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導母語概念•
所謂藏文班，指的是西藏境內有藏語文課程授課的班級。目前，除了藏文授課，“藏文班”與漢人子弟所在班級的授課沒有區別。一個“藏文班”出身的藏人，給我講過他上中學時的經歷：根據班裏學習委員的要求，將“語文”作業本交給了學習委員，可是學習委員卻把作業本退還給了他，他問緣故，學習委員答曰：“我要收的是‘語文’作業本，你那是藏文作業本”。朋友怒道：“‘語文’？藏文就是我的‘語文’！”
的確，在西藏各所學校的課程表中，赫然寫著“語文、數學、藏文”等課程名稱，所謂的“藏文班”也不例外。部分藏族學生也習慣將“中文”說成“語文”。且看西藏的小學教科書，“藏文班”所使用的中文教科書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中文課本封面上印著中文“語文”的字樣。
我們都知道，本民族的口頭語言，以書面形式寫成的文字就叫“語文”。顧名思義，“藏文班”的學生都是藏人，而將藏人學生使用的中文教科書命名?“語文”，長此以往，在一般藏人學生的潛意識中，會起到將中文誤認?是母語的誤導作用。如果這不是無意的，那?是不是就意味著一種殖民教育？
從現狀來看，我認?“藏文班”只是一個除了教授藏文課程外，其他教學內容與漢人學生所學課程沒有任何區別的學習機構。與二十多年前的“藏文班”相比較，現在的小學課程中，除了藏文課之外，其他課程中基本上不用藏文教學。所以，現在的“藏文班”將成?一個迫使藏文葬送于本民族學生手中的“葬文班”。
當然，現在的藏文課本上，也用藏文打上了“語文”的書名，但問題在於對學生而言，面對兩種“語文”，藏文和中文哪一個才是屬於自己的“語文”？我的朋友在中學時期，曾問過他的藏文老師相關問題，得到的答案是：“這是敏感問題，我不想被人戴上‘利用講臺歪曲西藏歷史’的帽子。”的確，曾有過一些藏人教師因大談類似問題，而被冠以類似“罪名”入獄的先例。
•灌輸政治辭彙
日本佔領中國滿洲期間，根據其《思想矯正法》的規定，對當地中國人開展了大規模的奴化教育，其方式包括以日語教育?主，漢語?輔，但初期也有儒家教育課程。不過日本人初期對中國學生進行儒家教育的目的，肯定不是幫助中國人牢記自己的本土文化，否則，沒有必要在當時的滿洲推行《思想矯正法》。與當年的日本人相比，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教育政策，也有很多大同小異之處，如利用藏民族語言文字，給學生大量灌輸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辭彙和思想，如“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等。
•回避史實
因?經不起歷史的推敲，所以在西藏的教科書中，從來忌諱給學生教授遠至吐蕃時期的“蕃唐戰爭”，近至1959年的“拉薩事件”等客觀史實；也從來不在藏文課程中講述有關藏人祖先或文化發祥地等細節，甚至很少有內容涉及民族風俗。如此一來，將西藏本土的藏文實行空殼化教育，只保留藏文字作?一種交流工具的基本功能，再輔之以中國的國家主義、大民族主義以及共?主義的意識形態作?主要內容，將藏文蛻變成一種被利用的政治工具，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藏文的使用率並不比中文少多少，而這是?了推銷“革命思想”，需要暫時使用這個文字作?工具，但由於當時的廣大“翻身農奴”別說中文，就連會熟練使用藏文者的數量也較有限，於是書寫政治標語的任務，自然地落到了當時的“鬥爭物件”們的身上，藏文字也就隨處皆是了。當然，在這個時期，各學校的藏文課程有過數年被禁的厄運。
•取消藏文授課試點班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胡耀邦執政期間，西藏的語文教科書雖然仍沒有脫離作?意識形態教育工具的特點，但就使用和發展民族語言文字而言，迫於“形勢的需要”，也的確獲得過中國政府自1959年以來最大程度的重視。西藏的語文課本中首次出現了布達拉宮等名詞，但這也是?了配合向學生講述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民族團結”的“佳話”而不得已?之的，剩餘的內容則全是與藏文化風馬牛不相及的類似共產黨發家史的“紅色典故”。
但隨著中共務實派的倒臺，西藏語文的發展水平又回到了本文開頭的那種狀態，如語文課時縮減，取消八十年代“藏文班”中設置的用藏語教授數學、自然等課程，並完全由中文代替所有非西藏語文的課程。
•控制教師
現在，如果想當一名藏語文教師，藏語文水平並不是唯一的考核標準。除了具有中國政府開辦的師範類學校的畢業證書外，還應在此間學習中文、馬列經典及中?共產黨的相關理論知識。當然，藏語文教師學習這些課程，教材都是中文版本的。所以，不懂中文的藏語文教師，根本無法進入官辦學校的師資隊伍。如此嚴格的准入門檻，使得官辦學校的藏語文教師與所有藏人一樣，人人頭上似戴上了一個無形的政治緊箍咒。
•控制民辦語言教學
因此，沒有融入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控制範圍的教育場所，是不受官方支援的，甚至將遭受排擠或被取締的厄運。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拉薩的一些對民族文化發展持悲觀態度的藏人家長，?使子女們能夠繼承和發揚本民族語言文字，將小孩送到了一所由私人開辦的藏文基礎班進行學習。這就是被拉薩人稱?“擦蘇學校”的一家類似私塾形式的藏語文學習場所。該學校由一名終生獨居的藏人長者創辦，位於拉薩市小昭寺南側的居民區，每當上學和放學時間，曾有數百身穿蘭色的確良大褂的兒童，穿梭于周圍的大街小巷。學校創辦初期，主要向學齡前兒童教授藏語文基礎課程，從教學方法、文具使用等方面，基本沿用傳統方式進行授課。由於成效斐然且收費低廉，深受藏人家長歡迎。一些學齡兒童及成人，也加入了該學校藏語文學習者的行列。
學校創辦初期，並沒有得到官方幾乎任何方面的支援。相反，幾年後因該學校“非法招用應當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少年”而遭到被取締的厄運。一度曇花一現的西藏民間藏語文辦學熱潮，因此而遭受重創。
目前，官方開辦的學校內的藏語文教育狀況不容樂觀，甚至似乎要倒退至三十年以前的窘境。1978年以後，西藏境內的藏人社會中，重新掀起了一股學習藏語文的熱潮。這自然受益于鄧小平及胡耀邦時期較溫和的西藏政策，而另一個也是主要的原因，還是出於許多藏人萌發的民族文化危機感。
•文革中的藏文
在這以前的十年中，西藏遭受毛澤東文化革命的大規模迫害，所有被當今世界認?是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的事物，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由於所有學校受該運動影響而導致長期無法正常教學，與其他課程一樣，藏語文教學也陷入了全面停頓。一位曾改名?“毛衛東”的藏人告訴我：“文革開始後，別說藏文，連漢文、數學都學不好。雖然我原來學過幾天藏文，後來也沒機會學了，所以現在等於不會藏文了”。
但文革的開始，並不意味著藏文使用時期的結束。早在解放軍進藏初期，共產黨許多宣傳文件被翻譯成了藏文。?了傾銷“革命”，許多漢族幹部開始學習藏語文，同樣，大量的藏族青年也被招募學習漢語文，並在日後從事翻譯工作。文革開始後，?了解決當時普通藏人普遍不懂中文的問題，大部分與文革有關的宣傳品，如大字報、毛澤東語錄、毛選及政治漫畫等都使用上了藏文。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文化革命在西藏波及面深廣，很多政治宣傳物的藏文部分，是當時那些被當作“鬥爭物件”的西藏的“牛鬼蛇神”們書寫的。一位曾被下放到拉薩魯固居委會的原西藏政府官員回憶：“當時雖然有很多人懂藏文，其中包括一些漢族，但因革命的需要，加上許多藏人雖然懂藏文，可是由於書法技能普遍欠佳，寫出的東西根本拿不出手，所以就強迫我們來書寫各種藏文宣傳物。說實話，我當時也的確熱衷於參加這種活動，因?只有在寫這些東西時，我能盤腿坐在卡墊上，悠然地寫字，那些批鬥我們的積極分子也不怎?敢影響我。我們有時候是自己在紙帽子上寫完批判自己的文字，然後自己再戴上紙帽子去參加批鬥會或者去遊街”。
因此，可以說在那個時期，藏文只能服務于文革，但凡涉及宗教的藏文文件，都會被當作“四舊”而遭到毀滅，利用藏文學習佛學更是不可能的。
•有名無實的“藏語文發展”
目前，官方對藏語文的教育，已經退步到了僅僅表明“重視少數民族語言及文字”的最基本的層面上。一位退休中學藏語文教師說：“學校現在的藏文授課時間比過去的確少了一些，相比其他課程，藏文班的學生只有在藏文課上才有機會接觸到藏語文。藏文學得再好，高考時只能得50%的分，所以許多家長和學生對藏文學習的積極性已經不如以前了”。
教育部門直接或間接排擠藏語文教育，也是藏文被邊緣化的原因之一。一位曾在年輕時精通藏文的藏人說：“現在除了在‘紅白喜事’時，給包錢的信封上寫幾個藏文外，幾乎沒機會再使用藏文了，就算我能寫，未必有幾個人能讀懂”。
1987年頒佈的《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第三條規定：“自治區各級各類學校的藏族學生，必須把藏語文列?主課，其他課程原則上以使用藏語文教學?主；積極創造條件，在招生考試時，做到以藏語文授課的課程用藏語文答卷。”可是，實際狀況截然相反。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拉薩中學增設的中學副科藏文授課試點班，最後又以“升學率不佳”?由而在幾年後停辦了。該條另規定：“藏族小學生全部使用藏語文教學。在不影響藏語文教學的前提下，從高年級開始增設漢語文課。”實際上，除了“全部使用藏語文教學”的“宏偉目標”沒有實現，該條帶來的唯一“好處”便是“從高年級開始增設漢語文課。”另在第七條規定“自治區內的藏族幹部、職工必須學好藏文，提倡學習漢語文；鼓勵漢族幹部、職工學習藏語文。”該條除了具備一般的號召性功能外，並沒有規定違反該條將給“幹部、職工”帶來何種後果。因此，實際狀況是別說漢族幹部，就連西藏自治區多數高級藏族領導幹部中，都存在著大量的母語文盲。
另在該若干規定中的諸如將藏語文水平作?幹部職稱考評的條件等內容，或已束之高閣，或根本未曾實施。就第八條規定中的“自治區各級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招收藏族幹部、職工，要把藏文文化程度作?必要條件。藏族幹部、職工的考評、晉級，要把藏文文化程度作?一項重要內容。招工、招幹、晉級、晉職時，在同等條件下，對能熟練使用藏漢兩種語言文字的藏族、漢族及其他民族的公民優先”這一說法，對當下西藏自治區內的多數幹部職工來講，只是個有名無實的“空殼規定”，甚至對一些參加工作只有十餘年時間的人來講，幾乎是聞所未聞的“國家規定”。
在這種情況下，將藏語文的教育與發展置於邊緣化的境地，將所謂“保護藏語文學習和發展”的僅有的幾條“規定”進行空殼化的做法，對西藏文化而言，無異於是一場“絕育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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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09, 2007
資料來源：博紮瓦 〈西藏境內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