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藏的描述和"埋在深處的寶石"
詩人唐丹鴻是我的好友。今年全藏抗暴事件發生之後，她寫了《西藏：她的痛楚，我的恥辱》一文，在網上招來一片罵聲，那都來自與她一個民族的部分人的罵聲。之所以遭罵，是因為她說：“我是一個熱愛西藏的漢人。無論她作為一個國家還是一個省，只要她是自願的。從我的個人感情來說，我更希望他們與我同屬一個大家庭。我熱愛自發的平等的，而非被迫的受控的關係，無論是人與人的，還是民族與民族間的；我對體驗別人怕你隱忍你的‘強大’感覺沒有興趣，無論是人與人的還是民族與民族間的，因為那種感覺所昭示的心理很骯髒。我離開她已經好幾年了，而對她的懷想則成為了我的日常生活；我盼望回到西藏，但是作為一個受歡迎的漢人，去享用睦鄰或手足之誼的瓊漿。” 圖為唐丹鴻在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放映其紀錄片《天葬》時演講的情景。 唐丹鴻:關於西藏的描述和“埋在深處的寶石” 本文為作者2008年9月5日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放映其紀錄片作品《天葬》時的演講。 感謝UC Berkeley中國研究中心為我提供機會，在此放映《天葬》這部紀錄片，並與你們分享我的個人經驗。影片放映前，我想為你們介紹一下我對西藏的認識過程，和我拍此片的最初動機。 天葬是藏民族獨有的喪葬方式。藏文原意是“佈施給鷲鳥”，指的是人死後將屍體分解搗碎餵食給禿鷲。藏人過世後普遍天葬，至今80%以上的藏人依舊遵循這種喪葬習俗。 對於習慣土葬和火葬的人們來說，自然地，碎屍喂鳥這種喪葬行為刺激性極強，它引發了不少人的獵奇心理。諸多在藏區轉悠的旅遊者和文化人竭力尋機窺探天葬，並因此導致了衝突和麻煩。 例如：最著名的事件有80年代中期，中國當時最權威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因發表作家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頭或空空蕩蕩》而遭遇停刊回收、主編撤職等處罰，因為小說中詳細描繪了一次天葬活動，以及其他一些涉及西藏宗教文化的細節。 我認識一位元作家，也因為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描寫他偷窺天葬的短文，引起了當地民院藏人學生的抗議。就在2006年，中國互聯網上因某藏文化論壇張貼了一些天葬照片，還引發了令人不安的爭議：這些爭議主要在藏人和藏人之間，也在漢人和藏人之間；在藏人之間的爭議主要是：有些藏人認為，不應該為了網站的點擊率，把藏人看得很神聖的天葬的照片貼在網路上； 而另一些藏人則認為，正因為人們對天葬有很多誤解，貼上天葬照片與相關知識介紹，讓更多的人瞭解天葬，也是好事情。漢人與藏人之間的爭議呢，主要是一些漢人以文明人自居，將天葬指責為一種落後的陋習，血腥野蠻。 正因為這些爭議， 西藏自治區政府在2006年第三次發佈《天葬管理暫行規定》，禁止對天葬現場圍觀、拍照、攝影、錄影；禁止在報刊、雜誌、廣播、影視、網路上刊登、播放與天葬活動有關的文字、圖片、報導等。當然，民間也流傳著許多偷窺偷拍天葬的“歷險故事”…… 在中國（的漢人中間），這些圍繞天葬出現的事件、處罰、禁令和傳聞，傳達著這樣一些資訊：天葬是藏人的一種原始的陋習，因其血腥和不文明而遭致漢人（“文明世界”）的批評， 藏人們把這些批評視為侮辱而反應過激，政府的民族政策給了批評者或獵奇者不公平的懲罰等等…… 實際上， “藏人落後、野蠻、骯髒、殘忍”這類說法在漢人中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也許由於這些年的旅遊開放和漢藏交流而程度有所減輕），而“天葬”則是支持這種說法的明證。 對於那遙遠的阻隔在崇山峻嶺和雲層之外的西藏，漢人從自以為優越文化的角度，對她的看法並不十分尊重友好。以我個人的例子來說，在我的幼年時代，“藏蠻子”這個幽靈，偶爾會在四周人們的談話間遊蕩，它骯髒、嗜血、不可理喻，令我害怕。 我生長在中國四川省的省會成都。四川位於青藏高原的東南緣，成都是連接漢藏兩地的交通樞紐。在中國的行政區劃中，四川有甘孜、阿壩兩個藏族自治州。我幼年時偶爾會在街上看到藏人。（現在，藏區各地來成都設立的各種辦事處比那時多了很多，來辦事做生意的藏人也增加不少。） 大約我3、4歲的時候，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由成年人帶著去看了一個解放西藏農奴的展覽，這是我第一次“瞭解”西藏。 展品中有穿著破舊藏袍的木質男女模特，有皮鞭、鐵鏈、刀槍等兇器，一些酥油燈、一面大鼓，一些令人恐懼的照片，按解說員的解說：舊西藏奴隸主用藏人的頭骨做碗，用人油點燈，用人皮做鼓面等。 不久前西藏3.14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在各地又搞了這種展覽，只是取消了有關人頭碗、人皮鼓的誤導。 我第一次聽說天葬是從我父親口中。他是一名文革前大學畢業的知識份子，曾因植物學方面的研究課題在四川藏區呆過，也是一名共產黨員。 那時我也很小，聽他與我母親議論藏人，他說藏人死後不是土埋或火葬，而是“把四肢折斷扔下懸崖喂鷹”。當然，他們用了“野蠻的陋習”這個詞來評論這種葬俗。 關於父親與藏人還有一樁往事，也是我童年時母親告訴我的。 說是文革期間，我父親所供職的大學的學生要去藏區串聯，我父親憑他曾在藏區工作過的經驗和印象，告訴學生們藏人性關係混亂性病很多，告誡女學生串聯期間不可單獨外出走動，當心被藏人強姦。 他這樣說的後果是：他的“敵人”——在那個人與人之間鬥來鬥去的年代，“敵人”就是與他同系的另兩位教師，把他的話轉告給了民族學院的藏族學生。 我母親說那兩個“敵人”是想利用激怒藏族學生置我父親于死地——據說有近200名藏人學生來到他的大學抗議，聲稱要把我父親揪出來批鬥……這也許就是直到今天，我都未從我父親口中聽到一句藏人好話的緣故吧？ 除此之外，我也從鄰居成年人的描述中認識西藏：“藏蠻子”從不洗澡，身上很臭；藏人粗野暴戾，在食堂買飯從不排隊，可無人敢抱怨，否則他會抽出腰間的藏刀把人捅了；來內地的藏人在公車上遇上了小偷，直接就用藏刀把小偷的手筋挑斷，而政府的民族政策優待藏人，不會給犯罪藏人相應的懲罰等等。 從解放西藏的展覽、到成年人有關藏人的描述、到我們所受到的歷史教育，大致可以看出在我的腦中勾勒了怎樣一幅西藏和藏人的圖畫： 西藏曾經是野蠻、黑暗、殘酷的世界，是共產黨、解放軍——不言而喻，很難不聯想到這二者也意味著“我們漢人”，把他們救出了苦難，帶入了更進步文明的世界，而他們身上還殘留著蠻荒世界的印記，在政府民族政策的庇護下成了被寵壞了的人群…… 這種印象並非是我個人的，而是一種普遍的印象，即使在今天從中文互聯網上也很容易搜索到這種資訊。 80年代初，中國政府開始加強對西藏的經濟開發和逐步的旅遊開放。由於山高路遠條件艱苦，加上一直以來關於藏人的可怕傳說，並不是許多人願意去西藏。 最初進去的主要是官方指派的援藏幹部，和官方動員的一批懷著“支援幫助”等浪漫激情的大學畢業生。 幹部援藏的實際好處是，只要在艱苦陌生的大多人不願意去的西藏工作一兩年，回去後職務會得到提升、工資增加、獲得住房等； 而文革後首批進藏的年輕知識份子，他們發現了文學藝術靈感的新大陸，在一些“西藏新時期文學黃金時代”的文學作品的描述中，（這些作品都是經過政府話語權機構的遴選審查和有意識推出的），和一些旅遊者口中，第二幅西藏的圖畫開始形成，它由這些要素構成：壯麗的風光、神秘的風俗、波西米亞式浪人的心靈歸宿、作家藝術家創作資源的寶庫、攝影家的天堂…… 可以說，沒有這第二種關於西藏的描述，就沒有我後來的數度西藏旅行，以及《天葬》這部影片的產生。 1990年夏天，我懷著一種交織著罹難冒險與漫遊奇景的心理，第一次去西藏旅行，這次旅行改變了我腦中曾經形成的第一幅關於西藏的圖畫，代之以上面我所說的第二種，實際上比第二種描述所傳達的資訊更多： 除了壯麗的風光、神奇的風俗，友善的人群，還有她的精神，令我對曾經相信的歷史產生了懷疑，這種懷疑我想也應該在別的一些去過西藏的中國人心中出現過，不許被說出、不曾敢說出。 不過，在此請允我回到與影片有關的話題。在第二種描述中，“作家藝術家創作靈感的寶庫，攝影家的天堂”背後，還有一堆實現成名夢和發財夢的神話。我聽說過有畫家西藏題材的繪畫被老外大價錢全部買去的，我聽說過有攝影家拍西藏走紅發財的，我聽說過在西藏拍了紀錄片得獎、獲得資金資助的……仿佛只要拿著照相機攝像機去西藏隨便走一圈，老外們，你們這些老外們就會從口袋裏大把掏錢。 雲遊，金錢，在雲遊中逃避我厭倦的現實，在逃避中還可以像撿石頭一樣垂手撿取一塊塊黃金……我也是一個做著成名和發財夢的人。 1999年春天，我從西藏拍了第一部片子回成都後，結識了一位康區的活佛。他邀請我去他的寺院——在川藏交界的一片海拔4000的草原上，從成都開車得走3天，去拍他舉辦的祈願大法會。 我帶了一個攝製組去了。法會期間，他請一些漢地來的施主和信徒，還有我們觀看了一次天葬。影片中天葬那位元婦女的部分就是那次拍攝的。 可以說我們高興壞了——前面我介紹了，窺視拍攝天葬引起了不少衝突麻煩，政府也禁止拍攝，再說誰家願意家人的葬禮被人當成稀奇圍觀拍攝、議論紛紛呢？ 我並非沒想過找機會拍天葬，而是難度使我斷了念頭，沒想到幸運會如此降臨到我們頭上！在這次忽然降臨的機會中我們拍得很慌亂，法會結束後，我又請活佛幫忙安排另一次機會。活佛和其他聽聞的人都帶著友好而戲虐的笑意問：“你們幹嗎拍這個啊？這有什麼好看的？” 他們對分屍場面的形容與我們也沒有什麼不同：“哎喲，你們不害怕嗎？我們都不想看這個，氣味很大，以後幾天都會吃不下飯的。” 的確，後來第二次拍攝前，為我們擔任翻譯的僧人丹增還提醒我們把圍巾多繞幾圈在口鼻上、噴灑點香水，還申明他會離現場遠一點，以免聞到氣味。 我感覺，活佛以及僧人們對我們這些人的獵奇心理是十分明白的，也很寬容。活佛說他可以安排，只要死者家屬同意就行。唯一的告誡就是不應對這種風俗想當然地妄加評論，因為天葬蘊含著藏人們對生命和死亡的嚴肅思考。 我們等了一些日子，因為不是每天都有去世的人，有些死者家人不願意。直到等到這位死者，他的家人同意了。 我曾經把天葬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處理屍體的方法。在等待死者期間，我們的翻譯，一位普通的僧人丹增，當時他27歲，走的最遠的地方離他修行的寺院只有70公里，他為我們介紹了與天葬相關的知識及其最基本的觀念：斷滅我執，最徹底的佈施。 也許，因為死者本人生前就是天葬師，他以及家人，對天葬所蘊含的理論有著更深廣的理解：死者靈魂已去，願將所剩下的屍體作為禮物給與別的生命。 影片中的這位死者名叫龍慶，75歲，他一生中天葬了500多人。他過世後，他的三位天葬師朋友為他實施了天葬——死者最後的佈施。他不僅把自己佈施給了鷲鳥，也佈施給了我，而且，今天通過這部影片，佈施給了你們。 拍完天葬臨回成都前，我們來到活佛面前，請他打卦占算一下，我們拍的天葬能否賺錢？那位年齡與我相仿的活佛，取下腕上的念珠占算了片刻，輕輕對我們說：“它的價值像一塊埋在深處的寶石，你得挖開蓋在上面的厚厚的塵土，才能得到它。”
資料來源：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