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當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與思考
李江琳
1990年代初，我在紐約大學猶太學系讀研究生，主攻猶太神秘宗教和宗教學。在一些宗教學課程中和相關書裡，我初次讀到一些藏傳佛教的知識，這是我與藏文化的初次接觸。那時的接觸可謂「淺嘗即止」，要到1990年代末，我在紐約中央公園參加達賴喇嘛尊者的公開演講，才算得上是一次對我有深刻意義的事情。
又過了4、5年，一系列機緣促使我開始較為深入地研究當代藏史，主要是1950年之後的西藏三區歷史。從那時至今，我的全部閱讀都與此有關。之所以是「當代藏史」而非古代藏史，主要是因為我對近現代史比較感興趣。2010年出版《1959 拉薩！》，今年9月出版《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算是這些年研究的小小成果。我個人認為，這兩本書的最大意義是初步厘清了一些史實，收集、整理了相當一批中文資料，特別是零散於各處的中共官方資料。至於我基於這些資料寫成的這兩本書，自然是任由讀者見仁見智。
寫這篇文章，是想對自己這些年的研究心得做個簡單的總結，順便談談對當代藏史研究的困境與問題的一些觀察和思考。在此我必須作兩點說明：第一，這些年來我被稱為「藏獨分子」、「民主人士」、 「民運分子」、「達賴追隨者」、「CIA特務」等等，無論是出於好意還是惡意，都是他人加諸於我的標籤，與我對自己的定位全然無關。我對自己的定位是：獨立歷史研究者。這一定位對我至關重要。「獨立」，意味著我不受任何機構、組織、黨派以及政治勢力支持和左右，亦非任何組織、機構、黨派和政治勢力的代言人；「歷史研究者」意味著我必須遵守歷史學的基本原則，否則我的研究既談不上意義，也談不上價值。「史學基本原則」包含一整套理論、方法和倫理。隨著時代的變化、價值觀的改變，新的觀念、事件、研究工具、資料等等的出現，史學研究的方法會發生一些變化，例如產生新的流派之類，但核心原則並無多大改變。對基本史學理論感興趣的人，不妨讀讀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托什（John Tosh）的經典史學教材《史學導論：現代歷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The Pursuit of History: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自我定位為 「研究者」也讓我明確一點：我不是個活動家，我的有限時間和精力必須用於挖故紙堆、採集口述歷史、整理和分析資料等等與研究有關的事務。除了偶爾參加幾個研討會之外，我既無時間，也無精力參與各種政治性活動。
基於此，我在談「觀察和思考」時，是以「獨立歷史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任何他人加諸於我的身份。
何為「當代藏史」？
坦白說，我不清楚國際藏學界對「當代藏史」是否有明確定義，我自己對「當代藏史」的時間定義是1950年之後，對地域的定義是「傳統西藏三區」，也就是現實政治架構中的「四省一區藏區」。為避免被誤讀，我在此做一點解釋：當我提及「四省一區」或者「中國西南西北藏區」時，並不包含政治價值觀，也就是說，並不意味著我否認這些地區同時也是「傳統藏區」，即歷史上的吐蕃帝國疆域，我只是如實描述現實的政治架構。 其實這裡還有個相當實際的史學研究方法問題：研究者不可能將現代史的研究置於非現代的時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當代中國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時空概念一樣。
為什麼是1950年？因為1950年中共佔領西藏意味著傳統藏區全部被外部勢力吞併，其歷史開始了一個與此前全然不同的階段。從「吐蕃帝國」到「四省一區」是一部長達千年的歷史，由於能力的限制，我集中研究的是距離自己最近的這一段，也就是當代史。
任何有過歷史研究實踐的人都知道，對特定歷史階段或者歷史事件的研究必須有縱橫兩方面的擴展，也就是 「背景」。任何歷史事件都必須放置在當時的——而非當下的——狀況中加以考察，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之一。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具備廣泛的知識。我對當代藏史研究的背景深度延至清末，寬度涵蓋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冷戰史等等。也就是說，我對當代藏史的研究，是置放在這樣一個座標中的。
順便說一句，作為一個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人，我還不至於相信什麼「自古以來」。稍有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都不難明白，「自古以來」根本就是個偽命題。這些年來，為了證實或證偽這個「自古以來」，無數人耗費了無數時間和精力，其實，如果對「什麼是‘中國’」這個問題有基本的瞭解，「自古以來」就不必談了，因為邏輯上根本就不成立。有興趣的人不妨讀讀葛劍雄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這本出版於1994年的書在談到西藏時和周邊民族時，明顯自相矛盾，顯示出作者的掙扎，但作者對中國歷史的「統一與分裂」的研究，是相當價值的。另外，葛兆光於2010年出版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也很值得一讀，特別是第一章第四節。
當代藏史研究的困境
對歷史研究有興趣的人都知道，史學研究中難度最大的是當代史，其主要原因不僅是史料匱乏，特別是關鍵史料匱乏，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形形色色的立場、觀點、禁忌、情感、「政治正確」等等等等。在某些極端情況下，研究者還有可能因觸犯某些「禁忌」而遭遇各種各樣的麻煩，甚至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沒有人會天真到相信歷史研究可以完全從當下的政治環境中剝離，不管研究的內容是什麼，不管是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通史、斷代史、地方史、專題史等等，或多或少都會受到當下政治的干擾。在某些特殊的政治環境中，歷史研究甚至會被當下的政治綁架。不幸的是，藏史研究，特別是近現代藏史研究，尤其是當代藏史研究，就處在「被政治綁架」的狀態。
藏學研究分好幾塊， 中國大陸一塊，歐洲一塊，美國一塊，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一些人在做各種研究。如今「藏學家」不少，但「藏學家」就像「漢學家」一樣，
是個概括性的稱謂，細分的話，各人研究的範圍和內容其實是有很大差異的。這些年裡，我與歐美的藏學界多少有些直接或間接的接觸，雖未作統計，但感覺老一代，也就是60年代開始研究藏學的學者中，專攻當代藏史的人並不算多。雖然歐美每年都有各種「涉藏」書籍出版，但當代史方面的書如果有的話，往往並無多少新意，真正夠得上學術研究的也並不多。最近幾年遇到過一些年輕學者，還有些在校博士生，感覺到情況正在悄然改變，研究範圍開始從狹義的「西藏」，即現在的西藏自治區（西方學者現在常常稱之為central Tibet）轉向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為避免誤解，在此特為說明，此處所說的「地方史」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框架中的「地方史」，而是相對整個藏區的「地方史」，比方說康區某地某時的歷史，拉蔔楞地區的歷史，尖紮（不是現在的尖紮縣，而是中共進入當地之前的尖紮王治下的尖紮）在中共建政之前的社會狀況等等。
中國大陸的藏學研究起步比歐美晚。 1979年2月16裡，胡喬木給中央民委黨組寫了封信，轉達社科院宗教所所長任繼愈給他的信中提出的幾點建議，包括搶救西藏珍貴文物和宗教典籍、資料，成立西藏圖書資料中心，吸收有專長的人才參與對文物、典籍等的搶救、整理、編目等等，其目的除了「保護我國古代文化遺產」之外，還有「維護我國在西藏學上應有的發言權和學術地位」。1979年3月10日，也就是1959年「3•10事件」整整20年之後（歷史的又一個有意思的巧合），中共中央統戰部將此信批轉西藏自治區黨委。中國大陸的藏學從此發展起來。藏史研究方面，中國藏學界可謂被政治牢牢綁架，被「自古以來」、「達賴集團」等幾條緊箍咒死死套住，純屬「戴著鐐銬跳舞」。中國藏學研究在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 藝術史等方面頗有建樹，但在當代藏史方面那就是「馬尾串豆腐——不提也罷」。一言以蔽之：國內獨立研究者的成果，以及知情人和當事人所寫的有史料價值的書不是被禁，就是只能在境外出版，還有極少數是地下出版的。
藏學在西方雖然歷史較長，但突飛猛進式的發展其實也是在上世紀60年代之後——也就是達賴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流亡社會形成之後。1956年，CIA想找個藏語翻譯來幫他們訓練四水六崗遊擊隊員還煞費苦心，如今CIA要在美國找個藏語翻譯肯定不費吹灰之力。不過，這也意味著那個時代出來的藏學家很多是通過流亡社會來瞭解1950年之後的西藏的。那個階段不僅資料來源相當有限（CIA資料和美國國務院外交檔尚未解密），而且書寫者有很多是並未受過史學訓練的記者。1960-70年代出版、涉及當代藏史方面的書我讀過不少，但引用不多，因為很多沒有注明資料來源，有些資訊沒有經過專業性的甄別，後來證實是錯誤的。由於當代藏史研究可說是在冷戰中產生的，早期的各方出版物（60、70年代的相關出版物）基本上都是史實與宣傳的結合，也都有點「你說黑我就一定要說白」的走極端趨勢，情況相當混亂，專業程度頗低。到80年代後情況才開始好轉。當然，歷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個過程， 隨著資料的解密或洩露，越來越多的知情人、當事人出版回憶錄，研究自然會越來越細，研究成果也會越來越接近真實。
當代藏史研究屬於「高度敏感」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大陸藏學界的那些緊箍咒也綁架了西方學術界的藏史研究。由於西藏問題是個「正在進行時」問題，而且是個持續不斷的「熱點」問題，世界各國都有相當多的西藏自由事業支持者和達賴喇嘛支持者，相關討論、爭論很容易情緒化，歐美藏學家們也被貼上諸如「親中」（Pro-China）、「親藏」（Pro-Tibet）這樣的標籤；中國政府自然也不失時機地推波助瀾。許多拒絕被「緊箍咒」套住，發表令中國政府不滿的言論，或是研究結果不符合中國政府有關藏史「主旋律」的歐美藏學家或相關研究機構，往往被中國政府封殺。西方藏學家被中國簽證，被拒入藏考察調研，被拒參加學術會議這樣的事情並不鮮見，被封殺者不乏著名藏學家。 這種現狀難免造成一些機構及個人的「自律」，或艱難地在各種觀點上保持平衡。這點我深有體會。曾有亞洲某國的一學術機構拒絕讓我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原因並非「該人不屬於學術機構，因而不具備參加的資格」這樣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卻是「該人研究的內容過於敏感」； 有次應邀在某大學參加一場討論會，卻在會前被主辦方告知，由於與會者有不少大陸學生，我最好不要提及那些「令人震驚的資料」。前次在大陸跟一位宣傳部門的官員談及此事，他得意地說：「看來我們真的強大了，老外也不敢得罪我們了！」對此我無話可說，不過，我相信西方藏學界還不至於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長子權。
在中國，國人被灌輸了大半個世紀的「自古以來」、「叛亂集團」等等，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基本上形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加上國人那種「人人都是政治家」的狀況，到了「涉藏問題」就成了「人人都是藏學家」，各方基於各自的立場來書寫和解說歷史，讀者也根據各自的立場來選擇。2004年，有個澳大利亞人寫過一本書，叫做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恰好我那時開始閱讀有關當代藏史的書和資料，加上在圖書館工作的「近水樓臺」，該書一出版就認真讀了一遍，對未來有可能遇到的狀況有了點精神準備。前陣子在網上查這本書的出版資訊，看到該書網頁上有兩條評論，一個西方讀者說好，一個網名「Laowan」（老萬？）的讀者說差，理由是該書作者說自己曾在西藏流亡社區結交了一些流亡藏人，因此他對藏史的瞭解深受藏人的影響。Laowan認為這點足以證明作者的偏見，他推薦戈斯坦的《雪獅與龍》。我看了啼笑皆非：要是Laowan知道戈太太就是個流亡的西藏貴族之女，按照Laowan的判斷標準，戈斯坦就肯定比那個澳大利亞人更公正嗎？
很明顯，在這樣的氛圍裡做當代藏史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慶倖自己是個獨立研究者。獨立研究者有另外一些困難，比方說缺少學術機構的財力人力支持，我沒法讓研究生來幫我整理資料，也沒錢請翻譯，但獨立研究者的好處是，你的研究專案不需要經過任何人的批准，不需要顧慮任何一方的「政治正確」，因此更容易堅持自己的研究自主性。
另外一個問題是，歷史研究者都知道，通過認真、冷靜、嚴謹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時常會與大眾對一些歷史事件的固有認知相悖。 在這樣的時候，堅持研究的自主性就是對研究者的考驗：考驗的不僅是研究者的功力，還有定力。
詞語的力量
《鐵鳥》初稿完成後，我在修改書稿期間順帶做了點翻譯活兒，把手頭的一些「涉藏」中文資料譯成英文，提供給其他研究者，算是「資料分享」。期間，我與我的合作者，通曉藏語的英國藏學家Matthew Akester就一些中文詞彙的英譯有過多次討論。這些詞彙包括「土司（土官）、頭人、活佛」等等。這些詞在漢文資料裡比比皆是，大家都很熟悉。坦白說，在動手翻譯前，我從未想過這些詞彙中包含的某些問題。但是，當我需要選擇英文詞彙來表現時，問題就來了。比方說，如果把「土司」翻譯成「local lords」，問題就出現了：為什麼是「local」？相對誰而言是「local」？假如換個角度，還會是「local」嗎？藏人自己是如何稱呼這些官職的？於是我請Matthew找出在安多藏語中的相關詞彙。我們分別對這些詞彙漢、藏文的原義做出語義解釋後，同時發現了問題。但是，翻譯的原則是忠實于原文，我們當然不能任意改動原文，因此，我們在譯本中加入註腳，指出這些詞的藏文原文及其含義。
但是，當我按照習慣，將漢語的「部落」翻譯成英文的「Nomad tribe」時，Matthew給我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反對使用tribe這個詞，認為這個詞在英文裡有點貶義。根據《牛津英漢詞典》，「tribe」這個詞 的解釋是： racial group (esp in a primitive or nomadic culture) united by language, religion, customs, etc and living as a community under one or more chiefs，這裡的primitive可以被理解為含有「不開化」的意義。他建議用藏文tsoba來代替，我提醒他「部落」不僅僅是牧民部落，還包括農區部落，用tsoba不大合適。他說要不用「nomad group」來特指牧民部落？我說那農業部落是不是用「agricultural village」？他說village本身就有「定居」的意思……總之，我們來來回回討論了多次，最後暫時還是用了tribe這個詞。由於譯本尚未最後定稿，我們說不定會對到底怎樣翻譯「部落」這個詞再討論一番才能定案。
我舉這個例子，只是為了說明在歷史研究中，不僅如何研究是個問題，如何呈現也並非易事。歷史學家不是外星人，當然有自己的價值觀，而且當代歷史研究者常常自己就是特定事件的當事人，中國的文革研究群體和六四研究群體就是明顯的例子。歷史學家本人的背景、教育、經歷、閱歷等等都會潛在地影響到他的選題、方法、資料的分析與運用，以及（很容易被忽略的）詞語的使用。詞語的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歷史學家自身的價值觀和立場往往會通過詞語的選擇和使用表現出來。很多時候，這種選擇是下意識的，甚至是條件反射式的。研究者本人未必意識到，使用某些特定的、固定的詞語其實是有很大問題的。這點其實不難理解：說某人「自許為研究者」或「自詡為研究者」，期間的差別是一目了然的。
一般說來，研究者都知道學術研究的原則之一是盡可能保持價值中立，盡可能使用中性詞彙，但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歷史學研究的不是抽象的事務，歷史是由許許多多、錯綜複雜的人類行為組成的，所有的史料，無論是文字資料、圖像資料、實物資料，背後都有各種各樣的人，因此也有各種各樣的觀念和立場。研究者在閱讀、分析資料時，通史也是間接地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研究者對此應當有清醒的認知，不應盲目地被資料的立場牽著走。
幾年來，我讀了大量有關50年代藏區的中文資料，不管是官方資料還是參與戰事的官兵回憶錄，資料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是「叛亂」和「平叛」。仔細分析各種資料後，我確定在那些地區發生了相當規模的軍事行動，其範圍不僅僅限於現在的西藏自治區，而且具有一場局部戰爭的性質。但是，這場軍事行動應該稱為什麼？當我呈現研究結果時，應當使用一套什麼樣的詞語？這是個很實際，也很緊迫的問題。在寫《1959：拉薩！》之前，我跟好幾個朋友反復討論過多次，試圖建立一套比較中性的詞語，這件事並不像我一開始想像的那樣容易，特別是在中文語境中。最終，我用「抗爭」取代「起義」，用「暴動」取代「叛亂」，用「鎮壓」取代「平叛」等等。我十分清楚，這套詞彙並非完全是中性的，它們最多只是「接近中性」。
《鐵鳥》在寫作期間，曾有一位美國藏學家提出疑問，他認為「戰爭」這個詞太誇張，他認為是「鎮壓」而非「戰爭」。在臺北也遇到過類似的詢問：為什麼是「戰爭」，不是「屠殺」？ 我認為那場軍事行動是一場戰爭，並不一定意味著我否認它是屠殺，書中我多次使用了「屠殺」這個詞來描述具體的「戰役」。我之所以選擇使用「戰爭」這個詞，首先是因為那場軍事行動的性質和強度：它不是員警使用催淚彈、棍棒之類驅散抗議人群那樣的行動，而是動用了野戰軍和當時最強大的現代武器的軍事行動；其次，「屠殺」有多種方式，相比猶太民族經歷的大屠殺，柬共對「階級敵人」的大屠殺，或者蘇聯對波蘭的「卡廷大屠殺」，發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屠殺有顯著的不同：它是用戰爭形式進行的屠殺；第三，在那場軍事行動過程中，藏人並非沒有反擊，各地都有不同規模的作戰，如理塘寺之戰、四水六崗成立後的尼木之戰等等。在六年半中解放軍死亡人數有1萬多人。從各方面因素來看，這場發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裝衝突都具備了戰爭性質。《鐵鳥》排版期間，出版社出於商業考慮，曾希望我改一個「更有震撼力」的書名，我沒有同意。因為，在大量閱讀和思考後，我相信越是平淡的敘述越有張力，越是中性或接近中性的詞語越有力量。
歷史學家有的喜歡寫宏觀的通史，有的喜歡寫具體的事件，《1959 拉薩》和《鐵鳥》寫的都是歷史事件，只是試圖回答「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中發生了什麼」這樣一個問題。在宏觀歷史中這屬於微觀的問題，但在具體的事件中它又屬於宏觀問題，而且是「從外向內」的視角。有一本藏文漢譯本的歷史文學《赤風呼嘯》很好地表現了藏人的「內觀」，這本書即將出版，想要更深入地瞭解那段歷史的人，在該書出版後不妨一讀。
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不是一兩本書可以說完的。歷史研究需要關注細節，5、60年代發生在青藏高原的一系列事件，需要更加深化、細化地研究，那將會是很多篇專題論文、很多本書的內容。這兩本書只不過是我個人的一點點努力而已，在學術的海洋中，它們不過是一滴水。我從不懷疑，隨著更多資料的出現，更多研究者的努力，它們將會被超越。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現階段的研究就毫無意義。有意義、有價值的歷史研究，不僅僅是要盡可能客觀地重構歷史和解釋歷史，而是引起讀者的思考。我希望《1959： 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這兩本書，能夠激發以漢人為主的讀者思考一些超越當代西藏史，也超越當代中國史的、更為本質性的問題。
最後，我引用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托什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我們人類的意識水準會由於對已經消逝年代的思考而得以提升，歷史的重構將一直會發揮對想像力的控制作用，它向作者和讀者提供能引起共鳴的歷史經驗。同時，歷史學家還要承擔理解現實和指導現實的責任，他們所教授的歷史學——不管是在中學和大學向學生教授、還是通過傳媒向更廣泛的公眾傳播——都需要以這種責任意識為指導。堅持這種教育方式，歷史教育才能同時實現許多目標：它能培養思維能力、增加同情心，還能提供一種迫切需要的歷史視角來觀察我們時代的一些最緊迫的問題。」（約翰•托什：《史學導論：現代歷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