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20-12-18

王維洛: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漢人應該向藏人學習什麼?


王維洛: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漢人應該向藏人學習什麼?

  

西藏某地雪山下的一戶牧民照片/載自網絡

文/王維洛 工程博士(德國)


 前言

今年是藏人行政中央推出的“感恩達賴喇嘛尊者年”,計劃在世界各國舉辦各類活動表達對尊者的感恩。然而由於疫情,許多計劃和活動被迫取消,因此很多活動只能以視訊的方式舉辦。今天想和各位談談“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漢人應該向藏人學習什麼”這個話題。首先從一個小故事談起。

一、一位藏族老人所經歷的三江源生態環境的變化

2013年6月3日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何偉在《三江源生態移民曬出心中的夢想》一文中,記載了對一位藏族老人的採訪和他對“生態移民”效果的評價,令人深思:“尕查,61歲,果洛藏族自治州瑪沁縣昌麻河鄉血麻村原支書:我在黃河岸邊長大,見證了黃河源頭生態變遷的歷程:上世紀60年代,遠山白雪皚皚,河水清澈流淌,草場長得好,牛羊吃得飽;80年代、90年代,一些山脈逐漸變成黃褐色,光禿禿的,河床多次乾涸,我們守著源頭沒水吃,也沒地方放牧;近幾年草場儘管禁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蟲害起來了,種草效果不明顯。八年前,我村162戶藏族村民作為黃河源區首批“生態移民”,搬遷到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府大武鎮生活。我幾乎每年都會回血麻村看看,村上共計草場50萬畝,冬季草場佔四分之三,而沙化面積佔冬季草場四分之三,沙化一年比一年厲害。夏季草場沙化好一些,而岩羊、野鹿、野驢等趁虛而入,經常二﹑三百隻一齊出動,把牧草快吃完了。”

尕查老人講訴的這個故事只有288個字,很短。但它生動地描述了三江源地區在短短四、五十年之間生態環境所經歷的劇烈變化。這個變化過程可以分為三個不同時期:

第一個時期,二十世紀60年代:

“遠山白雪皚皚,河水清澈流淌,草場長得好,牛羊吃得飽”,達賴喇嘛尊者1959年離開西藏,這是他走後留下的生態環境的真實寫照。這個描述對於漢人來說是十分珍貴的,因為漢人在從小接受的教育中,二十世紀60年代之前的西藏高原是一個“農奴社會”,是一個“至黑的年代”。但是從尕查老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那個年代西藏高原的青山綠水。

第二個時期,二十世紀80、90年代:

“一些山脈逐漸變成黃褐色,光禿禿的,河床多次乾涸,我們守著源頭沒水吃,也沒地方放牧”。達賴喇嘛尊者離開西藏的二三十年後,1983年在藏區開始的草場所有製的改革,草場包乾、牧民定居,對礦產的掠奪性地開採,導致整個生態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當然這一切都是打著促進西藏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旗號進行的。

第三個時期,2003年後:

“我村162戶藏族村民作為黃河源區首批“生態移民”,搬遷到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府大武鎮生活。”“近幾年草場儘管禁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蟲害起來了,種草效果不明顯。”尕查老人等162戶藏族村民被迫離開故鄉,這是三江源地區保護計劃的一部分,此時打的旗號是“生態環境保護”。而設立自然保護區是中共政府保護西藏高原生態環境的最主要措施,目的是把藏人趕出故鄉,改變他們游牧的生活方式,讓藏人在其他城鎮定居下來,便於控制和管理。但是從尕查老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這種生態移民的效果並不好,起碼沒有起到保護或者改善生態環境的作用。 


 中共在西藏各地樹立的牧民搬遷標語照片/載自網絡

如今的三江源地區是中國沙漠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達賴喇嘛尊者在《西藏的生態環境和人民》中說:就像西藏民間的說法﹕「投生於荒漠之地的人,比不上投生水草豐盛之地的動物幸福。」這裡所說「荒漠」,指的是沙漠、戈壁、風沙漫捲……這樣的一個悲涼境地;投生這裡的人,自然無法與依伴豐盛水草的動物可比。這裡雖沒有關涉到「環境」的詞語,但意義是相同的。比如,我們提到荒漠時,給人一種抑鬱、緊迫之感,就像是走入了餓鬼道一樣。非洲許多地區,以前還是富饒的土地,而現在由於缺水,已趨於沙化了。所以,我們人類對環境問題若不引起充分的關注,那麼,整個世界就會有荒漠化的危險。

多年前去埃及參觀阿斯旺大壩,資料介紹說,引大壩後納賽爾水庫的水到沙漠,可以變沙漠為良田,解決埃及人的生存問題。陪同參觀的埃及人說,幾千年前那些沙漠都是富饒的土地,森林覆蓋,生物成群。你想,輝煌的埃及文明能夠在荒漠之地誕生和發展嗎?

西漢是中華歷史上的極盛時期,漢武帝也被漢人看做是一代明君。但是宋豫秦和張力小在《歷史時期我國沙塵暴東漸的原因分析》中指出:“漢武帝驅逐匈奴後,在河西地區廣置郡縣,力倡農墾。張騫通西域以後,有組織的農墾活動的範圍,更擴大到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綠洲。漢代在西北地區所推行的大規模的粗放型農墾活動,必然會嚴重破壞西北地區脆弱的植被和水源,導致沙漠化和沙塵暴的擴張。”“漢武帝最早在內蒙古河套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屯墾戌邊,興辦了許多大型國營農場。甘肅的河西走廊、內蒙古的河套地區和黃土高原的晉陝峽谷地區等北方少數民族的游牧之地,是當時屯墾戌邊的重點。這些大規模的農業開發活動一方面增強了中央王朝的國力,有利於鞏固中央對西北地區的統治,同時也使廣大西北地區的自然生態系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我國西部地區存在四個主要沙塵暴源區,即河西走廊與阿拉善高原區、內蒙古中部農牧交錯帶、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區、蒙陝寧長城沿線旱作農業區。這四大源區恰恰正是漢代以來歷代中央政府主要的屯墾戌邊區。”今天的三江源地區的沙漠化正是重複了中國歷代皇帝在西部地區屯墾戌邊的錯誤。

二、中國學者對沙漠化的研究

中國學者對沙漠化的研究,特別是對導致沙漠化原因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認為是主要人為原因造成的,另一派認為主要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分界點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這之前,大多數學者認為沙漠化是人為原因所導致,如:

——森林過度採伐佔32.4%;

——過度放牧佔29.4%;

——土地過分使用佔23.3%;

——水資源利用不當佔6%;

——沙丘移動佔5.5%;

——城市、工礦建設佔0.8%。

可見,中國絕大部分的沙漠化(佔94.5%)是人因素造成的;在這之後自然原因造成的佔了上風,認為中國78%是自然沙漠化,人為因素則是次要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中國學者能夠堅持用事實說話。羅康隆和楊曾輝在《藏族傳統游牧方式與三江源“中華水塔”的安全》一文中指出“三江源曾是水草豐美,湖泊星羅棋布、野生生物種繁多的高原草原草甸生態區,被稱為生態“處女地”。該區域內獨特的地貌類型,豐富的野生動物類型,多姿多彩的森林與草原植被類型和秀美的水體類型,構成了亮麗的風景。”他們又說:“三江源區域是我國最大的產水區,每年向黃河、長江、瀾滄江下游供水600億立方米。據我國水文部門測算,黃河總水量的49%,長江總水量的25%,瀾滄江總水量的15%,均來自三江源區域。特別是黃河,幾乎近一半左右的水量得由三江源區域提供。因而,該區域是三江全流域最重要的水資源供給地,這裡被譽為“中華水塔”,名至實歸。 ”

羅康隆和楊曾輝認為導致草原沙化和三江源的生態災變的最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從1983年開始的草場所有製的改革,對草原執行牧民“草場包乾、牲畜作價歸戶、定額提留”的牧場責任制;其次是對礦產的無序開採,上世紀80年代大量無節制、無規律地開採黃金、煤礦等,給當地的自然生態環境帶來了致命性的破壞;第三是在當地不適當地發展農業種植,如開墾草原種植油菜等。 


 西藏的絨布冰川在1921至2007年間退縮了330英尺照片/George
L. Mallory/David Breashears

氣象資料顯示,從二十世紀70年代開始,三江源的氣溫持續升高,平均每年增加0.2到0.4攝氏度(世界平均水平每年增加0.008攝氏度)。西藏高原冰川退縮,對亞洲、特別對中國危害很大,長時間乾旱和大洪水的危險同時增加。以前長江源區的雪線為海拔4600多米,現在是後退到海拔5300多米,上升了700米。二十世紀90年代,黃河中下游地區幾乎每年發生斷流,1997年斷流長達226天。黃河斷流與黃河源持續枯水有直接關係。目前三江源依靠人工降雨來增加水量。青海省制訂了以格爾木為三江源地區飛機人工增雨起降場和利用能夠適應高原地區的運-8飛機實施人工增雨的方案。據報導,2006年三江源人工降雨量約8億立方米,人工降雨使得三江源區河流、湖泊水位下降和乾涸的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人工降雨會加速凍土層解凍,凍土層中儲存大量的碳就會釋放出來,氣溫升高會加速,同時也加速冰川融化、雪線上升。

地質學家劉寶珺院士和江新勝教授等指出:青藏高原是全球變化的發動機、東亞水循環的心臟、東亞地區的水塔,是中國乃至東亞的生態屏障。如果沒有青藏高原的隆升,中國今天將是東亞的“撒哈拉大沙漠”,江南魚米之鄉、東北和華北糧倉、四川天府之國等皆會變為荒漠。如果全球持續變暖,青藏高原冰層將全部融化,則東亞水塔坍塌,發源於青藏高原7條河流將全部枯竭,依賴這些河流及高原冰川融水的國家將面臨巨大的水資源短缺危機,中國首當其衝。

三、再講一個小故事

2020年5月上旬有網友爆料稱,北京市丰台區東高地梅源里小區,因為鳥屎掉一輛車上,於是物業管理派綠化隊拆了鳥窩,引發熱議。後來官方回應說:被拆除的幾個喜鵲窩中並沒有幼鳥和鳥蛋,未傷害到野生鳥類。而且被拆除的鳥窩又被重新安裝回去了。人們在新的鳥窩下面掛起橫幅,上面寫著“鳥兒的歌聲是大自然最動聽的聲音,讓這聲音永遠迴盪在我們耳邊”。只是沒有說,鳥兒是否回來了?鳥兒的歌聲是否回來了?

鳥屎掉在小轎車上,就把鳥窩拆掉,再掛起橫幅來讚美鳥兒的歌聲是大自然最動聽的聲音。這個真實的故事頗能反映目前中共“以人為本”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本質。

西藏的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是中共政府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但是他們已經把環境的概念給偷換了。

1979年中國首次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1979年9月13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原則通過。1979年9月13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令第二號公佈試行),這在世界上算是比較早有環境保護法出台的國家。該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環境是指:大氣、水、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動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名勝古蹟、風景遊覽區、溫泉、療養區、自然保護區、生活居住區等。

十年之後環境保護法(試行)轉正。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1989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二號公佈,自公佈之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該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

正式的環境保護法對環境的定義進行了修正,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人不再是環境中的一個因素,而是高於氣、水、地、動植物等等因素。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進行修正,2014年4月24日習近平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九號,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該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濕地、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與1989年12月26日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相比,僅增加了濕地一詞。

這就是“以人為本”的環境保護政策的法律依據,也是鳥屎掉在小轎車上,就把鳥窩拆掉的理論基礎。鳥屎掉在小轎車上,就把鳥窩拆掉,這裡缺乏的是慈悲,缺乏的是敬畏。

四、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漢人應該向藏人學習什麼?

在藏人的心中,他們的故鄉西藏高原是聖地,那裡的山是神山,那裡的湖是神湖,那裡的樹也是神樹。達賴喇嘛尊者指出:當初佛陀身為王子,誕生地不是皇宮而是一花園中的樹下;佛陀後來證悟得道的地點不是山洞,而是在菩提樹下;佛陀的圓寂地點也不是高貴的佛殿,而同樣是在一棵樹下;此外,當時的比丘僧團在每年夏季的聚集點都會種植樹木,方便後來人,並禁止肆意砍伐。

韓雪梅在《論藏區習慣法對環境的保護及其特點》一文中指出:除了神聖觀念以外,出於對自然的感激和順從,產生了融於自然、愛惜環境的生態觀。藏族認為人與其他生物同處一個生命系統,人的生存和死亡都不能觸動和改變自然界,要愛惜和保護自然

自然界的完整,自然與人之間是一種和諧平穩的關係,人要謹慎的遵守自然的規則。出於對自然相依為命的感激而產生了眾多的保護性禁忌,嚴禁在草地上胡亂挖掘,以免使草原土地膚肌受傷;禁止在草地上挖水渠,防止水土流失,破壞草場;大多藏區禁止打獵,尤其堅決禁止獵捕神獸(兔、虎、熊、野耗牛等)、鳥類及狗等。這些自然禁忌是保護自然環境、順從自然規律的表現,從根本上保護了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物的生命權,“在自然禁忌束縛下的人們,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生活的權利”。

可見,藏人認為人與其他生物同處一個生命系統,人的生存和死亡都不能觸動和改變自然界,要愛惜和保護自然界的完整,自然與人之間是一種和諧平穩的關係,人要謹慎的遵守自然的規則。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的環境定義是完全不同的。在藏人的心中,人和鳥同處一個生命系統,愛鳥就是愛人,傷鳥就是傷人。而在某些北京人的心中,人是高於鳥的,鳥屎掉在人的轎車上,鳥就有失去家的風險。那麼這些北京人缺了什麼呢?他們並不缺少知識,他們缺少的就是慈悲。如達賴喇嘛尊者所言,佛法倡導的核心就是慈悲,而世間由人類所製造的種種問題都是因為缺少了慈悲,太過於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及他人的利益。所以要解決今天人們面臨的各種問題,就必須去推動慈悲。並不是因為佛陀這樣說,而是因為心懷慈悲的確對自己的身心都有益,這是常識。

五、保護西藏的生態環境

2018年筆者撰寫的《亞洲的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態危機》一書由台北的雪域出版社出版,十分榮幸的是,達賴喇嘛尊者為該書寫序文。達賴喇嘛尊者寫道:“西藏高原被喻為世界屋脊,由於被無數巍峨的冰峰雪山所環繞,因此又被稱為雪域西藏。有個華人學者曾說西藏高原是中國的水塔。與南、北極一樣,西藏生態對地球的影響甚鉅,因而也被稱“第三極”。發源於西藏高原的河流,包括西部的四大河流和東部的長江、黃河、瀾滄江等,流域範圍涵蓋中國、印度及東南亞。是幾十億人類及其他生命賴以生存的依托。我經常呼籲要保護西藏的生態環境,並強調西藏生態環境的保護,是不分民族、文化或宗教等背景,關係到幾十億人類未來持續生存繁衍的重要議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事關人類共同命運而需要產生共識的問題,卻常常因政治、經濟或者自然資源的開發等理由而遭到蔑視或破壞。”

達賴喇嘛尊者是世界上最早呼籲保護西藏高原生態環境的宗教領袖,他總是用簡潔易懂的語言向民眾傳播生態環境的理念,傳播慈悲的心懷。

最近傳來一個十分不好的消息:中共在製定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中,明確提出“實施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並稱這是一項“國家安全工程” ,包含水資源及中國的國土安全等。雅魯藏布江下游在“大拐彎”處50公里的直線距離內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可開發的水電資源約為7000萬瓩,超過3個三峽大壩工程裝機容量2250萬瓩的三倍。

《沉默的河流》(Silenced Rivers)一書的作者麥克考利(Patrick McCully)在三峽大壩工程上馬之前曾說過:三峽工程是斯大林主義的最後一個工程。筆者對他說:未必如此。有了三峽工程之後還會有其他的斯大林主義工程。也許很多人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就派水利代表團去蘇聯取經,據說是取回了真經,就是建水庫大壩,即可以防洪又可以抗旱,把汛期的洪水攔蓄在水庫中,到干旱期把水庫裡的水放出來灌溉。其實這些都來自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後改名為《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斯大林寫道:“這是不是說,例如,自然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即自然力發生作用的結果是根本無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以不受人們影響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現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認識了它們的發展規律,也確實無力影響它們。把這些過程除外,在其他許多場合,人們決不是無能為力的,就是說,人們是能夠影響自然界過程的。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規律,考慮到它們,依靠它們,善於應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把自然界的破壞力引導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壞力轉而有利於社會。

我們且從許許多多的例子中舉出一個來看。在上古時代,江河氾濫、洪水橫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莊稼的毀滅,曾認為是人們無法避免的災害。可是,後來隨著人類知識的發展,當人們學會了修築堤壩和水電站的時候,就能使社會防止在從前看來是無法防止的水災。不但如此,人們還學會了製止自然的破壞力,可以說是學會了駕馭它們,使水力轉而為社會造福,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

雅魯藏布江下游在“大拐彎”處是一個地質災害頻發的地區。最近的一次大地震發生在2017年11月18日,西藏自治區林芝市米林縣發生6.9級地震。最近的一次滑坡、堰塞湖發生在2018年10月17日,米林縣雅魯藏布江沿岸也發生滑坡並形成堰塞湖。幾天之後再次發生滑坡並形成堰塞湖。自然資源部地災防治中心首席科學家殷躍平認為,除青藏高原一直以來地質活動都較為強烈,地震時有發生以外,當地的地形急變也為山體滑坡創造了有利條件。林芝分佈有極高山地區,意即存在海拔5000米以上,且相對高度大於1500米,具有雪線和雪峰的大山。這種地區地形急變,陡峭險峻,地形高差往往達到1000米以上,部分地區達到3000米或更多。這樣一來,高山的冰雪、泥土、砂石等物質便具備極大的勢能。這樣的地形很容易引發高位滑坡,形成流域性的災害鏈。在高山上,滑坡可以滑動幾公里,甚至十多公里,流入山下的河流中形成堰塞湖。殷躍平指出,氣候變化也是山體滑坡多發的誘因之一,在林芝米林的山體滑坡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殷躍平表示,經專家組鑑定,米林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於冰崩,冰崩體帶著冰丘一直堆到江邊,把雅魯藏布江阻斷。由於氣候持續變暖,青藏高原暖濕化加劇,雪山雪線也隨之後退,冰川或者冰湖後退,意味著冰雪更多地消融,也意味著有更多的冰磧物累積、更多凍土溶解。這樣一來,高原河谷的崩滑事件勢必增多。殷躍平說,中國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所發布的科考成果,也印證了青藏高原暖濕化加劇這一誘因。近50年來,青藏高原升溫率超過全球同期平均升溫率的兩倍,青藏高原及其相鄰地區冰川面積退縮達15%,高原多年凍土減少16%。冰川雪山的退縮消失,在短期內會增加源自青藏高原河流的水量的增加,中長期來看,是毀滅性的,河流的水量會大幅度減少,趨向枯竭,引起下游嚴重干旱,甚至是地理環境改變。

實施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計劃,必然會加劇中國與印度在水資源利用上的矛盾。印度學者在《Water
– Asia´s new Battelground》(中國翻譯:水——亞洲的新戰場)一書中指出,未來的戰爭不是爭奪石油的戰爭,而是爭奪水資源的戰爭。最可能發生爭水戰爭的地方是在亞洲的水塔——西藏高原。《西藏之頁》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