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這本黑色的書《雪山下的火焰— 一個西藏犯人的證詞》我已經讀過數遍，這是由勞改基金會出版的黑色文庫系列中的一本，每讀一次都感到靈魂的顫裂。 與這個系列叢書中其他文集一樣，這本書揭露了中國的古拉格—勞改營駭人聽聞的罪惡。跟其他文集不同的是，這本由西藏僧人—班旦嘉措喇嘛原著的書，還深刻控訴了二十世紀最野蠻、最漫長、且至今還在繼續的民族壓迫，而壓迫者正是我們這個屢遭別族侵淩、欺壓的漢民族。這本書最震撼我心靈的是班旦嘉措根據生活常識而不是理論說教喊出的那句話：中國，你與我有什麼相干？ 本書的譯者夏加次仁說：學者和律師都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述來說明西藏始終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或者總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對於班旦和普通的西藏人而言，國際外交和國際法的漂亮說辭對於他們一點也不相干。按照他的普通常識，班旦知道西藏向來是單獨存在的一個獨立國家，它跟中國有不同的傳統、文化、語言和歷史，對他來說，這個事實就如牛奶和水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一樣清楚。 西藏的土地上有烤香的麥子，人們口中喃喃誦著大悲咒，犛牛油，人們的笑聲和母親講給孩子的故事，這一切把西藏跟中國隔開了。對於班旦，這些比國際法和那些能決定西藏命運的強權更具有真實性。普通的男女平民有著天生的直覺，他們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真實的。 夏加次仁先生的這段描述預備了班旦嘉措的行為邏輯和他的命運底色，他從一個普通的僧侶因為見證了50年前的那場和平起義而被捕，因為不願意出賣他的上師而收到一張入獄七年的判決書。此後，他被反復加刑，被留場就業、被重新判刑，勞改生活盤踞了他33年的生命。 班旦並不是一個政治歷史學者，他關於西藏地位的概念完全來自西藏文化和自己的生活經驗。小時候班旦曾經聽到伯伯講述西藏來源的故事：“他用洪亮的聲音講述混沌初開，大地全被水覆蓋，後來水慢慢蒸發，形成陸地和高山。佛祖變成一隻猴子，他的配偶渡母顯形為女妖，猴子與女妖結合，生下第一個人類。他們的六個孩子分別代表世界上的六種典型，神、半神、人類、鬼怪、動物和魔，他們繼續繁殖，我們西藏人就是這樣產生的。” 班旦說：“我想伯伯講的關於西藏和西藏人來源的故事，奠定了我對西藏人和中國人是截然不同的民族的信念。當中國人湧進西藏並聲稱西藏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西藏人不能理解，因為我們有不同的歷史觀。共產黨將這類口傳故事視為荒誕不經，但是對於我們藏人而言，這些強有力的故事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種對於自己民族歷史的忠貞讓勞改營的酷刑、饑餓和無休無止的思想改造變得毫無意義，當共產黨的官員高叫：“你們中間的一些人必須認罪，必須服從群眾的意志”的時候，班旦知道，逼供不是要弄清真相，二是要落實罪名。他開始不理解共產黨為什麼一定要他們認罪，其實認罪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他們屈服。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征服一個民族的心靈。 班旦從小在農村長大，10歲出家，所有的教育和文化都來自經書和高僧，他從沒有見過漢人，更不用說共產黨、解放軍。班旦28歲第一次因為所謂支持暴動入獄的時候，他其實並沒有明確的西藏獨立的概念。共產黨監獄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把他“改造成一個有用於社會主義的新人。”但是班旦是無法改造的，不管是無休無止的政治學習，是觸及靈魂的批鬥揭發，還是24小時上手銬反銬6個月、上腳鐐2年，滿口牙齒被打落僅剩三顆，甚至拉到槍斃現場陪殺，都不能改變他的信仰。相反，這些共產黨對付別的囚徒屢試不爽的辦法，反而把班旦變成了一個明確的、堅定的主張西藏獨立者。1983年班旦第一次出獄後數月，他就跑到拉薩去張貼西藏獨立的大字報，為此他再次入獄九年。1992年8月班旦出獄，十三天后，他帶著搜集到的勞改營的刑具翻越喜馬拉雅山，逃離了那個深愛著的被共產黨變成人間地獄的西藏。 班旦在獄中被拷問為何要堅持“反動立場”的時候，他用毛澤東的話來回答：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是啊，毛澤東雖然是個專制魔王，但是他也有一些真理性的識見。有壓迫就有反抗，世間的道理就是這樣。尤其是這種壓迫來的無根無據、平白無辜的時候，反抗就越堅定、越激烈。 漢民族在歷史上也曾經是個被壓迫的民族，當它擺脫壓迫之後，它的上層統治者立即好了傷疤忘了痛，反過來壓迫比它更弱小、更無辜的藏民族。如果說壓迫者是令人厭惡的，那麼這種由被壓迫者搖身變成的壓迫者就更令人鄙視。看看如今海內外那些面目猙獰的愛國憤青們吧，他們僅僅因為一個20歲的漢族小姑娘——我的青島小老鄉王千源為藏民族說了兩句公道話，就要把她打成漢奸，將她碎屍萬段，中國中央電視臺甚至公然污蔑她是最醜陋的留學生！ 聖經上說，人的墮落是沒有止境的。一個民族的墮落又何嘗不是如此? 無須諱言，中國在文革結束之後，確實在西藏恢復了一些寺廟，放鬆了對宗教活動的限制，還對西藏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進行建設。但是中國統治者不能明白，為什麼西藏人民的反抗越來越激烈，要求獨立的願望越來越高漲？特別是在新一代青年人身上，這種要求甚至發展成為此起彼伏的騷亂？其實道理很簡單，暴力和謊言不能讓一個民族屈服，金錢也同樣不能讓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文明價值和信仰。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的活佛，是西藏的神，中國人一邊送錢給西藏人，一邊讓人家詛咒自己的上師、自己的神，豈不是太荒唐、太滑稽了麼？其效果會怎麼樣，不是一目了然麼？ 中共堅持無神論，它要求所有的統治西藏的所有黨政官員、公務員都必須是無神論者，這與全民信教的藏民族形成了巨大、尖銳的矛盾，因為這必然意味著因為信仰的原因而導致的歧視和壓迫。對於一個佛教徒來說，這甚至意味著一種精神褻瀆和淩辱。問題的災難性還在於，中國的統治者不會放棄自己無神論的意識形態，藏民族也不可能放棄自己視為生命的信仰。只要這兩者糾纏在一塊土地上，衝突就不可能避免。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確實跟西藏毫不相干，硬要採用強權和暴力來維繫這種關係，只能導致仇恨、反抗、鎮壓、虐殺的可悲輪回，把單純、美麗的雪域高原變成充滿暴虐、遍佈血污的人間地獄。 藏族是個慈悲的民族，達賴喇嘛是一位慈悲的尊者，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也基於對西藏人民和平福祉的考慮，雖然西藏有萬千個理由可以獨立，但是達賴喇嘛還是放棄了西藏獨立的要求，而選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實現高度自治的中間路線，同樣慈悲的班旦嘉措喇嘛也說： 我的確是主張西藏獨立，但是這和達賴喇嘛的主張沒有衝突。達賴喇嘛認為在一國的框架中，西藏應取得真正自治，他把藏人能過幸福的生活放在首位，如果這能夠做到，獨立也就不是必須追求的。但是中共政府往往是不能信任的。它壞事做絕，瞄準西藏，就像一張拉滿了的弓，西藏人一有動靜，箭就應聲而出。現在我們只能在無奈中尋求妥協，通過國際的監督和國際協議來解決西藏問題。 西藏，最聖潔、最無辜、地球上最後一塊殖民地，藏族，最慈悲、最仁愛、最渴望和平的民族，已經在最狂妄、最獨裁、最蠻橫的漢族專制政權下被奴役了半個世紀，這是藏族的屈辱，也是漢族的恥辱，更是整個人類的恥辱。所有心存良善、心向慈悲、渴望正義的人們，請捫心自問，這種悲劇還應該繼續下去麼？ 讓我們記著耶穌的話：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2009年3月5日於紐約(觀察首發)
資料來源：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