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09-05-06

「農奴解放日」與中國外交新攻勢


「農奴解放日」與中國外交新攻勢

  

學者華倫‧史密斯(Warren W. Smith)專門研究中國對西藏的宣傳歷史,他在這篇文章裏指出:中國慶祝農奴解放日,乃是轉移真正的政治問題,亦即民族自決權利的問題;並且在文章的第二部份,討論了中國最近對西藏問題所採取的外交新攻勢,就像過去要求各國對台灣問題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一樣,它將要求世界一致「擁護」中國對西藏的看法。 (這篇文章是嘉央諾布先生三月二十日貼出來的文章。) (圖說:2009年3月「解放後」的「新西藏」的舞蹈,來源:新華社。)懸鉤子:同樣是在「殖民主義」下被「代表」的人民,至少在「大英帝國主義」裏,人不必違反自己心願,強顏歡笑,手舞足蹈,否則面臨悲慘的下場。 “SERF EMANCIPATION DAY” AND CHINA’S NEW OFFENSIVE ON TIBET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Roundtable on Tibet, 13 March 2009 Warren W. Smith呈交給2009年3月13日,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執行委員會,西藏問題圓桌會議的文件/華倫‧史密斯 藏人反叛的最高潮,發生於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乃是源起於1956年的西藏東部,藏人對於中國所謂的「民主改革」在當地進行所產生的回應,當時西藏的中部地區,還沒有開始進行「民主改革」。拉薩民眾的群起反抗,造成了達賴喇嘛1959年3月17日的逃亡,3月28日中國藉由宣布,解散了原有西藏政府。3月31日,中國在拉薩組織了一個藏人的「自發遊行」,他們譴責叛亂行為,支持「人民政府」。同一天,西藏其他地方,也「自動自發」地發生了好幾個類似的集會遊行,都有同樣的主題,亦即讉責叛亂份子,支持人民解放軍。「愛國又進步」的藏人,模仿著中國共產黨的口號,強調叛亂的階級特性,而不是民族特性,以及藏人若是維護中國「國家團結」的好處。受到他們讚揚的,還有「人民政府」,雖然違反人民的真正的期望,卻包容了「反動上層集團」對社會改革的反對,他們還讚美人民解放軍在平定叛亂時所表現出來的自制。 這些集會的目的,乃是要反擊與叛亂同時發生的,在拉薩的大規模示威,特別是3月10日「人民大會」的組織,宣布了西藏的獨立;以及3月12日「婦女遊行」。理論上,西藏農奴應該靠「民主改革」才能獲得解放,然而這個「民主改革」運動卻直到當年七月才開始進行。雖然如此,中國政府已經決定要慶祝3月28日,也就是「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的日子,來作為中國的「農奴解放紀念日」。而中國選擇3月28日,而不是7月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宣布民主改革開始,這個事實,顯示了「農奴解放紀念日」的目的,乃是要作為2008年抗議的反宣傳,就好像1959年3月31日的示威是對1959年「3‧10」起義的反宣傳一樣。 「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慶祝,是為了「強化西藏廣大幹部群眾愛黨愛祖國的感情,揭露達賴集團的反動本質」(1)。而在理論上解放農奴的「民主改革」運動,被說成「人民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百萬農奴推翻農奴主階級的黑暗統治」(2)。西藏農奴解放也被拿來與美國內戰時的解放黑奴等量其觀。其他的評論,讚美西藏農奴解放是「世界人權史上的里程碑」。該事件並被放入《世界人權宣言》的脈絡下,第一條說:「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一律平等。」藉著追憶過往,並且與現在比較,理論上,藏人應該明白「舊西藏血淋淋的嚴重踐踏人權的罪惡歷史,與今天人人享有的平等權利的現狀,形成強烈的對比。」(3)而慶祝活動尚未展開,許多前農奴就已經開始做出他們的證詞,以及其他的宣傳活動,包括放映一部講受農奴之苦的影片,以及北京的一項展覽,用意是在顯示「舊西藏的黑暗落後和新西藏的發展進步,富有極大的震撼力與說服力。」(4) 這樣的宣傳一直都是中國涉藏政策的重要部份。這類型的宣傳最惡名昭彰的例子之一,就是名片《農奴》,還有在拉薩的展覽,「農奴憤」。電影《農奴》是由人民解放軍電影製片公司在1960年代所製作,描繪在共軍來「解放」之前受苦的農奴們,據說他們都把共軍稱之為「菩薩兵」。這部片子在全中國各地放映,並且對於中國的觀眾有重大的影響力,形成了他們對於西藏的看法,以及中國人在那裏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中國人的經驗裏,這就是塑造他們對西藏印象的唯一來源。 「農奴憤」的展覽,是在1970年代由中國藝術學校的學生在拉薩創造出來的。展覽的內容是106個大型的陶土塑像,都是在刻畫各種受苦的農奴。這個展覽一直持續到1979年改革開放時期為止,但在1970年代裏,每個西藏學校的兒童都必須前往參觀。在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展覽,特別是在布達拉宮的地下室,舊的拉薩監獄,以及鄉村地區的好幾個莊園裏。這些地方都無一例外地展出,用來折磨農奴的刑具,以及許多農奴、乞丐的照片。另外一個宣傳技巧,就是讓前農奴公開講述他們曾受的痛苦。一些前農奴們,他們的故事經過適當地補充,變成了半職業的表演者,被帶到所有的西藏村莊與鄉鎮去表演。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農奴制的邪惡之所以變成他們百說不厭的主題,原因就在於它可以遮掩西藏的其他議題,亦即中國對西藏統治的合法性的政治議題。中國聲稱,從來沒有這樣的政治議題,因為西藏自古以來「一直都是」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共一再談起農奴議題,不只是因為如此可以避而不談政治問題,更因為這就是共產黨解放意識形態的基本教條。馬克思認為,經濟狀況決定政治意識,換言之,階級問題高於民族問題,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將會勝過民族主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主義的階級理論最發揚光大的時候,產生了一句毛的口號,「民族問題就是階級問題」,也標誌了PRC歷史上最左傾的時期,中共堂而皇之地公開追求同化少數民族。根據這套意識形態,任何民族的工人階級利益,應該與國際無產階級站在一起,而不是他們自己頂頭的剥削上層階級。在西藏,農奴應該認同他們的解放者,亦即由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中國工人,而不是他們自己的貴族、封建政府與宗教領袖。中國共產黨似乎想像,這個真的會發生;中共似乎認為,西藏農奴會支持中共,推翻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一些被提拔至無實權高位的前農奴,真的這麼做了。然而,「西藏的廣大群眾」無法支持中共的事實,則被真的這麼做的少數人所變成的官方宣傳品給抹殺了。如此一來,談到平定叛亂,以及實施「民主改革」,中國的宣傳宣稱,這些都是由藏人自己做的,都是由「站在自己腳上」,想要「當家作主」的藏人所完成的。 中共計算錯誤的地方,在於他們小看了西藏文化與民族認同的力量與軔性。中共的意識形態告訴他們,民族主義是前段時期的歷史現象,最終會被社會主義的來臨而取代。他們相信,他們的民族政策,由列寧與史達林發展至完美,將會打消各個民族的反抗,而這些少數民族就會受到中國文化的好處所吸引,並且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優點。中共有的是典型的大漢沙文主義,認為西藏文化根本不算什麼文化。因此他們對於博彌為什麼會想到保留及保存他們的「野蠻」文化,沒有一點理解,他們對於西藏民族認同與民族主義之歷久不散,也無法想像其原因,除了受到外國勢力的操縱以外,沒有合理的解釋。中國錯誤計算了併吞與同化西藏的困難度。宣傳,就是拿來促進同化,以及隱藏失敗的。 外來統治比自己的貴族的統治更好,為了使這樣的意識形態顯得正確合理,西藏的「封建農奴系統」必須以用其糟糕的面向來呈現。結果是,中國的宣傳採用了最負面的描述,來說「解放」前的舊西藏乃是「人間地獄」。中國的宣傳裏,描寫「農奴與奴隸」所受的苦,是不受任何規則或傳統的束縛,也不受任何宗教道德感或人性同情心所抑制。中國說舊西藏就是最黑暗、最恐怖的描寫,委實太過天方夜譚,已到了荒謬的程度。這些描述,跟西藏符合佛教理想的形象,完全不搭配,當然也跟1950年以前來到西藏的旅行者的描述扞格。當年,許多外國人冒險犯難,終身致力,只為了造訪西藏,而那些真的成功的人,通常會寫下他們旅行的經驗。而他們的記錄裏,沒有任何符合中國宣傳裏的「人間地獄」形象的描寫。 義大利學者與佛教徒,朱賽佩‧杜齊(Guiseppi Tucci),千里跋涉,多數路程徒步行走,在1927到1948年間,在圖博各區進行了八次旅行。在這個時期裏,幾乎沒有任何中國人在西藏從事這樣廣泛的旅行。杜齊也是藏學研究所的創辦人,因此非常有資格評論中國入侵之前的圖博的實貌。他這樣寫道:「根據我的估計,大約有30%的土地資產屬於國家所有,40%屬於寺院,而其他的屬於貴族。一般而言,地主與其依附者的關係相當融洽。種姓制度不存在於圖博,而在宗教裏,所有的人都可以發現貧窮與社會風俗所否定的平等。寺院生活是對所有的人都敞開的,即使佛教常常談起的,愛護眾生,以及犧牲救苦的精神,可能大體上還只是理論,然而整個國家裏,社會關係充滿了基本的人道精神。」 中國對於1959年3月所發生的事情的描寫,也同樣地為了宣傳的目的,有著類似的扭曲。藏人的反叛,不是反對改革的「農奴主的叛亂」。圖博中部,改革計畫是由毛澤東在1957年所下令延期的;因此,農奴主在那個時間點上,沒有理由發動叛亂。西藏農奴並沒有要求「民主改革」,他們也沒有對封建農奴制度發動叛亂。「民主改革」也不是中國人所聲稱的那樣。民主改革的主要原則,乃是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及階級畫分,並導致階級鬥爭。財富的重新分配,涉及到封建資產的區別,並且讓農奴得到土地的所有權。階級畫分與階級鬥爭的目的,乃是要解放農奴的心態,使他們免於封建階級的壓迫。然而農奴所取得的土地,很快在「社會主義進化」、集體化的藉口之下,再度由政府沒收。階級畫分與階級鬥爭的進行,乃是為了鎮壓任何反對中國統治的反對者。博彌被迫接受密集的調查過程,以肯定他們的忠誠,摸清楚他們的看法,他們還必須批評別人為剥削者、反動派、反革命,中共藉著這個過程,讓博彌自己內鬥,還能鑑別哪些人願意合作,哪些人不願意。中共把「民主改革」描述成平定叛亂與鎮壓藏人反抗的運動,所揭露的,就是該運動殘酷恐怖的那一面。 民主改革期間,財富重新分配的一個層面,就是所有的財產現在在理論上屬於「人民」。博彌被告知,「人民」就是漢人與藏人,不分彼此。所以藏人必須支持所有在圖博的漢人。藏人也必須支持其他中國省份的人民,這些人因為1959-61年的大躍進運動,而正面臨餓荒之苦。如同班禪喇嘛1962年寫給中國領導班子的萬言書裏所描述的,榖物被運出西藏,即使有成千上萬的博彌也在此同時死於饑餓。而「民主改革」中,最有破壞力的,也是「財富重新分配」原則所導致的結果。在民主改革的三年裏,幾乎所有的寺院都關門大吉。某些寺院被關,是因為出家人參與了反抗運動。許多僧人尼姑逃到印度,進一步造成寺院人口的減少。事實上所有殘存的僧伽,都被迫還俗,正是「民主改革」的「宗教自由」原則下進行的,而這裏所謂的「宗教自由」,按照中共的解釋,就是僧人與尼姑都是當年被迫出家的,現在有離開宗教生活的自由。 僧尼散去,寺院不得不關閉,中國國家的各個所屬單位開始有計畫地劫掠這些地方。最有價值的文物,都由古董家與金匠事先鑑別了。然後,每一個寺院的文物接著被搬走,以卡車載到中國。最有價值的文物最先被拿走,接著是金屬製的佛像法器,全被運到中國去鎔鑄。許多最珍貴、最有價值的藏傳佛教雕像與繪畫在此過程中失去踪影,只有一些最後又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再度出現。這整個過程,都被說成是合理正確的,根據財物重新分配給人民的原則,因此西藏的財富,不只屬於博彌--對他們來說,這些工藝品也是他們國家文化的表徵--也是屬於所有的中國人,因為藏族據說乃是中華民族的其中一族。中國共產黨自稱代表所有的人民;因此,它理直氣狀地沒收西藏的財富,以為己用。在民主改革的指示之下,西藏的國家財富如此被劫掠,以增益中國國家,而西藏的文化受到無可彌補的損失。西藏文化所遭到的「民改」劫難,更加深重,因為幾乎所有的西藏工藝與文化表述,都是完全奉獻給佛教藝術的;西藏的文化財產與智慧,都是獻給佛教的經院哲學(scholaticism),而這些全部被摧毀了。 「民主改革」不但沒有解放西藏的農奴,反而是中國國家對西藏施以控制,指認並且壓迫任何反對人士,並且大大地破壞了西藏文化、國家認同的象徵物的方法。現在中國堅持,藏人必須慶祝他們自己所組成的政府被解散的一天,作為他們的解放紀念日,也會動用一切強迫的方法,讓他們這樣做。 中國宣布與慶祝「農奴解放紀念日」,就好像中國在西藏政策的許多面向一樣,意在宣傳,不只「教化」博彌,也是向外在世界作宣傳。而中國對圖博統治的合理化藉口之中,階級的主題,變成其論據之中最基本的一項。中國使用這種階級論述,意圖消滅否定的的,就是博彌的民族自決。如果解放前的圖博可以被描寫成最痛苦的人間地獄,如此一來中國的統治也許就可以被合理化了。然而,為了達成這個目地,舊西藏的壞處必須被誇張到荒謬的程度。沒有一個社會能夠比中國人所描述的西藏更加可怕。而除了中國人外,也幾乎沒有一位對1950年之前的圖博有任何知識的人,會這樣描述它。中國用這些形容詞來貶低西藏社會的目的,很明顯是為了合理所謂的「西藏和平解放」,以及中國對一個非漢民族的外來統治。這就是中國最喜歡的論點,因為可以隱藏真正的議題,還立基於西藏舊社會的真正不平等之上。如果中國可以把所有的問題,都只限定於舊西藏的真面目,那麼中國認為它就可以贏得所有關於西藏的辯論。 中國目前的政策與新的外交攻勢 中國目前對西藏的政策,就好像被其官員與發言人一再重述的,就是西藏議題「不是人權,民族或宗教」問題,而是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的基本議題。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中國不相信達賴喇嘛已經放棄獨立。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乃是藉由接受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而假設其他的議題,如藏人的自治議題,人權、民族與宗教等等,就可以被討論了。然而,中共卻認為達賴喇嘛真正要的是獨立,或「半獨立」以及「變相獨立」。他所提出的「名符其實的自治」,與「大西藏自治區」都是他否定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並且打算最後靠著民族自決而尋求獨立的方法。而中共說,藏人早就根據其少數民族性質取得自治權,而他們不但有人權,還有宗教自由;因此,這些問題都不是討論的範圍,因為這些議題早就被西藏的「解放」與「民主改革」給解決了。 (在中共眼中)達賴喇嘛真正想要的,是封建農奴制度,以及以他為首的政教合一制。中國不想要的,就是西藏的任何真正自治,不管是否是在達賴喇嘛的治下,因為自治的結果,會造成圖博文化與民族認同的續存,而這些就是西藏分離主義的基礎。中國的經驗是,不論任何時候,只要允許最少程度的自治,就會導致西藏分離主義的再興。中國相信,它在1957年不在衛藏直接實施「民改」,導致1959年的反抗;198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導致1987-89年的暴動。外國的評論者往往懷疑中國為什麼不瞭解自治乃是中國的最佳利益、與唯有自治才能在西藏創造出穩定,中國很清楚,西藏自治才不是它的最佳利益。中國知道自治只會創造不穩定,因此是不能被允許的。中國不能允許它的國界之內出現不同的民族實體。西藏議題的解決之道,不是自治,而是中國過去一直壓迫圖博民族認同的傳統,以及殖民化的經濟發展。 中國清楚地指出來,它不會就西藏的自治問題跟達賴喇嘛對話。2008年3月的起義,造成了中國與他對話的國際壓力,中國也在五月與七月假裝這麼做了。這樣就足夠消除各國領袖杯葛奧運開幕典禮的原意。自那時候以後,11月時與達賴喇嘛的使者再度會面後,中國官員輕蔑地拒絕了就自治問題的任何對話,並且責怪西藏方面,居然敢提起1980年代就被拒絕的同樣問題。明顯地,中國想像它已經贏得從三月開始、有關於西藏的宣傳戰,並且從那時候起,已經發動了前所未見的外交攻勢。 這個攻勢完全是根據一種信念,那就是西方國家並不真的關心圖博,只是利用一個不存在的議題來數落中國,並防止它正當崛起成為世界強權。既然西方國家並不真正關心圖博,而且不管怎樣,他們也不瞭解圖博的「真相」,這些國家不會為了圖博的原因,而自毀它們與中國的外交與經濟關係。西藏對於中國而言,一直是個敏感的問題,也許比台灣更加敏感,因為這是關係到中國對非漢人的統治。然而,2008年的圖博抗暴起義與奧運火炬的抗議事件,在中國政府與人民之間激發了強烈的民族情緒。在過去,中國常常想像西藏議題早就解決了,因此當博彌顯露出他們還是不能接受中國的統治,而他們仍然尊敬達賴喇嘛時,中國往往大感驚訝。2008年,他們再度驚訝了。這一次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感覺到它擁有經濟與政治上的實力,來發動一次外交的攻擊,來強迫國際社會接受它在西藏問題的立場。 中國一直對於達賴喇嘛的國際旅行、各國領袖與他的見面反應強烈。然而,過去它只是在形式上作了一些「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聲明,但並不允許這樣的事件來傷害它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這個情勢是在2007年開始改變,當時好幾個重要國家的領袖,包括奧地利、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與美國都在官方的場合裏與他見面了。在美國,他得到國會金質獎章,在加拿大,他成為榮譽公民。中國單單挑出德國,施以經濟壓力,要求德國必須道歉才能恢復關係。 法國成為中國怒火中燒的下一個對象,因為法國總統薩柯奇威脅杯葛奧運開幕儀式,而巴黎是火炬抗議最猛烈的場合之一。當達賴喇嘛八月人在法國時,薩柯奇拒絕與他見面,但他在十一月波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會面的場合裏這麼做了。薩柯奇也許認為,到另一國家,為了另一個目的的社交場合的邊緣,與尊者見面,可能不會觸怒中國政府。然而,中國以前所未見的態度加以反擊了,取消了本來要與歐洲領袖舉行的重要經濟高峰會。 中國取消歐盟的會議,在未來,也許將會被視為第一個針對西藏的新外交攻勢。博彌與他們的西方支持者,認為2008年的起義事件,讓他們變成主動的一方。但中國卻相信,它贏得了接下來的文宣戰,而其成功的奧運,標誌了它已經世界舞台上的新經濟與政治大國,這些都讓中國領導人相信他們可以對西藏問題採取更加有侵略性的立場。中國現在似乎願意冒著損害與其他國家良好關係的危險,要求他國遵守它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美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危機,似乎也給中國一種印象,就是它的經濟政治系統更加優越,並可藉此來在國際關係上展現強勢。這種新態度的展現,就是要求國外的批評者停止他們對西藏問題的抱怨。 《中國日報》三月五日的一篇文章很直白地指出:「如果真正想同中國友好相處,就必須明確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根本上改變對西藏的錯誤認知。」這篇文章,與其他中國媒體上的文章,認為其他國家不只不能在圖博問題上批評中國,還必須修改他們對於此問題的信念。這是典型的中國政治與文化心態。中國現在覺得它有立場,要求國際一致相信它所定義的西藏「真相」,如同中國共產黨要求中國人民在思想上統一。這個新的策略有一個前例,就是中國過去要求全世界的所有國家,必須在台灣問題上遵守「一個中國」政策。中國常常解釋,「一個中國」政策也適用在西藏,並且要求其他國家發表聲明,說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國最近的文宣,指出它將會同樣地要求各國遵守它對西藏的看法,作為雙方良好關係的代價,而它會使用所有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確保這個要求的達成。 前述的《中國日報》該文,對於中國如何強迫各國遵守圖博問題的策略,說得相當明白: 「事實表明,只有徹底改變對西藏的錯誤認知,才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正確選擇。改變對西藏的錯誤認知,說到底是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問題,是一個如何與正處於偉大復興過程中的中國相處的問題。因此,它也是一個關係到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問題。 中國同世界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今天,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各國也需要加深同中國的接觸與合作。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不和中國打交道,都是不可能的。既然有了共同發展的需求,就應當加深相互了解,改變陳舊、錯誤的看法。沒有對西藏問題的正確認識,沒有牢固樹立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觀念,就不可能以真誠的態度來推動與中國的合作。」(5) 中國日報另外一篇三月十二日的文章(6),則呼籲中國發展自己的外交教條。這個「中國教條」將會使世界清楚,中國有權利在國際社區中堅守自己的立場。全世界應該知道,中國的核心利益與底線何在。這篇文章說,中國不瞭解西藏乃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文章中引用外交部長楊潔篪的聲明,中國將會確保其他國家,不接待達賴喇嘛,不干涉中國內政,作為其核心利益。楊在(三月七日)一場總結過去一年外交工作的記者會上,據說楊在敦促世界各國「不允許達賴竄訪」,「不允許達賴利用他們這些國家的國土從事分裂活動」時,他的表情「突然強硬」。楊說,拒絕達賴喇嘛的來訪,應當變成任何想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的「國際關係準則」,一面「握緊了拳頭」。《中國日報》說,楊外長在表明對西藏問題的底線上,清楚地「豎立了標竿」,建立了中國外交的新教條。 中國過去,在強迫全世界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大獲成功,特別對那些「一個中國」完全無意義的國家的關係裏。現在,它明顯地想像這也將是西藏議題的解決之道,而它認為這個議題,除了「西方反華勢力」的發明與利用之外,根本不存在。中國相信,所有的國際批評者,對於西藏問題都沒有真正的興趣,並會很快地放棄這個議題,如果面臨與中國關係變壞的選擇。新的《民主改革白皮書》與最近的許多中國宣傳裏,都揭露了中國的自信心:它有經濟與政治力量,來強迫國際遵守它對西藏問題的立場。中國也許期望,幾年以後,西方國家就會派代表來參加一年一度的「農奴解放日」慶祝活動。 中國對於西藏問題採取了攻勢。原先支持西藏的西方國家,也許容易受到中國的強迫手段的影響。未來的變化,完全取決於「權力的連帶關係」,就好像蘇聯人過去常講的,特別是在經濟力的前線。中國已經抵擋了藏人與他們的支持者過去要求它與達賴喇嘛對話的攻勢。中國現在展開反擊,而圖博的支持者,也許必須努力抵擋,才能對抗中國強迫性的策略。中國說得很明白直接了,它不會與達賴喇嘛談西藏自治的問題。它已經公開揭露它對西藏的新策略。西藏的支持者,包括那些在美國的人,也許必須考慮他們必須在策略上有所轉移了,過去他們嘗試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與達賴喇嘛對話,已證明完全無效,他們現在應該建立起對中國新攻勢的防衛策略。 譯註: (1)2009年1月16日中新社: 西藏人大主任解读设立“百萬農奴解放纪念日” (2)2009年1月23日《光明日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幹事、研究員拉巴平措的文章:「天翻地覆慨而慷——寫在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設立之際」 (3)2009年2月23日新華社:西藏百萬農奴大解放--世界人权史上的里程碑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bwnl/2009-01/19/content_17172800.htm (4)2009年2月25日人民日報:人民日报评论员:新旧西藏两重天 (5)2009年3月2日人民日報:国纪平:对西藏的错误认知违背发展进步潮流 (6)英文中國日報3月12日:中國日報記者張海洲,The time has come for country to set its own rules in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