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15-08-24

特別節目:議員崗拉姆介紹西藏政治犯狀況


  

【西藏之聲2015年8月22日報導】西藏理塘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監獄中突然身亡後,其他仍遭受關押的藏人政治犯狀況,引起了各界的憂慮。本台在這期特別節目中,邀請到前藏人政治犯、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崗拉姆,來為大家介紹境內藏人政治犯們的狀況。

西藏之聲:崗拉姆您好,您現在是第15屆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在這之前,您也在流亡藏人社區中的前政治犯組織「九、十、三運動」中擔任過秘書長,首先請向大家介紹一下,「九、十、三」這個特殊名字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崗拉姆:首先向挪威電台專欄記者和聽眾朋友們問好,扎西德勒!

流亡社會現有「九、十、三」前政治犯運動集團和全國前政治犯組織兩個團體,另外還有一些沒加入任何團體的零散人員,其中「九、十、三」的會員最多,會員中包括前政治犯、與政治有關的人員,以及前政治犯家屬三種身份的人。「九、十、三」是一個很大的團體,註冊成員有600人左右。

「九、十、三」名稱的來由,是1987年9月27、10月1日、3月5日三個月份,這也是1987至1989之間首府拉薩舉行多次大規模抗議活動的紀念日。當時首府拉薩被中共領導下了戒嚴令,很多當時參加示威活動的群眾被抓或被軍警打死、或受傷,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西藏之聲:據您了解,目前西藏境內的藏人政治犯人數有多少?
崗拉姆:可以說,到現在為止,境內政治犯人數都沒一個統一或準確的數字,流亡政府方與非政治組織人權中心發布的現被關押人數為2110左右,前政治犯組織有關人員發表的數目為2100人。

被關押在西藏三區的政治犯數字不能統一的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是按各自的渠道獲得的信息。舉個例子來說,流亡政府指出1959年西藏失陷以來,在中共統治下被害或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一百二十萬,但有些評論員和研究人員預估當時真實的死亡人數,比這要多出幾倍。

西藏之聲:境外的權益組織與藏人團體們,經常呼籲中共改善藏人政治犯的狀況,那麼藏人政治犯們,在中共監獄中所受的對待,是否要比其他犯人更加糟糕?
崗拉姆:西藏政治犯和包括漢族在內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犯,一般情況下不會被關在一起。但我個人認為,無論政治犯還是刑事犯,主要是按照中共當局的認知和理解作定論,若直接涉及到中共的專制政權,中共當局就絕不會對此手軟,都一定會受到嚴厲打擊。

其中西藏政治犯與其他犯人之間,一定會有區別的,大概是藏族政治犯無論被指控什麼罪行,被判多久的刑期,大多數會與「分裂分子」和「顛覆國家政權」之類的罪名有關,其中個別例子也表明當局有關人員,以民族歧視對待少數民族犯人。

西藏之聲:您也曾被中共拘捕關押,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您自己在獄中的遭遇。
崗拉姆: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就大概說一下。

1987年我進入首府拉薩的西藏大學,1989年我被當時的拉薩市公安局從大學拘捕,而在獄中審訊期間,受到審訊人員的毒打與逼供,若審訊人員不高興了,男女犯人之間也沒有任何區別,會遭到同樣的毒打與虐待,加上監獄內的伙食非常惡劣,我的身心兩方面均受到打擊,最後被判勞教三年。

在這裡插一句,勞改和勞教屬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外、打壓異見人士的一種非法管制制度。在經過近半年的非法審訊期後,我被判處勞教,這種強行管制被美其名曰「人民內部矛盾」,我就這樣遭判三年勞教。

西藏之聲:我們都知道,西藏境內的政治犯,大都被指控為「分裂國家」或者「煽動分裂」等罪名,那麼請您介紹一下,中共的執法部門究竟是如何界定這些政治罪名的呢?
崗拉姆:我認為中共界定政治犯的罪名,沒有一個統一或依據。因為很大一部分所謂的政治犯的反抗行為,都直接涉及中共當局的統治權利,當局認為他們的行為威脅到了共產黨的專制利益,其中對藏族群眾具有廣泛號召力和民族主義激情的人士受到的打壓最嚴重。

界定範圍大概就是他們所說的危及到了政府的統治權,但其實無論當事人所實施的行為和反對、反抗是否真正違法,都同樣會被打壓和受到嚴厲的管控。

西藏之聲:這些藏人政治犯,到底做了什麼,才被中共拘捕判刑?
崗拉姆:據我個人了解,藏族政治犯當中有些人是因為長期積累的真實生活經驗,下定決心要反抗中共專制政權後,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犯或反革命。另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人純粹是被誣陷和錯判,有人在圍觀抗議事件時被抓,中共軍警還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殺無辜,這些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比如八十年代,在首府拉薩發生的大規模反抗 活動中,有人只是在一旁觀看,武警也將他們關押入監獄,最後也有人被判刑。反抗政府的示威抗議者大多數是以上街遊行、喊口號、聚眾示威等等形式來訴苦,但按中華人 民共和國法律,屬於合法而且符合人權基本原則的上述行為,都成了當局拘捕判刑被告的理由。

西藏之聲:之前也有國際機構的報告指出,僅在2008年至2014年間,就有14名藏人政治犯因遭受獄方的殘酷折磨,而在獄中或保外就醫期間死亡。那最新一起案例是境內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被非法關押13年之久後,突然身亡的情況。這讓許多人更加擔憂目前仍遭中共關押的、包括十一世班禪喇嘛根敦確吉尼瑪和西藏康區囊謙縣公雅寺堪布噶爾次為首的、眾多藏人政治犯們的處境,您覺得我們有沒有對此憂慮的必要?
崗拉姆:當然有必要,因為中共在關押和審訊、甚至在判定刑期等程序中,都是半掩蓋形式,尤其是政治案例,只要涉及專制利益,當局就會作出既不公正也不公開的判決,所以,我們很大程度上都不清楚其中的暗箱作業是怎樣進行的。特別是一些政治犯,在被判刑過程中,第一審判決事先就已經成為定局,被告無權行使法律上訴等等程序。

西藏之聲:您認為,流亡藏人應該怎樣營救這些政治犯?
崗拉姆:流亡藏人的政府與非政府方團體與個人,一直以來都各盡所能,為減輕或解救高壓統治下受到打壓的人民群眾,人們曾經或正在做出努力。對於我們該如何營救政治犯,可以說我們自身的能力完全受限制,而只能將期望寄託在國際社會與外界的支持與聲援上。當然,無論寄託外界,還是自身設法解救,大家的行動是不會停止的。

西藏之聲:就像您剛才所說的,也有不少藏人期待國際社會能夠幫助西藏問題獲得解決,然而目前中國的經濟正在飛速發展,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將各自的經濟利益放在人權之上,您認為藏人們將期望寄託在聯合國與世界各國的政府身上,是否有用?
崗拉姆:對於將期望寄託在聯合國與世界各國政府身上,我們不能否定其做出的努力沒有絲毫用處。我們曾經、或在未來,還會寄期望於這些國際人權組織和聲援西藏團體,雖然這些政府與團體,以及個人做出的努力獲得的成效變的越來越渺茫,但我們的希望還沒有破滅,比如說,有關西藏著名前政治犯達納晉美桑布與藏大學生洛桑丹增獲釋,大家都相信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國際有關組織施壓中共而取得了成效。

西藏之聲:最後想問的是,要獲得外部的支持與援助,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崗拉姆:想要獲得外部支持,我們能做的有很多,但其中一項不可或缺的工作就是要收集、整理、設法獲取西藏境內的真實證據,以及以真實為基石,向有關政府和團體、以及個人等等提供在艱難政治處境下、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受人權壓迫與被非公正對待的人民的情況。如聖尊達賴喇嘛指出,六百萬藏人中流亡在外的二十萬左右藏人,是生活在境內大多數藏 人的代言人,所以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將真實的西藏展現在世人眼前,這是我們義不容辭需要做的事,同時,也相信世界人民會分辨真假,全方位支持藏民族的正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