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達賴喇嘛喜歡任用親信是錯的
圖為西藏流亡政府第11屆全體議會成員及內閣成員與尊者達賴喇嘛合影。 在麥可•貝克曼（Michael Backman）最近的專欄文章，〈達賴喇嘛的聖袍之下掩藏了什麼〉中，（"Behind Dalai Lama’s Holy Cloak"）（並由中國政府的英文刊物，《China’s Tibet》於2007年6月第十八期再度重刊），他譴責記者沒有盡職，不去挑戰質疑達賴喇嘛。然而他不但沒有樹立報人風範，反而以有問題的新聞標準，採用極度錯誤、以及經過操弄的“鐵證”好讓他的論點看起來十分聳動，來指控達賴喇嘛植党營私，不尊重民主過程， 貝克曼認為達賴喇嘛主張的是數百萬人的更大自治，而這些人現在是“中國公民，假設未來將讓他本人來當這個政府的頭頭”。事實剛好相反。 在1981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即宣佈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敦促達賴喇嘛回歸中國，所以他可以享受“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變”。達賴喇嘛拒絕了他的建議，說這個議題不是有關於他自己個人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問題，而是六百萬藏人的福祉問題。 在1992年，達賴喇嘛堅決地宣佈他不會在未來的西藏擔任任何政府職務。他將會把傳統所賦予的領導權力交給西藏的民選領袖，並且“以個人身份，在政府之外，為人民服務”。 確實，傳統上的西藏政府並非平等，也不是很有效率。然而，當達賴喇嘛在1950年即位之時，他本人才十五歲而已，卻要面臨中共入侵與佔領西藏的龐大挑戰。在流亡時，美國為了反共，的確曾經支持康巴遊擊隊直到1970年代早期為止。 然而，說達賴喇嘛“本人”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每月支付美金一萬五千美元，則完全是無中生有。當時，就好像現在也是一樣，他是由印度政府慷慨接待，以“榮譽佳賓”的身份居留印度。該款項甚至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預算之一部份。事實上，基金的來源並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而是美國駐印度大使洛儀•亨德森(Loy Henderson)在1951年承諾提供的款項。 1970年代早期，為了貫徹自己對於非暴力信念的支持，達賴喇嘛本人寄了一卷充滿感情的錄音帶給藏人的遊擊隊員，希望他們放下武器。這卷錄音帶讓許多鬥士們灰心喪志，有些人甚至自殺了。而在達賴喇嘛送去了這個訊息之後，遊擊隊就解散了。 西藏流亡政府的經費每年大約是兩千萬美金。每年這筆經費都會在西藏國會經費審查會期裏，公開由國會議員辯論，而其分配也是完全公開透明的。與其他的難民團體比起來，西藏流亡政府可以說是最有效率、最成功執行預算的團體，能夠把如此有限的經費，有效地用在西藏十三萬難民的各種措施之上。然而，外界的印象還是達賴喇嘛似乎很會募款，一募就是千百萬美元。 與此印象相反的是，達賴喇嘛出國訪問有嚴格的規定：這些訪問不能被用作募款的用途。他的澳大利亞行，就好像他在其他國家的訪問一樣，邀訪他的機構都被指示，只能收取剛好能夠支付活動開銷的門票費用。更令人感動的是，達賴喇嘛本人是不收一分一文的演講費的。他的演講免費，所以更多的人有機會來聆聽他的開示。 也許貝克曼文中最不負責任的報導，就是指控達賴喇嘛“明顯任人為親，提拔了自己的家人任職政府高位”，就好像許多亞洲的政治人物一樣。 事實如下：為了遵遁他的明確指示，1963年的西藏憲法新增加了一個條款，也在1991年的憲章裏採納，就是達賴喇嘛可以由國會來彈劾。 從1960到1990年，達賴喇嘛享有憲政權利，得以聘任流亡政府的內閣部長、部會首長與國會議員。 結果是，他從來沒有聘任任何一位家人作為部長、國會議員或部會首長。只有他的姐夫作了安全部門的部長，而他的一位哥哥擔任了一個剛剛草創的部門領袖（藏醫學研究所）。事實是，從1978年到1986年，最高的決策機構“全國人民大會”(Gayong Mimang Tsokcheng)，常常在經過討論之後，推薦達賴喇嘛約聘他的二哥嘉樂頓珠作首相。每一次，達賴喇嘛都拒絕了。 在1991年，達賴喇嘛更把人事的約聘權轉移給國會，以作為民主改革的一部份，而西藏的國會是從1960年以來，都是由人民所直接選舉出來的。 多少諷刺的是，國會開始選他的家人－－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他的兄長嘉樂頓珠－－來擔任首相。 這位兄長曾經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扮演了尋求美國政府支持的重要角色，也很矛盾的是他對1980年代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重新恢復磋商與會談，亦有關鍵性的作用。 雖然如此，他很受爭議，有一部份是因為他獨裁的性格。 不令人意外的，嘉樂頓珠沒有作滿首相的任期就離開了他的工作，有一部份是因為他無法應付流亡的民主環境政體所導致的。 在2000年，達賴喇嘛又主導了另一項改革，要求流亡藏人直接選出一個除了與中國的外交以外，負有完全行政權的首相。 二十七個國家的藏人在同一天投票，大約有80%的人將票投給桑東仁波切教授作為第一任首相。而他接下來並沒有聘任任何一位達賴喇嘛的家人為內閣首長。在國會裏，只有一位侄子被選為國會議員，而且是四十六位議員當中的一位普通議員，他一度還面臨了違反國會規章的紀律懲處。 綜上所述，達賴喇嘛的家人在西藏新生的民主系統裏，很清楚地不一定就可以平步青雲，扶搖直上。 更重要的是，達賴喇嘛本人從來沒有聘任任何一位家庭親屬擔任要職，即使他在1960-90年代有權利這樣做，而真的擔當職務的堯西家族（譯注：即歷代達賴喇嘛家族），也是由國會所選出來的。 如此可證，事實真相與貝克曼指控達賴喇嘛“聘任”親友擔任要職，有很大的差距。最後，貝克曼建議，假如達賴喇嘛當初“保持安靜”，也許那些“被中國折磨、殺死、或者廣受壓制的藏人能夠少一些”，聽起來十分天真與偽善。 第一，1960至1972年間，當達賴喇嘛很“安靜”，從來沒有旅行到印度以外的國家時，西藏就遭到中國的殘酷鎮壓，成千上萬的人死亡。 從1973年到1986年，達賴喇嘛作了幾次出國旅行，然而鎮壓還是繼續。 從1987年到2007年，當達賴喇嘛常常旅行到國外，好不容易將西藏放到世界的地圖之上時，貝克曼卻建議他“保持安靜”。 貝克曼本人常常發言，還靠寫作專欄與書籍來謀生，卻建議達賴喇嘛不要為了六百萬藏人的福祉發言，這是十分偽善的作法。就我所知，言論自由乃普世人權。為百萬受苦的人發聲，特別是批評專制政權，是高貴而勇敢的行為。靠批判他人來謀生，不是只有少數人才有的特權。 洛桑森蓋博士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研究西藏和亞洲的學者。也是二十四位“亞洲年輕領袖”之一。 澳大利亞墨爾本《世紀報》(2007年6月7日星期四/譯者：懸鉤子 )
資料來源：洛桑森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