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群：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 何方:前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 根據北京要求，達然薩拉方面遞交了《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中國政府稱《備忘錄》）。《建議》中，詳盡而誠懇地表達了西藏民族對現任政權的期望和對自己未來的需求。幾乎立刻，北京就召開了中外新聞發佈會，朱維群副部長給《建議》下了定論： “《備忘錄》儘管借用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個別詞句，進行了包裝、點綴，但是，從標題到內容還是‘大藏區’‘高度自治’那一套，這就是我們早就指出的‘半獨立’‘變相獨立’，實質還是‘西藏獨立’那一套……” “我們嚴正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數分裂主義分子1959年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後逃亡外國的產物，搞了幾十年分裂破壞活動，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 “說得客氣一點，你們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合適宜的。說的直白一點，你們沒有提出這個問題的資格。” 但同時，朱維群副部長也肯定了第八輪會談（北京方面稱第九輪）：“總的氣氛是坦城的”“……這次能夠由杜青林部長第二次接見他們，這可是我們國家領導級幹部，這難道不是一個進展嗎？” 朱副部長這段強硬而邏輯混亂的講話，為世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資訊，就是北京方面在徹底否定《建議》的同時，並沒有拿出解決西藏問題的任何方案！《建議》，歸納起來，其實，就是一句話——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在所有藏區真正實施憲法賦予的民族區域自治權利。 接下來，中國傳媒紛紛撇開《建議》，集中曲解達賴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記者會上的個別詞句，並展開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幾乎喪失理性的圍攻。 為什麼北京方面毫不掩飾地左顧右盼，誘導人們進入西藏問題的誤區？2009年6月16日朱維群副部長在會見中東歐記者團時，再次露出端倪：“把這樣一個已經被我們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經頂回去的東西（指《建議》），作為今後接觸商談的前提和基礎，這裏有一點接談的誠意嗎？”顯然，朱維群所有的表演，就為了一個目的：回避藏中接談！ 不言而喻，在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如同《水滸傳》孟州道十字坡孫二娘的酒店一樣，不過是個幌子。當然，我不是說中共領導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專門以殺人為目的，這僅僅是個比喻，也許不太恰當，但是，老共產黨員、曾在張聞天身邊工作多年，前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何方先生在今年4月出版的《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中撰寫的《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一文，分析得恰如其分： “60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只是表面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党管一切，漢人當政’。” 法國的古伯察先生在《韃靼西藏行》中寫道，“當列強入侵中國的時候，中國是那麼讓人同情，可是，當中國入侵周邊的小國時，比那些列強還要殘忍！”事實上，中共治下的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質，就是對少數民族區域，尤其是西藏、新彊的毫不掩飾的掠奪。 然而，朱維群的發飆耍潑，還是著實讓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堅參吃了一驚：“中共官員的言行猶如瘋子？！” 中國已經沒有了胡耀邦那樣敢於承認和糾正錯誤，並願意承擔責任的領導人。目前的當政者，操心的是自己如何平穩地在獨裁的椅子上，上演大國“崛起”的遊戲。至於治藏的極左政策，那是沒有必要擔心的，只要槍桿子還握在手裏，就可以遮蔽一切。因而，資訊封鎖，幾乎成了現任中共領導人的宗教。這也是朱維群副部長為什麼在藏人持續被抓、嚴重判刑（甚至死刑）的今天，仍然臉不紅，心不跳地告訴世人：“當前西藏的形勢很好，社會政治局勢持續穩定。”“ 中央政府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西藏的廣大群眾是站在我們黨和政府一邊的，西藏的各族幹部是能夠經受嚴峻鬥爭考驗的、是忠於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藏傳佛教絕大多數寺廟和僧尼是愛國愛教的。” 所以，不管流亡政府怎樣聲明做好與北京接談的準備，希望北京方面拿出一個可以替代《建議》的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而北京方面就是執著於上演賊喊捉賊，嫁禍於人的老戲。這次朱維群回答德國《焦點》雜誌的問題，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他說： “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才是他（達賴喇嘛）所追求的‘自治’。”（事實上，西藏流亡社區，早已建立了著名的民主政體，作為統戰部副部長的朱維群，怕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單就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動亂的一個根源。”（既然這個政府是非法的，為什麼還說談判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並且已經與這個非法組織進行所謂的九輪會談？） “中國人民在60年前就已經當家作主了，歷史事實也證明，我們有能力處理好自己的事務。”（歷史事實也證明，舉世矚目的西藏3月事件和新彊的7·5事件，就是面對中共的 槍桿子，甚至搬出死刑，兩個民族也沒有屈服！） 朱維群副部長，在西藏問題上無理取鬧、胡攪蠻纏，讓我們清楚了中共政權是認准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理，也就是在否定《建議》的同時，決不想拿出任何可以替代的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然而，何方先生適時地在《胡耀幫與民族區域自治》中，指出的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途徑，簡而言之，真正的自治，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唯一出路！ 首先，何先生認為，應該完善民族區域自治，落實胡耀邦關於西藏問題的著名的三十一號文件；改正從列寧史達林那裏繼承來的專政理論；改正從共產國際那裏搬來的組織上的狹隘宗派主義思想；還有中國特色的歷朝對待異民族的“以夏變夷”的傳統。他寫道： “我們不僅在幹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數民族出身的人，更嚴重的是對整個少數民族不信任，實行明顯的歧視，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標準視察和處理問題。例如，為什麼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對臺灣還會更加放寬標準），不同民族的藏區就不允許‘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為什麼港、澳、台可以實行‘一國兩制’，而地處大陸的少數民族就只能和漢族‘一刀切’……要說對港、澳、台是由於情況不同，不得不做出讓步，那不是有點‘欺軟怕硬’，拿原則做交易嗎？” 何方先生提供的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不僅可以解決西藏問題，同時，也可以解決中印關係緊張問題，新疆問題，內蒙古問題等極左政策下出現的系列民族問題。也是樹立中國在世界中的威望不可缺少的要素。 當然，不管以什麼方式解決西藏問題，藏中接談，都是不可逾越的步驟，而直接同達賴喇嘛尊者會談，借著尊者的慈悲、寬容的力量和深遠的巨大影響，是解決西藏問題可遇而不可求的捷徑。任何回避和施延，只能使中國在民族問題上，越來越被動，並墮落為歷史的罪人。 ──《觀察》首發 轉載請注明出處
資料來源：朱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