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8年11月23 日 地點：達蘭薩拉，祖拉康大乘經院 聽眾：來自世界各地參加全球藏人特別大會的560名藏人代表。 今天在這裏，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和印度境內各定居點的藏人。這很像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召開的年終報告大會。因此，我想和各定居點的行政負責人見見面，同時也見見參加特別大會的代表們。來了不少人啊！你們也許會以為嘉瓦仁波切會發表一些和這次大會有關的講話吧？對此，我倒沒什麼更多可說的。也許在最後我會說上一、兩句，除此沒什麼可講的。 我主要想講的是，明年是我們流亡五十周年。最早，比如就拿我來說吧，在1959年3月17日拉薩時間晚上10點，我離開了羅布林卡。不是我們做錯了什麼，或者出現了自然災難，更不是因為羅布林卡發生了地震才逃離的。到現在，已經五十年過去了。當時的九年中，我們面對面地與中國政府努力合作，希望藏民族存在下來，然而，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不得已，才選擇了流亡。緊接著，幾萬藏人跟隨而來。我們建立了難民定居點以後，又從藏地陸續過來了許多人，大約從80年代開始，逃亡來的人逐漸增加。顯然，迫使我們流亡的原因和困難，依然存在。 因此，僅僅滿足於生活穩定和能夠讓孩子們去學校是不夠的。從淪為流亡者開始，我們的肩上，就擔負起了一個民族的未來。這個任務，必須要有人完成，你們永遠不要忘記。儘管時光流逝，父母的子女，子女的子女，新的一代又一代在成長，雪域精神始終激蕩著境內的藏人，他們從沒有忘記爭取民族權利，這是很清楚的。因為沒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他們被迫通過和平的方式，向全世界宣洩了內心的沉痛，情況就是如此。我常說，作為生活在自由之地的流亡者，我是境內藏人的代言人，從沒有說我是他們的領袖，而你們，也要成為境內藏人的代言人。尤其是，在自由的國度裏，我們應該做些什麼？這個問題，必須經常思考，非常重要。比如，漢、藏關係，不僅需要我們的努力，還要看中國政府的行為。但是，流亡社區內部的問題，是我們自己可以解決的，無需依賴他人。國際上，支持正義的人很多，關鍵是我們能不能有計劃、有成效地工作。 前不久，在西藏兒童村我就說過了，今天，很多藏人從世界各地來到這裏聚集在一起，我繼續說一說教育問題。從1959年流亡開始，我們最重視的就是教育。當初，在沒有任何寺院、民房的時候，我們首先建立了學校。後來，不得不在巴薩（注：在印度東北部）建起一座寺院，那時僧人們都住在那裏，之前那是一座戰俘營。一開始，我們有三百人，後來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除了這些，我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學校的建設上。我曾有幾次機會與尼赫魯先生討論有關西藏問題。我表示，儘管向聯合國做了申訴，但西藏問題也許不會很快得到解決。為了讓藏民族長久地保存下來，尼赫魯先生說，最好的方法是讓年輕一代藏人接受傳統文化和現代知識相結合的教育。我談了設立藏人學校的願望，他百分之百地表示支援，並且，提供了當時的一切開支。我徵求尼赫魯先生的意見，我們的教學採用印度語還是英語？他說，英語，英語是國際通用語言。當時，印度的教育部長希裏馬利（音譯）還特別給予了關照。在教育方面，我們做了很多努力，到處學習、請教。二十年以後，我們有了立足點，成立了幾所學校，提高品質變得格外重要。在我們的孩子中，僅有文憑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專業人才。我就這樣呼籲著，又過去了三十年，現在看來，效果並不理想。當然，在全世界的流亡者當中，西藏流亡社區的組織和管理是不一樣中的不一樣。這些好的事情應該讓別人去說，我們這些肩負著責任的人，應該聽聽反面意見，發現失誤和不足。這個做法，我們從1957年就開始了。 1956年，我來印度參加佛陀涅磐2500周年紀念日時，和尼赫魯先生探討了各方面的問題。他說，返回西藏，加強各項工作是很重要的。當時他手裏拿著“十七條協定”，重點部分還劃了線，並具體地向我說明，在哪一個條例上應該要強調。因此，抵達亞東後，我與中國的漢人幹部會面時，就說了，好的部分由別人講，我們聚在一起，責任是找出不足。後來，在江孜等地，凡是漢、藏人員聚集的時候，我都談到了這一點。在江孜，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會講一、兩句藏語的中共官員陰法唐也在場。這也是我一貫的想法，找出自己的不足，吸取教訓，不犯同樣的錯誤，是很重要的。中共喜歡把不好的一面，像貓掩藏自己的糞便一樣掩藏起來，即不民主，也不誠實。 過去的二十年，在教育方面，我們處在摸索狀態。而接下來的三十年裏，出現的不足，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前一段時間，我在西藏兒童村清楚地說過，聽說我們的學生，藏語或者英語信寫得不合格，這是很糟糕的。如此下去，怎樣提高我們的教育水準？像山兔裝成石頭一樣，聽不見聲音，自以為沒有問題是不行的。不能僅僅滿足於我們有幾萬名學生，這麼多學校。從流亡那天開始，我們就肩負起了民族未來道路怎麼走的責任，要真正地培養出在法律和其他領域的人才，尤其是能夠獨立研究的專業人才。這樣的人有十個，就有十個的作用，有一百個就好了，有一千個就更好了。我們流亡藏人有十多萬，希望我們能在各個領域裏真正地和其他國家的人並肩同行。我們藏人成為流亡者有五十年的歷史了，而中國大陸也有不少流亡者，主要始於89年，現在已有很多人在美國的一些高等院校教學，儘管他們的英語發音不很理想，但是自己很努力地學習，獲得很好的成就，有的還擔任教授職務。我們藏人有多少？好像不多。 各個定居點也一樣，我們的土地是固定的，而人口會增加，僅僅靠種地是不行的，還應該改善經濟狀況、發展技術、提高品質。早年時候，我很喜歡機械，一聽說定居點裏有機械培訓的事，非常喜歡去，這個機器摸一下，那個機器摸一下，能有機會學習多好，我常這麼想。如果我們的定居點有了新的發展，附近的印度百姓及周邊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比如，二十年前我們在賣牛奶，現在還在賣牛奶。能不能在賣牛奶的同時，生產一些乳酪、奶油等乳製品，向其他領域發展？現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樣，也幾乎沒有時間去各個定居點走動，但是，幾次經過時，我看見定居點裏，只剩下了一些陳舊的機器，甚至有鴿子飛來飛去，這是非常失職的。這不是中國政府造成的，也不是印度政府造成的，是我們自己的錯，很可悲。聽說，定居點的人少了。當然，讀過書的人，不會長久地跟在牛的後面，很多人都把孩子放在家裏，自己去城裏掙錢。所以，為定居點提供現代科學技術，非常重要。儘管自己奮鬥也不可忽視，然而，在我們經驗不足的時候，必須請教他人。我給你們講一個例子，開始成立學校的時候，我們的友人，蒲利士•莫瑞斯（polish Moris）女士建議成立兒童村，以家庭的方式，給孩子們分配父母。她的視野很開闊，還跟我說，在west Bengal 附近的那個海，不是很深，如果我們能把水擋在一定的範圍內，會出現幾千、幾萬畝的土地，她說，“然後，尊者您制定一個計畫，遞交印度政府，多好。” 你們中有沒有人見過她？她長相平常，走路時，肩膀還是歪歪的，但是，她是一個有獨特見解、思想偉大的人。我是說，成立兒童村，不是我們的想法，而是莫瑞斯女士的智慧。 你們中有沒有人認識路地（音譯）？二十年前的人都認識他。他在瑞士紅十字會工作，對我們的事非常熱心，也很率直，每天早早地，他把所有的藏人都叫起來勞動，誠摯地以自己的經驗指導藏人。從請教別人中，我們獲得了很多益處，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儘管如今我們的境況有了改善，但若認為我們這樣就可以了，認為我們有了流亡政府、有了議會、有了法院等等，就可以滿足了，這是不行的。否則，你的頭爛了，鼻子還沒有聞出來。所以，必須動起來。你們中很多人在講，我們相信嘉瓦仁波切，經常這麼講。可是，你們相信的那個人，已經七十三歲了，快七十四歲了。再過十年，就八十三了，過二十年，就九十三了。再來就結束了。 剛開始的二十年裏，不怪我們，異國它鄉，我們熟悉的只有天空和土地，像盲人摸象一樣，我們打下了基礎。後面的三十年裏，我們有一些失誤，後悔也晚了。那麼，在未來的二十年裏，從現在開始，一定要做出看得見的成績。否則，將會非常糟糕，非常危險，流亡社區甚至出現嚴重危機。境內的藏人寄望於我們，心向我們，如果不做出一些事情，我們將成為民族的敗類。這是我今天想和你們講的重要問題。因此，我們知識不足的話，應該請教別人，比如向印度人、其他國家的人，多請教。最近我在新德里治療期間，住在當地西藏兒童村，看到孩子們晚上做功課，白天到各大學讀書。放假的時候，如果兒童村方面的負責人能請來德里的一些退休教授，指導孩子們的學習，一周兩、三次，或者幾個小時，即使只有在晚上孩子們做功課的時候能夠指導一下，解答疑難問題、也會有效果的。這只是一個例子，總之，我們一定要動起來，不動是不行的。 雖然我不瞭解特別大會的細節，但是，會前，我曾希望所有的雪域之子，能平等地分擔民族責任，同心協力地進行討論。如我希望的那樣，討論的結果似乎不錯。主要以藏中關係為主，你們把自己的想法和經驗，都說了出來，比如在哪些領域裏，我們有成績？在哪些領域裏，我們出現了失誤？聽說，提出了不少意見。我認為，這樣的大會應該定期召開，是一年一次，還是兩年一次？應該想一想，這會很好。這次，從西方國家來了不少藏人，你們有什麼智慧、意見，應該說出來。尤其是在西方比較有經驗的藏人，能抽出幾個月，到印度工作一段時間，會非常好。一年中來不了，幾年來一次也很好。你們認為這次大會怎麼樣？像這樣常常聚集在一起討論，你們大家的心裏也會有新的感受，對一些問題產生新的關注，以及瞭解新的情況，這樣對我們大家都十分有益。 各個定居點，沒有經濟基礎不行。發展定居點的經濟是很重要的事，在這方面，大家都要主動地想辦法，發揮你們的創造力，不要上面推一推，才動一動。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提出可行的建議，這是很重要的。上面不可能完全瞭解不同地區的詳細情況。總之，如何發展教育，鞏固和改善難民定居點的經濟狀況，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就這次特別大會，我是中立的。這一點，已講過，就不多談了。而且很快，將在德里召開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特別大會，許多支援西藏的組織和團體都會參加，我們應該聽聽他們的指導和建議。 另外，我想解釋一下中間道路。中間道路並沒有超越中國憲法和有關民族自治權利的規定，是屬於民族自治的權利。據瞭解，在這次特別大會中，中間道路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我感到高興，很好。關於這一點，我想說明一下，多衛康三區共同自治的想法，不是在鄧小平說的“除了獨立之外，什麼都可以談”之後才產生的。早在1974年，我與當時的議長次旺丹增，還有旺多啦、薩迦啦、傑恰拉、尼瑪桑波等官員，就討論過自治問題。次旺丹增與我很好，當時我到瑞士治療的時候，次旺丹增因為十分擔憂而過早去世了，可惜啊……當時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狀態，但我們知道遲早要和中國對話，如果尋求獨立，是無法實現的。從那時開始，我們的思想裏，就已經有了多衛康三區共同自治的思路，只是沒有用“中間道路”這個詞。1979年，鄧小平要見嘉洛頓珠的時候，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所以我說：“很好，立刻去。必須聽聽鄧小平都說些什麼。”這一點，今天我想向你們說明。在部分檔中，你們說，鄧小平說了那些話之後，才有了我們的中間道路，事實不是如此。 所謂對話，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思考。一方面，跟中國政府對話，這一點，現在看來，困難重重；另一方面，跟中國民眾對話。上次，我在美國的時候就講了，我對中國政府的信心越來越稀少，但是，對於漢民族，我的信心沒有失去。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有文化傳統的民族，說話算數的民族。對漢族人民我是有信心的。大概去年或者前年，在加拿大，我會見了幾個藏、漢年輕人，當時我跟他們講，“你們成立了漢藏友好小組，非常好，應該支持你們。”這個時候，三月事件還沒有發生。三月和平抗暴發生後，成立漢藏友好協會就更加重要了。漢族的知識份子有許多人寫了很多文章，對中國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認為我們的陳述是合理的，真實的。我見了一些這樣的漢族學者。昨天我還會見了一些中國民運人士，他們說：請嘉瓦仁波切當中國民主運動的總領袖。我說，“領袖的話，我就 不必了。”他們也許以為嘉瓦仁波切領頭的話，會出現如意妙果吧。我沒有任何不同尋常的力量，我兩手空空（笑）。總之，他們寄希望於我們。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民運學生開始了與我頻繁接觸。他們中很多人認為，藏人的和平抗議，是在爭取民主和自由，和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渴求是一致的。這些話，我們必須記在心裏。政府會更替。比如中國政府，在短短的六十年，中國出現了四個不同的時代，即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和今天的胡錦濤時代，這當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謂共產黨的形成，其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但是，從鄧小平談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時，中國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了。昨天，我見了幾個漢族朋友，我對他們說，鄧小平之後，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毛澤東能返身回來的話，一定會大罵後來者，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右派，應該統統開除！” 這是多麼驚人的變化！我認識的一位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不需要在這裏說出他的名字，他是這個世界很有名的人。對我來說，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能深刻思考，對事情的瞭解也相當深入，他曾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曾經喜歡社會主義的中國。幾個月前，我們見面時，我問他，“中國，現在還是不是社會主義？”他毫不猶豫地答道，“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極權的資本主義。”因為經濟困難等現實原因，使中國放下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目前，中國政府抱著極權，如同狗抱著骨頭一樣不放。 政府是會變化的，人民是不會變化的。因此，我們談論對話的時候，不要只想到中國政府，還要想到漢民族。他們中的許多知識份子，都支持我們。因此要拓寬與漢民族的聯繫，把我們真正的歷史、文化以及真實的現狀告訴給他們，以及從1974年開始，我們的主張。要讓他們知道真實情況，這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能歪曲，知道嗎？請你們記住我所講的這些話。除此之外，沒什麼更多要說的了，紮西德勒！謝謝！
資料來源：朱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