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藏學中心的杜永彬先生，所寫的《西方社會對西藏存在五大誤讀》置於官方網站首頁，獲其青睞。五大誤讀包括西方社會對藏傳佛教的誤讀，杜先生尤其著力于對尊者達賴喇嘛的評價，稱尊者“不僅是大活佛和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還被奉為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人的精神領袖，能言善辯的外交家和老練成熟的政治家，他已將藏傳佛教政治化，將藏傳佛教的教義倫理道德化。” 聽上去頗有學術腔，可是，需要提醒杜先生的是，尊者達賴喇嘛不僅僅只被奉為十多萬流亡藏人的精神領袖，其影響力遠遠不止於此。事實上，尊者不但是境內近六百萬藏人的精神領袖，還是信仰藏傳佛教的廣大信徒的精神領袖，而信徒不僅僅分佈在西方，還分佈在喜馬拉雅山地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必須要說的是，在去年西藏事件中，有多少藏人呼喊著“祈願達賴喇嘛長壽”、“讓達賴喇嘛回家”，義無反顧地走上街頭請願，卻被當局的軍警或抓或打或殺。身為中國主要涉藏機構的筆桿子，杜先生不會不知道吧？ 而把藏傳佛教政治化，恰是杜先生所倚賴的中共政權所為。一個無神論的專制政權野蠻干涉宗教，在07年發佈“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的管理措施”時，被當代思想家齊澤克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嘲諷：“西方的自由派媒體都對此感到可笑，因為從本質上講，這一……重大舉措，禁止佛教僧侶們在沒有獲得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死後重生：在中國境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影響轉世過程；只有在中國的寺院才能申請許可。”諸如此類的干涉何其多也，杜先生又怎麼一聲不吭呢？ 杜先生還說西方社會對西藏政治和中國西藏政策存有誤讀。意思是，歷史上，西藏從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實中，中國在西藏實行的是民族自治和區域自治的統一。而歷史究竟怎樣，正如藏人網友阿甚曾在我的博客上點評：“歷史歷來都是為了政治而服務的，這點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集權化的國家更是如此。而中國的學術界的人多數隻挖空心思的尋思著如何向統治集團獻媚，縱有少量有著求真精神的學者也因為種種政策限制和長期以來被灌輸的偏見，難以跳出多年被洗腦的漩渦”，以至於“在宗教民俗方面，大量的污蔑與曲解在漢地眾多涉藏話題中比比皆是。這些還僅僅是中國政府官方和民間的看法而已。而在所謂學術界，很多正統的資料也存在著大量的對藏人的誤解或者曲解。” 至於說到現實，事實上，西藏之所以成為問題，正是因為沒有真正的自治權。在美國，黑人都當了總統；而在藏地如西藏自治區，73個縣有70個縣的第一掌權者都不是藏人，西藏自治區歷任區黨委書記，從來沒有一個是藏人。 我不否認西方社會對西藏存有“誤讀”，但那種神秘化的誤讀，無論如何，要比妖魔化的誤讀好太多。然而，無論神秘化還是妖魔化，任何一種去誤讀的工作都應該由被誤讀的一方自己來完成，而不是由誤讀者來取代自己，繼續誤讀下去，那倒真的是“別有用心”了。杜先生早在05年就向官方獻計獻策說：“要遏止‘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勢頭，需要智力、權力和財力形成合力，要充分發揮藏學家和‘民間外交’的作用。……西藏外宣事業需要專家學者充當顧問，中國學者應當明確自身的定位……”。一個學者在依附權力的同時成了權力的辯手，這本是極權國家的特色，只是這樣的學者，其真實身份已令人質疑。-2009-4-14，北京（本文為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轉載請註明。）
資料來源：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