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09-03-17

“農奴曲”老調重彈


  

因幾十年前一曲《翻身農奴把歌唱》唱成副省級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瑪,近年來已與時俱進,熱衷於演唱藏語歌曲《美麗的仁增旺姆》了。這首優美的藏語歌曲吟唱的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詩歌,曲作者是流亡藏人圖登桑珠。 但在今年1月,西藏自治區人大代表卻不同尋常地通過了一個決定,將每年3月28日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發動甚至強迫人們載歌載舞去紀念。這就不禁讓人納悶,中共當局把擱置已久的陳詞濫調——“農奴曲”又搬出來,所為何來? 北京祭出馬克思進步論法寶 對西藏人來說,2009年非常特殊之處在於,這是他們紀念抗暴起義五十周年,銘記他們的民族領袖被迫長期流亡的一年,也是去年發生的拉薩“三一四”騷亂事件的周年紀念。因此,流亡藏人將這一年定為“大黑年”,決定放棄慶祝藏曆新年,以悼念一個民族的苦難。 這種具有非暴力不服從性質的民間集體活動,在境內西藏和流亡西藏都獲得廣泛的回應。對此,中共一貫使用的用坦克和刺刀鎮壓之方式,已經不能奏效了,你能拿那些安靜地坐在家裏、不肯吃節日美食“切瑪爾”也不相互拜年的藏民怎麼辦呢?至於那些對世俗漢人有效的經濟收買政策,對全民信佛的藏民族,效果也很有限。對此,中國當局不能不緊張了。 最近,北京從他們陳舊的理論武庫裏,祭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來對付西藏人,(有朋友說,馬克思在墳墓裏會氣得翻好幾個個兒)。看起來,這是一個相當厲害的邏輯武器。馬克思主義曾把人類社會歷史劃分為五種社會形態: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而馬克思主義的“進步觀”則是:每一新的社會形態都會比被取代的社會形態更高級、更進步。 由於中國社會充滿了對“進步”的信仰,因此,北京揀出來的這個舊法寶,就有可能與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聯手,變成欺壓弱小民族的武器:因為你們的社會形態落後於我們,所以我們殖民你們鎮壓你們就有了合法性。殊不知,人本主義對進步主義的懷疑和批判,已經在當代西方形成廣泛的共識,只是一些信奉弱肉強食的中國人不願瞭解而已。 比賽講故事,百密有一疏 自五十年前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用他們真實的血淚,講述了一個民族被欺淩的悲傷故事。這個故事長久地喚醒西方人的良知。現在北京東施效顰,也要對世界講故事了。他們有幾千名吃皇糧的御用藏學家,再找來一些“翻身農奴”及其子孫,齊齊圍繞這個“紀念日”憶苦思甜,以龐大的宣傳機器為這一類故事擴大效果,並發起對達賴喇嘛的大肆攻擊。北京以為,這樣以攻為守,就可以抵消流亡藏人在國際上的影響了。 這種偷樑換柱的手法不可說不高明。只需賣力宣傳“農奴解放紀念日”,就將本來屬於人權迫害、民族衝突性質的西藏問題,改換為階級鬥爭性質———農奴和農奴主的鬥爭。這樣,中共儼然以先進社會形態的代表自居,搶佔了革命的道德高地。 俗話說:“百密一疏。”北京在極周密的考慮中也會有一點疏忽。打這種紀念農奴日的牌,固然會讓許多大漢族主義者驕傲自豪,讓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國人和西方人受蒙蔽,但這樣的大事宣傳,也會將西藏問題進一步推向輿論關注的焦點,引起人們求知求真的興趣。一旦更多的人追問中共侵藏之事實以及西藏歷史之真相,會出現許多對中共不利的質疑。 例如有西藏人質疑:“如果真的所有的藏人在過去的時間裏,都是奴隸和農奴的身份而讓中國給‘解放’了,那麼為何這些奴隸和農奴的兒子們要站起來對抗中國?為什麼有這麼多藏人生存在西藏之外?” 過去的西藏是否真是農奴制? 藏族學者達瓦才仁曾採訪許多境內和流亡藏人,他在《血祭雪域》一書中寫到:“中國稱西藏是封建農奴制,西藏人則不以為然,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農奴,而是類似契約的情況下租種田地的農民。牧民也認為自己明明是自由人,怎麼會是‘奴’。” 不光西藏人自己不承認“農奴制”的說法,不少西方藏學家也不認同中共的定性。例如,法國漢藏歷史學家凱西亞-布福特裏耶(Katia-Buffetrille)女士在2008年3月接受採訪,回答法國權威報紙《世界報》的問題說: “有關‘農奴’一詞,一些藏學家也不同意用在農民身上。他們認為用‘普通百姓’或‘臣民’更貼切。事實上,當時大部分西藏平民都是農民。他們以世襲的方式與土地連在一起,必須向領主繳稅,稅可以是現錢或實物,但更多的是以勞做方式抵償,大部分是田間勞作。這樣的制度看起來很嚴格,但實際上有很大的彈性。那時的農民確實要盡義務,但也享有權利。領主對農民完全沒有生殺大權。這個制度遠遠談不上理想,但與奴隸制不能相提並論。” 那麼,為什麼中共能夠從西藏找出一些“翻身農奴”做例子大事渲染?這是因為,任何一種社會形態內部,都有千姿百態、各種成分兼具的複雜情況。比較落後的舊西藏社會裏有很多自由民,但也有一部分放牧、種地的農奴,例如被稱為“朗生”的貴族莊園的家奴。這即是說,舊西藏有農奴製成分,但不能把整個社會定性為農奴制。 如果因為舊西藏曾存在部分農奴,就把整個社會說成是農奴制,如此以偏概全地類推,事情就麻煩了。例如,美國獨立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南方還長期存在黑人奴隸呢。我們可以把那個時期的美國全面定性為奴隸制嗎?再如,中國長期的封建制社會裏一直存在家奴和農奴,《紅樓夢》中那位抗婚的美麗丫鬟鴛鴦,即是世代為奴的家生女僕。 西藏自我改革的努力被共軍踏碎 列寧曾在提及農奴制時說:“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是這種經濟制度的條件”。如果以“人身依附”作為農奴制的條件,那麼中國的人民公社制度,便是百分之百的農奴制了。自土改以後,中共便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地主,它強佔國家所有的土地,強迫包括筆者在內的變相農奴——人民公社社員在土地上辛苦勞作。當今中國大量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以及陷入黑磚窯裏做奴工的少年和成人,都可以證明,有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也有類似奴隸制的成分。 已故的班禪喇嘛和十四世達賴喇嘛都多次指出:西藏的社會雖然不平等,但從來沒有聽說過餓死人的事情發生。據王力雄說,西藏的農奴在土改中還有定為“富裕農奴”成份的,可見他們並不都很貧窮。一般朗生(家奴)每天給喝兩次酒。當年在人民公社裏饑餓至死的農奴,做夢也不敢想有這樣好的待遇啊。 大凡缺乏合法性的統治者,都企圖通過重塑歷史而營造政治上的合法性。可見,講農奴故事對中共來說是何等重要。但是,這種故事除了留下許多破綻之外,還會令許多有現代觀念的人思考:即使舊西藏真的是農奴制,改變舊制度也應該是西藏人自己的選擇,自己的權利,否則這就成了殖民主義的邏輯:當地人無力文明,我們給你帶來文明。 其實西藏人對舊制度的改革並不比中國人晚。早在191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就開始針對西藏的各種弊端,進行一場長達20多年的現代化改革。他的新政包括:改革落後的寺院制度,引進了貨幣、郵政、電訊設施等,強化了藏軍力,創辦西藏醫學院,……。然而,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效並不彰顯。而後,年輕的第十四達賴喇嘛又在1950年成立了一個“改革會議”的組織,其中包括來自底層人民的代表。 然而,西藏人這一系列自我改革的努力,最後都被中國進藏大軍的鐵蹄粉碎了。以致今天,大多數國內漢人只聽到一曲假唱的“農奴曲”,還以為這是漢人對藏人的最大恩典。--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