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局在事後將此次西藏事件定調為「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並指控是由「達賴集團有組織、有蓄謀、精心策畫和煽動起來的。」但北京此舉事實上是自毀其苦心經營的國際形象，明顯得不償失。此次事件也暴露出北京的西藏政策長期以來所存在的盲點：即試圖將西藏問題簡化為達賴問題，並期待西藏問題可以「自然解決」。
北京治理西藏的政策有兩個基本主軸，一方面利用經濟建設等誘因來拉攏藏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推廣所謂的「愛國教育」來改造藏人的思想。基本上是希望以懷柔及高壓手段，來降低達賴喇嘛及宗教對藏人的影響力。北京的認知是，由於達賴喇嘛在西藏社會中的崇高地位，自然是西藏獨立/自治運動的主要核心。
雖然達賴喇嘛在一九八八年後改以「高度自治」的「中間路線」為基本政策，但中國當局並不信任達賴喇嘛及流亡政府。自一九九三年後，北京便以達賴沒有誠意為由，拒絕與達賴喇嘛的代表進行會談。事實上，這是北京的策略應用。因為中國內部評估，只要等到達賴過世，西藏問題就可「自然解決」。
北京如意算盤是：一旦達賴喇嘛過世，沒有其他的藏人領袖有類似的權威及國際聲望可繼承其地位，西藏流亡社會甚至可能會因為不同派別而難以凝聚，西藏流亡政府也將因為失去強力領導人而失去對藏人的號召力。再者，根據傳統的輪迴轉世制度，北京當局定會重演推舉十一世班禪的模式，強行指定十五世達賴喇嘛，並藉此來強化它統治西藏的正當性。
為了破除北京這種思惟，達賴喇嘛先後提出過不再轉世、轉世在西藏以外地區、藏民公投決定是否延續轉世儀軌、由高僧中選出領導人，或指名選定領導人的不同方案等，希望北京不要消極等待西藏問題可以如其構想解決。
除此之外，北京的這項設想，也早在二○○○年十七世噶瑪巴喇嘛出走印度後受到挑戰。不同於「兩個班禪」的爭議，十七世噶瑪巴喇嘛的地位是同時受到北京當局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認可，有其象徵性。在達賴喇嘛的支持及培育下，年輕的噶瑪巴喇嘛不無可能成為西藏流亡政府的過渡領袖，擔負起領導藏人社會的責任。事實上，海外一些流亡藏人已將噶瑪巴喇嘛的相片與達賴喇嘛相片一起公開懸掛。
換言之，西藏問題未必如中國的預期，在達賴喇嘛過世後便「自然解決」。這多少可以解釋為何北京於二○○二年九月後，不得不再度接納達賴喇嘛的特使進行對話。不過，北京當局仍拒絕承認這是雙方的正式接觸。顯示中國在處理西藏問題時，其立場仍顯得強硬，也不願意與達賴喇嘛妥協。但北京忽略到，若不是達賴喇嘛的非暴力主張，西藏情勢可能會更加惡化。
達賴喇嘛已表示，如果西藏暴力衝突繼續惡化以致失控，他將引退。屆時，西藏問題不旦無法解決，北京可能反而必需面臨更多的挑戰。西藏問題不僅僅是所謂的達賴問題而言，此次示威事件引發的衝突也顯示，無論達賴喇嘛在位與否，若中國無法徹底滿足多數藏人的情感、文化及自治需求，西藏問題永遠是座火藥庫。
北京應該改變思考，與達賴喇嘛合作，並藉其威望與影響力，找出北京及藏人社會可以互相接受的方案，才是西藏長治久安之道。
（作者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資料來源：方天賜(台灣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