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入侵了的學術翻譯 ──談談《喇嘛王國的覆滅》中文版的翻譯 文/丁一夫 美國藏學家梅爾文‧戈爾史丹的現代西藏史第一卷《1913-1951: 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 1989年出版以後，引起了中國藏學界異乎尋常的重視，1993年底就由藏學家杜永彬先生翻譯成中文，出版后得到中國學人的高度評價，2005年還出了新版。當代海外藏學家的著作如此迅速地翻譯出版，僅此一例。 早在1994年，就有人請時年90歲的著名藏學家柳升祺為此書中文本寫一評論。柳升祺先生以視力不佳而婉拒。不久，柳升祺先生寫信給在美國的鄧銳齡先生說，對這樣的大部頭著作，不能聽之任之，“我不想看譯本，倒想買一本原書”，“如果不難買到，價格不超過一百美金，倒想托你代買一本，我有美金可以還你。”（《柳升祺藏學文集》漢文卷下集） 這倒引起了我對中文版的好奇，因為絕大多數的中國讀者能夠讀到的是中文譯本。粗粗地瀏覽了一遍中文版，我不得不說，這本得到國內政界學界高度評價的中文譯本，像近幾年國內出版的大多數藏學譯著一樣，是一本有問題的翻譯。 英語不足還是學養不足 打開中文版，第一頁，前言，第一節，說的是辛亥革命事起，十三世達賴喇嘛從流亡中歸來，驅逐了清廷派出的官員和入藏川軍，開始了為期39年的獨立時期。中文版說︰“中國從未接受過這種狀態，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有效地恢復了其對西藏的控制。”具備起碼的近代藏史知識的人，讀到這一句都會愣住，因為這完全不符合眾所周知的史實，或者說，根本和史實相反。這短短一節裡，幾乎每一節都有問題。誰都知道，被驅逐的清廷官員以駐藏大臣為首，那不是“漢族官員”，“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的說法也很奇怪，不想上十分鐘，你就想不出譯者為什麼會這樣翻。【1】 中文版第五頁，“同時，十三世達賴喇嘛也經受了來自中國和英國的外來威脅，它們從未承認達賴喇嘛履行對西藏統治的威權。”怎么會有這樣的事情呢？這完全不是事實。于是找原書核對。原著說的是，十三世達賴喇嘛也經歷了來自中國和英國的對他的統治的外部威脅，他不再能把行使對西藏的統治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或者說高枕無憂的了。【2】這一句中，主語始終是十三世達賴喇嘛，譯文的下半句改換主語為“它們”（中國和英國），是把句子架構看錯了。可是，我仍然不明白怎么會出現這樣的錯譯。如果譯者英語不足，翻出來的中文句子總該懂，而這中文句子的內容錯得一目了然，譯者作為一個藏學家，總應該看得出來的吧？ 還有一些錯誤，不需要很好的英語，也不需要藏學知識，憑常識就可以判斷了。 三十年代，英印政府派出拉薩的一個官員叫威廉遜，他在拉薩生病，拉薩政府拒絕英印政府派出飛機到西藏來救助他。這是近代史上一件很有名的小事。中文版第208頁，“這時威廉遜的病情更加惡化，1935 年11月18 日他因小便失禁而死。”“小便失禁”是一種症狀，有誰是因小便失禁這種症狀而死亡的嗎？【3】 還有一例也是憑常識就可知道翻譯有問題，不需要核對原文，錯譯顯然來自于英語能力不足。 中文版第395頁說，據說“是當時駐拉薩的英國代表處頭目黎吉生首先把熱振的請求帶給國民政府而引起大札攝政的注意的。” 這很不合邏輯，英國外交官黎吉生怎么會去把熱振的請求告訴國民政府而引起熱振的政敵大扎攝政的注意呢。原文的意思是，據說是黎吉生讓大扎攝政注意熱振向中國人發出的請求。【4】錯譯的原因是沒有分析好句子裡接連兩個“to”。至於此書中為什麼把西藏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英國官員黎吉生一次次地譯成“頭目”，我們就只能猜測了。 還有一些錯譯，涉及藏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文本居然把內容完全譯反了。 中文版第434頁，“大扎否決了上述提議，指令噶廈將刑罰更改如下:‘雖然理所當然應考慮判定為重罪，但是我請求施用刺目的刑罰，這是出于年輕的達頓喇嘛長壽的考慮。這是我個人的判決。’接到這道命令時，噶倫們對大札攝政對企圖殺害他的政敵表現出的寬大仁慈感到吃驚，…”中文讀者讀到這一段，會得出什麼結論呢？這西藏的大扎攝政是夠殘酷的，他下令挖政敵的眼睛，而手下的人竟然還為如此寬大仁慈而吃驚。那么讓他們不吃驚的刑罰更不知有多殘酷呢。中文讀者自然不會料到，譯者在這裡沒有把“撤銷”這個詞給譯出來。他說的是“我請求撤銷刺目的刑罰”。【5】這樣的錯譯是不可接受的。 再如，中文版第446頁，西藏派出一個代表團，申請英國的簽證，中國方面強烈反對英國發放簽證。英國外交部有人說︰“我們的看法和主張是，如果中國方面施加壓力，那么我們將罔顧西藏政府所提出的不應發放簽證的明確請求，我們不可能再維持西藏自治的立場，並對我們維持其自治的立場作出解釋。”西藏政府怎么會提出請求不要給自己發放簽證呢。有誰到外國領館去申請簽證的時候請求說不要給我發放簽證的？那不成了精神病了？原文的意思是，如果英國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不給西藏代表團簽證，那么英國就不能繼續維持其西藏自治的立場，不能說自己是支持其自治的了。【6】 閱讀譯本的經驗是，如果你覺得中文句子不通，或者不知所雲，那么，多半是原文沒有讀通。 中文本第448頁，“問題是最大限度地鼓動中國公眾發表意見，顯然是希望避免任何國際團契對西藏的地位進行調查。” 在中國歷史上什麼是“最大限度地鼓動中國公眾發表意見”這種事情？原文很簡單︰最令中國人不安的事情顯然是一種焦慮，即要避免任何國際團契來調查西藏的地位。【7】 二次大戰后，西藏派出代表團要求訪問美國，遭遇很大困難。中文本第491頁說，“政務院通知其駐德裡大使:申請訪美之事可以允許，但是只是在西藏人處境極為不利的特殊情況下才能這樣做。美國大使還得到特別指示，要他依據西藏的護照頒發簽證”。這一小節幾乎每一句都譯錯了。【8】 有些地方翻得不好，看來既不是英語不足，也不是知識不足。例如中文版第609頁，“這種權力的變化和轉移是因關於中國駐印度大使的第一點建議的變化而肇始的。” 原意其實很簡單︰這種權力轉移，一開始是突然推翻了針對中國大使第一條建議作出的決定。【9】 還有一些地方，原著說得很清楚，內容也非常重要，中文翻譯卻極為誤導。中文版第623頁，英國外交部研究了“宗主權”一詞的含義。這是有關西藏之國際地位的最重要也最有爭議的概念。“英國外交部在考查了這種區別之后得出結論:所有證據都表明，西藏不僅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還具有其自身的明確的國際身分。”可是，英語原文有一點很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不同︰英國外交部得出的結論是，西藏不只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還具有它自己明確的國際身分。【10】譯者只是沒有把“not merely” 這個短語譯對。 從翻譯的角度說，這樣有問題的翻譯比比皆是，如果有耐心逐句核對，幾乎每一頁都可以找出一些來。現下我理解柳升祺先生的話了︰“我不想看譯本，倒想買一本原書”。 政治對學術的入侵 儘管如此，從中國讀者的角度出發，我認為有一本中譯本總比沒有中譯本要好。現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對藏人藏地的了解，大多數中國人了解西藏的讀書條件，卻遠遠比不上海外英語讀者。 從翻譯的角度出發，由於語言上的困難而造成的中文版缺陷，都是應該諒解的。翻譯是助人的事，出力多而得利少，很容易吃力不討好。在兩種語言之間被動地工作，是很辛苦的事情。語言的知識和能力，誰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多年苦讀，一點一點累積，一點一點改善出來的。所以，我原諒任何純粹翻譯的失誤。我有理由相信，任何譯者，都會進步，都會譯得越來越好。我有耐心等待譯者的下一部譯著會好得多。 但是，我不能原諒的是，政治對學術翻譯的入侵。 所謂翻譯，尤其是學術性翻譯，更尤其是當代西藏史這樣充滿爭議的領域裡的學術性翻譯，讀者有理由要求翻譯者把原作的意思準確地進行語言轉換，讓不懂英語或者沒有機會讀到英語原著的讀者，能夠用中文讀到英語作者的意思。也就是說，你給我們一個中文文本，但是我們要求從這個文本中讀到的是原裝的美國藏學家梅爾文‧戈爾史丹，而不是經過中國藏學家杜永彬修改了的戈爾史丹。由於語言或知識的原因翻得不好是一回事，但是你翻的時候不可以修改。你翻的時候修改了，不管你出于什麼理由，那就不再是翻譯，那叫篡改。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中文版第484頁，有一節開頭就說，“歷史發展表明”；中文版第612頁，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西藏統治集團”一說。我感覺好奇。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框架下的典型說法，美國藏學家梅爾文‧戈爾史丹用的英語原話是什麼呢？只好再去翻原著。結果發現，這兩種說法都是譯者憑空加上去的。【11】 另外有一些地方，可以明顯看出譯者的漢文化立場。比如，藏人有醫生，作為藏學家總應該知道藏醫。翻譯成“佛醫”是不對的。藏文化和西藏歷史中，請示神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能理解藏人文化心理中的神喻，你就無法理解西藏歷史上的很多事件，無法理解藏人對自己和對世界的認識。本書譯者把乃穹活佛翻譯成“神棍”，是把這種對象比附為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了。 還有一些很容易被中文讀者忽略的細節，卻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政治對學術翻譯的野蠻入侵。 中國的中文讀者可能因為已經習慣而不再留意，海外中文讀者可能因為事情分散而沒有注意，在中國的當代漢語行文中，宣傳部門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已經形成了一些語言規則，這些語言規則甚至已經成為寫作者的習慣，演變成人的本能。有些題材是不能形成文字的，有些詞彙是不能出現下文章裡的，有些政治規則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必須恪守的。比如，中國大陸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那么，在你寫到台灣的時候，屬于一個國家才有的一切，比如總統、立法院、行政院，都得打上引號，以示“不合法”，“不予承認”。這種規則是如此嚴格，以至於很多人在引用台灣人自己的話的時候，也給其中的此類詞彙打上引號，等于強行代表被引用者也必須“不予承認”。 不幸得很，由於中國政府不承認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國家，于是在戈爾史丹這本洋洋八百頁的中文版中，這一規則得到了普遍的實行。 在1951年前的西藏，除了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以外，西藏還有一個“民眾大會”（有些著作中翻譯為“國民大會”。）這是一個類似于議會的“議政機構”。這一機構本身沒有行政權力，有資格出席這一會議的人也不是平時位高權重的僧俗官員，但是每當遇到重大事件，這一機構就體現出舉足輕重的份量。民眾大會典型地表明了具有悠久歷史的西藏社會和政體，已經發展出複雜的政治體系和權力架構。而且，它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一種東西，這說明西藏的政體完全不同于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 不知譯者出于什麼考慮，在戈爾史丹著作的這本漢文版中，凡是民眾大會，統統打上引號。甚至在全文引用民眾大會對外公告的下款簽名處，也給“民眾大會”四個字打了引號。問題還不在于應該不應該打上引號，問題在于，這個引號是戈爾史丹原著中沒有的。標點符號是句子的一部分。引號在當代英文和中文中是如此重要，英美國家的公共演講中，演講者常常要把引號讀出來，有時候還輔以手勢，表示那些字句是打了引號的。在沒有這個引號的地方，硬加上一個引號，這就不是翻譯，而是篡改了。【12】 在中文版中，這些機構所帶的引號顯然表示其“不合法”，因為中國政府不承認那個時期西藏“事實上”的獨立狀態。戈爾史丹在此書仲介紹，1942年，由於外交事務大大增加，噶廈決定恢復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就嘗試過的“外交局”。外交局的存在，說明西藏在行使獨立的外交活動，那正是一個獨立國家才有的。可以理解，這會使一些中國學人不愉快。可這是史實，更何況，這是一個西方學人在他自己的著作中闡述這一史實。我們這本中文版的譯者卻毫不含糊地給凡是出現“外交局”的地方都統統打上了引號。更有甚者，在戈爾史丹大段引用西藏外交局的對外信件的時候，譯者在外交局下款簽名的地方，也不客氣地給外交局三個字打上了引號。這樣的做法，其蠻橫幾乎可以和中國政府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相媲美，簡直匪夷所思。【13】 同樣，西藏政府派出的"慰問同盟國代表團"也獲得了同樣的待遇，一律打上了引號。奇怪的是，同樣性質的“西藏商務代表團”待遇要好一點，在標題等重要地方是帶引號的，在文字段落裡有時候有引號，有時候卻沒有引號。是不是因為“商務代表團”聽起來是做生意而不是搞外交，因此可以容忍一點？其實讀了此書的人都知道，西藏商務代表團是西藏政府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動。 這些原著中本沒有的引號，卻遍佈中文版全書，顯然是中文版的行文規則，必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然而，我卻很難理解，譯者作為一位專業的藏學家，為什麼要這樣做？我不相信中共的宣傳部或者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會給藏學界及出版社明確指令，在出版物裡這些詞彙必須打上引號。作為一個學人，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也可以在適當的場合表現自己的愛憎好惡，但是，現下你是在搞學術翻譯，不是在做文藝創作。中文讀者讀了這樣的中文版以後，得出的印象必然是，連美國當代著名藏學家戈爾史丹在其嚴肅的學術著作中都認為，西藏的這些政府機構是“不合法”的。可是，這並不是戈爾史丹英文原著中的原意，這種印象是譯者透過對中文譯文的添加而刻意加給讀者的。這是在利用外國原作者的學術聲譽欺騙中文讀者。這樣做，為嚴肅的學術翻譯所不允許，為正派的學人所不齒。這個道理難道很不好懂嗎？ 此書中文版的迅速問世，得到國內藏學界王堯、耿升、張祖基，多傑才旦、鄧銳齡、丹增倫珠、高淑芬等等眾多先生的出力相助和推薦，藏學界重鎮王堯先生為之作序，戈爾史丹為中文版寫了前言。初版后，1995、1996年兩次登上全國暢銷書排行榜。2005年又出了新版。戈爾史丹不通中文，是否了解中文版的政治色彩，我們無從猜測。我想不明白的是，國內藏學界那么多學人，歷時十余年，怎么就看不出此書中文版的問題呢？即使手頭沒有英文原作，中文內容和語句的錯誤如此明顯，怎么會看不出來？遍佈全書的引號，在在表現出政治對學術的野蠻入侵，學人們怎么能心安理得？ 此書中文版問題的受害者，是中文讀者。譯者及其師友學長，欠受騙的中國讀者一個道歉。 ────────────────────────────── 【1】原著P XIX: In 1912-1913, the 13th Dalai Lama returned to Tibet from exile in India (see Map 1). His ragtag volunteer force expelled all Chinese officials and troops from Tibet, reestablished his rule, and began a thirty nine-year period in which Tibet held total control over its ow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China never accepted this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Republican and Kuomintang governments worked to restore Chinese control. They were unsuccessful, however, and when Chiang Kai-shek fled to Taiwan in 1949,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lone still controlled Tibet. 【2】原著P43 The 13th Dalai Lama also experienced external threats to his rule from both China and Britain and would never take for granted the exercise of his right to rule Tibet. 【3】原著P270 Williamson’s condition worsened, and on 18 November 1935 he died of chronic uremia. 【4】原著P474 that it was H. E. Richardson, the head of the British Mission in Lhasa, who first brought Reting’s request to the Chines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regent. 【5】原著P515 Taktra overruled them, instructing the Kashag to change the punishment as follows: "Although the verdict is reasonab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rimes, I request that the punishment of taking out the eyes be withdraw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young Dalai Lama’s long life. This is my personal verdict." On receiving that order, the shapes expressed surprise at the leniency the regent was showing to the enemies who had tried to murder him. 【6】原著P528 Our view is that if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we were to disregard the definite request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at visas should not be granted we could no longer maintain the position that Tibet is autonomous and give account of our support in maintaining its autonomy. 【7】原著P530 The matter that is agitating Chinese minds most is clearly anxiety to avoid having the status of Tibet examined by any international body. 【8】原著P577 the State Department notified the U.S. Embassy in Delhi that the proposed visit was permissible, but only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that were very unfavorable to the Tibetans. The embassy was specifically instructed not to issue U.S. visas on the Tibetan passports. 【9】原著P701 The beginning of this shift in power was the sudden reversal of the decision regarding the first point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s proposal. 【10】原著P716 On both these counts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 concluded that all the evidence showed that Tibet was not merely a portion of China but, rather, had a clear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her own. 【11】原著P580, p704。 【12】中文版第460頁。 【13】中文版第534頁，538頁等。
資料來源：丁一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