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歌聲永遠不會死亡
--西藏流亡詩歌的見證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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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鷹飛來了，
你高山的石巖退開一點吧，
恐怕它的翅膀展不開；
小夥子跳起鍋莊來了，
你草原的帳篷移開一點吧，
恐怕他的舞步跨不開；
姑娘唱起來了，
你天上的白雲飄開一點吧，
恐怕她的歌聲傳不開！1
這是廣為傳唱的一首藏族民歌。鏗鏘的語言，奇特的比興和大膽的藝術誇張，顯示出能歌善舞的藏人豪爽的民族性格和樂天精神。悠久的西藏文學史表明，詩歌自古以來就是藏人表達思想情感的一種特殊方式。那世界屋脊、地球之顛的天籟真音，是西藏文學中的奇葩，是藏人世世代代的心聲。偉大的英雄史詩 《格薩爾王傳》，是西藏文學的傑作，也是舉世公認的世界名著。「 魯體」和 「諧體」 等民歌形式，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和豐富的藝術表現力。即使他們處在 「 三大領主 」 的壓迫下，即使他們一無所有，他們仍然歌唱：「 唯有歌聲是自己的 」，他們在流浪中歌唱，在飄泊中歌唱。
可是，自從1959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大批藏人被迫流亡以來，擁有悠久歷史的西藏詩歌近乎斷流。詩人白樺銀 ( Dpa'dar )在 《雪山淚 》2 一詩中痛心地寫道：不知何時一個狂歡的民族一夜之間啞然失聲，難於呼吸。人民忘卻了它剛健的故事，只剩下無邊的雪原，灰濛濛的天穹，白皚皚的大地。在這位敏感的詩人的心靈裡，雪域的靈魂彷彿陷落在堅冰的深窟中奄奄一息，雅魯藏布江和長江黃河奔騰流淌的，不止是雪山淚，而且有鮮紅的血。歷史低下沈重的頭顱昏睡不醒，無邊的荒原延伸，唯有蕭蕭寒風在演奏一曲辛酸的交響樂……
與白樺銀靈犀相通，流亡詩人才丹嘉（ Tsetan Gyal）在他的 《豬一樣沈睡的世界 》(桑傑嘉譯 )3 一詩中，同樣以哀婉的聲調在吟詠、詰問：
一曲古老的歌被打斷了
心中充滿烏雲而久久吶喊
命運的牧者是誰？
豬一樣沈睡的世界呵
請睜開眼睛看看
陽光是多麼的溫暖
微風是多麼的清爽
在這裡，詩人的心靈、翻滾著「無休止的狂風暴雨似的苦腦」 的心靈，與瘖啞失聲的社會環境、溫暖、清爽的自然環境形成多重鮮明對比，使得詩人不得不發出 「 抖擻的呼喚 」，希望把世界從豬一樣的「懶散的呼嚕聲 」 中喚醒……
然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藏人不斷固守自身的文化傳統，不斷翻越喜馬拉雅山口尋求自由。更有幸的是，有一批流亡詩人堅持在放逐或自我放逐的苦難中吟唱。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尋覓、探索、追求和奮鬥的結晶，西藏流亡詩歌在西藏文學寶庫中的閃爍著耀眼的光芒。這些詩歌有力地證明了：雪域歌聲永遠不會死亡。
從 「翻身」 的歡歌到流亡的悲歌
一種古老的文明，她千百年來孕育的凝聚著民族精神的詩歌，是不會長久斷流的。西藏民族的血脈，如雅魯藏布江的暗流，雖然沒有浮上江面喧囂，卻潛流不息……
西藏流亡詩人的吟唱、詰問和吶喊，就是這樣繼續在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血淚的故事，剛健的故事，就是這樣繼續在表達一種求真的精神，受難的精神，不屈的精神……西藏民族古老的歌一度被打斷了，而另一部分藏人曾經以另一種聲音縱情歌唱過「共產黨來了苦變甜」的短暫蜜月。才丹卓瑪的歌聲是甜美的。的確，五十年代，解放軍大軍壓境之後 「和平解放」西藏之時，當時的共產黨給全中國帶來的一番新氣象。解放軍的嚴明紀律，使得西藏老百姓以為真的來了「仁義之師」，來了 「菩薩兵」金珠馬米。五、六十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西藏歌曲，如 《北京的金山上 》、《共產黨來了苦變甜 》、《翻身農奴把歌唱 》，是漢藏兩族的藝術家與國家政權合作的結果。這些讚歌無異於漢化傳統的西藏文化和社會的文藝工具。退一步說，即使某些宣傳歌曲完全是由藏人自己創作的，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情感，它們也僅僅反映了一個歷史時代的部分的真實，而不是全部真實。
藏人很快發現他們的翻身的美夢幻滅了。因為強加給西藏的 「民主改革」和新的社會制度，從本質上說，是以一種壓迫代替另一種壓迫的制度。此後，用白樺銀在 《雪山淚 》一詩中的詩語來說：
我的消瘦的長者
點燃千百盞黃油燈，
從壯觀的寺廟走出
在霧濛濛風蕭蕭的路上戰慄著前行。
在西藏文化中，詩歌屬於「小五明 」 （ 詩歌、修辭、韻律、歌舞戲劇、星算 ）之一，它與 「大五明 」 （ 工巧、醫學、聲明、因明、內明 ）也有或隱或顯的聯繫。因此，那些 「消瘦的長者」－－ 藏傳佛教的各派領袖，許多仁波切，即偉大的上師或佛學大師，同時也是詩人。屬於格魯派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甯瑪派精神領袖敦珠仁波切 ( H. H. Dudjom Rinpoche, 1904－1987 )，嘎舉派的十六世噶瑪巴讓瓊利佩多傑 (the XVI Karmapa, Rangjung Rigpe Dorje, 1924 －1981)，都寫過為數不多卻十分珍貴的詩篇，不愧為偉大的詩人預言家。十七世噶瑪巴烏金聽列多傑 ( the XVII Karmapa, Urgyen Trinley Dorje ) 九歲開始寫，近年逃離西藏的這位少年噶瑪巴，今天已經表現出不同凡響的詩才。
當年緊步達賴喇嘛後塵的噶舉派十一世邱陽·創巴( Chogyam Trungpa，1940- 1987)仁波切，是當代西藏流亡詩人第一人。他從翻越喜馬拉雅山口以來就開始筆耕，最初以藏文寫作，後來直接以英文寫作，給我們留下了三本詩集：《 大手印 》( Mudra)、 《 及時雨 》 ( Timely Rain )和《 初念最佳 》 (First Thought Best Thought)。七十年代初期，創巴開始在美國講經弘法。美國著名詩人艾倫·金斯堡 ( Allen Ginsberg )師從創巴學佛修行，以金斯堡為代表的一批美國詩人、作家、藝術家，以及所謂 「垮掉的一代 」( the Beat Generation ) 深受創巴的佛學觀點和詩學主張的影響。他的藝術遺產，生動的表明了西藏文明及其詩歌藝術強大的生命力。創巴早在的他的英文詩作《 再見和歡迎 》 ( Goodbye and Welcome ) 中，就曾將西藏民族的流亡比況為奧德賽大漂流：
我的海外大陸之旅無須版權，
因為它從未以同一方式進行。
它是嶄新的人的因緣際會，
活生生的真人的相聚。
它是我前所未聞的朝聖，
奧德賽大漂流，
因為我毅然隨難民潮流動。
與奧德賽有所不同的是，兩千多年之後的藏人的流亡，不是希臘人征服特洛伊之後的那種回歸家園的漂泊，而是一個民族被桎梏之後向異域的遷徙，同時也是一批東方佛教香客尋找精神家園的朝聖之旅－－他們的目的地印度，乃是佛陀的故鄉佛教的聖地。貧苦的藏人踏上流亡之路時，甚至沒有換洗的衣服和足夠的糌粑，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一個古舊的木碗和一串念珠－－這就是他們的藏傳佛教導航圖。為他們引路的嚮導，往往是他們自己的內在的良知和內在的力量。一位佛教大師、流亡作家格勒克仁波切 ( Gelek Rinpoche ) 就曾把他的 "道次第 "( lamrim ) 修行中的一個步驟命名為 "從奧德賽到自由"。在他看來，正像希臘英雄老奧德修斯一樣，釋伽牟尼當年也曾把他的家園拋在身後，闖入一個未知的陌生世界，終於歷盡艱險而得道成佛。
這正如創巴在《偉大的東方太陽：香巴拉智慧》( Great Eastern Sun: The Wisdom of Shambahala ) 和 《 法藝 》 ( Dharma Art ) 等著作中傳授的一種社會眼光和藝術眼光：以 「偉大的東方太陽 」為象徵的 「香巴拉眼光 」。高唱 「東方紅，太陽升 」 的中國人，曾經把這個輝煌的意象用作一個貌似神明的「 偉大領袖 」的專利品。大洋彼岸的創巴，則以另一種文化精神闡釋了一個相同的意象。他賦予 「偉大的東方太陽 」以豐富的內涵，在這裡我們只能簡要指出，它是我們每個人擁抱生活的每一瞬間潛在的神聖而健康的光斑，它的三個主要原則是：「偉大 」 意味著力量或能量。人們在呈現自己的表達形式或展示藝術作品時，無所畏懼無所懊悔。「東方 」 是覺醒的概念，是人們行進中面對的方向。
「太陽 」則給人普照的光明。4 這種眼光的深厚的根基，在於一種獨特的東方人文精神：
我們絕不放棄對這個世界的真正關懷。
讓當下閃耀偉大的東方太陽之光
喚醒沈溺不醒的落日
讓當下成為偉大的東方太陽
領悟到美好的早晨常在。
（ 創巴《 晨安之中的晨安 》 ）5
西藏民間的歌聲同樣是壓抑不住的，因為 「偉大的東方太陽 」是從他們自己心中升起的。1959年7月，已經被抓進監獄裡餵豬的阿德阿媽 ( Ama Adhe )和別的犯人，時刻為達賴喇嘛的安全祈禱。阿德阿媽在聽說達賴喇嘛已經安全脫逃以後，她抑制不住，不斷哼唱著一首西藏諺語改編的歌曲：
假如今天下大雪， 千萬別憂傷，
大雪過後，太陽放光芒。
僅僅因為唱了一首歌，阿德阿媽慘遭罰跪、拷打、審問、單獨關押等侮辱和迫害。歷盡劫難的阿德阿媽 於1987年離開西藏流亡印度。布萊克斯利 （ Joy Blakeslee ）根據阿德阿瑪的口述整理出版了 《 記憶的聲音－一個婦女為西藏自由進行英勇鬥爭的故事 》 (1997)一書。6 阿德阿媽的苦難經歷告訴我們，監獄裡高牆四壁、鐵窗鎖鏈可以關押人的肉體，但畢竟無法關押自由的心靈。一個警告阿德阿媽 「好好想想後果 」的監獄官員，很可能連他自己的後果也無法想像。因為，接踵而來的，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全中國的浩劫，是 「破四舊立四新」……。在西藏，就是砸爛佛像，焚燒佛經，摧毀佛塔，勒令僧人尼姑還俗、甚至將他們迫害致死。在丹真旺青的《 殘破的經幡 》中，我們可以看到：
陣陣寒風
吹響著殘牆斷壁上的雜草
風化著禿丘荒坡上的遺骸
座座雪峰更加慘白
似一堆堆骷髏
站著的、蹲著的、躺著的
還環繞著這片遠去的"故園"
……
人權遭到嚴重踐踏的藏人表達異議的歌聲，就像同樣遭受暴政蹂躪的漢族詩人一樣，只能轉入地下境外，成為微弱的無可奈何的悲歌。丹真旺青 （ Tenzin Wangchen ）在他的 《 高原孤狼 》一詩中這樣寫道：
冰雪覆蓋了
賦予我生命的莽原
風沙捲走了
屬於我童年的歡笑
從此
我帶著孤苦的靈魂浪跡天涯
我懷著瞳朦的希冀漂泊四海
丹真旺青所塑造的這一自我形象，在相當程度上概括了西藏流亡詩魂的漂泊心態。
從上述意義上來看，西藏詩人的流亡， 蘊含著深刻的悖論：他們的旅程，既是有目的之旅又是無目的之旅，既有形而下的訴求又有形而上的追求，既是身體流浪的又是心靈的漂泊。對於那些心靈的流亡者來說，他們可能仍然紮根雪域，他們是不自由的家園裡的自由思想的遊子。像女作家和詩人唯色等人，在中國檢查制度的控制下，仍然在堅持自由寫作。對於那些身體的流亡者來說，他們散居在印度、尼泊爾和歐美各地，卻無時無刻不把雪域當作自己的精神家園。兩種意義上的流亡者因此而靈犀相通，密不可分。他們既不受任何一個政黨的思想奴役，也不會為了商業利益而放棄精神追求。這種心靈之旅同樣險象環生，一路上，旅行者要不斷探索內在的暗礁，翻越內在的雪山。該書所說的流亡詩歌，就是在這種意義上的流亡詩歌。
尋求全部真實和心靈的真實
西藏的歷史向我們展現了一幅複雜的圖畫。一方面，是無可否定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鉅額投資和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是對一切政治異議的打壓，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踐踏，是不少藏人幾十年的血淚，幾十年的抗爭。在文壇詩苑，則只允許有官方的色彩，任何偏離官方主旋律的作品都會遭到封殺、批評。最近由西藏音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采風錄音 《西藏絕唱 》，展現的仍然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觀。西藏歌舞團仍然只能唱 「 共產黨來了苦變甜 」 之類的歌曲。有 「現代中國流行音樂女神 」之譽的漢族歌手朱哲琴，在她將藏語的月亮 「達瓦 」納入自己的舞台名字，出現在北京的展覽中心時，她的 「人間天唱」( Ballad of Lhasa )簡直把拉薩唱成了大地樂園。可是，人們是否想到：
你在豐盛的家宴上
舉杯慶賀的時候
你在 Modern的舞池裡
微笑旋轉的時刻
你曾想到過？
多少你的同類，同樣在你腳下的這塊土地上，
含恨離去 ！
這是流亡詩人丹真旺青的 《為了生命的延續 》一詩中的第一節。在西藏這片土地上 「含恨離去」的，有在拉薩街頭被槍殺的徒手的遊行示威者，有在獄中被酷刑折磨致死的良心犯，有被無辜判處死刑的自由魂 ……
因此，如果人們只聆聽才丹卓瑪或朱哲琴的甜蜜歌聲，只看到藏人的 「豐盛的家宴」、「現代的舞池」，就會一葉障目，就會像佛陀所講的 「瞎子模象」的寓言，像那些瞎子一樣， 無法認識到象的全貌，無法告訴人們全部真實。現實的不同側面告訴我們，即使在同一時刻，也是此一人也，彼一人也。至於不同時代的西藏詩歌所反映的西藏歷史，更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風風雨雨的滄桑巨變，沒有宏觀的透視歷史的視野，就無法追溯源頭流向，就無法鳥瞰全貌。
西藏詩人捷·格桑 ( Ju Kalzang )的 《從另一個視角看世界 》 一詩啟發我們：我們應當學會從另一個視角來觀察和瞭解西藏問題。換一個視角，這位元詩人敏銳地發現：「 向你販賣毒汁的 /朋友 /伸出甜蜜的舌頭」。當然，這樣的朋友最初也可能把一點兒蜂蜜販賣給你嘗一點甜頭，但久而久之，他的欺騙性和邪惡性就會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來。西藏 「翻身農奴」初嘗 「解放」的滋味，當然無比甜密。也不能說，這個政權給了藏族人民最初的甜頭以後，就再也沒有給過甜頭了，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確有某些優待照顧之處。但問題在於，它在給藏人以甜頭的同時，如果他們不能俯首稱臣，甚至略有異議，就會給他們以拳頭、彈頭、槍托、警棍，讓他們吃盡苦頭。
只要有暴政，就不能沒有抗議暴政的聲音。藏人一次又一次反抗暴政的和平的遊行示威，在 1989年春天達到一個高潮。才旦嘉在《點一盞酥油燈我們去遊行 》（桑傑嘉譯）一詩中這樣寫道：
別讓我看淚水濕透了的臉
你站在槍口
訴說騷動的歷史
你將無法調整你的呼吸
所以請點燃一盞酥油燈我們去遊行
狂風吹不滅酥油燈
暴雨濕不透酥油燈
在殘酷的武力鎮壓之後，雪域一時冤獄遍地，人滿為患，酷刑肆虐。1989年的「六四」槍聲，把全中國變為一個大監獄。整個神州大地啞然失聲，只有獄中詩在發出微弱的人性的歎息和呼籲。
一首自由歌曲，就是由西藏一所監獄中的六名女尼秘密創作的。她們僅僅因為 1989年8月在拉薩羅布林卡的歌劇節期間高呼 「西藏屬於達賴喇嘛 」等口號而被拘禁。她們與其他囚徒在獄中唱著藏語的自由之歌，唱了好幾天，獄警都沒有聽懂歌詞的意義。獄警得知歌詞的大意之後，多次毒打女尼。「血淚將繼續流淌/ 承受無邊的苦難……」 7 另一個悲慘的故事發生在 1993年 10月。14個女尼在西藏紮不齊監獄錄製一卷自由歌曲磁帶，一位元刑事犯偷偷幫她們把磁帶帶出監獄，歌聲立即傳遍了整個西藏。那些女尼冒著極大危險，在磁帶裡說出了她們的真實名字，每人都寫了一首獻給朋友或支持者的詩歌。
在這起所謂 「反革命宣傳」 案中，朋措尼仲原本因為參與遊行示威被判九年徒刑，因參與錄製自由歌曲加判八年徒刑。阿旺桑卓 （ Ngawang Sangdrol），1987年因參與遊行被拘留時年僅十歲，1990年又一次因為參與遊行而被拘留九個月，1992年因為同樣原因被捕，判刑三年，接著因為錄製地下歌曲而加刑六年。此外，還有多人僅僅因為唱歌就被慘遭迫害。這些自由歌曲，伴隨許多囚徒度過了獄中漫漫長夜，她們在歌聲中感到活下去的勇氣。
這些冰山一角的悲慘故事，不禁使人聯想到：舊西藏的農奴歌手，有人因為唱了對「三大領主 」不滿的歌，就遭到挖眼、砍斷手腳，戴上枷鎖等酷刑。因此，在西藏曾經流傳著民間歌手的控訴：
因為我唱了一首歌，
就給戴上了枷鎖。
要問我唱的是什麼，
都在枷鎖上寫著。
如果把這首歌轉換成為對今日專制暴政的控訴，仍然是這樣貼切中肯而充滿悲憤的力量。歷史發展了幾千年，因為唱歌而批戴枷鎖遭受酷刑的殘酷現實，仍然不斷發生在當代西藏。
回眸西藏歷史，無可否認，當解放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一面進軍，一面築路 」的時候，當解放軍 「背著公路進西藏 」的時候，當 「一條金色的飄帶把北京和拉薩連起來 」的時候，共產黨給藏人 「帶了幸福來」，但接著也帶了災難來，帶了「左禍」來。
正像佛教所說的微妙的無常，萬法時刻在變化中。因此，我們不能刻舟求劍，而應當從歷史的動態發展的眼光來看西藏問題和西藏詩歌的歷史。我們應當看到，儘管專制政權萬變不離其宗，但幾十年來的政策卻是說變就變。其總的變化趨勢，既有進步的一面，又不斷暴露了它的欺騙性和殘酷性。原本受到 「 翻身農奴 」 擁戴的共產黨，今天失去藏人民心，值得反省，如果再以 「 金色的飄帶 」來掩蓋黑色的鎖鏈，那就顯得十分可笑了。
我們應當尋求的，是全部真實。許多藏人，為了向世人披露真實，經歷了痛苦的內心的掙扎，甚至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流亡作家霍藏久美 （Hortsang Jigme）在散文集 《 在藍天之下》（ 1998）的序言中談到：「三年前我就計劃寫出在中國共產黨人統治下的我們的生存狀態，有關酷刑、殺戮和流血的事情，但我們必須說，他們從來就沒有這樣做過。假如我要寫出西藏人民受難的真相，我就必須做出生死抉擇。」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講述的真相，我們不能閉塞視聽，拒絕接受。我們要在那些在中國公眾媒體上發不出聲音的藏人中間，在那些基本人權受到侵犯的藏人中間，尋找他們的真實的詩歌的喉舌，要在那些被迫離鄉背井的流亡藏人中間，在那些有家不能歸的藏人中間尋找另一種真實。
儘管中國政府對西藏投資不少，西藏城市的發展驚人，但不少農村還是老樣子，一些投資的確無異於扔到雅魯藏布江去了。從拉嘉才仁的( Lhagyal Tshering)的 《辛酸的眼淚 》 一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今日西藏的不少現實問題，用詩意的比喻來說：
當文化的原野被輕蔑的鐵蹄踐踏；
當教育的園圃在守舊的旱季枯萎；
當文學的桃李被飢餓的蟲子蛀蝕－－
唉，辛酸的眼淚止不住！
當雪山寬廣的胸懷被污穢的塵沙遮蓋；
當懸崖上挺拔的峰頂被昏鴉啄開裂縫；
當綠草如茵的山坡被一群黃鼠狼糟蹋－－
唉，辛酸的眼淚止不住！
……
當我們瞭解到中國官方的片面宣傳之外的另一種真實，西藏的可怖的真實的一面，那麼，藏人之所以不斷流亡也就可以得到部分的答案。但是，我們還得深入追蹤一種更重要的真實：藏人心靈的真實。詩人原本就是夢想家，西藏流亡詩人的夢想，集中反映了這個民族在困境中的心靈的掙扎和希冀。
詩人才旦嘉，1999年逃到印度，這次成功是他第四次逃亡，前三次均被警察抓獲關押。第三次逃亡時，才丹嘉被西藏自治區警察抓獲後轉交給青海省公安局，罰款三千元人民幣，並以他的父親擔保他不離開住地為條件獲釋。但他再次起程了……。
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動力驅使詩人如此百折不撓？ 從佛教的觀點，任何生命都希望 「離苦得樂」，而心靈的痛苦，往往比肉體的痛苦更難煎熬。對於西藏人來說，已經沿襲七百多年的活佛轉世體系，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系統而深入他們的心靈。在他們的信仰中所得到的是一種巨大的心靈的愉快。儘管一貫主張非暴力抗爭的達賴喇嘛早已明確表示放棄西藏獨立的訴求，可是，不近人情的專制政權仍然把查禁達賴喇嘛的著作和畫像作為一項 「既定方針」。正是這個官方不願解開或害怕解開的疙瘩，使得他們無法征服一個民族的心靈。
心靈是人類情感的記憶體。雪山不能沒有白雪，蒼鷹不能沒有翅膀，詩歌不能沒有真情。打動我們心靈的西藏流亡詩歌，是那些把詩的真情與尊重人性的善意和求美的審美品格融合在一起的優秀作品。
西藏流亡詩歌告訴我們，許多詩人都是熱情洋溢的有信仰有理想的青年。他們批一身丹真旺青所歌頌的 《閃電的風采 》。任何力量都擋不住那火樣的熱情，任何勢力都改變不了那堅定的信念，因為在詩人眼裡，閃電所碰撞的生命的火花，象徵著一代兒女的高傲的頭顱，一個民族不屈的精神。
但是，在冷酷的現實面前，詩人畢竟無法盲目樂觀，疲倦是他們深長的歎息，憂傷是他們常有的情感，哀歌是他們慣常的吟唱，尤其是他們長期流亡的那種沈重的鄉愁，有時會憂傷、失望到絕望的地步。這是一個民族的哀歌，也是這個民族中的活生生的個人的哀歌。
詩人丹正嘉吾流亡在瑞士，據說身邊已經有了金髮碧眼的妻子，可是，在《我在你那兒 》一詩中，詩人表達了一種絕望到零度的心靈感受：
儘管火紅的太陽在你我的頭頂燃燒
我仍然在寒冷中求生也許在寒冷中死去
我的心仍然冰冷仍然像她的冰琪淋
在這裡，詩人採用了一種中國古代文論所說的 「以樂景寫哀」 的反襯手法，自然界的 「火紅的太陽 」與心靈世界的 「冰琪淋 」構成一種反諷的 (ironic )對比，更真實地動情地渲染了憂傷情調。正如英國詩人雪萊 ( P. B.Shelley )所說的：「我們的最甜美的歌是那些表達最憂傷的思緒的」。從哲學或美學悖論 ( paradox )意義上來說，最悲觀的情感的潛流，卻可能翻湧為熱情澎湃的思想的浪花。或者，用白登加的 《朋友 》8 的兩行詩來說：「回歸是一個遙遠的憧憬，/ 一個難以言傳的絕望的希望。」 「絕望的希望」這一措辭，以一個詞的反義詞作為形容詞來修飾它，在西方修辭學中，稱為 「矛盾修辭」( oxymoron )；「絕望的希望」，乃是一種最熱切的希望，猶如心如死灰等候星火複燃的契機，心如古井期待漣漪蕩漾的春光。
這種心靈的真實，有帶淚的憂傷，也有泣血的陣痛。英國詩人艾略特 ( T. S. Eliot ) 就把詩界定為 「化血為墨的陣痛」。西藏流亡詩歌告訴了我們一種混和著血淚的心靈的真實。
如果我們拒絕傾聽並接受這種真實，詩人就會這樣詰問我們：
博大的世界呵
你感覺不到我骨頭的粉碎心的破裂嗎？
（才旦嘉《豬一樣沈睡的世界 》，桑傑嘉譯)
在想像中，這位詩人詩的抒情主人公的骨頭粉碎了，心破裂了。1985年，在絕望中自殺的西藏現代文學的奠基者、著名詩人端智嘉，卻在現實生活中真正遭受了 「骨頭的粉碎 」和 「心的破裂 」的悲劇。
作為 「博大的世界」中有情眾生的一員，在這樣的詰問面前，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永久的價值 不死的歌聲
文革嚴寒過之後，一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當藏人在西藏廣播電台第一次聽到播出英雄史詩《 格薩爾王傳 》時，他們欣喜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著名詩人依丹才讓，也感到當時的政治局面，「給我們當代藏族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機遇－－簡直是一個風調雨順播種的的季節。」 9在相對寬鬆的文化環境中，在中文日益成為藏人寫作的語言媒介之時，傑出作家和詩人端智嘉( Dhondup Gyal, 1953-1985)，在八十年代開創了藏文新詩體。他同時翻譯了不少中文著作。堅持以藏文寫作的青年詩人，近年來不斷有詩集問世。據說那彎彎曲曲的藏文，那夾有難讀的輔音和啞音的藏語，對於中國和西方的藏學家來說，早已不再望而生畏，藏學甚至成為一門顯學。可是，在西藏卻一度流行 「藏文無用，中文先進 」的說法，中文逐漸佔了主導地位，以致於在小學也全面推行使用中文教學。有詩為證：在尖·仁賽的 《我的心不禁一顫》10 中，詩人描繪了他的妹妹如何漫不經心「向沒有藏文字母和糌粑味的學校走去」，放學之後，
一群漢語
像出籠的鳥兒
從下午放學的鈴聲中
嘰嘰喳喳飛向四處時
歡聲笑語的妹妹
和一班同樣不懂土伯特語的同學一道
談論著明天回到了家
來自遠方的奶奶
興致勃勃地說了許多
而妹妹她什麼也沒有聽懂
見此情形，我的心不禁一顫
由此可見，老一輩藏人和青年藏人已經難以用本民族語言溝通了。在這種藏人日益漢化的情況下，以藏文寫作的詩文，不但具有歷史價值和審美價值，而且由於其語言的韻律節奏之美，在普及、推廣藏文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價值。以中文寫作的青年詩人丹真旺青和女作家、詩人唯色、梅卓等人，既給中文文壇帶來了有力的清新的文字，又輸入了一種異質文明。以英文寫作的青年女詩人才仁旺姆 ( Tsering Wangmo Dhmpa ) 在《通往紅色城市的路上》（ On the way to the red city ）11 一詩中寫道：「 我們被兩種母語分開。兩者都是流浪的。」 這一詩行暗示出，一種原本封閉的文明已經日益釀生出種族和文化這雙重意義上的混血兒。藏文和中文，藏文和梵文或印度文，藏文和英文，已經成了哺育某些西藏詩人的母語。這對於他們放逐中的寫作來說，包含著這樣一個悖論：它既是一種被同化的不幸，又是一種自我更新的倖存。如不少西藏詩人所認識到的那樣，西藏文明也有其保守落後的一面。任何一種文明的沈屙痼疾，只有在與異質文明的碰撞中，才能不斷贏得新生。
在端智嘉的名作 《青春的瀑布 》中，那條壯麗的瀑布，是尋求新生的雪域青年的象徵；雪域青年對 「青春的瀑布 」的提問，是西藏青年對他們自身的提問，寄託了詩人對這個民族的期待。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詩學的駿馬被焦渴所苦時怎麼辦？」 西藏流亡詩人，充當了詩學駿馬的馭手。儘管他們不能飲馬雅魯藏布江畔，但是，「 青春的瀑布」一瀉千里的氣勢，條條江河奔流到海的流向，使得西藏流亡詩人的靈感的駿馬無論走到哪裡，無論是在印度河、恆河之濱，還是在萊茵河或馬德遜河畔，渴飲的甘泉仍然緊緊連著魂牽夢繞的雪山源頭。
四處奔波的流亡詩人，大都是物質生活的貧困者，卻是有其虔誠信仰，有其思想理念的心靈生活的富有者。由於西藏流亡的世俗文學和期刊運動的發展，由於不少出版社致力於出版有關西藏文化著作，流亡詩歌得以不斷散見於各種語言的報刊雜誌，同時也有個人詩集的出版，以及在流亡社區不定期展開的詩歌朗誦活動。例如，1979年以英文出版的《 蓮苑 》（ Lotus Fields ）是幾位流亡青年創辦的文學期刊，可惜僅僅辦了三期。在綜合性期刊上，例如英文雜誌《 西藏季刊》（Tibetan Journal）和 《風馬 》（Lungta）也有流亡詩歌或詩論面世。1990年創刊的《綠苗》( Jangzhon )是第一份藏文流亡文學雜誌。此後，多家流亡文學報刊雜誌面世，如《雪的傳承 》、《糌粑 》、《 故鄉》（Phayul） 等幾種藏文文學刊物。1993年由流亡印度的果洛·裡加編輯的中文民刊《牛仔》頗有特色，可是，編者在1997年創刊號發刊前言中自言，他 「兩手空空，明天的早餐也不知在哪裡」，這份第一期全繫手抄複印的雜誌就是這樣 「在友人的幫助和鼓勵下，在為一日三餐奔波的間隙」 中編輯的。就像當年的中國詩人黃翔主辦的 《啟蒙》，北島主辦的 《今天》，最初只能靠手抄油印。一度中斷的《牛仔》，後來由古若多傑於2003年重新扯起這面旗幟，全稱改為《 牛仔雪域文壇 》。這些報刊，大多時斷時續。即使是達蘭薩拉的 「羅布林卡學院藏學研究中心」( Norbulingka Institute Tibtan Culture and Literary Research Center ) 編輯的藏文的 《文學報 》 (藏文音譯為 「瑙地」)，作為流亡作家詩人的重要園地，也是在艱難中維持。
霍藏久美的藏文本《 西藏文學史（ 1980-2000）》，對八十年代以來包括流亡詩歌在內的藏語文學作了簡明的思想和藝術的總結。布瓊索南( Bhuchung D.Sonam) 主編的英文詩集《流亡的繆斯：西藏流亡詩人選集》（Muses in Exile En Anthology of Exile Tibetan Poets）選入一百多首青年流亡詩人的詩作。好幾位出版個人詩集的流亡詩人，都是在苦難中在抗爭中尋求一種心靈的愉快。筆者有幸得到的一本題為 《城 》的藏文詩集，雖然既非正式出版物，印刷、裝幀質量也欠佳，但是，掂在手上總是有一種沈甸甸的感覺。因為在該書封底，詩人安樂業 ( Namlo Yak Lhade )以英文告訴我們：詩集中多為獄中詩。詩人曾在中國監獄中度過五年多艱難的歲月，現在流亡在達蘭薩拉。筆者得到的另一本尚未出版的中文詩集 《飄泊的高原人 》的手稿，更牽引我的掛念，因為詩集作者丹真旺青 1996年把這本詩集留給友人，他本人從達蘭薩拉潛回西藏之後，已經被生活逼瘋了。詩人駕馭中文的能力令人欽佩，某些作品富於振聾發聵的審美感染力。
悠久的西藏詩歌不但有豐富的創作歷史，而且有其深入的理論研究傳統。古代印度檀丁的文學、詩歌理論著作 《詩鏡 》早在十三世紀就在西藏得到了完整的翻譯、註釋和研究。十六世紀初期藏族學者素喀瓦·洛卓傑布在他關於 《詩鏡 》的著作中，補原著的唯美主義之偏，明確提出了詩文內容、體裁與修飾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到十七世紀，米旁·格勒南傑進一步強調：
沒有生命的屍體，
縱然美好誰拿取！
在現代社會和後現代主義的文藝思潮中，在詩歌走向衰落的低谷之時，在當今中國流行的 「身體寫作」乃至 「下半身寫作」等許多無病呻吟的詩歌，已經淪為 「沒有生命的屍體」，而藏族詩人的那些揉合著血肉生命的流亡詩歌，同時具有豐富獨特的比喻之美的詩歌，在某些方面已經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這是值得我們 「拿取」而廣為傳播並傳之後世的。
藏傳佛教密宗大師米拉日巴和第六世達賴喇嘛倉洋嘉措，同時也是西藏歷史上兩位最偉大的詩人。以他們為代表的古老的西藏詩歌傳統絕不會中斷。現居尼泊爾的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 Khenpo Tsultrim Gyamsto Rinpoche )，是當代享有世界聲譽的佛教學者、瑜伽師和詩人，被某些學者譽為「我們時代的米拉日巴 」。梅措的組詩 《 青唐盛宴 》有一首題為 《 冬雪之夜：夢中青唐 》。在詩人的想像中：
詩歌中站立的倉洋
他肩批雪花 拉響木門
經過四世紀後 來到
我們的唇齒之間相傳
第六世達賴喇嘛倉洋嘉措的詩歌，無疑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我們期待具有悠久的詩歌傳統的西藏民族，在這個黑暗時代，創造出自己的新一代的詩國的倉洋嘉措。
1995年3月15日至17日，在阿尼瑪卿研究所 ( Amnye Machen Institute )的主持下，全球藏人作家協會在印度達蘭薩拉藏人流亡社區成立，標誌著當代西藏文學的一個發展里程碑。達賴喇嘛親自到會致開幕詞，祝願大會將對西藏文學的發展發生巨大的積極的影響。在會議期間的一次晚會上，許多詩人和作家登台即席賦詩，縱情朗誦、歌唱。傑出詩人丹真旺青以中文為大會寫下了詩作 《開□的一犁 》以表慶賀，詩人以充滿激情的筆調這樣寫道：
彙星聚月的光芒成就霄漢銀河的永久，
收攏紛飛的素雪立下一路高原的風骨，
又一個文海沸騰詩色普染的季節，
必迎來千萬個懸日承月的波峰浪柱！
輕筆淡墨的一族守一方獨屬人類的錦繡！
流亡文學的川流正改變雪域文壇的炎涼，
雅隆兒郎的才情將濃繪嶄新世界的熱土！
詩人把這次大會喻為藏族農民每年正月初五的隆重的開犁儀式。在開犁儀式期間，他們把莊稼的保護女神「 阿媽色多 」（ 意即 「金石頭媽媽 」）的象徵，一塊從農田裡請回在家裡珍藏了一年的白色山石，重新必恭必敬安放在農田中央。他們在土地裡開出畦子，撒上豌豆、青稞、小麥、油菜籽、蠶豆等種子，祈求雪域熱土一個豐收的季節，一片錦繡的田園。開犁儀式完畢後，歡樂的歌聲瀰漫在雪域初春的上空。這次大會選擇在 3月 5日開幕，也許還有一層象徵意義。藏人認為藏歷 3 月 15日，是布穀鳥從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門達旺小鎮返回西藏的日子。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曾經為此寫過一行美麗的詩句：「 杜鵑發自門隅，捎來春天消息」。
西藏詩人，就是這樣像西藏農民一樣辛勤耕耘在這 「 詩色普染的季節」。這一群詩歌藝術的布穀鳥所期盼的，是詩人的 「望果節 」，即西藏農民的 「轉莊稼地的節日 」，用一句西藏諺語來說，這是 「 秋收開鐮的通知」，也就是詩歌創作豐收在望的節日。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正在改變雪域文壇炎涼的流亡詩歌，也能或多或少改變世態炎涼，給這個殘忍冷漠的世界，給西藏歷史上這個漫長的冬季透露一點春消息，帶來一點暖意溫情。
的確，現代社會並不是適合詩歌生存的時代。自古以來，詩人就很難靠詩歌養家餬口。但是，作為人類的一種心靈的渴求，自由的象徵，詩歌永遠是人類的精神食糧。
西藏流亡詩人，不是象牙塔中人。他們不得不承受抗爭的苦難和謀生的艱難。某些詩人，即使在歐美現代社會謀得一個職位，也不得不面對認同的尷尬，生存的壓力。他們大多是佛教修行者，聖地朝香客，街頭托缽僧，天涯流浪人，或政治異見者，監獄良心犯，以及在詩歌的處女地上耕耘的新一代青年……。他們都是精神上的真理和自由的追求者。
西藏流亡詩人，帶著修行或朝聖路上激發的靈感，帶著馬背上哼唱的節奏，帶著拉薩街頭抗議的呼聲，帶著監獄裡苦吟的韻律，帶著流亡路上的一路驚險的僕僕風塵，帶著異國他鄉的沈重的鄉愁，奮鬥的艱辛和對未來的憧憬，寫下一曲曲心靈之歌。
流亡的歌聲，凝結著藏人為了人的尊嚴而抗爭的血淚，傾訴了他們的自由之戀，表達了他們苦難中的希望，如創巴在《 埃斯克山谷風吹草動 》（Whistling grasses of the Esk Valley）一詩中的表白：「 我不是尋求復仇，我尋求和平 」；如才丹嘉的籲請：《點一盞酥油燈我們去遊行 》，如六個女尼在獄中集體創作的一首歌曲，她們堅信，「太陽穿過雲層閃亮的時刻 / 終將來臨 」。
流亡的歌聲，表現了詩人承受苦難的堅忍和悲劇精神的偉大，如丹真旺青的 《流星 》，「 燦爛是流光的火花，奉獻是流光的精神」；如白登加 ( Palden Gyal )的 《獻祭 》，夢中的詩人 「將一柄利劍刺入心臟，/割下自己的頭顱獻祭 」。
流亡的歌聲，飽含著飄泊者「 剪不斷，理還亂」 的鄉思愁緒，詩人們見月園而哀歎親人離亂，望鳥飛而欲借羽翼高舉，如創巴在《 金象之歌 》（ Song of the Golden Elephant ）中表達的對母親的思念：「 天涯客遠歸心近，家常話多鄉音甜 」，如丹真旺青在 《白雲深處的傳說 》中對故鄉親人的傾訴：「 每一次彩虹連接天地的雨後 /都渴望有一個重逢的歡笑 」。
流亡的歌聲，表達了西藏人民對民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景仰之情，對藏傳佛教的虔誠信仰，如十七世噶瑪巴在 《 歡樂的宏願 》 中對達賴喇嘛的祝願：「 至高無上手持白蓮的觀世音 / 您相好之美成為世人的景觀 / 願您煉成金剛與世長存。」 如霍藏久美在 《 一束光 》中所歌詠的那樣，「 您以乳汁哺育了無數孤兒 / 比尋常的慈母奉獻了更多的愛心」。如才丘嘉措的 《高原 》，「經幡依然任狂風吹出原始的泣聲 」。
流亡的歌聲，繼承和發展了西藏傳統詩歌的獨特的藝術手法，散發著青稞酒、酥油茶的獨特風味。那生動的比興，豐富的聯想，洗煉的語言，同時融會了漢詩的意境，吸取了現代西方詩歌的瓊漿，從而揉合成為璀璨的藝術珍寶。端智嘉的《 青春的瀑布 》和《 此地也有一顆跳蕩的心 》，就是體現了上述藝術特徵的西藏現代詩歌的開山之作。
流亡的歌聲，像一面透明的水晶鏡：
此物原本金字造，字字錘煉我心田。
（ 創巴仁波切《 金象之歌 》）
流亡的歌聲，既有爐火純青的語言藝術，也有妙音天女央金拉姆清脆甜美的音樂，空行母如夢如幻的舞蹈：
女神啊！請以妙音天女迷人的眼神
以思念的表情，端坐在心肺間的花瓣上吧！
（ 赤貢·烏堅才讓 《白度母》，久美多傑譯）
肉身與意識聯袂的幻舞
主體與客體攜手的幻舞
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同步的幻舞
（ 端智嘉 《 此地也有一顆跳蕩的心 》）
英國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 的名詩《 蟈蟈和蛐蛐 》(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Cricket) 起首一行寫道：大地的詩歌永遠不會死亡這一行詩已經成為讚美詩歌的永恆性的名句。在這位浪漫主義詩人的筆下，當酷熱的太陽使爭喧的百鳥眩暈而躲進樹蔭納涼，蟈蟈就會在草地的籬笆間成為蟲鳴的領唱；當荒涼的冬夜冰霜凝成一片死寂，蛐蛐就會從火爐旁接續蟈蟈的歌聲。
一度封殺了神州大地百鳥爭鳴的，是 「北京的金山上」的 「金色的太陽」，一度使江南塞北凝結成為一片死寂的，是遍佈中華的冤獄。在雪域高原的冤獄，首先是西藏自治區第一監獄即紮不奇監獄(Drapchi)，是嚴重侵犯人權的桑目葉拘留所 ( Sangyip )。白登加寫於 1994年的 《雪山愛心之歌 》一詩，揭露出動用酷刑的「紮不奇」和 「桑目葉」無異於人間地獄。目前，在中國大興藏學的背後，西藏境內仍然關押著不少良心犯。但是，即使獄警把電棍塞到良心犯的嘴裡，也壓不住一個民族的自由的歌聲。今天身陷地獄的西藏良心犯，仍然在堅持非暴力的和平抗爭，而他們的詩歌就是一個民族不可扼殺的象徵。不少西藏詩人具有同樣的堅定的信念，如詩人白登加在《 雪山愛心之歌 》中所歌唱的那樣：
儘管冥王的奴工長期從事可怕的勞動
在紮不奇和桑目葉的地獄大牢裡
我們紅臉的孩子們登上純潔的高原溪流
永遠不會失去也不會瘖啞了我們詩人的歌聲。
因此，西藏流亡詩歌，既是見證，也是祈禱。唯色在《西藏筆記 》的扉頁曾寫下這樣的祈禱：
西藏啊，我生生世世的故鄉，如果我是一盞酥油供燈，請讓我在你的身邊常燃不熄 ; 如果你是一隻飛翔的鷹鷲，請把我帶往光明的淨土！
這是西藏詩人供奉的既辛酸又甜蜜的愛和美的果實。無疑，詩人將死亡。天葬，是他們告別此生的最佳歸宿; 轉世，是他們乘願重來的美好夢幻。不管怎樣，詩人留給我們的愛不會死亡，詩人留給我們的美不會死亡。
發表於「北京之春」2005-02-02
資料來源：傅正明-旅居瑞典的中國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