疑，但是藏人僧侶與貴族有他們的文化傳承和行為規範。對于藏人來說，不管是生活在拉薩還是日喀則，是康區還是安多，不管對兩位喇嘛之間的糾葛是了然于心還是渾然不知，他們都會對這兩位互為師徒的轉世活佛頂禮膜拜。而兩位活佛的至尊地位，是建立在他們的行為滿足藏人心目中佛陀的教誨之基礎上。如果他們表現得純粹的政治動物，他們就不是藏人的活佛了。所以，在“西藏內部”，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爭，遠不到共產黨人路線鬥爭那樣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外人利用兩位喇嘛之間的矛盾來謀取某種政治利益，恰是藏人所最不願意看見的。晚清王朝就曾經指望用班禪喇嘛來取代達賴喇嘛以達到“收歸政權”，卻遭到九世班禪喇嘛的拒絕。可惜的是，推崇謀略、精于算計的政治動物，看不到這一點。國民政府期間就一直以為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之矛盾可以為我所用。這種取別人的矛盾為我所用的政治心理和謀略，一直延續到現下。在范明將軍的回憶錄裡，區別對待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就表現為它真正的重頭內容。所以，這本回憶錄，與其說是“西藏內部之爭”，不如說是“中共內部之爭”。 並起並坐還是一上一下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地位，是並起並坐還是一上一下，范明將軍的回憶錄裡有不少涉及歷史和現實細節的描述，讀來十分有意思。 范明將軍護送班禪喇嘛回到西藏后，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就有很多活動是一同出現下公共場合。1954年他們一同赴北京開會，那年班禪喇嘛16歲，達賴喇嘛19歲。達賴喇嘛任人大副委員長，班禪喇嘛任政協副主席。1956年他們一同去印度訪問。當他們一起出現的時候，或者當他們倆正式相見的時候，採用什麼禮儀，走路時誰走在前面，誰走在后面，坐下時誰的座位在什麼地方，座位高低相差多少公分，都具有地位高低的政治意味，連兩位喇嘛公開念經是念什麼經，念經的時候有多少喇嘛在場，兩邊的人都要爭執一番。兩位喇嘛進北京，火車在豐台停下來，讓統戰部長給他們協調，談好公開場合的禮儀。 在范明將軍的回憶錄裡，多次講到班禪喇嘛身邊的人和達賴喇嘛身邊的人是怎樣爭高低待遇的。可到時候兩邊的人還是要時不時做些小動作。這種爭執是那樣的費時費力，弄得統戰部長李維漢都連連抱怨︰“你們西藏的問題真難辦。” 這些爭執的關鍵在于，班禪喇嘛的班子認為，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是並起並坐的。而他們敢這樣斤斤計較，自然是因為得到了中共內部的人的支持，特別是范明將軍的支持。 范明將軍回憶，早在入藏以前，他所在的西北局于1950 年1 月編印的《西藏政府組織及人事》就說︰“達賴居前藏拉薩，班禪居后藏扎什倫布，各成為前后藏政教合一的統治者。”這是范明將軍在西藏問題上的主要觀點。問題在于，范明將軍的西北局是怎么得出這個結論的呢？ 班禪喇嘛的班子，早已和西北局密切合作。范明回憶說，1949年10月1日，班禪喇嘛那份公開發表的“致敬電”，就是班禪喇嘛班子裡的計晉美和宋之樞起草，由范明將軍逐字逐句討論定稿發出的。那用詞和語氣自然一點不像一個11歲男孩。同樣，關於班禪喇嘛在西藏政教中的歷史地位，西北局的解放軍將領們從那裡去“調查研究”呢？答案不言自明。 可是，中央后來確定的入藏主力是西南局。西南局在成都也成立了西藏問題研究室，“以平措旺傑為首的一些所謂藏學專家”“歪曲西藏的歷史”，說“全藏政教大權均集中于達賴…，班禪只有教權而無政權，地位在達賴之下”，“解決藏事應以團結達賴為主，因彼在政教兩方具有威權，可統一全藏”。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和西藏社會的產物，其理念、運作和傳承，在世界歷史上都獨一無二。對于藏人來說，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意味著一種宇宙觀、一種人生價值，一種道統，一種制度，而不單純是一種政教權力，不只是一個“位子”，一個“寶座”。所以，外人在理解和對待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時候，不能簡單地用自己的制度和理念來比附藏人的制度和理念。清末，清廷欲“收歸西藏政權”，宣佈褫奪達賴喇嘛的封號，“另覓正身”，就是犯了這個錯誤。這種做法注定失敗，即使沒有辛亥革命，清廷勢力遭藏人嫉恨而被逐出也是早晚的事情。 早在國民政府時期，內地就有人想用抬高班禪喇嘛、貶低達賴喇嘛的辦法來處理西藏，因為班禪喇嘛“在我們手裡”。他們其實在很大的程度上，同范明將軍一樣，對藏事的了解僅限于和班禪班子的接觸，于是就讓班禪班子裡如計晉美等人給“忽悠”了。 民國時期內地著名佛教僧人釋法尊法師，曾經在西藏學佛多年。他于1937年出版《現代西藏》一書。他說︰“達賴班禪在全體蒙藏僧侶中，俱佔有最高上的地位。凡是西藏佛教之寺院，無論在藏，在康，在青，在甘，在蒙古，在內地，皆由達賴所管轄，皆以達賴為主人。”“ 班禪大師在教務方面的地位，除開達賴一人以外唯他最高。...但是他對于各寺院之主權，則沒有達賴那樣大。...若談到政治，達賴是統領全藏地唯一統治者。就是后藏扎什倫布的一切事情，若切實的說起來，也是達賴所管。其他的一切政治軍事財政教育，沒有哪一事哪一處不該達賴所管理。...” 對于班禪喇嘛，他又說︰“他從來不是過問西藏政治的人，他雖在后藏算是唯一無二的活佛，但是對于后藏的事情，除了一小部分直屬他所管理的以外，其餘的一切后藏地方的政治，仍屬達賴所管。”“… 他的下人們不甘心，總是想分一些主權管管，這也是班禪出來的根本原因吧。...我們內地的人，不明了達賴與班禪在管理西藏的政教上有這樣大的區別，皆以為達賴與班禪既然互為師徒，其地位大概是相等。一個在前藏，一個在后藏，大概管理政治等的主權也使相等。于是皆以為達賴是前藏之主，班禪是后藏之主，他們兩個是並立的。再加上班禪手下人一煽惑，皆以為班禪回藏即可總握全藏的大權。...到我進藏之后，切實地一調查，才知道他們是欺騙人的妄語者。 以釋法尊法師的說法，范明將軍就可以說是給妄語者欺騙了的人。 （2） 分治還是統一 既然西北局和西南局的“調查研究”結論相反，那么中央是什麼觀點呢？從范明將軍的回憶錄來看，中央對西藏的實際情況也不甚了了，對兩方說法都只能將信將疑，于是在西藏問題上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昌都戰役大敗藏軍后，中央和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代表展開談判，達成十七條協議。班禪喇嘛班子計晉美等也涉及了談判，他們的任務是“協助中央民眾政府談判”。 十七條協議之后的幾年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央對西藏政策的微妙演變。這種演變，在公開發表的文件裡是不會披露的，在范明將軍的回憶錄裡卻可以清晰看出。 1950年昌都戰役后阿沛和18軍先遣部隊18軍副政委王其梅 范明將軍回憶錄裡提到，1951年5月，就在達成十七條協議的第二天下午，毛澤東把王其梅在談判前為西藏工委向中央寫的有關前后藏分治並附有地圖的報告，誤以為是范明在協議達成后寫的，非常生氣，“怒沖沖把這份報告向桌子上一摔說，怎么到了這個時候（指協定業已簽訂），這個范明還要把西藏按舊地圖所劃分的前藏和后藏兩個省分治？。”並且說，如果不改變這個思想，就不叫范明去西藏工作了。 這件小事透露出幾個訊息︰一是，中央和西藏工委在十七條協議達成以前，是有將前后藏“分治”的準備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不能順利將拉薩收歸，就讓班禪喇嘛治理后藏來削弱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的實力。顯然連毛澤東都知道是范明將軍力主利用班禪喇嘛來分治西藏的方略，所以有“這個范明還要分治”的說法。二是，一旦協議達成，到了“這個時候”，中央就拋棄了“分治”的計畫，前后藏要“統一”了。 這也反過來證明，中央知道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地位高于班禪喇嘛，如果能夠用達賴喇嘛來治理統一的西藏，就不必勉為其難地抬高班禪喇嘛來分而治之了。 于是，在以後幾年裡，中央對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定下了“達賴第一，班禪第二，達賴為主，班禪為副”的方針。入藏以後，原西南局的張經武、張國華以及平措旺傑等人，做達賴喇嘛及噶廈的工作為主，護送班禪喇嘛入藏的范明將軍等原西北局的人，則力爭班禪喇嘛的地位。 然而，關於統一與分治，中共內部的爭論還遠不只是如此。被范明將軍在回憶錄裡稱為“達賴在黨內的代言人”的平措旺傑，前幾年在美國出版了一部英語自傳，后來又陸續發表過對那些年的回憶文章。平措旺傑在自傳中回憶道，1954年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訪問北京期間，毛澤東曾經親自到達賴喇嘛住地拜訪。有一次拜訪時，毛澤東特地問到，西藏是否有自己的國旗（National Flag）。毛澤東說，以後應該讓中國的自治區都能夠打出自己的國旗，西藏打出西藏的國旗，內蒙打出內蒙的國旗。 在紀念藏族老共產黨人扎西旺徐的文章中，平措旺傑回憶到，陳毅元帥“在一次黨內的高干座談會上講話時說︰ 應該向中央建議，將拉薩作為首府，以西藏自治區為主，並把被分割在鄰省的川、康、滇、甘、青的所有東部藏區，建立一個統一的藏族自治區，這既照顧了藏人的普遍心愿，對藏族發展有利，又對漢、藏的親密團結、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都有極大好處。陳毅元帥邊說還邊指著的中國大地圖……這是令人難忘的極其重要的一席談 話。當時在場的除中央來的和西藏的漢族領導同志外，藏族的有天寶、扎喜、楊東生和我。” 這是后來西藏問題中，“大西藏自治區”的最早出處。平措旺傑回憶，“根據陳毅元帥的上述有關統一藏族自治區的講話精神 ，中央有關部門成立了以天寶同志牽頭的西藏及青、甘、川、滇五省區協調工作組，並由四川省委統戰部的張成武同志擔任秘書長。但后來，由於國家整個政治氣候的“左傾”並且愈來愈嚴重，這件五省區協調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分治”來自于從晚清開始就一脈相承的“分而治之”的方略。從“分治”到統一的轉變，以十七條的簽訂為標誌。簽訂了十七條，中央有了達賴喇嘛方面的合作，就沒有必要採用“分治”的策略了，甚至可以考慮把所有藏人生活的藏地，包括川青甘滇的藏區都統一到西藏自治區。但是，“統一”的思路到1956年底結束了，1956年以後就再也沒有了這種理想主義色彩。 1956年還發生了什麼呢？ 1956年的轉變 范明回憶，早在1955年冬，毛澤東就給西藏工委指示，“叫西藏準備進行民主改革，並著重指出，必須在打的基礎上進行準備，貴族反抗，準備打掉一部分，跑掉一部分，噶倫堡、香港多幾個罵我們的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張國華在北京用絕密電話把這一指示傳達給當時在西藏主持工委工作的范明。 范明對在西藏搞民主改革的積極性特別高，一個重要原因是，達賴喇嘛、噶廈政府和拉薩的貴族對民主改革疑慮重重。當時在西藏的共產黨干部中，和他們關係最緊張的就是這位范明將軍。而班禪喇嘛的班子，以計晉美等人為首，一再表示擁護民主改革，敦促展開民主改革。這些人，被范明視為自己人。 1956年前，漢地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已經全面鋪開，這也包括西藏周邊四省藏區，激起了這些地方藏人的不滿和反抗。但是，毛澤東對于農業合作化仍然持高度評價。1955年七月，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會議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判有些地方搞合作化“像小腳女人走路”的傾向。 1956年年初，中共西藏地區代表大會透過了張國華副書記做的工作總結和1956年工作任務。這個報告是范明起草的，最中心的是提出了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的準備工作。為此，向中央提出給西藏調1200名干部。 此時，社會上情勢如何呢？范明回憶說，“1956年3月，金沙江以東的藏族地區進行了民主改革的風聲傳到拉薩，拉薩社會秩序混亂，局勢緊張。… 工委決定一方面加強防范，組織機關自衛；一方面積極開展統戰工作…”。 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后，隨即作出了西藏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要進行民主改革宣傳的決定。1956年的上半年，中央顯然信任范明在西藏準備民主改革的積極性。籌委會大會后，陳毅和張國華向范明傳達了任命其為西藏軍區政委、將譚冠三調回北京另行安排的意見。5月間，陳毅和張經武、張國華等離西藏回北京，中央指示由范明主持西藏工作，進行民主改革準備工作。為此，中央給西藏調進了兩千多名干部並增設了若干適應的機構。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中央是打算讓范明在西藏主持工作，放開手腳準備民主改革的。 接下來，就在這長長的一節文字中，范明將軍有這樣一句話，不仔細的讀者很可能會遺漏掉︰“在準備工作中，發生了些躁急冒進和浪費現象。我是有不可推卸地領導責任的。”到底發生了什麼呢。將軍惜墨如金，什麼也沒有說。 可是，緊接著范明將軍解釋︰“但民主改革準備工作則是依據中央一再指示進行的，決不是我個人提出的（1958年西藏在整風運動中說是我個人搞的大發展）。”1956年12月，張國華調回拉薩，召開工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央關於六年不改和西藏改革準備工作要適當收縮的指示。 這個轉變給積極性高漲的范明將軍潑了冷水，西藏的共產黨干部顯然還是對這一轉變的底細摸不著邊，于是工委擴大會議一致透過了“適當收縮，鞏固提升，穩步前進”方針的決議。這樣的用詞，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可是，1957年3月，中央通知西藏工委大部分書記和委員到北京參加西藏工作會議。“在會上，由中央某負責同志做出了‘大下馬’的決定，不但把所有改革準備工作一律砍掉，而且也把解放軍和平挺進西藏六年來按中央的指示行之有效的其他工作也幾乎完全砍掉。” 這裡出現了范明將軍回憶錄裡非常奇怪的一個特例。范明將軍的這本回憶錄有一個特點，就是說話不掩飾，直呼其名。可是這裡神祕地出現了一個不指明的“中央某負責同志”。范明只有在顯然是負面的然而又有所顧忌的情況下，才隱其名而使用“中央某負責同志”的提法。這位同志是誰呢？我們只能指望范明將軍以後披露了。 不管這位負責同志是誰，他顯然處于更高的決策層次。范明將軍卻在會上表示異議︰“我說對六年不改地方針完全擁護，但收縮要適當，條件不成熟的不能做的事情應當收縮，能做的事情則不應當完全砍掉，中央某負責同志對我的發言不但根本不理，並且最後說，就這樣決定了，沒有討論的餘地。事后我感到中央某負責同志所做的‘大下馬’的決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精神的，是會使西藏工作受到很大損失的。所以我冒著整肅的危險，經過了反覆的考慮，最後還是勇敢地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 這封告御狀的信，顯然沒有告在點子上。范明將軍的回憶錄裡，對1956年底到1957年中央對藏政策這次驚心動魄的轉變，只有他自己的經歷，不知為什麼卻只字沒有提到這一轉變的大背景。 他肯定不會不知道，1956年還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年是佛祖釋迦摩尼誕生2500週年，全世界的佛教高僧要在印度慶祝佛誕。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得以獲準訪問印度。而正是達賴喇嘛的印度之行，促使中央作出了這次大收縮、大下馬的轉變。 （3） 達賴喇嘛的印度之行 達賴喇嘛接到訪問印度慶祝佛誕的邀請，帶著邀請信去見工委，見的正是范明將軍。達賴喇嘛后來在其自傳《流亡中的自由》中說︰“對我們藏人來說，印度是“阿雅菩彌”，神聖之地。我一直渴望去那裡朝聖，那是我最想訪問的地方。…當然，有可能中國人不讓我去，但是我得試試。于是，我帶著邀請信去見范明將軍。”“ 不幸的是，范明是當地中國人中最不好打交道的人。”范明將軍不同意讓達賴喇嘛訪問印度，達賴喇嘛想去也去不成，儘管從職位來說，達賴喇嘛這個人大副委員長比范明將軍要高得多。后來，在印度政府的干預下，中央決定放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出訪，由張經武來拉薩宣佈。 班禪喇嘛生前秘書降邊嘉措2008年發表的新書《毛澤東與達賴班禪》一書披露，其實毛澤東在1955年就明確指示，讓達賴喇嘛去印度慶祝佛誕。直到1956年4月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毛澤東還是十分信任達賴喇嘛的。可是在1956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就表現出對達賴喇嘛不再信任了。 降邊嘉措在書中披露，西南、西北兩支部隊到拉薩不久，就有兩個不同的情報系統。兩個情報部門都按各自的系統向上級部門直到中央會報。范明是西藏工委之“情報工委”的書記，同時擔任統戰部長，西藏的上層貴族，全部在他的掌握之中。李覺則是軍區情報工委的書記。“范明不無自豪地說，主席很相信我，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就是根據我反映的情況。”“而李覺則堅持認為︰范明所反映的情報是不準確的，虛假的，有些是他自己編造的。有些則是他花錢買的。李覺說︰范明還擅自派一名國民黨投誠的特工人員到噶倫堡，搜集達賴集團與美蔣特務和流亡印度的西藏分裂主義分子之間聯繫的情報。這件事被印度政府發現，直接向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提出交涉，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印兩國之間第一起外交糾紛。” 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自由》中講到，在印度，他向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他有意留在印度尋求政治避難，其原因是，在西藏周邊四省藏區展開的民主改革，已經使得藏地的局面非常糟糕。“他們遠沒有讓民眾自行安居樂業，正相反，他們開始單方面地推行各種“改革”。房子，田地和牛都要繳納新的稅額，這還不算，寺廟的財產也要課稅，這真是傷害之上再加侮辱。大莊園被沒收，土地被當地中國干部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意識重新分發。地主因他們“反對民眾的罪行”而被公開鬥爭和懲罰；更加令我感到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處死。”“ 同樣令人不安的消息是，寺廟遭到粗暴的干預，地方民眾被灌輸反宗教思想。僧人和尼姑受到嚴重騷擾，遭受公開羞辱。…由於中國人的壓迫而產生的難民開始到達拉薩，同時帶來了充滿殘酷和慘無人道的可怕故事。”達賴喇嘛向毛澤東寫信，要求制止這種做法，卻得不到回音。他覺得，他留在拉薩已經沒有能力改變這種局面。 但是，這一想法遭到尼赫魯的堅決反對。尼赫魯正在尋求和中國政府的良好關係，不希望這一事變的干擾，但是他面對達賴喇嘛訴說的藏人悲慘境遇，不能無動于衷，于是他提出，他會向來訪的周恩來總理提出這個問題，並安排周恩來和達賴喇嘛面談，讓達賴喇嘛當面向周恩來提出。 在尼赫魯的協助下，周恩來和賀龍元帥，在出訪列國和歸國途中，都緊急安排會見達賴喇嘛。周恩來告訴達賴喇嘛︰“如果萬一發生了叛亂.我們是一定不能允許的。為了保衛民眾的利益.，民眾解放軍一定會將叛亂平定下去。”達賴喇嘛說︰“我再次告訴他，我對中國人在西藏所作所為的擔心，他們把我們不願意的改革強加給我們，儘管他們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證不會這樣做。他又一次用和藹可親的態度回答我，說毛主席已經宣佈，至少在以後的六年裡，不會在西藏展開任何改革。如果六年后我們仍然不願改革，那么改革必要時可以延后五十年，中國在那裡只是要幫助我們。” 這就是中央將西藏的民主改革準備工作大下馬的來源。其根本原因是，周恩來和毛澤東都看到了，如果西藏的緊張局勢再得不到緩解，藏人對解放軍的敵視和怨恨再得不到平息，達賴喇嘛的抗議再得不到回應，中央就將失去達賴喇嘛這幾年忍辱負重的合作。一旦達賴喇嘛公開他的抗議，中國在國際上，在今后的歷史中，就無法繼續扮演“和平解放”的仁義之師，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入侵，解放軍在西藏就是典型的外國佔領軍。 所以，當這“六年不改”的大收縮方針傳達到西藏工作會議上時，“某中央負責同志”會對積極性高過頭的范明將軍不客氣地說，就這樣決定了，沒有討論的餘地。大概范明將軍是個相當自信的人，他卻認為還有討論的餘地。于是就有了向毛主席寫信，反對“某中央負責同志”的舉動。 范明將軍的這封信，周遭的人都勸他不要送出去，他卻固執地要送。后來，一時似乎效果還不錯，中央讓他代中央起草《關於西藏工作的決定》，1957年5月14日政治局開會透過了這個決定。“中央某負責同志”還邀請他到家裡談話，他“再一次要求多保留幾個據點，多保留一些間接改革準備工作，並說明西藏的根本矛盾是階級矛盾”。 兩個月后，西藏工委卻接到中央關於停止一切改革準備的電報。這是一個大轉彎，而且沒有說明理由。他們從電報代號裡確定，這電報是“中央某負責同志”改過的。這時，范明仍然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又向“中央某負責同志”寫信爭辯。“中央某負責同志”看了非常生氣，說“范明又鬧起來了”，“這還了得” 。 周恩來在訪問印度期間，和尼赫魯談幾次話，為中國爭取到了印度這個不結盟大國在國際上的合作。回國后他需要做的是說服毛澤東，“六年不改”，“只有藏人自己願意改的時候才搞改革”，來安撫達賴喇嘛，以踐行他對達賴喇嘛、對尼赫魯作下的承諾。想不到范明將軍如此固執，如此自以為正確，如此罔顧全大局。他能擺平了尼赫魯，就擺不平范明將軍嗎？ 沒有結論的結論 1958年范明被定為“右派”。這顯然是一個錯案，因為當年西藏的漢藏人士普遍認為，范明將軍是一個“最左的人”。1962年9月，范明將軍入獄。1980年，中央組織部對范明問題進行複查，范明將軍得到了“半平反”，仍然保留“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 如今回頭看，當年入藏的解放軍高級將領中，范明將軍的命運是相當好的。他最耿耿于懷的對頭，來自西南局的張經武將軍，在文革中入獄，1971年死于獄中。而范明將軍和汪鋒一起動手將之送進監獄的平措旺傑，卻在秦城監獄的單獨監禁中熬過了18年，至今仍健在。范明將軍的回憶錄裡，沒有提到這一些。 達賴喇嘛出走后，班禪喇嘛替代達賴喇嘛擔任了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后來因給中央上書反映藏地民主改革中的“問題”而被長期監禁。文革后出獄，1988年5月正式平反。1989年春天突然去世后，在轉世靈童的甄選問題上，中央和達賴喇嘛的合作失敗，經達賴喇嘛承認的扎什倫布寺選定的靈童人間消失，中央另行選定靈童，被境外藏人稱為“漢班禪”。這個事變留下了又一輪“西藏內部之爭”，外人似乎又看到了可資利用的機會。 達賴喇嘛出走后，帶領流亡藏人，半個世紀來，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組織良好的政治難民社會，獲得了所在國和全世界民眾的尊重。藏文化從此走向了世界。1989年，達賴喇嘛榮獲諾貝拉和平獎。 如今回顧五十年前的“西藏之爭”，令人不禁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感慨。事實上，中央在入藏前后，深知自己對西藏問題知之不多，最要緊的是爭取達賴喇嘛的合作。1955年和1956年間的舉棋不定，正反映了這一點。當中央比較自信的時候，“統一的西藏自治區”的前景就浮現了出來，而當中央缺乏自信的時候，“分而治之”的方案就占了上風。 可見，所謂“大西藏自治區”的設想，並不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發明，那是從毛澤東、陳毅這老一輩革命家開始就曾經有過的想法。地域上連接在一起、文化上高度一致、擁有共同歷史的藏民族，是否應該在行政上組成統一的西藏自治區，對于中央來說，這個問題原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從簽訂十七條協議，到1954年達賴喇嘛訪問北京，是“大西藏自治區”概念浮上水面的時期，可惜1956年以後，情勢急轉直下，從此漢藏關係走入了又一個困難時期。“分而治之”有利于分化對方，有利于中央的控制，自然是緊抓不放的政策了。 如今回頭看，1956年以後的事變，幾乎是一種宿命。漢地的土改和合作化運動，正在走向高潮。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家們，指望這一社會改革運動，徹底改變中國。這是史大林災難性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上世紀下半葉的再版，其結果是同樣災難性的。1956年的毛澤東，不可能放棄，甚至不可能延緩他的農業合作化。而這一運動波及到藏地，就是災難更為深重的“民主改革”。西藏工委在1956年開始大力宣傳，並且議定土改方案，並非自作主張。只是由於國內外出現的一系列事件，這一計畫被延遲。也就是說，周恩來在印度向達賴喇嘛承諾“六年不改”，不是“改”的條件不成熟，而是“打”的條件不成熟。內地農村的苦難已成定局，藏地藏民的災難也無可逃避。 漢地的人們，20年后已經明白，農村的合作化和民眾公社，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徹頭徹尾的失敗。此后30年的改革開放，不過是針對前面20年的糾錯糾偏。而被綁在這列災難戰車上的藏地藏民，卻還沒有這么幸運。 可是，藏地藏人的命運，並沒有到此為止。達賴喇嘛在《流亡中的自由》一書中說，我的流亡，已經把藏人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模式團結了起來。 在藏衣冠文物的歷史上，藏民族的精英，終于有了強烈、鮮明而一致的民族自我意識。從此以後，藏地藏人是統一還是分治，不能全憑外人說了算了。 在藏地民主改革和后來“平叛”中，無數藏人又遭遇到了什麼呢？這些，范明將軍的回憶錄裡，一個字也沒有提。 在平措旺傑懷念扎西旺徐的文章裡，扎西旺徐這位老紅軍、到過延安的老資格藏族共產黨人，曾經這樣說過︰“在類似錯誤方針的影響下，造成了一些藏區‘無人村’、‘寡婦村’、甚至所謂‘要留下一點種子吧 ’、玉樹等地的許多小男孩披上羊皮不得已混在羊群中免遭殺害等等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留下了難于醫治的嚴重社會創 傷。此外，還令青海藏人痛心的是，個別‘極左 ’的領導，居然別有用心地從內蒙調來了蒙族騎兵，進行所謂平叛，造成蒙、藏之間以及藏、漢之間的仇恨。班禪大師在其著名的世人知曉的‘七萬言’書中所說的各種亂斗、亂抓、亂關、亂殺的現象，十分普遍。整個藏區數以千計的僧俗知名人士幾乎都被送進牢中，有的判十年、二十年以上。” 扎西旺徐多次痛心地為冤民訴苦訴難︰“ 從玉樹、從果洛押送的那么多的軍車上，無數男女老幼藏族群眾被捆綁起來，一卡車一卡車地運到西寧，在監獄門口卸車時，很多囚徒已經昏迷不堪，站立不起來， 個別已經死在路途中了。” 愿藏人的這些遭遇，也有人回憶。
資料來源：丁一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