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拉寺僧人寫給中國主席胡錦濤的信

苦難中,呼籲關注西藏的一份請求書——致胡錦濤主席及有關領導 尊敬的胡錦濤主席: 我是西藏傳統教育最高學府之一、聞名於世的雪域古剎——色拉寺的一名普通的出家僧人。我想在此陳述我在西藏許多寺院所耳聞目睹的情況以及親身經歷。作為一位公民,我有權向政府訴說自己的看法,有權向關懷民眾疾苦的閣下表達我們的心聲。 我主要想說的是:“3•14”事件的發生,難道是我們的責任嗎? 自今年3月以來,以拉薩為主的大多數藏地掀起接二連三的抗議遊行,包括抗議者在內的很多人由此陷入困境,經濟損失嚴重,也有人員傷亡。在藏地發生如此大規模的抗議事件,民心如此不安的原因何在?中央政府簡單地把一切責任推到達賴喇嘛頭上,斷定這次抗議事件“是由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煽動,境內外‘藏獨’分裂勢力相互勾結製造的”,這實際上是強詞奪理,許多漢族知識分子及海外有識之士都譴責了這一行徑。即便有極少數“分裂分子”不顧全體藏人的利益鬧事,可為什麼在祖國大家庭中,享受“翻天覆地”變化的廣大藏族人民,會自覺自願地加入到旨在和平情願的抗議遊行當中呢?如果認為“3•14”事件是在達賴喇嘛的教唆下,由拉薩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僧眾發起,那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所經歷的是:政府對藏人恐怖施威,逼迫僧人破除戒律,褻瀆我們神聖的宗教。事實上,這次和平抗議遊行是我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選擇的抗爭,是一種嚮往自由的吶喊!在各寺院長年累月修持佛法的長者,尤其是年輕僧眾們,認為跟以往發生的抗議事件大同小異,其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侮辱僧學,強行從寺院驅逐僧人。 身為出家僧人,研讀佛理、實踐佛教中的利他思想,是其一生刻苦追求的最終目標,也是藏傳佛教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所傳承下來的寶貴財富。回顧過去的歷史,我們一如既往地認為傳承西藏傳統教育的重要基地是藏傳佛教各寺院,其中包括位於拉薩地區的三大寺。人們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到這些名剎古寺接受古老的智慧,教化求善的人性。可是,政府卻罔顧求法者的虔誠信仰與求知欲望,非常武斷地把僧侶人數統統限定在他們認為可以容易“管理”的數字之內;並且以種種藉口,強行驅逐在寺院多年的僧人,責令他們不得在寺院繼續求學,使得這些遠道而來的僧人,只能在半途放棄學業,不得不返回各自原籍。類似這樣的情況,在拉薩的三大寺,在康地的喇榮五明佛學院,在安多的阿壩格爾登等寺院,一直以來不斷地反覆上演著。政府派遣派出所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員,不定期地對寺院所有僧舍進行突擊檢查,任意搜查僧人的行李,隨意踩踏佛像、佛經以及其他佛教聖物,不尊重任何佛事供具以及僧人的袈裟法器等。 (二)、挑撥師徒關係,強迫與上師對峙。 在寺院中開展的諸多運動中,最突出的是“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本來對於一個國家的公民和宗教信仰者來說,愛自己的祖國和信自己的宗教,是作為公民與信徒的基本準則。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其主要內容是脅迫僧人批判和侮辱自己的上師——達賴喇嘛。公民的宗教信仰權得不到保障,政府不但毫不理會,而且有意強制僧人批判民眾敬仰的宗教人士,玷污神聖的佛教思想,由此招來僧人對政府的不滿。多數僧人因拒絕政府的無理要求,誓死捍衛自己的信仰,或被強行驅逐出寺院,或遭到拘押。這種恣意破壞宗教信仰,故意擾亂僧人正常修學的行為,在藏地寺院與信教民眾中引起極大反感,造成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政府批判達賴喇嘛,為何會激起藏地信教民眾如此強烈的不滿呢?這是因為達賴喇嘛在信教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無法取代的。在藏傳佛教的傳統理念中,達賴喇嘛被認為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之化身,為拯救五濁橫流的世人,尤其為保護在黑暗中掙扎的西藏人,他不斷地乘願轉世,用佛的智慧和利他慈悲的愛心普度眾生,為眾生指明解脫痛苦的道路,所以達賴喇嘛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尊貴無上的如意之寶。在廣大藏地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當你擁有如意之寶,你所面臨的一切困難,將會迎刃而解。達賴喇嘛對我們西藏人來說,就是這樣的如意之寶。可是,政府為什麼要這麼頑固地強迫我們與達賴喇嘛作對並強求我們與他劃清界限呢?政府為什麼竟如此蠻橫地剝奪我們千年流傳下來的宗教信仰自由呢?政府為什麼竟如此阻礙我們傳承祖先留下的偉大文明呢?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三)、三大寺的歷史淵源。 作為藏傳佛教和西藏傳統文化中心的西藏寺院教育,至少經歷了1400多年的歷史。在漫長且曲折的歲月中,西藏的寺院弘揚並保存了人類文明中的奇珍異寶——佛教。公元14世紀,誕生於安多地區、後赴衛藏深造的佛教改革者——偉大的宗喀巴大師,在拉薩建立甘丹寺。在他的影響下,以佛教寺院為中心,理論結合實踐即顯密雙修的修學風氣,傳遍整個藏地。宗喀巴大師將佛教的價值理念,融合於世人的日常思想行為之中,讓人們了解到,如何去敬重為自己傳教授業的恩師,推崇智慧與真理的普世價值;更讓人們敬仰的是,他以佛陀的語錄和古印度先哲所著的經典為根據,並以自己的無礙辯才與智慧,開創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先河。在宗喀巴大師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旨在傳播西藏傳統宗教文化的三大寺院,在拉薩附近相繼建立起來。 這些寺院的建立,對藏傳佛教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貢獻,其影響力輻射到蒙古、滿洲等藏地以外的很多地區。曾在拉薩哲蚌寺求學的安多僧人阿旺尊珠在安多創建名聞遐邇的拉卜楞寺(位於現甘肅省夏河縣境內);同樣,曾在哲蚌寺求學的格爾登仁波切,在今天的四川省阿壩縣境內建立格爾登寺;曾在甘丹寺求學的第一世夏•格丹嘉措,在今天的青海省同仁縣境內建立隆務大寺。總之,在藏人聚居的安多、衛藏、康這三大區域中的格魯派所有名寺,以及所有的德高聖僧和賢明智者,幾乎都與拉薩三大寺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而在三大寺的求法者當中,除了信奉格魯派的僧眾之外,還有薩迦派、噶舉派、寧瑪派、覺囊派以及古老的雍仲苯波教的信徒。 (四)、要實行名副其實的宗教自由政策。 然而,政府罔顧藏傳佛教的悠久傳統,忽略廣大信徒的精神追求,嚴格控制寺院僧人,對一心求法學佛的僧人尤加管制,強行驅逐外來的學經僧人,這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名存實亡的有力證據。 在“3•14”事件期間,全副武裝的軍隊密不透風地包圍拉薩三大寺,並且破門進屋,大肆查抄僧人們的私人物件,搜走達賴喇嘛的所有法像,拿走僧人們使用的移動電話和電腦,甚至連現鈔也統統被沒收。據悉在其他藏地,軍警們還把達賴喇嘛法像扔在地上踩踏,或與垃圾一起燒毀。更令人髮指的是,無端製造謠言,說有些僧人身藏菜刀作為武器,而製造謠言的目的,是為了誣陷僧人是“恐怖分子”,然後作為嚴厲打擊的藉口。 拉薩三大寺的多數僧人都被抓捕、毆打並被拘押長達五、六個月,有些僧人甚至連靴子、袈裟都來不及穿上,就被扣上手銬帶走。在被非法拘押期間,許多僧人並沒指責政府,也沒有為自己鳴冤叫屈,而是通過正當途徑,請求相關領導,釋放他們返回原先的寺院繼續聞思修佛法。可是,一次次的請願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應驗了藏人的諺語:“藏人毀於希望,漢人毀於多疑”。在被拘押五、六個月後,才被押送到各地派出所,由其“認領”,強迫僧人們返回原籍俗家,並被嚴厲警告從此不准返回原先求學的寺院。許多僧人在歷經不幸之後,成為無家無寺的顛沛流離者。目前,這些無依無靠的僧人,在巨大的脅迫和痛苦中,正荒度著人生最艱難的生涯。 (五)、不能非法破壞和毀滅藏傳佛教。 當今是知識信息發達的時代,政府本可以為在寺院求學的僧人提供佛學以及現代知識的教育,而不是讓他們從時空上受到封閉式的管制,然而,政府制定的政策卻限制了寺院的發展,如: 1、計劃生育政策給地廣物博且資源豐富但人煙稀少的西藏,帶來的不但是人口上的危機,更限制了寺院僧團的數量。 2、政府制定的未滿18歲不許出家為僧的法規,也限制了僧團的數量,更影響了僧團的質量。 3、對規模宏大且有良好學習環境的大寺院,政府嚴加控制僧人的入學率,這給有強烈求知欲的僧人無異當頭一棒,失去千載難逢的修學良機。 而政府把宗教信仰自由,僅僅理解為信徒可以手持念珠在轉經路上磕頭,或者善男信女可以在山頂水畔掛經幡、撒“隆達”等,甚至把這些表面現像解釋成中國正在執行真正的宗教自由政策(見政府製作的《從歷史上看西藏》影片中);把這些表面現像當作宗教信仰自由的證明到處宣傳,這其實對國家、民族和宗教事業的發展毫無益處。 僧人在年紀幼小時被拒絕進入寺院接受正統佛學的基礎教育,到成年後,即便允許入寺學習,學習的最佳年齡已逝去,所以很多僧人雖在18歲之後被允許入寺,苦學多年,但在佛教學業上的長進並不大,其結果是,佛教事業的未來之路越來越窄,傳承佛教慧命已危在旦夕。而政府經常對外宣稱,撥款維修了某某寺院的佛殿,舉辦了“拉讓巴格西”學位的考試等等,而可以考取格西的資格,竟然首要是“政治過關”,並不是佛學有成。因此,實際上,這些都是非常表面化的與真正的佛教修學全然無關的“面子工程”。 與“文革”前的三大寺比較,僧人數量實則驟減十倍。如色拉寺在“文革”前有9900名僧人,現在只剩850多人;哲蚌寺以前有10000名僧人,現在只剩1400人;甘丹寺從前有5400名僧人,現在只剩400人。至於目前,三大寺因為許多學經僧遭到驅逐,剩下的僧人更少。按政府的統計,現在西藏自治區僧尼人數為74500名,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有1700餘座,可是,真正有機會修習佛法、學習佛教理論的僧人,其實只占所有僧人的百分之十。若不懂得佛法及佛教理論,怎能繼承和弘揚藏傳佛教呢?而不尊重宗教信仰權益的社會,又如何能夠把“和諧社會”的理念普及到雪域高原呢? (六)、藏傳佛教寺院不是文物保護單位或旅遊觀光勝地。 政府投資大量資金修繕寺院,確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但是政府更需要加強寺院教育事業的力度,讓傳統悠久的佛教文化發揚廣大,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展示黨的宗教自由政策之光芒,得到廣大藏族人民的衷心擁戴。然而,如果將藏傳佛教寺院,僅僅當成一個文物保護單位,這就過分簡化了佛教寺院作為文化中心的功能。若是這樣,現存的所有寺院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因為違背了當初創建寺院的目的和需要。 每一座寺院創建的目的,在於傳播佛教文化的精髓。西藏佛教寺院的形成,是藏族先哲們融會貫通佛陀智慧的奧義,以及通達古印度哲人們的思辨之後,結合藏地獨特的歷史環境和人文景觀,逐漸在雪域高原形成了傳播大乘佛教“智慧與慈悲”理念的寺院體系。傳播奧妙深意的佛教原理,通過對佛法的聞思修,為芸芸眾生指明離苦得樂的根本。當然,轉繞佛塔,磕頭禮拜,進香供養,朝禮聖地,掛經幡,瞻仰大德遺容,以及修建寺院、雕鑿佛像和繪畫唐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能夠消除我們的業障,積累一些世俗的功德,但是佛教的慧命必須通過經院哲學的系統教育,必須通過切切實實的聞思修,才能最後證悟佛法。因此,如果把佛教寺院當作文物保護單位或旅遊觀光勝地,那麼寺院的作用就消失了,還不如由政府投資修建一些陳列文物的博物館更合適。 (七)、歪曲真相和分裂民族的罪魁禍首不是我們。 在關於“3•14”事件的宣傳中,常常可以看到幾個身披袈裟的“僧人”在拉薩街頭“打砸搶燒”的鏡頭。這些精心拍攝的鏡頭,在國內外的新聞媒體中反覆播出,給世人製造西藏僧人在拉薩街頭“打砸搶燒”的效果,留下了抹之不去的遺憾和陰影。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3月10日至12日,拉薩三大寺的僧眾以和平方式請願遊行,遭到全副武裝的軍警圍攻。這也是我的親身經歷,我們手無寸鐵,卻被軍警發射催淚彈,並用武器野蠻毆打,而這些可怕的鏡頭,從未在新聞媒體中出現過。反而,我們為消除催淚彈的毒氣,往自己身上澆水,被誣陷成僧人向軍人身上潑水。媒體還偽造個別僧人手裡拿著石頭的照片,作為西藏僧人暴亂的證據大肆傳播。這種不顧事實的歪曲報道,說明政府部門的有些官員,習慣弄虛作假,這是他們心胸狹窄、推卸責任的表現, 實在讓人噁心。 我們希望並相信歷史能夠澄清所有的事實。現在,聽說在中國內地很多城市裡,看到身穿袈裟或藏服的人,會報以異樣的目光,甚至很多賓館飯店拒絕給投宿藏人登記。那些利用媒體的傳播來歪曲事實、肆意破壞民族感情的人,雖然平常總是巧舌如簧地宣傳“民族團結、祖國統一”,但在民心不穩的緊要關頭,卻故意挑撥民族之間的矛盾,他們如此所為,居心何在? (八)、人民期盼的不是政府的口頭承諾,而是實際行動。 目前,中國政府對各個宗教提出新的要求,即宗教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這個觀點很好,有助於社會的和平發展。但是任何一種理論及觀點,一旦脫離了社會實際,不能直接服務民眾的時候,其意義便化為烏有。宗教也是從社會發展中產生,從歷史進程中演變過來的,所以,宗教事業隨著社會同步發展是其本身長盛不衰的保證,歸根到底與人民的利益息息相關。然而如果不培育德行崇高的佛教人士,如果不給予名副其實的宗教自由,卻空口高喊“宗教要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根本解決不了實際中存在的許多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央政府及相關領導的明智決策。為此,我們在令人寒心的曠野中,急切盼望中央政府實事求是的政策的光輝,普照到我們生活的土地上。 最後,我祈禱:祝願國泰民安!祝願各族人民團結友好!祝願自由的陽光照耀中華大地! 扎西德勒! 色拉寺僧人 更敦巴(化名) 2008年10月7日,於被逐出色拉寺的顛沛流離中寫。 (注:信的原件是藏文,見藏文網站Khabdha。信已譯成英文,見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0/sera-monks-petition-to-hu-jintao.html。中文譯者佚名。)


資料來源:更敦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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