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仁夏加說：中國官方慶祝1959年“解放”西藏，乃是一個否認藏人聲音與意願的殖民者願景。 China’s official commemoration of its "liberation" of Tibet in 1959 is underpinned by a colonial vision that denies Tibetan voice and agency, says Tsering Shakya. 中國政府在2009年1月宣佈，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稱之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節日，將在西藏展開慶祝活動，以此來紀念1959年的事件：在藏人反對中國人僭越統治而群起抗議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了拉薩，直接統治了該國家。 成立節日的決定——也是對於2008年3月與4月，遍及青藏高原各地抗議事件的回應——乃是經過精心的計算，並且以反映西藏人民真誠祈盼的樣子來呈現。這個“解放日”的宣佈【1】——2009年3月28日——是由拉薩的“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的藏族委員所作出的，這個機構代表的是中國對藏人所承諾的自治權，然而實際上卻是一個，總是承奉中國共產黨指令的橡皮圖章，而並未反映當地的民情。 當然有可能，這樣的動議確實是來自一群藏人——少數的黨員高官，因為沒辦法在2008年向中央政府保證藏民族的忠誠與聽話，而受到了內部批評。但這本身已經很能顯示“農奴解放日”的提案的性質：在一個極權統治的政體裏，地方代理政府的失職，代表它只剩下少數幾個選擇，表演即為其中之一。那麼很自然的，極權政體會喜歡看到壯觀的表演活動，仔細規劃以臻完美，民眾亦被要求參與儀式表演，以表達他們的幸福美滿。 這種現象在北朝鮮相當明顯。但即使在那裏，這樣的表演活動在地方人民心目中的邏輯，跟它表面上所想傳達的訊息，也許也是非常不同的。有一次，一個北朝鮮的難民告訴我，他當時很喜歡參加這些表演活動【2】，我以為他可能是欣賞其中的美感；事實上，他說，他喜歡表演的原因，是因為參與者在彩排與演出當天，都可以飽餐一頓。 對於地方的藏族官員來說，“農奴解放日”想要傳達的訊息，就是人民大眾服從北京領導的成果展現。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壯觀典禮，裏面會有前“農奴”聲淚俱下地控訴舊社會的邪惡，而數百名土著會齊步走過領導的演講台，身穿多彩的服裝，並且劃一地舞蹈著——這些都會強化黨對1959年事件的說法，更傳達出今日藏人的心滿意足，感激涕零。這個也會讓藏族官員創造出一場讓他們保住烏紗帽的表演，而地方人民滿足了地方領導的需要，才能安居樂業。如同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3)筆下【4】，一百年前在歐洲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非洲，地方土著學著體會殖民主人對他們的“高度信任”("exalted trust" )。 生存之道 還有其他近如眼前的事例。中國自己也在日本佔領期間經歷了類似的狀況，當時中國本土與日方合作的人士——如汪精衛，他本是1940年代早期的中國官員，現在大部分的中國人都認為他是漢奸（背叛漢族的人）——被迫施行日方的命令，代表他們的統治者強迫人民做事。今日，党在處理非漢人的需求時，也需要這樣的當地買辦，來提供土著順服的表像；據說，党經常為這些官員舉辦會議，而從北京為此目的專門派下來的黨員高幹，會花上幾個小時，輪流讚美與警告這些地方官僚。 博彌（藏語，藏人）並不會指控這些人為叛徒，而是以俚語來嘲笑他們，笑他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模樣：go nyi pa (藏語，兩頭人)。與此同時，地方的領導班子有時候被認為實在是太有辦法了，因為比起其他的漢人同事，他們往往能夠保住烏紗帽長達數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時代的許多極左官員都在1976年之後被“清理”了，只有西藏地區的還保留下來。但他們能夠繼續待在原來的位置上，還有其他因素，因為黨在這些“少數民族”地區，沒有了他們，就沒辦法運作。 文化的道路 這種長壽的結果往往造成可笑的現象，特別是在文化的領域上。例如，黨一直有一份可以接受、能唱樣板歌曲的藏族流行歌手名單。但這份名單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官方到現在還是認為藏族歌謠的天后就是才旦卓瑪，這位從1950年代就被指定為最受寵愛的藏族歌手。雖然有很多人很討厭她的歌，然而到現在，她還是出現在每一個政治性的場合。原因很簡單，黨覺得她的歌很迷人，是因為圍繞著她的生活所建構的象徵性：被人民解放軍解放的一個貧窮農奴女孩，靠著一副好歌喉而斐聲全國，她就是階級鬥爭中光榮、正確的翻身代表，也是土著真誠擁護國家的象徵。 但是像在“農奴解放日”典禮上可見到的整套繁複的忠誠表演，總是可能遭遇的困難是，當地人民會有什麼看法是難以控制的。我自己小時候在拉薩長大，還記得那時候去看史詩電影《農奴》（1963年，李俊導演）第一次在西藏公映。這部電影刻畫了一個名為強巴的“農奴”受苦的一生，他的雙親被邪惡的地主殺死，他本人被地主的兒子當馬來騎，（他在寺院又被道貌岸然的活佛欺淩），直到人民解放軍來到，使他免服差役為止。這部電影，意圖激發人民對於西藏上層階級壓迫的反感，到目前為止，仍在中國內地被視為對西藏社會制度的有力刻畫。 但即使它在拉薩放映時，幾乎沒有人用上述的感覺來看待這部電影。當地人早就見過李俊以及他的工作隊拍攝電影的過程，他們還認識其中的演員，也聽說他們只能遵照指令，對於電影中許多不正確之處沒有置喙餘地。 然而這並不妨礙土著民族的“真情”演出：西藏的每個人在看這部電影時，都應該要哭泣；在當時的環境下，假如你看了以後不流淚，那就有可能被指控對封建領主抱以同情。所以我的母親與她的朋友們就在眼睛下面抹清涼油，好讓雙眼看起來淚汪汪。 在一個著名的場景中，強巴因為肚子餓而偷竊寺院佛龕上的供品，因而被僧人痛打。當時的拉薩人並不把它看成什麼階級壓迫，反而認為他是個褻瀆神佛的小偷，所以受到因果報應。這部片子於是在拉薩被稱為“強巴多瑪古瑪”（意謂：強巴，盜竊供品的小偷）。即使今天，在提到這部電影時，也沒什麼藏人使用官方指定的名稱。對中國官員來說，危險是“農奴解放日”也很有可能會在慶祝典禮過後，即在人民的記憶中遭逢同樣的命運。 對於中國人來說，問題更大，因為1959年的周年紀念日，不只是政治的重新安排，也是文化的重新塑造，亦即地方神祗必須受到詆誹，而地方的傳統被稱之為迷信（即使也是“充滿異國風情”的）。 在家鄉的宣傳 中國政府一直未能在西藏建立起良好的管理與統治的系統，也沒辦法聘任能夠瞭解人民的幹部。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標，乃是針對“分裂主義”與“達賴集團”進行“殊死鬥爭”；當地的政治人物必須常常重複呼喊適當的口號，以展現他們“反分裂”的決心。但把這個當成官吏是否適任與能否升遷的標準，等於創造出妨礙良好政策發展的環境。 有一段很長時間——自從1950年代晚期的“反右”運動開始，甚至更早，在圖博（藏語：西藏）東部——能夠為兩個族群真正帶來和諧關係的人，已經都被排擠出原來的位置。這也是殖民統治的典型特徵，亦即透過地方的買辦公開表示支持外來統治，如此創造其統治正當性，並且透過土著順從的表演來維持。而這個計畫能夠成功的核心，就是否認當地自發的行動，雖然被呈現出來的民情剛好相反：地方人民熱烈歡迎外來的現代化模式。 這一點突顯了，中國政治算計中統治圖博的一個重要的優先性，那就是要說服“家鄉”的聽眾（而不是被佔領地區的人民）。這種展現“擁有”的行為——透過儀式性的權力展示、典禮與伴隨而來的國家象徵主義——都必須向國內民眾一一解釋與合理化。 而達成的方式非常簡單。例如中國的媒體常常會發表有關西藏主題展【5】的文章（包括國外展出與中國境內的），這些展覽顯示中國人在1950年代來到西藏之前，藏族生活的落後與野蠻。文章的形式，就是引述一個漢人的看法，請他（她）作證展覽的說服力（而不是請一個藏人來肯定展覽內容的真實性）。 官方的報紙（英文）中國日報，報導了北京的一個內容相當血腥、暴力的“西藏今昔”展，正是在2008年藏區抗議最猛烈時匆忙推出的，其中引述了一位中國參觀者的看法【6】：“展覽讓我覺得舊西藏是充滿野蠻與黑暗的地方，更加瞭解到政教合一的落後制度阻礙了西藏的發展與進步。”中國政府需要首都人民篤信其任務的美德，清楚地顯示了殖民計畫本質上總是存在的不確定性與焦慮感。 然而，需要安撫家鄉百姓的需求，卻會造成其他的後果。2008年3月西藏的抗議爆發後，中國的中央電視臺翻來覆去地播放拉薩的藏人攻擊無辜的漢人平民的畫面，還報導了店鋪員工的死亡消息。同樣的影像與同樣的報導一再地播放，造成中國內地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對藏人的憤怒。 所以支持中國政府、支持其後的鎮壓行動的浪潮出現在網路上時，也激起並引發了中國內部的族群對立，更進一步分開了漢人與藏人，並且讓中國絮叨了數十年的族群融合與和諧社會的說辭，全都功虧一簣。 它也創造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與進步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的緊張。一群中國知識份子連署簽名了批評北京處理抗議方式的意見書，他們敦促政府做的第一點，就是停止單方面的宣傳。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張博樹寫道【7】：“儘管當權者不願意承認，‘西藏問題’究其源，實在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自己一手造成的。” 中國政府努力塑造內地民眾的共識，而創造出來的另一個問題，則顯現在西藏動亂乃是由外來勢力——達賴喇嘛、美國中情局、CNN、整個西方與其他機構——所主謀的描寫上。這種轉移焦點的反應——全世界受到批評的政府都是一樣的——允許政府不必檢討政策的缺失。但它也暗示著一種有力的概念（許多類似的情境裏也發過）：否認“土著”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並替換以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認為土著都是暴力殘忍的。觀眾不必去思考為什麼土著會如此不平靜。 再一次，中國人自己過去也是這樣被描述的物件。1900年的庚子拳亂——可以被視為中國人民首次針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起義事件——被西方列強描寫為一種異教徒狂熱群眾所進行的殘酷種族運動。新聞報導裏，拉薩的漢族居民不只贊成政府的鎮壓行動，還歡迎員警持槍巡邏街道，亦是回應了西方媒體報導1901年住在北京的歐洲人對義和團的反應：欣喜於秩序終於恢復，而生活回歸正常。 但這是為了誰而建立的秩序與正常生活？今日，拉薩的居民活在無時不刻的監視之下。他們的房屋隨時有可能被警方搜查；手機上傳送的每個訊息，刻錄在CD上的每一首歌，或者下載於手機上的音樂，都會被檢查，看其意識形態是否正確。每一位地方幹部都必須參與無數會議，宣誓效忠党與祖國。然而核心的問題卻沒有人問：為什麼被解放的“農奴”的兒子與女兒，會起來反抗“解放者”？唯一受到官方允許的答案是，只有外國勢力的煽動與原住民族天性的暴力傾向。 暴力的自然化 “農奴解放日”的言說對於中國政府如何看待藏人很有啟發性。因為不停地使用“農奴”或“奴隸”等字眼（雖然是描述過去的壓迫），官方中國也把藏族矮化為原始初民地位，賦予了外界經營他們生活的權力。 一個退休的人民解放軍飛行員，江達三，1950年代曾派駐圖博東部的青海地區，在他的博客裏寫了一個很能說明此論點的故事【8】。他說他親眼見到，軍隊的將領最初試圖使用“教育”的方法來贏得藏人的民心失敗後，於是就邀請藏人的領袖來觀看空軍的轟炸演習。藏人看到人民解放軍的火力強大，江寫道：“這下子真感到解放軍是‘天兵天將’了”。一些藏人激動地暈倒；一些人尿濕褲子；其他人則高喊口號：“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個故事與西方殖民作品裏的記述非常類似，土著在看到白人的科技力量以後，敬畏得跪在地上投降，因此更強化了他們就是情緒化、頭腦簡單的人物，沒有一點反思能力。 中國如何述說2008年3月至4月的抗議事件的方式，也有許多相似之處。這些抗議事件中最血腥的發生是在3月14日的拉薩，有一些民眾死亡（官方說有十八個人），其中十二個是在暴動的人民放火燃燒中國商店以後。不清楚的是，我們不知道縱火者是否知道商店的二樓與後間有人躲藏，或者是否瞭解他們沒有辦法逃出商店。 “拉薩事件”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反移民城市暴動很類似：都是城市的貧民犯下的罪行，反映的是地方政治過程（譯按1）的失敗。它與1992年波士尼亞發生的種族清洗不同，當時的罪行乃是經過仔細的計畫，武器乃從外國進口，仇恨的宣傳經過蓄意地製造煽動；也不是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Gujarat)所發生的宗教屠殺運動，當時狂熱的印度教徒謀殺了數百名穆斯林。但中國的媒體呈現的方式，的確是很像美國媒體對2001年9月11日的受難者的報導：特別是在保羅•吉羅伊（Paul Gilroy，9）稱之為“帝國式的仔細描述，它決定了死亡在哪里發生就應該受到讚美，也決定了參與者的特性”的地方【10】。 漢族店員的死亡，在中國的官方電視新聞頻道、海外中文電臺上反覆播放，很少或不曾提及在火災中死亡的藏族店員（或者稍後被軍警殺死或打傷的藏人）。這樣的沉默訴說了千言萬語：就像所有小人物的掙扎一樣，中國境內藏人的真實體驗與聲音，都被認為是不重要的。即使它們果真獲得注意，也被認為是其他勢力所造成的結果（不論是外國勢力、自然災難或種族天性所造成的。） 這種看法讓中國政府覺得理直氣壯，並且還能激發民族情緒——漢藏兩邊都是。就在2008年的緊張氣氛升高之際，大部分的中國人民都聽從政府的呼籲，反對西方，扞衛祖國。結果是，每位親西藏與講人權的抗議場合，往往受到中國的反抗議者抗議。還發生過迫害運動——如同杜克大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在校園裏公開為藏人講話，就被自己的同學、中國的官方媒體辱駡【11】；一位在哈佛念過書的流亡藏人學生，在美國電視上以複雜的詞彚來訴說當前局勢的微妙與不同之處，沒有把中國人全部都妖魔化為壓迫者，就被藏人的民族主義者激烈地攻擊（上述兩個例子中，被攻擊的對象都禍延到他們的家人）。這些事例展示了某種特殊心態的思考方式，也是偏見、盲目的民族主義，以及憤怒的醜陋言詞如何超越政治取向的事例。 然而，權力的極度不均沖，意謂著中國官媒描寫藏人的方式可以很容易下達與影響到民眾的能度。2008年3月到4月這段期間，中國民眾明顯地對藏人的態度轉為強硬，而他們本來就認為藏人是野蠻而又“不知感恩”的土著，天生就傾向暴力。甚至許多海外的年輕中國人，還有“六四”屠殺後逃離中國的民運分子，都支援他們政府的行動，譴責藏人抗議者是“搶匪”、“暴民”（同樣的字彚也被拿來形容天安門的抗議者）。 藏人就是落後的概念，深植於官方對於西藏的論述之中；而這種看法已經滲入、貫穿中國民間對西藏的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個非常晚近的發明：它一直要到1959年的征服發生後，才變成整個系統的一部分，並且是作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被征服的民族被轉化成為野蠻人，等待征服者教化與文明的施捨（這一點，跟前幾世紀中國人認知他們從藏人那裏學會了很多，特別是在哲學與宗教上面，有顯著的不同）。 經歷了半個世紀的中國文明教化後，已經讓藏人普遍感受到人類學家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12）稱之為“被汙名化的身份”（"stigmatised identity"）。這一點反映在中國的藏人必須在他們的演講裏與寫作中取悅施恩于他們的主子；幾乎每一篇被出版的文章開頭都必須要有這樣儀式性的讚美之詞。人們變得很習慣在社會裏扮演這個被指定的角色；創造出這些角色的邏輯，以及讓這些角色固定化的更大不平等關係，已經被藏人內化了，而且他們也漸漸認為這都是很自然又必要的。 （就像科羅拉多大學學者埃美莉•T•葉所顯示，13）許多藏人開始相信外界那個廣為傳播的概念，他們比起漢族就是“天生”比較懶散；而這也是每個曾經受到殖民的民族非常熟悉的體驗。這讓統治者更加震驚，因為這種順服而懶散的種族居然有人抗議了，就好比魚族開始對魚類學者講話一樣。 經濟發展的局限 藏人的不安，乃是中國現代化的矛盾產物：中國政府希望西藏人民被動地接受現代化的各種計畫，也希望他們接受西藏人民就該是感激的土著的框架。胡錦濤的和諧社會概念，等同於呼籲全國人民都保持被動。所有引進西藏的激烈改變——包括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計畫——西藏人民應接受為現代西藏的新風貌，但是人民並不同意，然而他們在生活遭逢這樣劇烈變化的過程之中，沒辦法有自己的聲音。 中國現代化的主要論述——雖然現在因為經濟不景氣而變得沒有那麼有自信了——就是經濟發展的模式，而其核心議題就是成長、效率、生產力以及消費。 當然物質生活的進步對於任何社會都是很重要的。但光有物質是不夠的。就如同文森•塔克(Vincent Tucker，14)曾經寫道：“如果不考慮文化的話——亦即人類如何控制自己的命運、人們如何以能夠反映他們特殊經驗的方式來命名這個世界的東西——經濟發展只是一個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譯按2）的全球化過程，而經濟與軍事力比較強大的一方，能夠為了自己的目的，控制、宰製與形塑其他人的生命。” 這乃是對於西藏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準確描述。對藏人來說，從上而下強加於他們家園的經濟模式，激起的是反抗的意識。而這種反抗，也是有關於在過程之中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的權利，還有更大的尊嚴與尊重。只要得不到這些，讓人們上街頭抗議的因素就還會繼續存在。中國的國家機器，挾帶其所有的武力，能夠也將會繼續控制這塊土地，但將會發現人民心中的怨恨比較難以消除。拿掉達賴喇嘛的照片，取諦“反動”歌曲，也沒辦法移除人們一開始把照片放在那裏的原因。 黨內強硬派所希望看到的中國政府對抗議的反應，就是結合民族主義狂熱、殖民態度與強大的武力三者，將中國帶入員警國家以及急就章式的經濟發展。這種方法，沒有辦法消除藏人的反對之意，也會進一步讓西藏民族離心離德。 “農奴解放日”的慶祝儀式，就是統治西藏人民之中國，其國家權力之性質的經典說明。只有地方的意見被聽取，地方的記憶被理解，圍繞著西藏情勢的認知與語言等議題被處理了，以權力下放為基礎的政治的解決方案被考慮了，這個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2009-03-18) 茨仁夏加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亞洲宗教當代社會的講座教授，著有《龍在雪域：1947年後的西藏現代史》(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9年)。[原文發表於英國“開放民主”：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tibet-and-china-the-past-in-the-present 譯者：臺灣懸鉤子] 1、英文中國日報報導 to be set in Tibet (Xinhua) Updated: 2009-01-11 08:56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1/11/content_7385332.htm 中文請見：新華網“西藏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將審議設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議案”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1/11/content_10637598.htm 2. 圖片可參考 http://news.bbc.co.uk/1/shared/spl/hi/picture_gallery/07/asia_pac_inside_north_korea/html/9.stm 3. 約瑟夫•康拉德英文簡介http://www.culture.pl/en/culture/artykuly/os_conrad_joseph 4. 約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 Joseph Conrad, The Heart of Darkness 5. 紐約時報全球版的報導：http://www.iht.com/articles/2009/03/12/asia/exhibit.php 6.英文中國日報報導Tibet exhibition draws appreciation from visitors (Xinhua) Updated: 2008-05-05 15:46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05/05/content_6661752.htm 中文：新華網“‘西藏今昔大型主題展’在觀眾中產生熱烈反響” 7. 張博樹“西藏問題的根本出路”，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8198.html 英文翻譯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8/05/zhang-boshu-the-way-to-resolve-the-tibet-issue/ 8. 請見江達三博客“西藏平叛之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f5830401000ajh.html 英文翻譯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8/03/popular-history-the-suppression-of-a-rebellion-in-tibet/ 9. 保羅•吉爾洛伊目前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系的教授，專長是種族歧視丶民族主義以及族群研究，並以西方社會裏的黑人族群歷史為著作主題。其簡介可見: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sociology/whoswho/gilroy.htm 10. 本文請見:http://www.opendemocracy.net/conflict-911/article_249.jsp 11. 王千源事件的鏈結，英文請見：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8/04/grace-wang-caught-in-the-middle-called-a-traitor/ 12. 郝瑞是研究臺灣與中國境內族群的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教授。他曾於1972-73年在臺灣研究民俗宗教，1980年代則從事中國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學研究。個人英文網頁：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stevehar/bio.html 13. 埃美莉•T•葉是科羅拉多大學地理系教授，個人英文網頁： http://spot.colorado.edu/~yehe/ 14. 文森•塔克主編，《發展的文化觀》Vincent Tucker(ed.), Cutural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7) 譯按1：“地方政治過程”（local political process），指的不只是從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實施，也是從下情如何上達，地方政府如何與地方民眾互動的過程，在民主國家中特別指民意代表產生、地方選舉等過程。 譯按2：“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是政治學的概念，指稱政府或私人團體大規模影響民眾的觀感或社會行為的一種努力。
資料來源：茨仁夏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