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中國有一個動作，除了西藏觀察圈外，幾乎沒有人注意，為了顯示了它已經在對付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問題上取得優勢，北京宣佈成立一個官方的節日來紀念“西藏農奴解放”、與1959年中國軍隊在拉薩鎮壓藏人起義的事件，如此一來，也否定了中共過去曾作出的承諾：要把那年的事件束諸於已經遺忘的歷史中。 一樣重要的，中國也升高了擁有西藏歷史記憶的要求。藏人認為三月十日，即1959年藏人群起在拉薩爆發抗議的那一天，就是國家日。當年博彌（藏人）的起義開始於圖博（西藏）東部，逐漸向西擴散，而人民解放軍開始掃蕩武器不良、人數完全不成比例的藏人。當反抗波及拉薩，而受到鎮壓時，達賴喇嘛與大約十萬名藏人逃到印度去。西藏傳統政府被解散，中國開始殲滅反抗的藏人，並且在西藏全國各地實施全盤的中國統治。 今年，中國當局被迫採取激烈的作法，試圖阻止任何紀念當年那個失敗的反抗的暗示。在此同時，北京推出了一個新的節日，強逼慶祝它當對同一場起義事件的鎮壓：三月二十八日，也是達賴喇嘛的政府在1959年被命令必須解散的同一天，從今以後，即將變成“農奴解放紀念日”。這整件事情沒有什麼委婉細緻之處——中國已經決心要宰製西藏的歷史觀，不管是靠強迫，或者靠武力，都得達成。 在一個層面上，這個新節日象徵著1959年、與藏人的反抗又重新回到記憶之中。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在1970年代末期開始接觸的時候，1959年的反抗受到的軍事鎮壓，與其後導致的大量死亡與監禁，沒有人忘記。1959年後，西藏境內發生的破壞，都由達賴喇嘛的使者團（在中國政府的邀請下）在1979年拍攝了照片與影片，也傳遍整個流亡社區。然而中國的版本裏，1959年一直都是代表西藏上層農奴主、武裝反動集團的叛亂，最後靠著廣大藏人的支持與協助，而受到了平定。 所以當1981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對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說：“不要再為過去的歷史事件爭吵，包括1959年的事件。讓我們不管它，忘掉它”，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接下來在中國與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接觸時，中國都是以不再回顧過往為大前提的。 但這種情形並不存在於西藏流亡社會，對於境內藏人來說，事情也非如此。起義的日子，即3月10日，一直都意味著危險，因為西藏內部的藏人並不認同中國政府對於當年“叛亂”的詮釋。在最近的幾十年裏，每一年的3月10日都會發生意義毫不含糊的行動：這一天就是國家驕傲的一天。在某些年份裏，就如同2008年所發生的事情一樣，3月10日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事件，人們展示自己製作、被當局嚴禁的獨立旗幟。 將1959年3月28日指定為“農奴解放日”，無疑是把1959年再度放回中國的臺面上。中國決定要在現在這麼做，顯然打算警告那些可能要在3月10日上街頭抗議的藏人，卻也更重要地送出了另外一個訊息，亦即兩方的協商過程，即使不在形式上，也在實質內涵上，已經死亡了。鑒於此，這個節日作為瞭解中國立場的指標，比起他們現在正在宣傳裏惡毒攻擊達賴喇嘛，還要重要。 這個決定，還與其他動作緊密交織。上一輪，去年十月舉行的藏中協商，結局幾乎是災難性的。而藏人的代表努力地對會議內容結果三緘其口，打算等到十一月達蘭薩拉的各方代表聚會時才公佈；但他們的中國對手讓他們不會忘記他們的失敗：統戰部的談判官員召開了記者會，說會談結果一無所成，全然拒絕了藏方所提出來的要求，還說達賴喇嘛最好認清自己的錯誤。 雙方的接觸過程，如此又再回到三十年前剛開始時的原地。中國認為西藏問題已經解決了，除了達賴喇嘛萬一回歸的個人地位問題外，其他一切沒有。中國已經成功地舉辦了奧運，而且未來又會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扮演重大角色，沒必要再裝出溫順的樣子了。 又因為達賴喇嘛很久以前就同意了中國的要求，亦即他接受西藏乃中國的一部份，並且於公開與私底下都對世界領袖這樣重複表達（也是在中國的要求下），中國吞併西藏以來，在各國心目中名不正言不順的質疑感，也已經大致被他消除了。失掉了這張王牌，達賴喇嘛只能給流亡社區一些安慰的話語罷了。 達賴喇嘛所提倡的對話過程，結果變成從一開始就是單向的一廂情願了。他曾經含糊地說起一個更好的未來，告訴人民西藏問題永遠不會消失。而他也認為“中國的所有人民”都支持西藏的主張，忽略了中國民間對於西藏根本毫無同情（也對藏人毫無同情理解），而且是從去年春天抗議以來即普遍如此。這些都讓中國大大得益。現在北京只是在挨日子，等著七十三歲的達賴喇嘛從世上消失為止。 而在“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變成月曆上的國家節日之時，一些觀察是有必要提出來的。西藏的傳統社會無疑是階級分明的，而且也是落後的，充斥了貴族的土地產業，還有依附于土地的農民。毫無疑問的也是，不管是在流亡或境內的藏人，都不想再恢復原來的社會。許多藏人會很樂意承認舊的社會結構的確是十分不平等。但它也絕對不是中國文宣裏描繪的，那種卡通化、殘酷的“人間地獄”。 在理論上，所有的西藏人都是依附於土地的，即使是貴族也是如此。中國又再一度推出來大講特講，所謂1959年前令人震驚的舊西藏，是在1970年代的展覽、以及《農奴憤》一書出版後就已經通俗化了，尤其是《農奴憤》的描寫極盡誇張之能事，幾乎到了好笑的程度。事實上，差役賦稅義務的範圍多所不同。在底層的一些農民所負擔的差役賦稅義務也許是沉重的，西藏的系統卻允許農民能夠擁有土地，甚至他們可以讓其他人來為自己工作。在一些案例中，有賦稅義務的人可以離開貴族的土地，到別處去，只要給領主繳交年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寺院的生活也讓相當重要比例的人口不必受到正常貴族土地差役的束縛。 在這個層級分明的社會中，達賴喇嘛本人也有依附於他的產業的農民以及更高階的人。中國的宣傳裏面常常在講的是達賴喇嘛所圖謀的，就是打算回到西藏恢復農奴制，其假設是達賴喇嘛將自己會變成一個大農奴主。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在西藏境內或在流亡的藏人們，都沒有想到要重建一個五十年前消失的社會系統，也是達賴喇嘛本人稱之為落後的制度。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沒有人會從恢復舊制得益，因此也沒有這樣的動力。達賴喇嘛過去五十載以來，沒有依附為他耕作田產的人，照樣過得很好。而他也一直重複地說了，即使西藏問題解決之後，他也沒有想要統治西藏的願望。 所以說他想要恢復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完全是不實指控，意圖轉移焦點而已；我們也應該注意，威脅他會回到西藏恢復大權，不是中國應該拿來威脅藏人的武器。許多藏人，更可能是大部份的藏人，如果不是大大地歡迎的話，都會接受他回來重新掌權——至少一開始會如此。然而不論如何，中國根本沒有意願，甚至是接受他回到西藏的可能性。中國政府不只一次強調，他將會被安排一個儀典性質的職位，並且長住在北京。但即使是那個可能性，現在都已經消失了，中國在等他去世，認為他的圓寂就是西藏問題的終極解決之道。 在這些討論中遺失的，是對西藏人口環境的瞭解（一個少數的人口生活在相對廣大的地區），而這種狀況中和了剝削與利用的程度。這個情形，對比中國的二十世紀早期，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的，當時的中國因為人太多而土地有限，使地主可以對貧民進行相當嚴重的剝削。中國將西藏社會歸類為封建，忽略了這個社會關係落後的社會，因為缺少別的地方都面臨的人口壓力，所以沒有順理成章崩潰，反而是繼續平穩地運作至二十世紀中期。不平等？沒錯。有時候很嚴厲？沒錯。但對絕大多數的藏人來說是“人間地獄”？不對。傳統的西藏社會不是沒有殘酷的地方（一些政治受害者所遭受的懲罰真的相當殘忍），但若以比較的觀點來看，西藏社會的殘酷比起當時的中國社會，根本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進入現代後，大量的人口從西藏出逃，只有在西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之後。 如果把西藏跟其他傳統社會與農地擁有制度相比，那麼西藏的制度看起來也並不是孤立的例子——並且絕對不是像中國的論述與宣傳裏面所描寫的那麼可怕。例如印度獨立前的柴明達爾(zamindar)制（此制在獨立後的巴基斯坦許多地方依然存在）也類似於西藏，人們事實上依附于貴族的農地。然而在某一個意義上，相比而言，西藏的制度還更加人道，因為西藏至少存在著允許流動的機制。事實上，談到農奴問題，一度倍受讚揚的人民公社制度，其成員所過的事事受管制的生活，很難說不是跟所謂的農奴制相仿－－除了，許多農奴還至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還有權利保留土地上所生產的作物。說到最後，中國只是試圖創造出一個過度簡單、壞人與受害者的扁平卡通而已。 很能顯露中國真正意圖的也是，中國常常利用英國帝國時期，對西藏的紀錄文獻之中的照片與軼事，來說明其“人間地獄”的主題。然而歷史學家也可以利用同樣的材料，描繪一個十分野蠻的傳統中國，實在是非常諷刺；而這樣的記錄也真的可以在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的文獻裏面找到。更諷刺的是，對於今日的藏人而言，大概歷史記憶裏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其殘酷與野蠻可以跟1950年代“民主改革”開始後，並且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月相比了。 1979年，當達賴喇嘛派出一個代表團回到西藏參觀，拉薩的黨員幹部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宣傳，還對該城的居民曉以大義，希望他們不要對來訪的封建政權代表發洩憤怒。然而真正發生的事情，都被達賴喇嘛的代表團拍攝在影片上了，今天看起來仍然相當驚人：拉薩市中心，成千上萬的藏人包圍了達蘭薩拉來的使者，含淚訴說他們過去二十年悲慘的生活。那個畫面讓中國領導人相當震驚，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也起碼地說明了自從“封建農奴制”被“解放”以後，西藏的社會沉淪到怎樣的深淵。1959年前的西藏確定有虐待事例。但不管多麼可怕，傳統的西藏社會都沒有產生過中國接管後所發生的大量死亡事例，無論是由於藏人因武裝反抗而被殺死，還是在監牢裏被虐待而死，以及“民主改革”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死亡。 對大多數藏人來說，在這麼多年以後，還會相信政府強行餵食的歷史描述，是不太可能的事：這種笨拙的宣傳，更有可能讓許多人認為過去的一切比真實情況更加美好。而這種宣傳也不太可能贏得大量的外國聽眾，除了那些本來就相信中國宣傳的人，或者那些樂意相信的人以外。最有可能的，這種動作只會加強中國在西藏的文明教化任務感而已。然而這種文明教化任務，過去歐洲列強鼓吹的時候，就飽含殖民思維與傲慢自大，到今天仍然一樣明顯。而就是這種自大傲慢的態度，更有可能讓西藏內部的族群摩擦升高，並且——情有可原地——讓藏人把出現在他們土地上的中國人，看成是一種統治他國的殖民主義。 附：柴明達爾制(Zamindar system)【中國:百度百科】 印度政府通過中間人柴明達爾向農民徵收田賦的一種土地制度。莫臥兒王朝、英國殖民者曾在孟加拉、貝拿勒斯等地區實行過這種制度。20世紀50年代末，被印度政府廢除。柴明達爾（Zamindar）一詞原是波斯文的複合字，Zamin指土地，dar指持有者，合起來意為土地持有者。 14世紀印度史籍裏開始使用柴明達爾這個詞時，主要指邊遠地區的土著部落酋長或印度教王公；從莫臥兒時期的阿克巴開始，越來越多地指國家的田賦徵收人；17世紀主要指田賦徵收人。他們分佈全國各地，作為政府和農民之間的中間人向村社或農民徵收田賦。從總體上講，柴明達爾對其領地沒有所有權只有一定數量的佔有權和使用權。政府為了使柴明達爾交足田賦，允許他們在領地內享有行政、司法和軍事權力。他們為國家徵稅，國家付給一定的報酬。這種與土地有關的權利可以繼承、轉讓和出賣。1786年英國殖民當局為了穩定田賦收入，決定在孟加拉、比哈爾邦和奧裏薩實行以確定土地所有者及其應交田賦數額為主要內容的永久性土地整理。1793年3月22日，印度總督C.康沃利斯發表文告，宣佈在孟加拉、奧裏薩、比哈爾邦實行固定柴明達爾制。承認柴明達爾為世襲的土地佔有者，規定柴明達爾繳納的田賦數額固定不變。 1795年，固定柴明達爾制擴大到貝拿勒。1802～1805年，進一步擴大到馬德拉斯省的北部（今安德拉邦北部）。當時沒有實行永久性土地整理的其他柴明達爾制地區，後來實行定期（25～30年）修訂田賦額的臨時性柴明達爾制。 柴明達爾地主是腐朽的、寄生的封建統治階級。1947年8月，印度國民大會黨接管全國政權後，決定廢除柴明達爾制度。到20世紀50年代末，基本上廢除柴明達爾制度。艾略特‧史伯嶺是印第安那大學中亞研究系西藏研究計畫的主任，也是《西藏－中國衝突：歷史與爭論》(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的作者。我曾經在我的博客上貼過他的文章，可以毫不掩飾地說，這篇關於那個荒謬的“農奴解放日”的文章，非常精彩！還要補充的是，史伯嶺先生通曉藏語、藏文和漢語、漢文，他是真正的學貫藏、中、西。另，再次感謝臺灣懸鉤子的翻譯。China Digs in Its Heels in Tibet by Elliot Sperli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rint Edition, April 2009.原文發表於《遠東經濟評論》2009年4月號印刷版
資料來源：艾略特‧史伯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