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14-02-27

西藏精神領袖談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2014年2月26日達蘭薩拉報導』今天(美國華盛頓特區2014年2月20日)上午,尊者達賴喇嘛回到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參加兩個小組討論,第一個討論會由美國企業研究院的成員參加,第二個討論會由生命與心靈研究所(MLI)的成員參加。今天上午由美國企業研究所主席亞瑟布魯克斯提出的問題是:自由企業制度是否真的是處理我們當前情況的最佳方式。

哥倫比亞商學院院長格倫•哈伯德,請求尊者先與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心得。尊者回答說: 我們都希望在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國度或一個快樂的世界裡,通過正確的途徑尋找到幸福的生活。但我們的尋覓之旅應該從何開始呢? 求助於政府或聯合國嗎? 不,有建設性的工作應該從我們每個人自己開始。無論我們從事何種職業,無論我們具有何種專業能力,我們都是人類。有些人告訴我(華盛頓)這個城市有太多政客了,但我認為政客們也是人類。作為人類,我們需要一起合作應對挑戰,如氣候暖化和人口膨脹。

「過去,只有印第安人住在這個大陸,直到大量的外來移民來到這裡並構建了這個美好的國家。而現在,區分『他們』和『我們』的陳舊思想顯然早已過時。與此相反,我們更需要考慮全人類,我們應該記住:即使有些人讓我們感到陌生和奇怪,他們仍然是人類。在許多方面20世紀是一個轉折點,但這也是一個暴力和戰爭的時代。本世紀應該是一個和平的時代,這並非是由於祈禱,而是通過行動所帶來的成果。無論我們個人擁有何種信仰,我們都有可能成為更富有同情心的人。我的科學家朋友這裡將有更多的話要說。期待我們今天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格倫•哈伯德提問為什麼整個世界至今仍未達成富裕。他認為自由企業的核心就是活力,他還提及馬歇爾計劃成功促進了就業機會。他贊成阿瑟•布魯克斯的觀點:最終獲得成功是很重要的目標。布魯克斯問尊者我們如何才能使自由企業更有成效。尊者回答說: 「這並不容易。一方面我們看到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我們也能看到尼赫魯在印度獨立之後推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並未獲得成功且並非有效。顯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均有其短處。我們需要更關心他人並考慮人類的共性。這將包括學會改變並適應改變。」

對沖基金經理丹•勒布表示:能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和現代資本主義理論界的精神領袖格倫•哈伯德共享一個交流平台,他感到非常榮幸。他提到,當他剛開始經營基金的時候,他也開始練習活力瑜伽,這使他認識到心靈的波動規律並學會如何走出心靈困境。他在每天的決策中他都會面對這兩個問題,而進行決策就是他每天的核心工作,其中包括對人,對市場和對股票作出正確的決策。他解釋說:當有人擁有一個好的創業想法,他們需要資金支持,但如果缺乏一個為這些創業者提供幫助的信貸體系,創業者將面臨困難。因此向他們需要低成本的流動資金。他說,世界上沒有比自由企業制度更有效地資助創新的制度。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受教育使得窮人也可以獲得成功。

阿瑟•布魯克斯問尊者如何能使更多的人脫離貧困。尊者回答說,因為事物是相互聯繫的,我們需要從更大的視野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更現實的教育體系。我們需要健全法律和制度來保護我們,我們還需要信任。發展信任我們需要誠實,尊重事實和公開透明。他強調,只要我們有利他精神,欺騙和剝削就不會有存在的空間。為了人類的利益,我們更需要一種普世責任。

阿瑟•布魯克斯指出,雖然資本主義可以獲得偉大的成功,但它並非沒有風險。他請求尊者就關於如何幫助窮人受益於我們今天所享受的資本主義制度方面提出他的建議。

尊者回答說:「每天我都致力於分析自我的本質及世界的現象。我們以自我為中心並且自私,但我們應該明智地自私,避免愚蠢。如果我們忽視別人,我們也會失敗。我們必須支持別人。這是一個所有主要宗教傳統的共同訴求。貪婪是危險的,這些宗教傳統均提倡在日常生活中知足常樂。我們可以教育人們去了解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造福他人。但這需要時間。」

阿瑟•布魯克斯總結道:我們每個人只是70億人類中的一分子,但能了解我們的共同利益是一種福報,要求我們過一種符合道德的生活;道德地生活是一種實踐;實現全人類親如一家的機會掌握在大家的手中。他對每位為本次會議發揮了貢獻的人表示了感謝。

第二小組討論開始,亞瑟•薩讓克解釋說,心靈與生命研究所擔任了會聚科學與亞洲冥思傳統的紐帶已經超過30年,在此期間舉辦了27次主要會議並發表了大量的出版物。今天,心靈與生命研究所積極參與構建教育策略和測繪心靈的項目。他說,我們在行動伊始就設定了我們的動機,當我們自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答案是:我們關心他人。

幾乎從心靈與生命研究所成立起就認識尊者的理查•戴維森首先開始演講。他說,科學家們開始區分快樂和幸福的區別。他提到了遺傳學發現我們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幸福感由遺傳因素影響。也就是說,後生遺傳學的研究表明,基因有類似音量控制的機制,根據環境因素而調整,所以它們的效果是不固定的。

他回顧了阿瑟•布魯克斯提出的幸福的四個影響因素:信仰、家庭、社區和工作。戴維森說現代研究表明,慷慨和責任心也很重要。對於如何通過教育來加強這些因素,研究表明,有些時期大腦對教育特別敏感。他得出的結論是,幸福可以通過學習得到。在發育早期大腦是可塑的,所以我們可以在培養慷慨和責任心方面設計合適的教育方式。這種早期的教育投資可帶來良好的回報。

他笑著解釋道:儘管他的老朋友曾提到4和7歲的大腦對訓練尤為敏感,但他自己在十幾歲之前卻是一個不情願的和焦慮的學生。然而,他在二十到四十歲時仍然繼續堅持學習。他覺得只要大腦保持活躍,就可以通過學習去改變大腦。

對於兒童的早期教育亞瑟•薩讓克提出了三種模式的關心:接受關心,關心自己,和關心他人。

戴安娜•查普曼•沃舒表示很高興能出席這次會議,她本著一顆熱切的探求之心來到這裡。在對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三位出席代表表達了謝意之後,她開始了演講。她先提出了一個問題進行讓大家思考:當我們過於關注自己的幸福,我們付出了何種代價。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在我們的幸福當中佔了多大比重? 她認為,如果我們想要解決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將需要與眾不同的領導者,也就是富有愛心的領導者,用內心的力量來進行領導的人。她認為我們必須思考:需要什麼樣的人來領導我們,以及我們對這些領導者的期望。她回憶起自己在韋爾斯利學院擔任主席職務時,她知道領導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允許別人找到他們自己的目標。

尊者說:「我的大半生都是難民的身份,早期人們的士氣很低落,我想鼓勵他們建立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我鼓勵民主,也鼓勵藏人了解我們精神和文化遺產的巨大價值,我們可以將佛教歸類為佛教科學、哲學和宗教三項。我已經點出,討論心靈和情感的東西,可以形成與現代科學對話的基礎,這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奧托向尊者提問,如何看待正念對個人的影響,怎麼應用到整體?尊者回應說:「你知道的比我做的多,但我們需要從學童教育便展開新的教育方法。」(本報導大部份中文譯文摘自藏行政中央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