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 王力雄（中國大陸知名作家）
表面看，西藏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是1959年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與他的10餘萬追隨者的問題。但是實際上，真正的西藏問題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內。如果問題僅僅是流亡藏人，對中國構不成威脅。海外輿論往往勸告北京：不及早解決西藏問題，流亡藏人最終將會使用暴力。然而對於擁有世界最大軍隊的北京政權，此類威脅對它無足掛齒。
讓北京不能不重視的是境內的藏人。他們的人數是流亡藏人的幾十倍，生活地域是中國版圖的四分之一。他們是情願臣服，還是心存敵意？是甘當順民，還是有一天會揭竿而起？這對北京才是真的西藏問題。正是由于擔心境內藏人與海外藏人聯合，北京才對流亡藏人有所顧忌。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心的問題。如果境內藏人真都像它說的那樣"心向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大家庭"，它早就會視流亡藏人為無物，不當成問題了。同樣，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內藏人呼應，也就會自生自滅而被歷史遺忘。
北京當然希望這樣的結局，這也是它對"六四"流亡的中國人採取的策略--離間境內中國人與其的呼應--取得了相當成功。然而對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著一個達賴喇嘛，他不是一個可以被醜化和遺忘的人，而是一個關係到全體藏人生命意義和人生追求的"菩薩"。世俗的實力、軍隊和政治手段在那樣的菩薩面前，幾乎無計可施。
為何人心與"發展"背反
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點一直是發展經濟。鄧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壞的標準是--"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1】。目前在西藏執掌最高權力已近十年的中共西藏第一書記陳奎元，則進一步概括?--"黨中央國務院動員全國人民支援西藏，幫助西藏加快發展，扶持藏族人民脫貧致富，這是中國共產黨最現實、最具體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經濟上給藏人最多好處的時期，1997年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是1952年財政撥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錢之事，來源幾乎全在北京。離開北京供養，西藏現有的社會體系（至少是城市）連幾天都難維持下去。1997年北京給西藏自治區的財政撥款是33億9776萬元，西藏自己的財政收入是2億9537萬元，而西藏當年的支出是38億1952萬元【4】。如果沒有北京給錢，西藏的赤字將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區1997年人口數計算，北京給的錢平均到每個人為1410元。【5】而當年中國至少有5個省（甘肅、陝西、貴州、雲南、青海）的農村人均收入低于於個數位。【6】也就是說，西藏人即使什麼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幾個省的幾千萬農民一年幹到頭要多。
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時，北京當作禮物分別送了"四十三項工程"和"六十二項工程"給西藏，總價值近50億元，而且是指派中國內地的各省市?西藏施工。1994年以來，北京還指派了10個中國內地省市對西藏長期"對口支援"，無償提供幫助。全中國只有西藏的農牧民免收農牧稅。西藏城市雖有收稅，但是收上的稅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給西藏的優惠政策經常讓中國其他地區嫉妒不已。這些優惠條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經濟增長超過10%，高于全國水平；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19.6%；農牧民純收入年均增長9.3%（1991年－1997年）。【7】這不光是紙上數位，只要去西藏旅行，到處都可以目睹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無論農村和城市，遍布新蓋的民居。拉薩等城市更是變化驚人。從文化角度如何評價另說，以方便舒適論已可以和中國內地媲美。在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說今日西藏超過歷史任何時期。西藏百姓對此也普遍承認。
然而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並沒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樣獲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來越向沒有給過他們一分錢的達賴喇嘛靠近。在西藏，去轉經路上隨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廟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隨時都能聽到祝福達賴喇嘛的祈禱。無論什麼事，只要是北京與達賴對立的，絕大多數藏人肯定支持達賴。對班禪之爭，藏人普遍拒絕北京的班禪，只認可達賴的班禪。噶舉派法王噶瑪巴被北京作為"統戰物件"時，在藏人中間的威望遠不及他投奔達賴喇嘛以後那樣高。祈求噶瑪巴護佑的禱詞原來只在噶舉派寺廟可見，他流亡後則遍及藏地。噶瑪巴由于與北京分裂而從一個教派領袖一躍成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領袖，為被藏人廣泛地視為達賴喇嘛未來的接班人。
正如噶瑪巴寧願捨棄北京鋪就的錦進繡前程而去流亡一樣，不少藏人也做出同樣選擇。陳奎元書記有這樣的講話：近些年來，多次發生幹部、新聞工作者、知名演員、企業經理等人，叛國外逃。他們有的直接投入達賴集團，有的加入西方敵對勢力的反華圈。有的人長期受到黨和國家的精心培養，現在成了惡毒地反對國家統一、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中華民族的分裂主義集團的骨幹。【8】
另外每年還有成千上萬的普通藏人冒著死亡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去印度投奔達賴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員（甚至包括高級軍官）一退休立刻轉經拜佛，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而那些從小被送到內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為民族情緒激烈的反對派。
一位藏族官員從五十年代初就是中共熱情甚至是狂熱的追隨者，連耕地時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紅旗，每天把家中農奴集合起來宣講革命，為此他得到一個"加米"（藏語：漢人）的外號。就是這樣一個"加米"，現在被當局劃入"民族情緒嚴重"之列受到批判。這一戲劇性的變化說明什麼？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質的和經濟的，也並非是靠"發展"能夠解決的。他的生活很不錯,房子寬敞，設施現代，子女都屬當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談起政治方面的話題，他就表現得心情壓抑，情緒激烈。
他告誡我，如果認為現在比80年代末的"騷亂"時期穩定就錯了，當年鬧事的主要是僧侶和一些受煽動的青年，現在則是幹部、知識份子、國家職工都成了反對派，目前的穩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鎮壓不住，起來鬧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還要多。
反達賴運動
為什麼北京為西藏大筆地花錢，卻得不到藏人的心？我認為一個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北京與達賴喇嘛的敵對。達賴喇嘛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他代表的是維繫西藏五百多年的達賴世系和達賴體制。在藏人的轉世觀念中，與一世達賴為敵，就等于與全部達賴世系為敵，也就成了與整個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為敵。如此，再給錢又能有什麼效果？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達賴拉到自己一邊，那時有一個"爭取達賴集團和國外藏胞回歸祖國"的常設工作專案（簡稱"爭歸"），並設立了專門機構。當時沒取得實質進展，原因在于雙方差距太大。北京允諾給達賴的是恢復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虛職，不允許他回西藏，也不允許他兼西藏的職務，【9】而達賴喇嘛要求的是整個"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實現"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根本沒有對話的基礎。
為了打破僵局，達賴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對北京施加壓力。他成功地推動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他自己也在那個過程中成為國際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薩出現街頭抗議和騷亂，當局進行了流血鎮壓，最終實行了長達419天的軍事戒嚴。這些都導致了西方社會一邊倒地站到了達賴喇嘛一邊，"西藏問題"也成為西方國家經常批評北京的話題。然而這種壓力沒有換來北京讓步，反而使它失去了爭取達賴的耐心，態度轉向強硬。它不僅把達賴在國際上的活動認為是敵對行為，而且把西藏境內的鬧事也歸咎于達賴喇嘛。
事情搞到這種地步，北京才開始意識，它對西藏的"撥亂反正"結果使它陷入了一個怪圈：藏人是一個宗教民族→宗教性質決定信教者對宗教領袖無條件服從→達賴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領袖→同時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領袖。按照這個怪圈的邏輯，只要給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對達賴頂禮膜拜，達賴以宗教領袖對藏人的精神影響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轉化為引導藏人反對北京的政治號召力，從而把西藏宗教轉化為他的政治武器，這使北京陷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
顯然，重新禁絕西藏宗教已經沒有可能，破這個怪圈只有從達賴本人著手。1994年北京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從此治藏路線轉為強硬，達賴被當作了"打蛇"必須先打的"蛇頭"【10】。1995年達賴搶先認定班禪後，北京更是將其徹底視為敵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這樣為他定性：
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11】
然而由于達賴喇嘛與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關係，反對達賴的運動必然不會只限于他個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會延伸到整個西藏宗教。例如要對達賴進行"揭批"，所有寺廟和多數藏人家庭都供奉著達賴像，每天對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繳和銷毀達賴像。這樣一個似乎只有古代社會才可能有的行為，卻大張旗鼓地于1996年開始在整個西藏實施。最先的反抗來自格魯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獨立"砸毀了駐寺廟的警察機構；拉薩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則以停止佛事活動，關閉寺屬學校，反鎖寺廟大門等行動進行抗議。
面對反抗，陳奎元書記這樣思考："達賴集團滲透最嚴重、最廣泛的場所是寺廟，這裏是他們施展陰謀、隱蔽藏身的場所，也是他們的追隨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廟，就無法制止達賴集團亂藏禍國的陰謀，西藏勢必國無寧日。"【12】他因此下決心將寺廟"從達賴的操縱下拖出來"【13】，具體做法就是對寺廟進行"清理整頓"。由黨政官員和公安人員組成的工作組進駐寺廟，僧侶被要求人人過關，接受審查；很多當局不信任的僧侶被趕出寺廟【14】，遣送回鄉，還有一些被關進監獄；留下的僧侶則必須公開表態反對達賴；制定了限制寺廟活動的規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廟，限定寺廟僧人"編制"，禁止寺廟之間串聯，在寺廟以外不許宣傳宗教等，甚至活佛轉世都由黨決定；寺廟自主名存實亡，政府官員被安插進寺廟管理機構，任何決定都得由他們批准。
運動的擴展沒有到寺廟就停止，西藏所有的中共黨員、幹部和國家職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許信仰宗教，還要把達賴視為敵人，除了家裏嚴禁掛達賴像，還不允許設經堂佛龕，不許請僧侶念經，不許做佛事，不許掛宗教性標誌，不許讓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辦的學校上學，違反者要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退休者扣發退休金，學生則不予升學。西藏自治區目前有6萬多幹部，9萬多黨員，15萬職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們的家屬，總的算起來，受這些規定影響的藏人超過西藏總人口的10％。不少單位經常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闖進職工家檢查。今年的薩噶達瓦節（藏人最重要的宗教節日），當局甚至要求各單位派人到宗教活動場所"蹲點"，監視有無本單位人員出現。還有一些限令--如規定不許電視臺出現經幡畫面，結果外省來的記者專拍民居上空的經幡顯示西藏特色，西藏記者還要辛苦地尋找拍不到經幡的角度--已經到了可笑的地步。
對沒有公職的老百姓，當局無法不允許他們參加宗教活動，但是以往西藏宗教節日在拜佛之外，人們還要玩林卡、會友、喝酒、打牌等，女人們則在那時展示服裝和首飾，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下，宗教活動場所重重設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馬上離開。恐懼使節日的歡樂無影無縱，任何一點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帶來牢獄之災。
總結當局的思路，在無法重新禁絕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試圖做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兩個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兩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前者是要求"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5】，凡是不"適應"的部分都要禁止；後者是吃黨的飯就得聽黨的話--凡是"拿工資"的藏人一律不允許信教。然而宗教是一體的，經歷了千百年構建，牽一發動全身，如何是一個自身難保的社會主義所能要求適應的？而在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今日世界，又有什麼手段能把一個民族再分化成對立的兩端？儘管砸飯碗的威脅可以暫時嚇住一些藏人，但是飯碗不是人心，人心為可能因為威嚇離得更遠。
況且，這種分割更像是權宜之計，中共藏事官員在各種場合發表的"有神論與無神論，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是不相容的"、"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宗教並不是正確的世界觀"、"要向宗教唯心主義爭奪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規、教義"【16】等意見，對宗教信徒而言已無異于對宗教的公開宣戰。而西藏當局目前推動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視為有計劃、有系統的對宗教的消滅。對此，走馬觀花的旅遊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動似乎都在正常進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被稱為"三寶"的佛、法、僧都受到遏制。除了前面講的"整頓寺廟"，西藏宗教界最擔憂的是當局對講經弘法的封殺。宗教失去哲學思想的傳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與迷信層面，無法了解宗教真諦，由此必將造成宗教衰微，還有奢靡之風的興起與社會風氣的敗壞。同時，宗教界內部的理論研習與傳承也無法正常進行，宗教儀軌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規模，宗教學位元的考試也已十幾年不批准舉行，目前西藏境內的僧人在宗教造詣上遠遠落後于國外。不滿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覽館，而只讓老百姓點燈磕頭的宗教自由，作用是欺騙外國訪問者【17】，還不如沒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線日趨強硬，"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于萌芽"成為所有行動的指南。然而"萌芽"無可衡量，"消滅"也就可以任意進行，難免不成為苛政的溫床。西藏現在表面穩定，人們甚至不再表達異議，並不說明問題已不存在。鄧小平先生說過這樣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的鴉雀無聲。如果人表達不滿，說明還有通過講理解決問題的希望，當什麼都不再表達時，就是落入了無處講理的絕望中，只能等待爆發。
達賴喇嘛與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無神論視野中，達賴一無軍隊，二無地盤，算不了什麼。然而這世界不光僅有權力。達賴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對無形的宗教，權力最無能為力。歷史舞臺上權力轉瞬即逝地輪換，宗教卻經受千年風雨而屹立不倒。北京應該認真思考一下，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為什麼從沒見過他的幾百萬藏人仍然對他狂熱崇拜和信仰？那並非僅是個人作用，而是達賴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達賴是藏人心目中觀世音菩薩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歷史的支點。沒有達賴體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構，由佛教思想所滋養的西藏文化也無從談起，所以對藏人而言，達賴體制絕對神聖，不容褻瀆。
北京反對的雖然僅是流亡印度的這一世達賴，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轉世之說，達賴喇嘛至今傳承十四世，並非十四個人，而是同一個觀世音菩薩的靈魂依附于不同軀體，因此不能把這一世達賴和以前的達賴分開。北京如果堅持說它反對的僅是目前這一個"分裂祖國"的丹增嘉措，與前世諸達賴無關，就等于否定靈魂的輪回轉世和佛教精神延續不滅的學說，也同樣否定了藏傳佛教的根本，因此它無論如何不能在宣稱尊重藏傳佛教的同時，又在反對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問題上自圓其說。
佛教認為生命是個不斷經受痛苦的過程，唯一的解脫之道就是修煉成佛，方能脫離六道輪回的苦難，得以在極樂淨土永享安樂--這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終極意義與目標。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師。上師是信仰與佛界之間的橋梁。按照藏人的說法："沒有上師，就算所有的佛都對我們微笑也無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禱首要表達是皈依上師，接著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師的地位至高無上，除了佛陀釋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師。
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等級最高，是所有上師的上師，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從，因此追溯起來，達賴喇嘛就成為每一個信奉藏傳佛教者（幾乎是全體藏人）的根本上師。在藏傳佛教中，離開上師的教導是修不成佛的，將永無解脫地在痛苦中輪回，可想上師對藏人是多麼寶貴；而在日常思想行為當中，對上師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學佛法和所行修煉前功盡棄，而且還要墮落地獄，可想這對藏人又是多麼不可接受。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知道有沒有可能在藏人中間打倒達賴，以及逼迫藏人對達賴進行攻擊會引起何種反應了。
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的主持恰扎活佛當年是全國政協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平時對北京表現得絕對順從。十世班禪去世後，北京放心地讓他負責尋找班禪轉世靈童。在這個關係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則的大事面前，他內心最效忠的是誰就考驗出來了。他暗中把尋訪靈童的每一步情況向達賴喇嘛彙報，最終使達賴喇嘛得以搶在中共之前確認班禪轉世靈童。當局因此將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後悔。他說："我是受了比丘戒，並由達賴喇嘛灌頂的。我必須服從灌頂上師的意志，否則是上不了天堂的。"【18】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為了宗教獻身。要他們把熱愛世俗政黨與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違背宗教的本質，反而是?了實現宗教目標犧牲自己，才是他們追求的光榮。
在"整頓寺廟"的過程中，很多僧侶寧願被趕出寺廟也不按工作組的要求對達賴進行公開攻擊。有公職的藏人一般比僧侶容易屈服，因為他們的生活命運掌握在當局手中。流行的說法是"今世靠共產黨，來世靠達賴喇嘛"，但是他們無法平衡這種衝突，因?今世口打妄語，必將導致來世（甚至累世）的報應。從這個意義上，他們拿的工資等于是送他們下地獄的路費。在他們中間，普遍?此感到內心痛苦，而且轉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
中共人士對此不理解，陳奎元書記就抱怨："這些年，我們花在修繕寺廟的錢比花在修建各級黨政辦公設施上的錢還要多。在我區有些地方，寺廟比和平解放初期還多……宗教組織和人士也應當知恩報德，不應縱容分裂主義分子利用宗教的名義為非作歹。"【19】然而人的本質在于精神，不是僅僅給予物質就可以滿足的。北京把人權等同于"生存權"，錯誤就在這裏；把"發展經濟"當作民族政策是一個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這裏。民族政策的關鍵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買得到心。"吃肉?娘"其實一點也不值得奇怪。藏人的說法是這樣："他們（中國人）也許為我們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後一件卻是要殺了我們"。【20】那被說成"要殺了我們"的事，其實就是對西藏宗教的扼殺，因為藏人沒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沒有了生命。
今天即使以再大的聲勢反對達賴喇嘛，也不可能比得過文化大革命。想一想那時西藏宗教被摧毀之徹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復興之蓬勃，那樣暴烈的革命都沒將藏人對達賴喇嘛的崇拜鏟除，眼下的"清理整頓"、"開除公職"等又能指望多大的效果呢？
西藏問題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時間解決問題，反正西藏在手，達賴的實力興不起大風浪，而國際有求中國大市場，誰也不會真為西藏跟中國鬧僵，因此只要把達賴拖死，流亡藏人就會瓦解，西方社會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時再轉世一個新達賴，收攏西藏的人心。
我們暫不談這種思路在其他方面的問題，只考慮一個前提，把希望寄托給時間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領導力量保持幾十年不變--即從現在到十四世達賴去世，再到北京選的下世達賴成人--才能獲得成果，政治體制和領導力量一旦變化，則會導致這種拖延前功盡棄。而這一前提恰恰是最為薄弱的。沒有人相信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還能再延續幾十年，中共的拒絕改革不會造成不變，只不過使變來得晚一些。當代社會的政治制度轉型大都伴隨著民族衝突，這種衝突也必將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首要挑戰。
按照當前行政區劃，中國藏區（共1個自治區，10個自治州，2個自治縣）面積225萬平方公里，占中國領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稱的"大西藏"是250萬平方公里【21】，超過中國領土四分之一；歷史上西藏是否屬于中國目前沒有定論，法理上有兩可的可能；西藏問題堪稱當今世界最為國際化的民族問題，西方世界幾乎一邊倒地站在達賴喇嘛一邊；藏人被北京政權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見；聯合國大會從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過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都把西藏列入有自決權的範圍。瞭解這幾條，就應該意識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並非沒有風險，一旦時局改變，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在人權高于主權的西方價值觀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轉而支援西藏以自決方式實現與中國的分離不是沒有可能。在國際社會眼中，達賴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資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種條件下就有可能成為合法性依據。雖然達賴喇嘛曾在不同場合表達過西藏可以留在中國的意向，但至今沒有形成法律性允諾，從而使他可以隨時退回到西藏獨立的立場，並且只要他把責任歸于北京不作回應，其立場變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廣泛理解和支援。【22】
在中國保持強大與穩定的時候，這種情形不會發生。然而在社會發生政治劇變時，國家會變得十分虛弱。即使是社會未出現大動蕩的俄羅斯，至今尚未擺脫困境。以目前中國對政治變革的回避，將來的震盪可能十分激烈，困難的時間也會更長。如果那時經濟大幅度衰退，內地無心顧及西藏，駐藏軍隊和政權就會失去內地供給，官員和軍人也會失去戰鬥意志，漢人則會鳥獸散離開西藏，那時會發生什麼情形？辛亥革命時期的西藏可以作為前車之鑒，因為上述情?那時形同樣發生，結果是西藏實行"驅漢"，並且維持了長達40年時間的獨立。
不要說中國內地的動蕩持續數年，即使只有幾個月時間，已經為那一刻做了40年準備、有一個公認領袖和一個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獨立的界限，搶在中國恢復秩序前實現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國有力量重新分心對付西藏時，很可能發現它要面對的已經不僅是一個西藏，而是整個西方。那時剛剛穩定的中國不要說沒有對付"多國部隊"的軍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穩定和生存也許都要取決西方。今天中國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經為那時埋下伏筆。只要經濟命脈被西方掌握，根本無需兵戎相見，西方以經濟手段就足以讓中國俯首。【23】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熱和對達賴的一面倒，有一天為西藏問題而聯合制裁中國，在我看來完全不是幻想。
對中國來講西藏問題比新疆問題更嚴重，原因就在這裏。西藏問題所具備的因素--歷史上主權歸屬的不確定，國際化程度，西方社會的支援，成熟的流亡政府，為全體藏人共同膜拜並有全球號召力的領袖，漢人居民數量稀少，以及穩定主權的力量全部依賴內地資源--新疆問題並不齊備，程度也低。所有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使西藏與實現獨立之間相差的只剩一個機會--即中國自身出現內亂。而北京目前對政治改革的拒絕，等于正在為西藏準備著那個機會。
新疆問題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傾向。在中國發生內亂時，新疆可能出現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殺。但是新疆與中國分離，則是需要在西藏帶動下才有可能。西藏問題將是中國民族問題的帶頭羊，西藏問題解決，其他民族問題隨之解決，西藏問題不解決，其他民族問題也一定會隨之爆發。
達賴喇嘛今年65歲，在當今人類壽命標準和保健條件下，再活10年20年不是難事。而在那樣長的時間裏，中國的政治轉型幾乎難免。考慮到這種時間關係，達賴喇嘛的作用就顯得非常重要。西藏問題向什麼方向發展，他的態度舉足輕重，西藏的人心隨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侶為他赴湯蹈火，流亡政府對他言聽計從，國際社會也會尊重他的意見，給他最大支援。如果把他推到敵對位置，使他對話無門，合作無路，心懷委屈，一旦社會轉型的衝擊波不期而至，就無法保證他不在時機誘惑和潮流裹挾下轉向西藏獨立的立場。那時各種促使西藏獨立的因素就會在他的旗下實現最大程度的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脫離中國的可能性會因此大大增加。在這方面，他一個人的作用超過千百軍隊，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調動西方世界的無盡財富【24】，任何對他的小覷都將是極大錯誤，並且將付出重大代價。
反過來，如果現在能不失時機地回應達賴喇嘛，與他開展積極對話，平等談判，及早就他表態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國"之說形成法律文本，則可以使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徹底合法化，一舉解決長期困擾的西藏問題。西藏主權存在爭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這樣一個符合國際準則的法律文本。【25】達賴喇嘛是國際公認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簽署這樣的文本，會被視為藏民族自己的選擇，可以成為杜絕西藏獨立的最好保證；無論是藏人還是西方社會，從此沒有理由再提西藏獨立；歷史上糾纏不清的爭辯也只限于學術，政治上則就此勾銷。而這樣一個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達賴喇嘛簽署才能被世界認可，也惟有十四世達賴喇嘛才能讓多數藏人同意接受。
為何這樣斷言？拋開其他因素不談，十四世達賴喇嘛是在任期間流亡，他名副其實地擔當過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領袖，因此擁有簽署協定的充分合法性資格，這是一；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身份沒有爭議，被藏民族共同視為根本上師，他的意見也因此被藏人無條件服從，這是二。除了十四世達賴喇嘛，不會再有人同時具備上述兩個因素，即使是他的轉世，也會因為沒有掌握過西藏政權而有欠缺。而這一世達賴喇嘛去世後，如果西藏問題仍然僵持，幾乎可以肯定會出現兩個達賴。北京立的達賴會被藏人視為傀儡而失去上師資格，同時無法得到國際社會認可；境外的達賴因為捲進爭議，身份也難被公認。而一旦根本上師的身份不明，無論由哪個達賴簽署這樣的文本都會遭到很多反對，其他人就更沒有可能了。
目前藏人對西藏前途有各種各樣的主張，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對留在中國、堅持西藏獨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種說法是，在13萬流亡藏人中只有一個人不主張西藏獨立，就是達賴喇嘛本人。然而調查卻同時顯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問題上，達賴喇嘛怎麼說就怎麼做。【26】西藏流亡議會于1997年通過法案，授權達賴喇嘛可以無需經過全民投票獨自對西藏前途做出決定。【27】我在國內藏區就此問題對各層次的藏人進行詢問，最常聽見的說法也是按達賴喇嘛的決定辦。所以我相信，即使達賴喇嘛最終仍然要經過公決方式徵求全體藏人對西藏前途的意見，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可以保證得到多數的贊成。
考慮到這一點，中國與十四世達賴喇嘛達成協定就更有意義，因為那除了是西藏領袖簽署的協定，還能確保藏人公決的認可。而公決賦予最高合法性，任何反對的聲音從此都將失去立足基礎。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達賴喇嘛，對同樣方案的表決結果可能完全不同。沒有了上師的權威，任何一個藏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評的權利，必然眾說紛紜。那時對爭執的裁決還得是全民公決--尤其在未來中國實現民主化以後，然而中國敢不敢同意藏人進行公決？沒有達賴喇嘛在上，一旦公決被激進的民族情緒籠罩或是被以民主為名的政客煽動，結果很可能是贊成西藏獨立的占上風，那時中國怎麼辦？
因此，從中國的久遠利益著想，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這種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這一世達賴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種失策，而是應該抓緊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世並且健康的時機，對西藏問題著手解決，儘早爭取得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結果。時間的拖延不僅對達賴不利，對中國也一樣不利，甚至更不利。不要把達賴喇嘛僅當作解決西藏問題的障礙，他更是一把使西藏問題徹底解決的鑰匙。當然，搞不好，這把可以打開大門的鑰匙，也一樣可以鎖住大門。
並非"沒有調和餘地"
近年，北京的藏事官員對達賴喇嘛徹底否定，強調與達賴之間"沒有任何調和的餘地"【28】，反達賴運動在這種"鬥爭哲學"指導下不斷升級，使藏人的感情不斷受到傷害。事實上，只要達賴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與其上師處于分離，西藏問題就不能算解決。北京打算未來另立達賴的計劃其實難以如意，十四世達賴喇嘛已經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轉世靈童不會出生在中國控制的地區，因為轉世靈童的任務是繼承前任事業，不可能是毀壞前任的工作。【29】北京當然可以不理睬這種說法而強行另選達賴，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轉世的規則，前世活佛生前對轉世的意願和指示是確定其轉世靈童最重要的根據。此世達賴喇嘛已經把話說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下世達賴就不會被藏人接受。那將不但實現不了北京的期望，還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對抗。
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不在發展了多少經濟，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僅從治國謀略的角度出發，北京也應該重新審視目前的路線--以一個達賴喇嘛為敵，換來幾百萬藏人離心離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舉？作為堅持無神論的共產黨人，盡可以把達賴看作一個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為國家的管理者，卻應該去設身處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為上"，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更不應當只會使用權力，而目前能夠對五百萬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過于把對達賴喇嘛的鬥爭變為合作，在對話與協商中尋找一條雙贏之路。何況，與達賴喇嘛實現和解，給西藏宗教自由發展的空間，受益的不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還是早已處于信仰真空的漢地。
北京會說它給達賴打開過大門，是達賴自己的頑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機會，然而我認為八十年代雙方接觸失敗的原因不應歸咎于達賴喇嘛。胡耀邦那時所開的條件僅僅是解決達賴喇嘛的個人"待遇"，卻不是解決西藏問題。如果達賴喇嘛同意到北京當一個有職無權的副委員長，那只能被視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經為堅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幾十年，身為西藏的靈魂和藏人領袖，他除非是喪失理智，否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把那種施捨為"機會"。
因此，與達賴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針對他個人，而是要回應他關於西藏的主張，滿足他要為西藏爭取的利益。不過對這一點，人們似乎已普遍喪失信心，北京與達賴及其追隨者間好像找不到共同點，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場和不可彌合的差距，走進死胡同似乎是必然。
其實仔細斟酌一下雙方提出的要求，並不構成根本矛盾，甚至不處在同一個領域，沒有發生衝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證的是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鄧小平的說法是"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達賴喇嘛則是這樣表達自己的目標：
我並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過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機會享有名副其實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獨特的文化、宗教、語言、生活方式，並使之發揚光大。我最為關心的是確保西藏人民極其獨特的佛教文化遺產。【30】
一個要的是主權，一個要的是宗教和文化，這兩種要求沒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達賴喇嘛反復申明過不謀求獨立，北京也反復允諾過保護西藏的文化與宗教，但是為什麼雙方沒有實現包容，反而發展到日益對立呢？
問題就在于如何讓雙方放心。達賴喇嘛提出的標準是--"中國不用擔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擔心西藏的廟宇會消失……讓中國人放心，讓西藏人放心"。【31】然而放心不能來自口頭，必須有一種可靠的保證。達賴喇嘛認為"西藏人民必須掌握西藏的內部事務，自由地決定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政策"【32】，具體就是"在大西藏的範圍以民主方式實現高度自治"，真正做到保護西藏宗教與文化。沒有這個前提，藏人不能放心。
而對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國土交給藏人"高度自治"，同樣不能放心。這除了有專制政權不願分享權力的一面，也的確存在著任何治國者--不管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擔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來，"大西藏"並不需要真正擔心，那只是一個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擔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脅，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減輕中國的負擔；值得擔心的是"民主方式"。我這樣說，不是出于專制權力反對民主的立場，而是考慮民主方式對中國的西藏主權可能形成的威脅，那種威脅即使在中國實現民主化後也一樣存在。對缺乏民主傳統同時又積聚較多怨恨的民族關係，目前的民主方式非常容易成為爆發民族主義的鍋爐。在突然釋放的民主環境中，大眾、精英和傳媒三者互動形成的"廣場效應"，幾乎一定展開趨于極端的比賽，以極端淘汰理性，以更極端的淘汰極端。那種轉輪我們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已經看到。一旦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式--公決、選舉、立法、民意表達和自由言論，都在"廣場效應"的作用下支援獨立，哪一個中國治國者能夠承受四分之一國土的"大西藏"從此割出中國版圖呢？對這個問題，不僅是現在的北京政權要考慮，未來的民主政權也不能不考慮，而且應該考慮得更仔細，因為現在的北京還可以采取暴力解決問題，未來的民主政權卻沒有可能再去對民主的結果施暴。
不過我們至少已經看到，中國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分歧不在目標，只是在達到目標的手段。如果說目標的對立無法調和，手段的分歧卻不應該非此即彼、勢不兩立。只要雙方都能達到自己的目標，手段的變通應該不是問題。那麼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問題集中在一點--就是能不能找到一個既能避免"廣場效應"又能體現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呢？"讓中國人放心"地保有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中國就沒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從而也就可以"讓西藏人放心"地保持西藏獨特文化的延續與發揚？
別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來，能不能找到這個手段應該是個關鍵。 (2000年5月－7月 拉薩、北京)
注解：
【1】 斯塔，《江澤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國西藏1998年3期。
【2】 陳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人大、政協六?五次會議黨員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
【3】 《西藏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頁99。
【4】 《西藏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頁99。
【5】 《西藏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頁31、99。
【6】 《1998年統計年鑒》，見中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s.gov.cn/ )。
【7】 《西藏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頁16。
【8】 陳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區全區幹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9】 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的談話。見《西藏情?簡介》，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編，1985 年7月，頁32。
【10】 熱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區黨委四?六次全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1】 李瑞環，，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禪轉世靈童尋訪領導小組第三次會 議上的講話。
【12】 陳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區地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3】 陳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區地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4】 按照達賴喇嘛提供的數位，從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趕出寺 院或宗教中心。（達賴喇嘛2000年3月10日在紀念"拉薩事件"41周年會 上的講話）。
【15】 陳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設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16】 見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編，《新時期西藏黨員幹部學習手 ?》，1998年12月。
【17】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周銳鵬在西藏采訪後，發表在該報1997年 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報道《西藏文化宗教遭滅絕了嗎？》。其中寫到： "西藏沒有宗教自由？但羅布林卡新宮開放著，讓信徒自由進出，對此， 一些英美記者深惑不解。44歲的藏族建築工人多布吉一間屋一間屋的朝拜 ，我本以?，在場的官員會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辦、旅游 局官員對那些信徒的行?習以?常……一直到結束這趟西藏之行的時候， 我們還是沒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漢文化'吞沒'的證據。"
【18】 《西藏通訊》，1995年第6期，頁26。
【19】 陳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區地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20】 茉莉，《和流亡藏人談歸鄉--達蘭薩拉人們的心裏話》北京之春9811
【21】 見西藏流亡政府的網頁http://www.tibet.com 。
【22】今年5月在柏林展開召開的"第三?援藏組織大會"通過的行動計 劃指出，3年內西藏問題沒有實質進展，西藏流亡政府應當重新考慮"爭取 獨立"的立場；今年7月5日歐洲議會通過?議，呼籲其成員國促成由聯合 國秘書長監督的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的和談，?以3年?限，否則即時它將 呼籲其成員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西藏的合法代表。
【23】 1997年6月3日美國柏克萊市議會全票通過的議案--"制裁與中國 占領下的西藏有商業往來的城市"，就已經展現了這種前景。
【24】 1997年12月9日《紐約時報》報導，1996年美國民?慈善捐款?1507 億美元（高于中國大陸當時的全部外匯儲備），其中一半捐給了宗教事業 。（引自曹長青文章。）
【25】 1951年雙方雖然簽訂過《十七條協定》，但一是合法性尚有爭議， 未被國際認可；二是1959年的拉薩事件和達賴出走，已經導致協定從雙方 角度同時作廢。
【26】 曹長青，《北京?何拒絕達賴喇嘛？》
【27】 達賴喇嘛，在1998年3月10日紀念"拉薩事件"39周年會上的講話。
【28】 陳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區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29】 達賴喇嘛，1997年5月25日在紐約對居美藏人的講話。
【30】 達賴喇嘛，1998年3月10日在紀念"拉薩事件"39周年會上的講話。
【31】 臺灣《中國時報》作者林照真，《獨立路迢遙，流亡藏人最想'回 家'》，1998.11.09。
【32】 達賴喇嘛，在1998年3月10日紀念"拉薩事件"39周年會上的講話。
資料來源：王力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