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流亡社區的首府，是各色人等的大融爐，也是國家、政治認同重新塑造的地方。這個過程，也讓中國對西藏的官方政策與思考方式的缺點，顯得特別明顯。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對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的態度，讓人回想起約瑟夫‧史達林的反應，當年有人向這位蘇維埃獨裁者建議，不要跟天主教廷起衝突，他的回答是：「教宗有幾個師？」 北京政府習以為常的鄙視態度，也在《中國不高興》一書中反映出來，這本書是由幾位自命為中國民族主義代言人所合寫的暢銷書。其中一位作者寫道，中國沒有必要跟西方爭執西藏是否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或者是否已合法成為現代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只要說清楚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在1959年佔領了西藏，西方能做什麼？他所標舉的，乃是殘酷的現實主義，以及「硬實力」至上的想法：實質的控制比起任何道德與歷史的合理性都更加重要。這樣的論述揭露了當代中國的重要思潮之一。（請見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著《中國不高興》（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對於這個現代版的史達林問題的回答，只要造訪印度北邊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的達蘭薩拉，就變得很清楚了：這裏也是五十年前逃離西藏的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駐錫的所在地。西藏的精神領袖連一個師都沒有，除了他的住所有一些（未帶武器的）保鑣以外。沿著前往達蘭薩拉的山路上，外來的訪客可以見到許多士兵－－但他們是廓爾喀人，屬於駐紮在附近的印度陸軍連隊。來到這裏的許多人，就只為了達蘭薩拉代表達賴喇嘛所教導的理想，也被藏人流亡社區所具體實現的：西藏與印度文化的和諧，寧靜的靈性滋養，「軟實力」。 一位廓爾喀的木雕師傅告訴我，1960年代當西藏人來到摩洛甘濟（McLeod Ganj，達蘭薩拉的上部，也是達賴喇嘛的寺院與住所所在地）時，這個過去英國人所興建的山區駐點只有三戶人家。藏人來到這裏以後，為這裏帶來了觀光業，也帶來了此區的經濟繁榮，而所有的當地百姓都因此而獲益。他擔心，西藏的議題假如有了解決之道，導致西藏喇嘛離開，將會不利此地的經濟與工作機會。此區的印度語作家，撒藍許（Saransh），也是從小就在達蘭薩拉的藏人社區旁邊長大的人，也對於藏人未來返回鄉後的此地前景，感到悲觀；然而他也讚美藏人給此區帶來的和諧族群關係，以及豐富的文化。 山的另一邊 達蘭薩拉－－「小拉薩」－－藏人的存在，讓此地變成全球朝聖者、觀光客、登山客非來不可的地方。在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拉薩在2008年3月發生了抗議活動，跟著發生的鎮壓，中國禁止外國遊客與記者進入，更強化眾人前來達蘭薩拉的趨勢。在摩洛甘濟的街上、咖啡廳裏，西藏僧侶與世界各地來的觀光客，與已經「本地化」的外國人混在一起，後者之中，許多人都在寺院裏學習了很多年，或者參加了自願性的慈善組織，很多人都穿著西藏傳統的服裝或印度的裝束。 在西藏自治區與中國的其他地方，流亡藏人的觀點，與達賴喇嘛的圖像，都是政治禁忌。但在達蘭薩拉，來自「另一邊」的每一樣東西都很容易取得：好幾個不同的中國藏語電視頻道，電視新聞、宣傳節目、電視劇、再到以藏語配音的宣傳節目。這些電視頻道的播放對象，是住在西藏自治區的藏人，與鄰近的其他省份藏人居住的地方（青海、甘肅與四川－－或在藏語裏稱之為衛藏、安多與康。） 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對於達蘭薩拉的藏人不會被中國的電視節目洗腦，表達了信心，並說，讓西藏社區聽聽中國人的說法，是一件好事。確實，達蘭薩拉的一些年輕藏人，笑著對我指出電視宣傳節目裏某些荒謬的地方。我問西藏的官員們，要如何處理中國政府升高的國際公關攻勢，他們說繼續保持開放，維持誠實，是他們唯二需要做的事。 比起北京，他們的資源也許少得可憐，然而他們卻很有信心，真理站在他們那一邊，也認為中國政府的文宣造勢，沒辦法達成他們想要的結果。舉例來說，流亡政府的官員圖登桑培提起了2009年3月出現在馬拉威報紙《每日時報》上的十二頁連版廣告，全部都是讚美中國在西藏的政策。圖登桑培說該廣告－－由里朗威（Lilongwe，馬拉威首都）的中國大使館出資的－－事實上幫助了西藏，因為如此一來把此事在遙遠的馬拉威「國際化了」，那裏的人先前不太可能聽說過西藏的事情。 藏人這樣的心胸寬大，令人驚奇。達蘭薩拉比起一般中國的鄉鎮還小，在經濟財源上，也相對有限，然而在面對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也可能是第三大軍事強國時，卻有一種明顯的沉穩。之所以如此，也許可以歸因於不斷從西藏逃來的新難民。中國政府使用了各種方法（從資訊控制，到對硬體建設的巨額投資，到住宅建設），來說服藏人，他們在它的統治底下，生活過得比較好。然而這並未阻止藏人冒著生命的危險，翻山越嶺、忍受喜馬拉雅山區艱難的旅途，來到這裏展開難民的新生活。我在難民招待所與其中一些藏人見了面。許多人希望得到更好的教育，有些人想要變成寺院的僧人，有些人只想過更好的生活；沒有人想回到中國統治下的家鄉。 而許多來到達蘭薩拉，最近逃出來的藏人難民，都會說中文。年輕人最喜歡的消遣之一，就是在網路咖啡店看中國製的錄像帶，利用電腦上安裝的中國年輕人之間流行的線上聊天軟體。外來的訪客很容易就瞭解，正在與喜馬拉雅山另外一邊親人與朋友交談的藏人，往往都是講中文的。 中國的年輕藏人，許多都在中國式的教育體制下長大，包括那些來到達蘭薩拉的人，中文都很流利。達賴喇嘛的秘書才嘉告訴我，自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局就一直在追求大規模的計畫，來培養新一代親中國的藏人。包括選出許多藏人孩童，到各個不同的中國省份去上特殊的寄宿學校。從這些學校畢業的畢業生，現在都已經二十多歲了，許多人仍然積極在線上論壇裏，表達他們親西藏的民族情感。 充滿差異的世界 資深的新加坡政要李光耀最近表示，中國政府只需要一樣東西就可以解決西藏問題：時間。「（中國人）需要時間來培養新一代的（藏人）；說中文、像中國人一樣思考，並且融入（中國）」，這位新加坡前總理在2009年4月接受訪問時這樣說。然而，中國藏區經常性地發生反中國的示威活動，藏人繼續來到達蘭薩拉，以及年輕藏人的社會行為與態度，種種證據都顯示了，即使那些「會說中文」的人，不見得「會像中國人一樣思考」。 李光耀的話語中所潛在的假設是－－中國人想法都是類似的，而藏人可以被同化－－也許跟他長期對「亞洲價值」堅信不移是有關的。香港的武打片明星成龍，最近也在企業老闆的聚會場合上表示，「中國人需要被管理」，反映了類似的信念。然而，許多中國人不認為專制獨裁是有益的，也不認為他們應該噤聲，默默接受他們的權利受到國家的侵犯。在他們的想法中，「像中國人一樣思考」，就是像自由的人一樣思考。 即使是寫出《中國不高興》的左翼中國民族主義者，除了提出在國際場域裏爭取中國的民族權利之外，還要強調中國必須「內修人權」。在這一點上，他們至少避免了許多他們西方同儕的盲點，後者否認了中國人應該得到人權與民權，因為那些都是美國人或西方人的概念。 而真的支持中國人應該得到人權與民權，但傾向把這個議題與反殖民主義、反西方的民族主義之外向政治連結在一起的外國人，有另外的一個盲點。那就是他們拒絕承認藏人－－以及其他非漢人的少數民族－－也許有合理正當的民怨，與中國對抗西方的地區政治學並不相干。 許多中國自由派的知識份子與作家，也有這個盲點，他們否認了族群議題與少數民族權利等問題的存在。他們主張，西藏問題只是中國共產黨人試圖模仿列寧與史達林對少數民族的理論與政策，因此而犯下的意識形態錯誤。因為，承認了族群確不相同的現實，並且承諾給不同的「少數民族」一定程度的自決與自治，中國共產黨人為自己創造出不可解決的難題，那就是政治上無法管理控制的問題。（請見李大同：「西藏問題有解嗎？」）（懸鉤子註） 這個觀點的錯誤，在於它把族群問題的責任完全只推到中國共產黨人的頭上，如此一來就沒辦法瞭解不同地域、社會關係與文化習慣所造成的不同族群認同（除了漢人的認同以外）。而其隱藏的涵義是，只要換上相反主張的中央政府，那麼西藏或其他「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較早期的中國政權的經驗，顯示了這裏有一些避重就輕的成份。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相信「融合我們中國所有各族同化成一個單一國家」就可以達成族群融合的目的。他推薦「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如此「漢、滿、蒙、回、藏將會融入單一的中華民國，組成單一的民族國家。」他的繼任者蔣中正甚至不承認有這五大族群的分別，並且說中國境內的所有人都是中華民族。 因此，這種迴避－－不承認族群差異的事實、不認為民族認同有其合法性、否認集體的憤懣與集體的願望的存在－－在中國歷史上，有其更深的根基。中國境內外的許多人，不管政治傾向多麼不同，不論左翼或自由派，都已經有了這樣的信念。而這一點，讓中國當局可以在西藏，與其他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居住區裏，盡情追求自己的同化目標。 中國思想的真空 橫跨四代的中國領導人－－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到溫家寶－－每一位都曾經表達過對民族問題的類似想法，反映出一種或許可以稱之為經濟與政治簡化論。他們認為，在少數民族地區拼命發展經濟，由強大有力的國家同時致力於同化的目標，就足以解決問題。然而在西藏，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尚未成功。 中國當局在這一點理解失敗的地方，與達蘭薩拉的藏人的心態，之間巨大的反差，突顯了北京方法的局限性。胡錦濤也許曾在2007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對與會代表說中國需要增加自己的軟實力，顯然這並不包括西藏問題。中共指定從2009年開始，3月28日為紀念1959年的「農奴解放日」，再度重覆使用了1949年前的西藏社會困在封建奴隸制，在馬克思社會發展「階梯」上落後中國社會好幾「階段」的觀點。然而今日中國的執政黨已放棄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突顯了其思想的貧乏：缺乏有說服力的信仰信統，無法跟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所推動的理念相競爭。 中國與達蘭薩拉之間巨幅的權力不對等，對於視達賴喇嘛為問題根源的中國當局而言，並不是什麼值得安慰的事。因為是在達蘭薩拉的藏人，已先完成了民主的改革，改善了他們原有的政府模式，包括權力的分立。這一點也有更廣的影響力；流亡政府的發言人邊巴次仁告訴我，不丹自己的民主實驗裏，也向達蘭薩拉的憲法裏學習。中國一直在賭，西藏議題的未來完全繫在達賴喇嘛的繼任問題，但達賴喇嘛本人已經把繼任問題放在一個超脫個人的民主架構裏。他說：「西藏的問題，不是達賴喇嘛的未來怎麼樣的問題。」在一個全球比較性的民主架構下，誰又「領先」了誰？ 物換星移 達蘭薩拉，一定程度與某個中國的地點有些類似，當年該地也是充滿文化魅力、政治理想、鼓勵個人成長的地方－－並且還訓練幹部，培養他們面對改變的時代。那就是中日戰爭時期（1931-45）的延安。埃德加‧斯諾於1936年地訪問，寫下了《紅星照耀中國》，激勵了無數充滿理想的中國青年，奔向延安的窯洞、中國共產黨人的庇護所朝聖。 而中共統治西藏的五十年，讓許多年輕的藏人逃到了達蘭薩拉，許多人不僅找到了庇護所，也找到個人成長的方法；達蘭薩拉讓來自貧窮鄉村地區、本來在中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不可能找到好工作的藏人，變成專業人士（編輯、學者、政府官員），前途、眼界擴展到全世界。 今日的達蘭薩拉，就像是1930-40年代的延安一樣，面臨了自己的「問題」－－那就是強大有力、拒絕改變的中國政府。這五十年來，這一路上，它累積了許多資產（包括如同埃德加‧斯諾一樣的人，為此地作出的背書，而這些都大大增加了它的軟實力）。也許最重要的，是世世代代的藏人，已經在此處，建立、更新了西藏的認同與政治機構，而它們都會形成西藏未來的一部份。中國對此點的承認，就像李光耀可能會說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完） 懸勾子的翻譯說明： 會翻譯這篇文章，是因為在「民間藏事」部落格上看到這樣的描述： 「為了增強流亡陣營的戰鬥意志和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達賴必須把中國對西藏的統治描繪得暗無天日。即使到了80年代以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已經大大改善，達蘭薩拉（西藏流亡勢力在印度的基地）的宣傳口徑卻沒有相應調整，反而為從西方國家推行人權國際政治的政策中獲取更多支持，進一步加強輿論攻擊，包括有意誤導和胡編亂造地指控。在這種謾罵性氣氛中，無法導致建設性談判，既會使中央政府失去與流亡藏人談的基礎，也使妥協和退讓無法得到流亡藏人的理解和支持，靈活變通的餘地因此變得很小。」 老實說，只要跟真正去過達蘭薩拉的人聊聊天，就會知道，上面的陳述又完全是憑空想像，一點事實根據都沒有，難怪中國的媒體可以捏造出「達賴現在還在印度達蘭薩拉實施封建農奴制，藏人一點自由都沒有」的謊言。 然而，這篇刊載在英國OpenDemocracy（開放民主）文章不只反駁讕言而已，作者Temtsel Hao還對中國當下流行思潮加以反思，提出來的願景，直把北印度的小城比成昔時的延安，讓人彷彿看見大衛掠倒歌萊亞的未來。2009年4月29日.英國《開放民主》網路雜誌／Temtsel Hao
資料來源：Temtsel 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