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可‧艾爾：「人間地獄」 懸鉤子：翻譯皮可‧艾爾最近在《紐約書評》雜誌上寫的文章，假如讀者還記得，他的書《開放道路》就是被哥倫比亞大學的羅比‧巴聶特教授形容為「愉快、親切、在困難時有安慰」的一本書。而我自己最近在讀此書的時候，不得不同意巴聶特教授的看法，艾爾先生的英文簡單又優美，對達賴喇嘛佛學指導的努力理解，與對達蘭薩拉社區生態描寫，都引人入勝，十分值得推薦。 而在譯這篇文章的第三段時，不禁泫然。 New York Book Reviews Volume 56, Number 6 · April 9, 2009 By Pico Iyer 「西藏境內的情況，彷彿軍事佔領一樣，」去年十一月，跟著達賴喇嘛一起旅行日本時，我聽到他這樣告訴一個來採訪的記者，「到處。到處都是害怕、恐怖。我不能再靜默下去了。」而就在幾刻鐘之前，以同樣的直接與急迫，他說：「我必須接受失敗。使中國政府（於中國佔領的圖博）變得比較寬大這方面，我的政策已經失敗。我們必須接受現實。」 接受現實－－首先對實況作出調查，然後看看能夠採取什麼行動－－對他而言是最重要的原則，而現在他準備在流亡的家鄉，印度達蘭薩拉召開藏人大會，也會在德里召開外國支持者的會議，來討論如何讓北京放鬆對西藏長達五十年的壓迫。「這個有著自己特殊文化遺產的古老國家，正在死亡，」他在同一天的稍後這樣說。「西藏境內的情況，彷彿被判了死刑一樣。」 從一個全球公認最有耐心、最堅毅不撓的人那裏，聽到這樣的話語，真是令人震驚。前一年的十一月，我也跟他一起在日本各處旅行了一個禮拜－－還有大前年時也是－－然而彼時，他仍然還在為尋求與中國的共通點而努力著，雖然他永遠不會在言詞上對人民共和國的貪腐、言論審查、與壓迫情況稍加寬貸。在我經常與他談話、聆聽他開示的三十五年裏，我已經很習慣每天看他以「為中國的兄弟姐妺」祈禱來開始一天的作息，他也經常地要求自己的同胞，「要主動接觸中國人民，維持好的關係。」他去年冬天（2008年）也依然這樣做，然而卻是我親眼所見的第一次，他無法再遏止自己對北京的不耐與失望了；他並且下定決心要為藏人講話，告訴全世界他所知道的藏地事實，也同時敦促他的子民，準備好面對當了他們六十九年的領袖，現年已經七十三歲的他，有一天不再在人世的時刻。 過去的這一年，對於這位藏人領袖與他的子民而言，彷彿「可怕之年」：去年三月，在他逃亡印度的四十九週年，西藏各地的抗議活動導致中國殘酷的鎮壓，帶來的死亡與監禁人數，可能遠遠超過我們未來所可能知道的。在八月時，達賴喇嘛因為身體狀況，被迫縮短法國的行程。一個星期後，他的長兄，塔澤仁波切，本身也是一位轉世的喇嘛，圓寂於他住了數十年的美國印第安那州。五週後，達賴喇嘛動了膽囊手術，他說，這個手術通常只花十五到二十分鐘，然而他個人卻花了三個小時。而他術後作的第一個遠程旅行，日本行後，他準備要以新的方式跟北京對話，中國卻結束了與他的特使的會面，還指控他主張種族清洗。現在看起來，中國在2002年開啟與流亡政府接觸磋商，就是在被提名為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國幾個月後，好安撫在旁觀察的世界各國；現在奧運已經成功地落幕了，中國已經可以結束之前裝出與流亡政府談話的樣子了。 日復一日我注視著他，我聆聽著他，不論是私底下，不論是對漢人的團體，不論是對國際傳媒，不論是對日本的各屆代表，我都忍不住覺得達賴喇嘛下了新的決心，他不會再有所保留了。而這種新的精神，也在他今年三月十日的講話上變得很明顯了（藏人稱之為「圖博起義」的週年紀念日－－今年是第五十屆－－當時拉薩的三萬藏人拿起武器，保衛當年二十三歲的達賴喇嘛，讓他得以逃離圖博，來到安全的印度；在中國現在則是慶祝「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他說北京政府已經把圖博變成「人間地獄」了。為了週年紀念日的關係，中國與圖博的緊張不安都已然升高，而中國發動了四十二天的「嚴打」政策，逮捕了十幾位為了追念去年三月的死者而不願意慶祝藏曆新年的藏人。北京竭盡全力，確保世界看不到西藏在發生什麼事情。但，這一次，森林裏落下一片葉子時，即使我們沒有親眼目睹，都知道它正在落下。 我到達賴喇嘛下榻的東京旅館，在他日本行開始的第一天一見到他時，他對我說的第一件事：「我的手術很成功！」我三個月沒見到他，他這一次明顯變瘦了，但他說，他的膽囊手術術後復元非常快，醫生還說他的身體就跟六十歲的人一樣好。肯定的，任何看著他張開手臂迎接想要跟他合照的中國知識份子、在旅館大廳接受蒙古人獻上藍色的圍巾、在房間裏跟日本政治人物談話、努力確定自己跟每一位旅館的侍者、保鑣、路人握手與講話的人，都會覺得看到的是世界早已熟悉，慈悲、頑皮、體貼的那一位人物。然而，只要他一說起西藏的情勢－－而在此次的行程上，與前次不同的，連佛教僧侶們所問的問題都與政治有關－－他都會使用堅定、清晰、彷彿自己的子民正陷在一座失火的房子內的迫切之情講話。 你可以瞭解這位藏人領袖如何在世界裏運作，只要注意到他在這樣的旅程之中如何分配他的時間就夠了：他對一般的大眾作了兩次大型的演講，主題是他最喜愛的「世俗的道德」－－不管你有沒有信仰，為他人著想的邏輯基礎何在；他往南飛到九州，去那裏教導四百名左右的日本佛僧（常常彼此內鬨的）團體，也是邀請他前來日本講授佛法的人；他甚至花了整個早上，參觀福岡市的女童小學，因為他自己的第一要務，就是教育，還有幫助年輕人，讓他們取得塑造未來的能力。 然而他的行程第一天，他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住在日本的華人身上：早上花兩個半小時與十四位教授談話，下午花三個小時與一群約兩百人左右吵鬧好動學生問答。接下來的兩天裏，大部份時間都用在與日本人物與國際媒體電視頻道談論圖博的現況，並且敦促他們親身到圖博去，好提供一個「獨立、客觀、無偏見的調查」，好明白中國拉下來的黑色簾幕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只要有人問起，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告訴聽眾中國的新政策：只要藏人一被逮捕，就先痛打一頓再說；還有一位八十歲的老人家，只是問起為什麼僧人呼籲基本人權就得被逮捕，自己也被關押痛打；還談起去年三月，西藏有許多中國卡車，滿載著屍體拉去埋葬。他說他沒有機會「獨立地交叉檢驗」每一份報告，他特別強調，所以這些事情不應該被視為已證實的事實；然而有報告指出去年單單三月就有140名藏人被殺死，超過九百名被關押起來，往往都是被毒打之後。 去年三月的示威抗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密度橫掃西藏自治區與中國本土以後，藏人在國家主席胡錦濤主動宣布要與流亡政府接觸時，希望都升高了，因為第一次他公開表達中國要跟達賴喇嘛的代表談話。當時，好幾國的領袖都說要杯葛八月奧運的開幕儀式，而世界上的許多人都在注意中國是否願意展現善意，在奧運開始前幾個月，放鬆對西藏的壓迫。達賴喇嘛從來不支持抵制，也向藏人請求不要中斷奧運火炬的行進。他說，他有理由希望中國政府也許會作一點讓步。 但當兩方在七月舉行第七輪會談後，他告訴在東京的華人教授：「中國方面沒有任何改變，還是對我們作出一樣的指控。」 七月底，我剛好在美國亞斯本機構(the Aspen Institute)見到達賴喇嘛，在那裏，他讓許多人都嚇一跳，在所有人記憶裏第一次，他說：「我對中國領導班子的信任，現在只有這麼薄了」（他把手指拉開只有一公釐的距離），「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麼了。」在此同時，就好像他在日本常常說起的，他的「中間道路」政策－－亦即西藏不尋求獨立，只要求「真正而有意義的自治」：中國可以控制西藏的國防與外交，然而讓藏人享受主管文化、宗教、特殊的自然環境的自由－－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所以，他說，他要閃到一邊去，讓其他人來想「新的、更聰明、更實際」的方法。 也許他也是以他的真誠與坦白的自我反省，在提醒中國領導人他們缺少的是什麼。民主一直都是達賴喇嘛特別感到熱衷的事情，這是廣大世界裏的一種世俗儀軌，博彌可以從民主這個與佛陀自己的信念完全調合的理念學習，亦即眾生平等，還有每個人應該自己管理自己。在他第一年在印度流亡的時候，他已經開始起草憲法，希望博彌可以有史以來第一次實施民主制度（還在憲法中允許達賴喇嘛受到彈劾）。自從那時候開始，他一直有計畫地將民主制度延伸更廣，從民選的國會到民選的內閣，而且到了2001年，還有民選的流亡首相（目前是學者高僧，桑東仁波切教授擔任）。而曾受到達賴喇嘛的老師教誨的不丹國王，也大體上在去年強迫自己的心不甘情不願的子民舉行了選舉；鄰國尼泊爾也開始遠離君主制。雖然有時徒勞，達賴喇嘛還是繼續希望，他的子民會負擔起塑造自己未來的完全責任。 從遠處，往往很難瞭解這一世的達賴喇嘛在取消他覺得已經過時的傳統時，是多麼激進的一個人（他有時候太過激進，太能夠接受另類的觀點，往往讓流亡社區的保守派感到吃不消的）。「達賴喇嘛的制度是六百年前產生的，」他告訴日本的中國學生，「超過三百年的時間，達賴喇嘛一直都是藏人的精神與世俗的領袖。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他似乎在暗示，一個達賴喇嘛也許不再有用了，特別是因為，只要他一死，中國很有可能會找到自己的靈童，並宣布他成為下一世達賴喇嘛。新的時代需要新的解決方案。現在看來極有可能，達賴喇嘛會以某種方式，不管是明言或暗示，從自己的身邊的年輕喇嘛裏指定一位繼任者，並且要求藏人待他如自己的領袖，不管他是否有達賴喇嘛的名號。圖博不再有尋找靈童、等待十五年盼他成年的奢侈。 然而，每一次只要我問他如何說服他的子民，必得打破他們數世紀以來，總是在每件事上聽從達賴喇嘛意見的老習慣，我總是注意到，他暫停再回答的時間是最長久的。他的流亡政府可以照顧2%住在圖博境外的藏人，而今年三月，他沒有在自家外面講授佛法，而是根據圖博傳統，他親自在南印度為一千位新的藏傳佛教僧人認證加持。但就像他四年前曾經告訴我的：「我走了以後，不曉得。一切都仰賴博巴對他們民選出來的領袖的尊敬。百分百受到歡迎，不可能！但百分之六十，七十，甚至三十，四十反對：可能就會有一些麻煩。」 就像大部份的觀察家指出來的，中國的最佳利益是在現在解決西藏問題，只因為幾乎沒有其他的藏人像現任的達賴喇嘛一樣堅忍又心胸寬大，更不用說他與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熟稔，還對其歷史很瞭解。 在他日本待的那一個禮拜之中－－即使他重覆地說「這是西藏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達賴喇嘛特別用力地一再強調，他「對於中國人民的信心」，而他願意花一整天與普通中國百姓聊天即是明證。「漢人是非常勤勞的民族」，他告訴中國人的教授。「他們不管在哪裏落腳，他們都有自己的中國城；他們傳承自己的文化，他們保持自己的認同。」換句話說，北京政府究竟在怕什麼？北京政府難道是認為，對西藏文化與宗教有所放鬆，就會導致驕傲的漢文化受到侵蝕，倒退一千年？ 「中國的野心是成為強權，」達賴喇嘛安靜地坐在一圈攝影機之中，這樣告訴採訪他的電視台記者：「中國是對的！中國人的國家是重要的國家，古老的國家。」藏人自己也從中國的發展中得益。「每位藏人，」達賴喇嘛說，就像他經常說的，「都想要現代化。」沒有人想要回到舊時的孤立與落後。然而要成為強權，也會有相對的義務，亦即與民主、法治、言論自由有關的東西。「人力、軍力、財力，中國都已經有了，」他說。「但道德力量，道德權威沒有。」 在我認識他的三十多年裏，達賴喇嘛總是很純熟地指出，邏輯上，西藏的利益與中國利益是相符的－－事實上，他是在結合地理政治學與佛教原則－－而且他也採用論證演繹的方式，來說明敵意的概念不只是一種投射，而且在今日全球緊密結合的世界裏，也是不合時宜的東西。而現在，以浸淫唯物辯證法數十年，與對過去數十年的中國歷史非常熟稔的知識，他似乎愈來愈質疑中國政府沒有符合自己的原則從事。「當我在北京時，毛主席說：『共產黨必須歡迎批評。自我批評，別人的批評，』」他在東京這樣尖刻地指出來。但現在，黨似乎只有嘴巴沒有耳朵了。他提醒另外一群聽眾，鄧小平一直都在強調「從事實中找真相，」這也是達賴喇嘛所願見到更澈底運用的實證主義。「當國家主席胡錦濤說起『和諧社會』時，我就是他的同志，」他告訴中國學者。「即使今天，我在許多地方都贊同馬克思思想。」 他的看法，超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是今日中國的共產黨人不夠共產主義了，因為他們乎略了馬克思的道德與平等觀（也是達賴喇嘛一直都很欣賞的），並且與早年那種純潔與自我犧牲的精神愈來愈遠了。「毛澤東是真正有理想的人，真正的同志，一開始的時候，」他這樣告訴中國學生。「但在1956，1957 年的時候，他的理想消失了。」他說結果是：「今天中國的共產黨是非常特別的東西；這是一個沒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共產黨。」在演講中，他甚至這樣告訴中國聽眾：「也許在某些方面，我的內在比中國的領導人『更紅』。」 最近幾個月，達賴喇嘛似乎常常回想他1954年與1955年花了好幾個月旅行北京與中國的經歷，還有與毛、與其他中國領導人的晤面，他當時對於所見所聞印象深刻，「我真的說出我想要加入共產黨」（他這樣告訴中國的知識份子）。他記得毛待他好像自己的兒子一樣，用自己的筷子餵他，並且在1955年有一次，「毛看著我說：『西藏在過去的歷史中是個強大的國家。但現在很弱。我們很想幫你的忙。二十年後，西藏就會變成強大、偉大的國家。到時你再幫忙我們。』」特別是有中國聽眾在場時，他會回想毛曾經指著兩位將領，告訴達賴喇嘛：「我派這兩位到西藏去幫你的忙。如果他們做不好，不如你願，告訴我，我就停止。」 「過去的歷史已經過去了，」他在日本不只一次這樣說。然而愈多次講出他所記得的親身經驗，愈強調他對長征與毛早期所成就的欣賞，他似乎是在詢問現在的北京的領導人，除了他們對於錢財與控制的執著之外，究竟要拿什麼來維繫自己的民族。在他六十九年的親政歲月裏，達賴喇嘛看著一個接一個國家－－在西方，近幾年更在日本與台灣這些地方－－得到繁榮，發展現代化的機構，然後來到他的身邊，問他要如何處理空虛的感覺，要如何重拾破碎的家庭。他認為，總會有一天，中國除了經濟成長率以外，必須要找到某種更深層可以支持自己的東西。 在最近幾個月，我很常聽到人們說起達賴喇嘛是有智慧又了不起的精神領袖，然而在充滿侵略性的現實政治世界裏，他就力有未逮了，因為政治的規則、價值與寺院裏的大不相同。確實，讓許多人感到驚訝的是，他一直都認為西藏在未來，應該變成政教分離的地方，也是當他有朝一日回到西藏，不會尋求任何政治權位的原因。然而在日本傾聽他演講－－也在印度、在美國、在歐洲－－我常常驚訝於他的提案聽起來，比起中國的領袖與他身邊的藏人更加實際與具體。 漢人的人口對上藏人的人口，是兩百比一，所以對漢人的任何敵意行為，只會給圖博的藏人帶來更多痛苦，而他們已經受苦了那麼久了（還有，許多漢人也會因此而受苦）。北京從來對於外國的挑釁完全無動於衷，也不喜任何挑戰自己權威的人。而圖博能夠贏得世界支持的理由，是因為它一直都拒絕走上暴力的道路；對於中國的道路、發電廠只要發動一次恐怖攻擊，也許將會贏得世界媒體的數天頭條，卻會永遠失去世界的好感。而且不論如何，達賴喇嘛與他的流亡同胞們，都是以宗教難民的身份待在印度的。如果他們在那裏從事政治性的搗蛋工作，他們不只會讓中國生氣，還會傷害自己的同胞，也會讓東道主印度陷於困難的處境，甚至可能造成兩個亞洲大國的衝突。 然而達賴喇嘛的政策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收獲，只讓更多關心圖博的人，更想追求另外的道路；既然他們成功的機率本來就很小了，還不如乾脆追求不可能的夢想（達賴喇嘛自己的長兄，也是一位旗幟鮮明的獨立支持者，並不支持達賴喇嘛妥協的「自治」呼籲）。然而去年十一月在印度舉行的藏人代表大會中，達賴喇嘛迴避了整個議程，不讓別人受到他的影響－－然而再一度，藏人還是決定要追隨達賴喇嘛的道路。 這往往導致遵循和平道路的藏人處境困難，因為許多人希望見到更加有魄力的方式。許多流亡社區裏的、與身在海外的博巴，以圖博青年議會為中心，呼求的是完全的獨立。「但我總是問他們，」達賴喇嘛說，「你們要如何獲得獨立？要從哪裏得到武器？從哪裏得到足夠的費用來購買這些武器？要如何運到西藏？他們沒有答案。」 在此同時，雖然98%的藏人－－那些在西藏境內的－－在中國的嚴控下已經被完全噤聲了，然而透過他們在達蘭薩拉的親戚小心的詢問結果，他們表示，他們完全支持他們的流亡領袖；然而他們發現要維持耐心實在太難了（他們看到自己的鄰居被關押被折磨，或者看到僧人比丘尼沒有譴責自己的宗教上師就被逮捕）。1985年以來，我常常到西藏去旅行，我很驚訝地看到藏人愈來愈效忠達賴喇嘛與自己獨特的遺產－－即使拉薩以及其他地方都看起來愈來愈像中國版的拉斯維加斯－－就是因為他們被剥奪了定義自己的外在方式。他們的領袖，他們的文化，他們的宗教，是唯一能讓他們提醒自己還是藏人，而不只是具有外族背景的中國公民。 現在，西藏的情勢極度危殆，即使對我們這些遠離亞洲的人而言亦是如此。在中國，西藏有時候被稱之為「第三極」，意謂著它跟北極幾乎一樣大量的冰與雪，正在遭受全球暖化的威脅。美國人、澳洲人、法國人也許已經開始學習藏傳佛教，達賴喇嘛告訴擠滿位於二十樓的東京外國記者俱樂部早餐室裏的三百位來賓，但假如沒有藏人的修行者，只要一兩代下來，藏傳佛教也許不會倖存。也許，藏人對於北京帶給他們的所有現代設備與物質機會非常感激，他常常強調，但並不意謂他們想要放棄他們特殊的文化傳統，與基本的言論自由，信仰權利來換取這些東西。 正當圖博作為一個受壓迫的國家，進入第二個半世紀之際－－今年秋天，乃是人民解放軍進入圖博東部的六十週年－－世界有一種感覺是，在那裏所發生的事情，對我們都有影響，不只是環境的影響，也有政治的迴音。中國如何處理西藏問題，將會影響到它與台灣的關係，而如果北京真地變得明理了，開始對西藏問題採用文明與有遠見的方法－－畢竟就人口而言，西藏對中國的威脅，就好像愛達荷州對美國的威脅一樣－－那麼中國就會贏得廣大世界的尊敬，還可以確保中華文化的遺產。世界對於中國－圖博的著迷，有一部份是因為，雙方的衝突代表一個比地理政治學更大的問題：一個人能只靠物質而活嗎？到什麼程度，一個人內心的豐富能夠擊敗、或至少讓我們所能賺得的物質財富變得更加有意義？也許毫不讓人訝異的，是十萬漢人已經開始學習藏傳佛教，而人數還在快速地增加。 達賴喇嘛已經盡到了他的本份，他宣布自己已經「半退休」了，用他自己話來說，彷彿是一位「資深顧問」一樣；如果北京認為他個人就是導致西藏最近的紛擾與問題的原因，他一直說，他會很高興地把自己從這個等式中拿掉，看看這樣是否有幫助。西藏的藏人，以不尋常的耐心與勇氣忍受了一輩子的壓迫。現在唯一剩下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要「實際起來」並且在處理西藏問題時，保持透明而已，就像達賴喇嘛注意到，去年夏天中國處理四川地震的悲劇時一樣。在許多中國學生啜泣，轉著唸珠時，他對於他們的最後忠告是，「不要聽宣傳。也不考慮藏人的說法。不要受情緒影響。客觀地研究！」然而兩天後，就在他對東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對記者講話時，另外一個藏人被判處五年徒刑，根據「人權觀察」的報告。他所犯的罪？膽敢告訴國外的親友藏地所發生的事情。—March 12, 2009 又及：艾爾先生的書，在台灣已經翻譯出來，由時報出版社出版，莊安祺翻譯，（作者名被譯為皮科‧艾爾），書名為《開闊之路：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 5》。點擊下圖可連結到博客來網頁：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27558 (譯例說明：博巴→藏人。博彌→藏人。圖博：指包括衛藏（今日的西藏自治區）、安多與康的傳統藏區。)資料來源：皮可‧艾爾 2009-04-08 訪問量 : 2273 分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