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暫停一年多之後，中共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代表之間的談判日前又重新開局，筆者喜出望外。重開談局，正是我等所翹首祈盼，儘管談判迄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雙方之談局，起源於胡耀邦主政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斷斷續續已進行了十幾輪。中央現行政策似乎離胡耀邦透過談判和讓步來解決西藏問題的初衷越來越遠。在上一輪談判中，達賴喇嘛私人代表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為全體藏民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要求在中國現有的法律框架內實現藏人的“真正自治”或“有實際意義的自治”，並建議將這種“真正自治”或“有實際意義的自治”不僅落實於現下的西藏自治區，而且落實於藏人聚居的周邊縣市。但是，中央政府，特別是主持談判事宜的統戰部次長朱維群、主政西藏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等人，不是對《備忘錄》的文本進行認真研讀和分析，而是繼續使用在“文革”中極為流行的那種手段和語言，指責達賴喇嘛及其談判代表“打著真正自治旗號製造民族分裂”。這樣，雙方的關係就陷入了僵局。 打破僵局的主控權在中央政府手中。開啟新一輪局，是否意味著在2009年迪化“7.15血案”之後，中共中央對達賴喇嘛有了新的認識？今年1月18日至20日召開的中央召開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陣容龐大，政治局九個常委全都出席了會議，地方幹部除了西藏地區的大部份負責人，還有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地負責藏區的幹部，有四百多人之眾。但是，就透露出來的內容看，會議了無新意。會議的主題是依舊是維持地區穩定，“維穩”的手段依舊是金錢和暴力這“兩手”︰一方面發展西藏經濟，希望透過改善物質生活來弱化民族問題；一方面“打擊‘藏獨’分裂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深入持久開展反分裂鬥爭”，以高壓求穩定。蔑視宗教信仰而只信金錢與暴力，是很不健康的思想，更何況依靠金錢和暴力的政策在實踐中都早已失靈。在新一輪談判中，達賴喇嘛一方仍堅持底線，繼續要求改善人權、實現“真正自治”。如果中央政府繼續將這種要求視為“製造民族分裂，損害民族團結”，談判就不會有任何進展。 (博訊 boxun.com) 西藏“問題”的核心在哪裡？應該遵循何種“主義”（指導思想）來解決？事關國族大業，確實值得國人深思。誤判實際問題、開錯藥方，不但無助於維持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而且會造成民族矛盾和國家分裂，可謂南轅北轍。筆者素來致力於促進祖國的統一和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和睦與團結，茲借此機會略陳一孔之見。 一、西藏“問題”何在？ 2008年4月12日，胡錦濤在三亞會見到海南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時，針對前不久的拉薩“3.14事件”說︰“我們和達賴集團的矛盾，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分裂祖國的問題”。（《胡錦濤主席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7112376.html） 胡主席顯然被誤導了。藏人中有人主張分裂，但絕對不是現下的“達賴集團”。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所提出的不要獨立、唯求自治的“中間路線”，經過辯論和嚴格的民主程式，已被以桑東仁波切為政府首腦的西藏流亡政府確定為基本方針，這是像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一樣的事實。謀求西藏獨立，曾經是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1959-1979年間的政治主張。1979年，鄧小平提出西藏問題除了獨立一項，其它問題都可以透過商談來解決。達賴喇嘛審時度勢，立即做出積極而明智的回應。這種積極的回應逐步定型為“中間道路”，也就是既不能接受有名無實的自治、也不謀求西藏的獨立，而是在雙方互信互利的基礎上實現西藏名副其實的自治。具體內容包括確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國防和外交歸中央政府（達賴喇嘛曾一度要求從西藏撤走解放軍、但隨即放棄了這一要求），其它方面由藏人自行管理；一當西藏名副其實的自治得以實現，西藏流亡政府立即解散。從那時起，達賴喇嘛不遺余力地向世人宣示、解釋“中間道路”，西藏流亡政府也為此製定、發表了一系列文件，闡釋“中間道路”。（駐澳洲達賴喇嘛代表處︰《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正是因為矢志不渝地追求“中間道路”，並且始終不渝地堅持以和平手段實現“中間道路”的目標，達賴喇嘛得到了諾貝拉和平獎，以及全球各地朝野的廣泛支持。中共中央政府接管西藏的時候，自以為自己比原來的西藏政府先進，也一貫以“先進”的代表自居。但是，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早就接受了現代衣冠文物意義上的人權、民主理念，並在流亡地達蘭莎拉建立起完全符合現代衣冠文物標準的民主政府。中共則依然維持著被先進的人類文明拋棄了的一黨專政政權，在觀念和製度兩個方面都遠遠落後於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 筆者與達賴喇嘛有過幾面之緣，也有機會聽過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政治學博士桑東仁波切的演講，絕對相信他們的真誠。世界各地民眾，以及括那些有機會接觸達賴喇嘛和桑東仁波切等人的諸國政要，也都對他們的真誠和智慧五體投地。達賴喇嘛和桑東仁波切等人不斷訴說藏人在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沒有保障，說的必是實況。他們一再聲明追求自治，乃是出於他們的信念和智慧，而絕不是口是心非、暗中追求“分裂”和“獨立”。在2009年8月的日內瓦藏漢會議上，有多位中國民運人士對西藏流亡政府放棄“民族自決權”的立場提出質疑，認為那是不智之舉。桑東仁波切的回應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位見多識廣、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的襟胸。他心平氣和地解釋說，權利是寶貴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權利都能夠實現。在現實政治中，重要的不是你有沒有這個權利，而是怎么樣才能實現這個權利、有沒有可能實現這個權利。如果罔顧現實、致力於爭取根本不能實現的權利，那就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去進行無謂的抗爭。因此，必須正視政治現實、做出一些妥協和犧牲，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一種生存模式。（《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回答問題》，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454） 西藏問題的核心正是人權問題，正是藏人在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沒有保障的問題。這是“達賴集團”與中央政府的根本分歧所在。以“藏青會”為代表的藏獨主張，也正是“達賴集團” 所反對的，儘管在民主體制下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只能說服多數藏人支持“中間道路”而無法完全禁止少數人的藏獨主張。達賴喇嘛等人不求獨立、只要自治的政治訴求，一清二楚。將達賴喇嘛所反對的“藏獨”帽子扣到“達賴集團”頭上，或者揪住達賴喇嘛早已放棄了的某些舊主張來說事，絕非君子之道，很不可取。 張慶黎、朱維群那些人學養不足、教養欠缺，蠻橫無理、信口開河地指責、辱罵達賴喇嘛，實在是造孽。指責達賴喇嘛弄虛作假、缺乏誠意，意圖搞“變相獨立”，這是以爾虞我詐的官場污濁之心度佛教淨土的聖潔之腹，是對真誠的佛教徒的污辱。立場觀點可以不同，但不能全然罔顧事實、自欺欺人。達賴喇嘛和桑東仁波切等人，乃當世佛教界一代高僧，是譽滿全球的飽學之士，是修養至高的佛教大師，被佛教界普遍地尊為人間活佛。就連普通的佛教徒，都會遵從佛門戒律而不能撒謊。修行至高的人間活佛達賴喇嘛，更不可能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違背佛門信條與戒律而公然撒謊。達賴喇嘛和桑東仁波切等人不能公開承認“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礙於不能公然撒謊的信條。西藏有長期獨立立國的歷史、也有併入中國領土的歷史，要達賴喇嘛等人說“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那是蠻橫地強迫他們撒謊。正因為如此，達賴喇嘛等人一再要求擱置歷史問題，抱現實的態度就事論事。將達賴喇嘛這樣的佛門大師污蔑為江湖騙子或“人面獸心”，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恐怕只有被中共黨文化徹底敗壞了心智的人才能做到。當然，污辱廣受敬仰的佛門大師，損毀不了人間真誠，結果只能是損人者自取其辱。 二、西藏及全中國的民族問題是從人權問題派生出來的。 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確實存在民族問題，在西藏和新疆這些地方還特別尖銳；中國的少數族群中間，確實存在著分裂傾向，藏人和維吾爾人中間的分裂傾向還特別強烈。但是，中國現下的民族問題，包括民族分裂問題，大都是從人權問題派生出來的，是缺失符合人權原則的政治制度安排的結果。更為不堪的是，《中華民眾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所載明的基本民族自治權利，與現實中這些基本權利的缺失形成尖銳的諷刺。藏人所真正追求的信仰自由，試圖在中國現有法律框架內實現“高度自治”，也正是為了捍衛他們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基本人權。中共建政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依照野蠻的馬列主義信條對宗教信仰的打擊，特別是“文革”中對宗教文化的破壞和對宗教人士的迫害，對少數族群宗教界傷害至深；“黨管一切、漢人當政”的政治實踐，長期以來一直對“民族自治”的法律和政策進行無情的嘲弄。所有這一切，當然在少數族群中間積怨很深，催生、助長民族分離傾向。可惜，“改革開放”以來，除了胡耀邦等個別領導人，黨國當局沒有正視問題的嚴重性，都沒有形成對少數民族的充分尊重和信任，都沒有以贖罪之心在政治上給少數民族提供機會。（何方︰《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載張博樹編︰《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 信仰與宗教不自由，當然是人權問題。藏人求信仰自由而不可得，因而抵制中央政府及漢人主導的西藏自治區政府的一些措施和政策，爭取合理合法的自由權利。黨國當局一味鎮壓，人權問題便轉化成民族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因為有“落實政策”等舉措，人權問題和民族問題曾一度緩解。近年來，黨國當局肆無忌憚地干涉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嚴重干擾喇嘛及其他藏人正常的信仰和宗教活動，在政治宣傳和“政治教育”中百般妖魔化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並強迫藏人污辱他們所敬仰的精神領袖，難怪會激起藏人的反抗和反感，並在國際社會失道寡助。 近年來黨國當局的政治宣傳，將達賴喇嘛等人爭取人權的善良努力，抹黑為分裂祖國的惡行，不但挫傷藏人的感情，也誤導廣大漢人對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產生仇恨。再加上經濟和政治利益上的一些衝突，漢藏之間的民族問題便日益複雜化、尖銳化。特別具有煽動性的一個說法是，“達賴集團”不僅要將現有的西藏自治區分裂出去，而且是要將占中國四分之一國土的“大西藏”分裂出去。實際上，因為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不主張獨立和分裂，“邊界問題”根本就無從談起。炒作“大西藏”、“小西藏”的“邊界”話題，是故意混淆視聽、聳人聽聞。達賴喇嘛等人想將所有藏人聚居的地方都劃入實行自治的範圍，是為所有藏人爭取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題中應有之義。至于具體到哪些地方應該劃入“藏人聚居”的范圍，此乃枝節末葉，雙方可以從容商討。 三、人權問題不能通過民族主義或專製主義來解決 在當今世界，民族主義只會製造和惡化人權問題，而不會解決人權問題。簡而言之，民族主義是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與自我認同，而人權理念屬于自由主義的範疇。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性質不同的意識型態，它們有不同的出發點，遵從不同的邏輯，走向不同的歸宿。自由主義以人類個體為出發點，遵從‘普世主義’的邏輯，目標是人類所有個體的自由福祉；民族主義則以民族群體為出發點，遵從與‘他者’不同或敵對的‘特殊主義’的邏輯，對同類的關愛有著鮮明的邊界，目標是本族本群的優勢。”（馮崇義︰《在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困惑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藏族民族主義與漢族民族主義的碰撞，或者藏族民族主義與裹挾著大漢族主義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碰撞，都會使藏漢兩族兩敗俱傷。如果這種碰撞更為不幸地升級為大規模的暴力沖突，則會是大規模地毀滅雙方無辜人民的生命財產的人權災難，盡管這種沖突會在雙方都製造出一些“民族英雄”（在對方看來則是魔鬼）。 專製主義在任何時候都是製造人權問題的根源，而解決不了任何人權問題。我們在上文提到，專製主義政府的拿手好戲，是充分利用人性中的貪圖利益和恐懼暴力的弱點，一手進行經濟收買、一手進行政治高壓。黨國當局的政治高壓，除了給無數藏人帶來苦難，就是使越來越多的藏人離心離德。黨國當局在西藏的經濟收買政策，也收效甚微。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本是好事。與其他公民一樣，藏人的生活當然也應該得到不斷改善。但是，黨國當局這些年來在西藏投資那麼多，何以無法買到藏人的心？為什麼隨著這些年來西藏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藏人對中央政府的仇怨不但沒有減輕、而是日益惡化？原因並不複雜。當個人尊嚴、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權受到嚴重侵害的時候，金錢當然買不到感情，更何況在權利不平等、機會不平等格局下擴大投資，更加劇了不平等。與大規模投資一起進入西藏的，是大規模的新移民和外地勞工。這些新移民和外地勞工在資金、技能和社會關係等方面都比本地藏人更有優勢，因而反客為主，優先得到新投資所創造的商業機會和就業機會。本地藏人，特別是生活在底層的農、牧民，大多失學，也講不好國語，商機和新的就業機會都與他們無緣。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用DGP數字堆積起來了，公平問題卻越來越嚴重。藏人、特別是淳朴憨濃的虔誠牧民不但在經濟中得不到好處，而且在自己的家鄉受外地人的歧視和排擠，在自己的家鄉也無法保持自己的生活模式和宗教文化，越來越被邊緣化，他們如何能有好心情，如何能對中央政府及外來漢人產生好感？按照專製主義思維將藏人的不滿和義憤歸結為“達賴集團”的分裂陰謀，指責藏人不知“感恩戴德”，除了轉移視線、掩蓋問題之外，如何能有助于實際問題的解決？ 四、西藏問題只能依靠自由主義和慈悲主義來解決。 依靠自由主義來解決西藏問題，除了落實信仰自由的原則，長遠來看必須實行民主聯邦製這種製度安排。吳稼祥根據他所創立的威權落差理論，嚴密地論證了聯邦製的優越性。也就是說，地廣人眾的國家如果既要維持國家統一，而又能保持活力，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實行民主聯邦製。（吳稼祥︰《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聯經，2001；吳稼祥︰《聯邦化︰中華第三共和國之路》，明鏡，2004）世界各國的政治實踐與吳稼祥的理論完全吻合，凡是國土大到一定程度或人口多到一定程度的國家，無不實行聯邦製。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的單一國家，也都充分實行地方自治。國家的統一，必須給地方留有彈性空間。統得過死，沒有了彈性空間，反而使弱勢族群離心離德、做夢都想分裂。 在“打江山”的時候，依聯邦製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曾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長期主張。說當今黨國當局根本反對聯邦制度或聯邦思想，也不盡然，只不過是他們過于實用主義罷了。在香港的一些制度安排，諸如擁有自己的貨幣、海關、警察治安等等，地方政府的權限比世界上實行聯邦製的國家要大得多。黨國當局關於統一台灣的方案，所要求的僅僅是改國號，台灣的現行制度都不變，連軍隊也可以保留。由此可見，黨國當局完全可以接受聯邦製的制度安排。可惜的是，他們不講原則，不講邏輯上的一致性。他們迫于形勢和實力對比，可以依據聯邦製的思路來應對港、台問題，卻又自相矛盾地在原則上堅決反對聯邦製，將“達賴集團”符合聯邦製的自治要求視為“分裂”國家。 當然，民主製也好，聯邦製也吧，必須以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為基礎，都必須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否則都會變味。蘇俄設立過民族加盟共和國，實行過表面上的聯邦製，但由於“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加盟共和國在“黨的領導”之下根本沒有民族自治可言。按照我們黨國“反修防修”時期的語言，“蘇聯是各族人民的監獄”。 在經濟生活方面，自由主義原則也要求從權利角度入手來解決藏族底層農、牧民的經濟和生計問題、特別是底層農、牧民的貧困問題。既要充分尊重他們的選擇，又要保障他們的均等機會。首先，要透過落實民族自治權利來確保藏人在本地經濟生活中的主控權和主導權。其次，要落實十二年義務教育和廣泛的頭班培養訓練，以大幅度改善藏人的就業能力和就業機會。再次，援藏經濟項目必須優先雇用本地藏人，甚至可以模仿先進國家對原住民的優惠政策，規定一定的指標。還應廣泛開展對藏人的小生意商業培養訓練，改善藏人的創業和經商能力。教育與就業本乃相輔相成，讀書帶來就業和創業上的成功，就能增進藏人青少年上學讀書的動力。 佛家慈悲主義，既是解決西藏問題的精神力量，也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精神資源。按照中國現代佛教大師圓瑛的通俗解釋，“慈者，與人之樂；悲者，拔人之苦”。（圓瑛︰《圓瑛法師講演錄》）。在中國，佛教的主流一直是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不是追慕和標榜玄妙神奇，而是在人間日常行為中宣示和落實佛教的智慧、善法和戒律。（藏傳佛教亦然。藏傳佛教與政治走得更近。靈童轉世這種制度安排，既有信仰成分，也有權位繼承制度的現實考量。已經確立起對民主政治之信仰的達賴喇嘛一再表示，這種制度可以根據時代精神和現實需要來改變，但必須符合民主程式。）中國佛教的法師和廣大信徒們充滿妥協精神，認定諸佛皆在人間、成佛不在天國。天國盡是歡樂，地獄全然苦難，唯人間苦樂參半，可以在歷練的同時累積智慧、改善向上。他們時時懷著貢獻不夠的慚愧心服務社會；直面人欲橫流的世界而激濁揚清、以佛法增進人間道德；規勸世人好義布施，以財物尊榮其身，而不是使自身受役于財物；修煉佛教的大慈大悲，以利他為懷，製己恕他、節己和眾、甚至于損己利人，淨化世道人心、實現人間淨土。 非暴力原則是佛家慈悲主義的另一重要信條。達賴喇嘛到各地講佛傳教，他廣受歡迎和愛戴的關鍵，就在于他雖長期處于流亡逆境也一直宣傳和平精神和非暴力原則。如果他贊成暴力，衣冠文物世界早就不會歡迎他了。也是在2009年8月的日內瓦藏漢會議上，有人問到達賴喇嘛是否有能力永遠保證西藏人的非暴力抗爭。桑東仁波切沉靜平和的回答說，“透過暴力回答暴力，除了增加相互之間的仇恨以外，沒有任何積極的結果。無論在西藏境外（國際上），還是西藏境內，我們一直都主張非暴力，並且，也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的成就，所以，我們並不存在對非暴力的失望。……運用暴力，對于藏人來說就是失敗，所以，從道義、信仰，或者僅僅從世俗的利益角度考慮，暴力對西藏人來說也都是不被認可的，因此，只要達賴喇嘛在世，這種非暴力就會一直堅持下去的。非暴力雖然需要花費漫長的時間，但是，如果有一天成功了，帶來的必定是一個雙贏的結果，給人類帶來長久和平，這也正是我們追尋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回答問題》，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454）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中戾氣日盛，中共黨內強硬派至為囂張，不但千方百計將黨內溫和派拉下水，而且對民間溫和的異議人士實行“嚴打”或“冒頭就打”，打擊“公盟”、打擊“零八憲章”、重判劉曉波，千方百計迫使民間“操家伙”走上街頭。如果民間維權人士真的都“操家伙”走上街頭，黨國強硬派就可以毫無顧忌地大開殺戒了，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小人得志，無所不用其極，可謂居心險惡。黨國強硬派還大肆批判普世價值，發願“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公然蔑視和詆毀作為現代人類文明準則的普世價值，公然將所有發達國家都建立起來的自由民主製度妖魔化為“邪路”，這種言行體現的是專製權力的愚頑和驕橫，被一些網民比喻為“腦殘”。 中華民族能否走出暴力輪回、和平地實現憲政轉型，似乎有信心的人不多。問題的關鍵是黨國當局抱殘守缺，跟不上時代的要求，對社會進步、“和平演進”的“顏色革命”萬分恐懼，對少數民族合情合理的自治要求也萬分恐懼。朝野上下都應該向達賴喇嘛等人學習，以天下蒼生為念，運用佛教的慈悲主義化解仇恨和矛盾，持守非暴力原則、據理力爭美好共贏的前途。我還是那種信念，正義的事業當以攻心為上。自由主義和慈悲主義，信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馮崇義 《縱覽中國》 [博訊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馮崇義更多文章請看冯崇义專欄
資料來源：馮崇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