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09-04-01

“農奴解放”:一個政治神話的復活


“農奴解放”:一個政治神話的復活

  

在民族文化宮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覽上,看見一張很有意思的照片(如上圖),圖說是“截止1961年8月底,西藏全區給2085戶贖買對象辦清了手續,共支付贖買金2000多萬元。圖為拉薩人民銀行工作人員將贖買金送到拉薩市市長崔科·頓珠才仁家裏”,這是一段顯示党對“愛國上層人士”實行優厚的統戰政策的歷史,但不過五年,這位過去的貴族、曾經的統戰人士,便在文革中被批鬥抄家,最終鬱鬱而死。而這個“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覽,很慷慨地,將崔科先生的下場給省略不提了,——歷史就是這麼隨心所欲地被使用的。 “解放”一詞在中國意味深長。雖然對於文革結束之後出生的人來說比較陌生,但對於文革期間及其之前出生的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以我的人生履歷舉例,很長一段時間或者說在接受教育的歲月,我對社會的認識被灌輸為:我們以及我們的祖輩所在的社會分為兩個,一個是萬惡的“舊社會”,一個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新社會”。而“舊社會”被改變成“新社會”的過程,即“解放”的過程。誰“解放”了誰呢?當然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它不但“解放”了中國人民,還“解放”了西藏“百萬翻身農奴”。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西藏“百萬翻身農奴”並不在其中,因為西藏尚未被“解放”。不過這並不妨礙黨對西藏會一視同仁,自比“救星”的黨是不能坐視西藏“百萬農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當毛的軍隊佔領西藏,西藏人也都享受了和中國人一樣的待遇:被解放的是“翻身農奴”,被打倒的是“三大領主”,就跟中國人被劃為“貧下中農”或“地主富農”等等一樣,各自有了階級成分,黑白分明,非好即壞。擅長搞階級鬥爭的黨,自以為解決了包括民族問題在內的一切問題。 然而,搞階級鬥爭把中國搞得亂七八糟,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使得“新社會”比“舊社會”更像人間地獄,以致文化大革命隨著毛的死亡而結束之後,吃夠苦頭的第二代領導人便放棄了階級鬥爭,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的階級成分論也隨之消失。有關這方面的事實無須我贅述,不計其數的中國人在這三十多年來,用各種方式對“新社會”進行了充滿痛苦的控訴。如今雖然也有懷念毛時代的部分中國人,而且執政者為了維持專制政權日益收緊管制,但畢竟不好意思公開重拾毛時代的牙慧,既不敢講階級鬥爭,也不敢劃階級成分,而是換個新包裝,如“維穩”,如“不折騰”。 吊詭的是,在西藏問題上,中國的當權者卻擺出了另一副姿態。這是一副陳舊的姿態,散發著過往時代的陳腐氣味,具體地說,即“農奴”論高調復活。當然,中共治藏五十年,從來沒有改變過對1959年之前的西藏所做的描述,即西藏的傳統社會制度是封建農奴制,西藏人不是“領主”就是“農奴”;這其實是一種改寫,為的是合理化其殖民西藏、以及繼續殖民西藏的目的。只不過,在文革結束之後的一段時間,此番說法多少有些沉寂,而這,則是與最高權力的執掌者有關。強硬的、有著階級鬥爭意識的官員如陳奎元、張慶黎成了西藏第一把手,文革時代的政治話語便會遮天蔽地,雖然加入了“反恐”之類的新內容,卻分明透著我們熟悉的騰騰殺氣。 在同一個政體之下,只因西藏有著屬於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歷史事實,只因西藏有著失去自己的這五十年,所以,西藏也就與其他地方不同地,繼續被沉陷在一個充滿不實之詞的政治神話之中,而為了讓別人相信也讓自己相信這個政治神話,“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在“西藏百萬翻身農奴”的後代持續不斷的反抗下誕生了。即便是反抗已被舉世矚目,雖遭血腥鎮壓仍持續至今,這個政治神話卻無消停之勢,反而愈發喧囂,這倒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同時,我也相信,如我這樣接受其教育成長的人,在逐漸學會了獨立思考之後,會找到並堅持屬於人的而不是機器的立場。 2009-3-24,北京(本文為RFA自由亞洲藏語專題節目,轉載請注明。) 附:崔科·頓珠才仁在文革被批鬥的照片圖說(見《殺劫》P127)這個深深彎腰、接受批判的人是崔科•頓珠次仁。他的高帽上寫著:“徹底打倒牛鬼蛇神、米艾崔科•頓珠次仁”(“米艾”是壞人的意思)。 崔科家族是後藏的普通貴族世家。但照片上的這位崔科,並不是崔科家族的人,而是貴族桑頗•才旺仁增弟弟的兒子,因娶了崔科家的女兒為妻並且入贅而繼承了崔科之名。 用一位貴族後代的話來說,“這個崔科啊,他可是對共產黨大有功勞的一個人。”早在一九五0年解放軍發起的“昌都戰役”中,崔科作為噶廈政府駐昌都的秘書,與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及四十多名僧俗官員被俘,不久接受中共的統戰,積極與中共合作,成為噶廈政府裏主張和談的官員,也曾被西藏軍區授予大校軍銜。在一九五九年“平叛”時,崔科因不“參叛”被視為“愛國上層人士”,並被授予拉薩市市長、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的副主席等官職。但文革時他被鬥得很慘。他和桑頗•才旺仁增、邦達多吉、江措林四人被認為成立了一個小集團之類的反動組織,張國華還專門寫了一份報告,要求把他們交給“人民群眾”,從此對他們的批鬥升級。一九七八年,崔科病故。一九七九年獲得平反,中共表態,認為他是“西藏著名愛國進步人士,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重要貢獻”。 可能因為崔科曾有過解放軍大校的虛名,所以在被揪出遊鬥時,他身上掛上了空的槍套、皮的馬鞍和一個望遠鏡。另外加上長串念珠、噶廈官員的服飾等,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他沒有後代,只有一個養子。他是河壩林居委會轄區內的“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