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藏人大會討論提案
達蘭薩拉即將召開全球藏人代表大會，討論未來流亡博雄（藏政府）應該採取的路線與方法。緊接著在中國統戰部副部長的新聞發布會之後，關心西藏未來的人，可能都會問，博雄會怎麼辦？西藏何去何從？在此，有幸獲得哈佛法學專家洛桑森蓋（Dr. Lobsang Sangay，圖中左邊數來第二位）的賜稿，在藏人代表大會即將召開前夕，將他的想法與中文讀者分享。他的態度溫和，方法務實，分析清楚，有許多值得臺灣人效法學習的地方(臺灣懸鉤子) 達蘭薩拉全球藏人代表大會：討論提案 Phayul[Wednesday, November 12, 2008 23:57] Agenda for the Special Meeting in Dharamsala: By Dr. Lobsang Sangay 幾年以前，一個有名的中國知識份子告訴我，中國共產黨精明狡滑得不得了，即使一個官員對你微笑，他都是在會談一個月之前就被囑咐要這樣做的。每件事都經過仔細計算，按照劇本演出，沒有例外。 回憶起他的話語，我有一種懷疑，那就是這次尖酸怨毒的新聞發佈會的時機，偏偏就選在達蘭薩拉要召開世界藏人代表大會的一個禮拜之前，並且由兩位負責與達賴喇嘛進行磋商會談的官員所主講，我覺得可能是一種想要挑釁藏人的陷阱或誘餌，特別是想刺激那些即將參與達蘭薩拉大會的代表。中國官員主要的指控，就是會談失敗的原因:都是達賴喇嘛使節的錯，他們既沒誠意，又以自治作為幌子，來遮掩獨立的真正目的。 現在如果藏人代表大會真的作出決議，說想中斷雙方的對話過程，並且追求獨立，那麼中國方面就會如獲至寶，說：「我們早就說過了！看達賴喇嘛與他的使者終於露出真面目來了！他們這麼多年來都是在欺瞞國際社會，一直就是想要追求獨立的！」當然我不能肯定斷言中國政府的用心即是如此，但中國涉藏的強硬政策一直持續到現在，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很重要的是，參加大會的代表應保持一種冷靜、矜持而且理性的態度，不論在使用的語言，還有在提出的方案上都應如此。 讓我坦白說出我對此事的觀點如何：中國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所作出的指控，是不能接受的，也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我一直都相信、宣講、也寫過文章，分析雙方對 話之所以缺乏進展，完全是中國政府的強硬政策所導致的。「故鄉網」有一篇文章錯誤地引用了我的話，又被嘉央諾布再重覆了一次，因此讓我以《東亞與國際法雜 誌》(the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2008年8月號的一篇文章來澄清我的看法。根據《紐約時報》紀思道在8月7日與14日所寫的專欄，我推導出來的結論是： 達賴喇嘛已經充份地闡明，他願意接受今日（西藏）的現實，那就是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指導的意識形態，以及共產黨作為治理圖博的行政 系統。事實上，達賴喇嘛單單只想要中國政府具體地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會影響到藏人的法律。從一個磋商談判的角度，這是達賴喇嘛所能採取的最 妥協的位置。 上述的引文，就是我在10月27日在美國華府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與巴黎的研討會裏發表的，而且也會在來日，於東京、達蘭薩拉、墨爾本與雪黎發表。 尊者達賴喇嘛一直竭盡所能地保持著彈性，而他已經沒辦法再讓步了，而該有所回饋的是中國政府。事情就是如此。如果讀者有興趣的話，在威爾遜中心的討論會內容錄影，不久的未來可以在這裏看到。 現在讓我說說我對達蘭薩拉會議中可以討論的事情、也會謙卑地提出一些建議。專家們已經下了結論，任何非暴力運動必須遵循三項原則才能成功：團結、計畫、紀律。沒有這三大綱領，任何運動都沒辦法成功。有了這三樣，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能增加成功的機率。但最終，任何運動的成功都倚賴國際的環境與時機。這一點 似乎恰好與藏傳佛教的語彚，業力(Leh)的觀念類似。 讓我先解釋這三個原則，再談如何運用在西藏與達蘭薩拉的代表大會之上。 先論國際環境與時機的重要性，讓我從聖雄甘地與納爾遜‧曼德拉開始講起，這兩位常常被標榜為非暴力運動的領袖楷模，也是領導運動獲致成功的人。我們也可以說他們雖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們的成功一部份是因為國際環境與時機所造成的。甘地在南非領導印度人的平權運動，然而卻無果而終。他回到印度，成功地領導了印度的自由奮鬥。如果甘地的領導是印度達成獨立的唯一因素的話，那麼印度就應該變成亞洲各國的例外：然而緬甸與史里蘭卡也在同一時期（1948）年獨 立了，其因素大致上是因為全球反殖民主義的風潮，還有大英帝國伸展太廣，無以為繼。如果領袖個人就是決定性的單一原因的話，那麼甘地應該在南非就獲致成 功，就好像他後來在印度一樣；但事情並非如此。 在南非被認為成功的人是納爾遜‧曼德拉。雖然納爾遜‧曼德拉一開始乃領導非洲人國民議會(African Naitonal Congress, ANC)，他在早期甚至加入組成了一支主戰的派系，他卻比較屬於象徵人物，而不是真正執行實務的領袖，原因是他被囚禁了二十七年，而且大部份時間都是處於 單獨禁閉的情況。然而，他卻存活下來，趕得上目睹全球環境變遷及反種族隔離的浪潮，而後者的最高點就是他獲得釋放，並且被選為民主南非的首任總統。這位無 與倫比的歷史人物，並非親自獻身於ANC的事業，但他象徵性的領導地位以及長壽，再加上國際環境與時機的因素配合，因此擁有了極大的影響力。 這一點是很簡單的：如果國際環境與時機都對的話，而且博巴又能夠遵守三大原則，那麼藏人就能達成他們的目的。然而，如果時機與環境對我們不利－－或者，以佛教的話來說，我們沒有好的業力（Leh/Karma)－－那麼事情會持續下去，如爬陡坡上山一樣困難。 在此脈絡下，達蘭薩拉的藏人代表大會如果還是落入「讓贊」（獨立）與「吾邁朗」（Umey Lam，中間道路）路線辯論的窠臼，那就太可惜了。博巴辯論這兩條路線的歷史已經有數十年了，再花數十年也沒辦法拍板定案。當然，此一現象也不是藏人獨有，過去與未來的其他運動都有同樣的對話與爭議。可是就如同我之前提到的，我們的目標不是此運動的最重要成份，因為運動的成功與否將由國際的環境與時機來 決定。不管藏人決定追求什麼樣的目標，如果環境與時機不配合，那麼就無成功的可能。 有人害怕，這兩個團體漸漸愈來愈像兩個針鋒相對的政黨。很不幸的是，有些贊成讓贊的人聲稱他們比較愛國，並且指控吾邁朗派不惜犧牲為了獨立而死的百萬藏人性命。在另外一方面，某些贊成吾邁朗的人指責親讓贊的人既不忠心，又是反達賴喇嘛的叛徒。要說某一派比較愛國、比較忠誠，本來就是容易造成兩方嫌隙的，就 好像我們在最近美國總統大選所觀察到的一樣。要避免此事發生，我們一定得避免貼標籤、結黨成派、或使用惡毒的語言來批評對方。 最令人困擾的傾向是，雙方都挑選西藏最近抗暴事件的部份證據來作為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贊成讓贊的人，特別標榜抗議者舉著雪山獅子旗，又喊叫著「博讓贊」 的口號，因此下結論說西藏境內的博巴就是支持獨立。吾邁朗的人則指出許多博巴高喊「達賴喇嘛萬歲」又舉著他的照片，因此起義就是為了支持吾邁朗。 流亡藏人從西藏境內起義所應該學習到的教訓，不應去區分「讓贊」或「吾邁朗」，因為西藏境內的藏人都有不同的觀點，就好像流亡的藏人一樣。雖然他們的看法不同，他們團結起來一致抗議了，並且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聽說，一些藏人允許或禁止某些特定的口號，或者彼此分裂成為不同的團體。值得佩服的是，他 們並沒有為了誰是贊成讓贊，誰是贊成吾邁朗而發生爭吵；他們都被等同地處罰了。藏人所應學得的教訓就是，團結第一，團結至上。許多專家也證實，不能團結，運動是一定會失敗的。唯色也同意，團結在此關鍵時期，乃是最重要的。我們只有兩條路：團結一心，否則就是一敗塗地。 達蘭薩拉的藏人代表大會，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焦點放在意識形態或目標之上，而是謀略。謀略有兩類：策略與技巧。就策略而言，三個主角與因素交織，以決定運動的結果。這三個主角／因素是：1)我們的同胞，包括流亡與境內的；2)反方，亦即中國政府；3)國際社會。任何策略都應該把這三個主角與因素考慮進來， 並且根據這些提出行動的方案。技巧則是個別的事件與行動，例如決定性的絕食抗議，有創意的抗議活動，以及有創造性的對談，等等。 藏人應該面對中國強硬派可能會追求的三大策略：1)等候達賴喇嘛的過世；2)將藏人分裂成為流亡與境內兩個不同的團體；3)想辦法讓流亡政府崩解。我們應該採行三個並行的反擊策略： 1)請求聖尊達賴喇嘛認證一位第十五世達賴喇嘛： 中國強硬派的策略，就是等候尊者達賴喇嘛的去世，（我們當然都希望尊者身體健朗，壽命長久），但指定第十五世達賴喇嘛的話，將會預先防止他們此一策略的成 功。當然中國政府將會提出政治上的反對，但即使博巴遵守轉世的傳統儀軌，選出下一世繼任者，他們還是一樣會反對的。為了掌握第十五世達賴喇嘛，中國政府將不惜花費數十億美金，因為只要他們的人選成為合法的繼任人，對於博雄（藏政府）將是致命的打擊。 為了避免這樣的後果，就好像聖尊自己都在專訪中提到的，他若指定一個大約十五歲或二十歲的年輕人作為繼任者，將是明智的作法，而且鑑於中國與印度為了阿魯納恰爾邦主權的爭議，若是這個年輕人擁有門巴(Monpa)的血緣就更好。 大家都認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就是目前這段悲劇西藏歷史的主要資產。因此最佳的情形是，選出一個很像第十四世尊者的第十五世達賴喇嘛，而這個可能性又會因為下一世就是受到此世尊者的教育與培養而大大增加，也會因此增加他的可信度與領導的能力。 認證繼任者這件事，宗教傳統上是有前例可循的，包括尊者達賴喇嘛自己的一位老師都曾這麼做過。更重要的是，藏人相信轉世的喇嘛是藉由懷孕的母體子宮而乘願 再來的。然而，透過母體的子宮的再降生，只是一個過程而已：重要的是轉世的喇嘛透過母體的子宮轉移靈魂／意識的能力。如果如此的話，這位喇嘛可以主動選擇，利用同樣的神秘的靈性力量，將靈魂／意識轉移到一個成人身上。流亡政府就會立刻擁有一個可以繼續領導他們的第十五世達賴喇嘛，並且避免了歷史上達賴喇嘛傳承之間種種動盪，也因此會有效地挫折中國強硬派的期待，認為流亡政府會隨著尊者的圓寂而削弱。 第十五世達賴喇嘛應該是一位如同泰國國王一樣，立憲君王一樣的精神領袖，而政府的責任與每日的行政事務將會由民主選出的總理來擔任。這應該會讓藏人擁有雙重的合法性，他們不僅有靈性上的皈依（對傳統的藏人非常重要，包括西藏境內者）還有民主的領導人（對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是很重要的。）這兩大意識形態，也會成為抵抗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利器。 2)境內與境外藏人之間的區分 為了顯示對於西藏境內藏人的支持，只用空洞語言來形容他們的犧牲是不夠的。流亡藏人一定要積極的表達他們的尊敬，並且提供人道的援助。流亡的藏人必須制定 一個支援與團結的紀念日。他們應該創立一支援基金會，好教育那些死於最近西藏起義的人的孩子。對牧人與農人來說，也許提供母犛牛與羊，可以幫助那些家裏的 經濟支柱不幸被殺死或被囚禁的親屬，給他們一些救濟。藏人在世界各地的組織，可以肩負起募款的責任，而個別的藏人可以形成團體，在他們自己的社區裏領養照顧一兩個孩子。 即使基金會能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也不能幫上太大的忙，此一舉措也會讓境內的藏人感到獲得支持，看得到他們流亡的弟兄們確實關懷他們的具體證據。而這種團結感將會長久地維繫這兩個分開來的家庭。當西藏境內的藏人逃亡出來，他們會看到流亡的藏人為了紀念他們在西藏境內的同胞而遵行的「支援與團結紀念日」，他 們也會覺得十分感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一個節日是紀念西藏境內與境外的藏人的。現在是我們應該制定這樣特別的節日的時候了。就好像猶太人在他們的逾越 節晚餐後所說的：「今年在流亡，明年在耶路撒冷，」我們也可以在團結日結束時，說出同樣的祈願：「今年在達蘭薩拉，明年在拉薩。」這樣的儀式將會給不同的世代帶來情感上的連結，也會給境內與境外的藏人帶來命運與共的感覺。 3)防止流亡政府的崩解 因為流亡政府就是運動的中樞，我們必須保存並且延續它，沒有它，運動就會消逝散去。然而，我們缺乏世界其他地方民族得以積聚支持那樣的自然資源與龐大的人 口。根據報導，全世界有五億佛教徒，其中兩億在中國，但因為中國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力太大，我們很難接近這些人，也沒有辦法形成聯盟。那些跟我們宗教類似又有族群上親緣關係的，如不丹人、卡爾梅加人與蒙古人，人數太少，國力也不強，即使他們願意的話，也不能提供太多援助。因此，每個藏人還是應該扛起此重責大任，而特別重要的是，年輕世代必須積極參與肩負博雄未來的榮耀與責任。為了強化與延續流亡政府，就好像其他國家的選民一樣，藏人需要一千位百萬富豪，或最好是億萬富豪來提供經費，一千位專業人士來提供科技援助、knowhow，一千位博士人才來提供政治與策略上的專業知識，以服務中國、亞洲、歐洲、北美洲 與世界其他地方脈絡下的西藏運動。 第四－－也是我最鍾愛的－－我們必須有一千位律師，可以為西藏辯護，提出訴訟，抵禦譭謗，而且為西藏運動提供領袖人才。不意外的是許多成功運動的領袖都是律師，例如甘地、尼赫魯、納爾遜‧曼德拉與亞伯拉罕‧林肯，最後一位也就是結束美國黑奴制度的一位。巴拉克‧奧巴瑪，是一位受過哈佛法學教育的律師，他就將不可能的變成可能，在一個白人為多數的國家成為第一個黑人總統。即使是在中國，傳聞為下一代接班人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都擁有法律學位。 如果想領導西藏運動，藏人訓練自己為律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個法律的學位得以打開的大門，將是收入穩定的職業，以及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國際組織或個人事務所等不同單位之間轉換的可能性。得到法律學位將是個人與民族雙贏的方案。只需要大學學位就可以當領袖的日子，將會很快結束，而我們必須試圖成為好像是美國境內的猶太人與亞裔少數一樣：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力國家裏，學歷最佳、最富裕、最有權力的選民。博巴的目標不應該只是得到學位，然後穩當營生； 還應該是獲得高等學位，過著富裕的日子，又積極地為民族效力。現在就是我們把目標拔高的時候，追求的不只是自力更生，還得出類拔萃。 最後，我們必須繼續與中國人民對話的策略，而且，就我們其中部份的人來說，是必須持續與中國的學者與學生對話。因為如果我們研究最成功的非暴力運動，就會發現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對話，只有透過對話成才能達成他人對我們的理念的支持與瞭解。甘地與英國各種職業的人見面，尋求支持，包括當時有名的演員，卓別林。當然，甘地還有海軍准將艾德蒙‧史萊德（Sir Edmund Slade）的女兒瑪德蓮‧史萊德（Madeleine Slade）小姐的大力支持，她因為對甘地的忠誠而得到「米拉巴伊」(Mirabai，一位在印度很受歡迎的十六世紀女詩人)的暱稱，並成為他與外國通信的秘書，當他閉關時也陪同一起。同樣地，曼德拉與ANC積極地尋求南非國內阿非利卡人（Afrikaner，又譯荷裔斐人）的支持，而馬丁路德金恩則獲得許多美國白人的支持，與他們一起遊行同唱"we shall overcome"（我們將會克服萬難），而且果真做到了。 我們需要記住的是，就是白人的阿非利卡人，戴克拉克（F.W. de Klerk）簽署了曼德拉的釋放令，與他協商，並且分享政權移轉的責任，並且把職務交接給曼德。是白人的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1860年結束了美國的奴隸 制度；白人的總統林登‧詹森在1965年簽署了民權法案，讓非裔美人獲得投票權，而現在也是白人的多數將票投給巴拉克‧奧巴瑪，使他成為美國的總統。所以對話、瞭解與合作就是非暴力運動獲得成功的屢試不爽的技巧。 我們還必須記得一百五十年前，美國是有奴隸制度的，但每一位反抗逃離主人殘酷掌控的人，都找到了營生，並且為他們的尊嚴與權利而奮鬥，送他們的小孩到學校，一世代又一世代地主張他們有權投票，有權擔任公職，整體集合起來，終於成就了巴拉克‧奧巴瑪當選為美國總統。同樣地，如果每位藏人都努力參與運動，帶著決心、奉獻與勤勉，再加上不屈的團結，周密的計畫與非暴力的紀律，圖博運動就能夠壯大持久而成功，就好像許多其他的運動一樣。如果環境與時機是對的，我們將會克服萬難，而那一天指日可待！ 我期待在藏人大會上能聽到更多想法與實質的對話。 今年在達蘭薩拉，明年在拉薩！ 扎西德勒 2008年11月12日波士頓 (洛桑森蓋博士是哈佛法學院的資深研究員，也是美國亞洲學會（Asia Soceity）－－一個以紐約為基地的全球組織－－所選出的二十五位亞洲青年領袖之一。) http://lovetibet.ti-da.net/e2425732.html
資料來源：洛桑森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