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學者：北京抓不住藏人的心
由於最近20年西藏相對風平浪靜，上月突然掀起的抗議浪潮令北京瘁不及防。自上世紀80年代西藏發生騷亂後，中共對西藏實行兩手抓政策，即一方面對異見人士嚴懲不怠，另一方面積極幫助發展當地經濟。北京希望，經濟繁榮能拉近這個多事之地同中央的距離，增強向心力，並使藏民明白能為他們創造更美好明天的是中共，而非達賴喇嘛。
京藏鐵路建成開通便是該政策的體現之一。該鐵路也是北京向外界展示其對西藏政策充滿自信的表現。西藏自治區的大門逐步向遊客打開，曾淪為異見人士溫床的寺廟已被允許恢復正常活動。
然而，過去數周發生的事件卻折射出，北京當局還是沒讀懂藏民的心。它並沒有意識到，西藏社會是一個認為精神重於物質的特殊社會。
不管國內的宣傳機器如何妖魔化達賴喇嘛，動輒給他扣上“險惡的分裂分子”的帽子，在藏民心裏，他依舊是精神領袖，是活佛。再多的政府補貼，再多的鐵路，也無法撼動這種堅定信念。西藏問題無關“獨立”，其實質是信仰崇拜的自由。這才是對西藏問題的正解。在西藏，信仰自由同對達賴喇嘛頂禮膜拜是同義詞。
看看到處飄揚的經幡，聞聞空氣中四散的燒香味和酥油味，拉薩各個寺廟終日人頭攢動，便可知宗教信仰在西藏早已浸肌淫髓。正是對宗教的篤信虔誠，使得西藏同中國其它世俗地區格格不入。
1949年中共上台之前，宗教信仰就被當作封建迷信思想遭到批判。漢族地區的宗教信仰和西藏盛行的佛教大相徑庭。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乃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同大概在公元1世紀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比較，前者重實踐輕精神。因此，佛教始終未能在中國的思想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76），中國的多層次哲學和宗教歷史遭到無情的鞭撻，全國各地的寺院以及用於參拜的設施悉數被毀，和尚被拉到街上示眾批鬥。在那個年代，人們只可學習當政者向百姓灌輸的共產主義思想。任何宗教及意識形態都被列入要被破除的舊思想的名單。
改革開放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刮起了一股“一切向錢看”之風。在“金錢崇拜風”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時，宗教復興也在中共的首肯下悄然而至。向來自稱無神論者的中共不再是革命黨，早已轉變成以維持統治為首要任務的執政黨。中共很明白，孔孟之道、佛教等強調和諧有序的傳統哲學可以為己所用。
國內的信仰自由度不斷提升，北京仍把宗教自由這匹馬的韁繩緊緊攥在手裏。寺廟住持、清真寺教長和教堂教主都由中共親自欽點。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必須註冊。在中國，獲得宗教自由的前提是信徒必須承認中央政治局，而非宗教領袖，是最高權威。
自1951年北京和梵蒂岡交惡以來，中國的天主教徒就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新教徒中盛行的“家庭教會”（教徒在家中或合法教堂以外的地方舉行的非正式聚會）屢屢遭到當局的打壓。
除了官方正式批准的佛教、伊斯蘭教、道教、新教和中國天主教以外，對於其它宗教的信眾，當局總是帶著有色眼鏡看待。
印度北部神人諧和派（Radha Soami）的一名中國籍成員說，“我甚至不敢告訴朋友我吃素，以免他們用異樣的，懷疑的目光來看我”。
西藏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共扼殺那些拒絕對之俯首帖耳的宗教信仰，以及藏民對達賴喇嘛始終如一的頂禮膜拜。
2006年夏天，筆者曾以搭乘京藏鐵路首發列車記者團成員的身份走訪拉薩。所到之處，筆者的印度籍身份總能激起當地百姓的激動情緒。從路邊的攤販、布達拉宮的喇嘛，到拉薩的地陪及上了年紀的朝覲者，無一例外總要跟我聊聊達賴喇嘛。許多人還拿出隨身帶著的達賴的照片給我看。須知，北京當局禁止私藏有達賴畫像的物件。
可以說，沒有崇拜達賴的自由，西藏的宗教信仰根本就是一句空話。西藏的喇嘛每天都不得不違心地譴責他們心目中的活佛－達賴喇嘛。不僅如此，中共把自己硬加入西藏的宗教儀式當中。北京最近自稱是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唯一的認可者，任何轉世活佛都必須獲得北京政府批准才算數。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去年更大言不慚地說，中共中央委員會就是藏人真正的活佛。
遺憾的是，北京竟然也想到，這些褻瀆活佛的言論會激起民憤，信眾心中的怒火終會如火山般爆發。
例如，在將牛奉若神明的印度，一頭牛被宰殺往往會引發暴亂，釀成血流成河的悲劇。又如，丹麥報紙刊登的描繪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在全世界引起暴力抗議。不少人認為，對西藏精神領袖不時的惡意中傷和違心譴責，同樣會帶來嚴重後果。
在西藏問題上，北京採取“拖”字訣－等到達賴兩腳一伸，事情就好解決了。它滿以為，達賴不在了，藏人自然會更看重北京承諾的物質繁榮，慢慢淡忘沒給他們帶來實質性好處的佛活。
然而，這恐怕只是北京的一廂情願。一位藏人堅定地表示，“我們（藏人）永遠不會被錢收買。我們的靈魂不是用來換錢的”。
30年了，藏人對北京釋出的善意依然不買帳。既然無法改變或鉗制藏人對達賴根深蒂固的信仰，何不乾脆大大方方接受既成事實？
「亞洲時報在線」作者Pallavi Aiyar (印度學者) 譯者 寸草心
資料來源：Pallavi Aiy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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