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2020-11-27

印中關係專家:印度應設立“喜馬拉雅地區與西藏事務部”


印中關係專家:印度應設立“喜馬拉雅地區與西藏事務部”

  

圖片:網絡/圖為喜馬拉雅山脈的【西藏之聲2020年11月26日報導】印中關係專家克勞德•亞庇撰文指出,有鑑於目前印度邊境的局勢,印度政府必須考慮實施針對喜馬拉雅地區的新戰略,並且設立“喜馬拉雅地區與西藏事務部”。同時,他強調這一時刻急需複興喜馬拉雅地區,並將西藏難民的福祉與促進獨特文化聯繫,而這將是對付中共當局於邊境地區洗腦宣傳的唯一途徑。

印中關係專家、記者克勞德•亞庇(Claude
Arpi)撰寫的文章《發揮與西藏的聯繫,以喜馬拉雅地區對抗中國》(Use Tibet links, counter China in the Himalayas)於昨日在印度媒體《德幹記事報》(Deccan Chronicle)刊登,筆者強調有鑑於目前印度邊境的局勢,印度政府必須考慮實施針對喜馬拉雅地區的新戰略。

筆者指出數千年以來,喜馬拉雅地區一直是印度與西藏文化的活躍橋樑,而這巨大的屏障是兩個世界緊密接觸的地方。然而,在中共解放軍於1950年至1951年抵達西藏後,這一古老聯繫變得越發緊張,並於1962年被徹底切斷。

中共無法容忍印度與西藏的特殊關係

筆者指出中共當局在推廣“一帶一路”或是“新絲綢之路”的同時,還確保了西藏與喜馬拉雅地區之間的古老關係尚未恢復,因為所有的邊境都已關閉長達六十年,除了乃堆拉山口、什布奇山口、里普列克山口等三個邊境口岸仍有進行小規模的貿易,但是當局卻無視喜馬拉雅地區長達數個世紀蓬勃發展的傳統商業貿易路線,反而開發與巴基斯坦的新貿易路線。

與此同時,筆者提到達賴喇嘛尊者在1959年3月從西藏逃亡至印度,並受到印度政府的庇護,但是局勢自從那之後變得更糟,不論是印度與西藏之間的關係,或是貿易與朝聖旅行等交流都達到一個無可挽回的地步。

在印藏邊境成為“有爭議”的印中邊境後,中共當局在1959年8月與10月分別入侵印度東北邊境特區(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的朗久(Longju),以及拉達克的空喀山口(Kongka la),這一切終於讓印度意識到身旁換了一個新鄰居,而且邊境問題早已無法如印度政府所預期的那般穩定。

此外,筆者表示一個古老的世界在1962年消失了,印度與喜馬拉雅地區失去了一個朋友、一個友好的鄰居,以及一個和平的邊境。但是,印度與西藏之間仍然存在著共同的價值觀與歷史,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政府並未針對西藏難民與邊境地區居民實施一系列配套的政策。

復興喜馬拉雅地區與西藏聯繫至關重要

筆者強調印度政府從不願在政治上與西藏有所牽連,但自從今年拉達克危機爆發以來,這顯示出雪域西藏與印度喜馬拉雅地區之間的古老紐帶仍然存在,而這一聯繫則需要政府復興。

與此同時,筆者指出有些人認為應該隨著世界的變化忘記過去,然而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共產黨政權甚至妄圖領導世界,並將“中國夢”強加在世界各地,這一事實令藏人和喜馬拉雅地區的居民感到擔憂。因此,筆者強調有鑑於目前印度邊境的局勢,印度政府必須考慮實施針對喜馬拉雅地區的新戰略。

對此,筆者表示與其單獨制定一項新的西藏政策,不如針對喜馬拉雅地區和西藏實施共同的政策,因為兩者在文化、精神、戰略與經濟方面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為此,筆者建議政府提出一項“喜馬拉雅地區與西藏事務政策”(Himalayan
and Tibetan Affairs' Policy)。

而針對這一政策,筆者強調印度應優先照顧自身的利益,再照顧那些在種族或文化上與印度關係密切的群體利益。同時,印度應該堅守成為一個和平國家的理想,並與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抗爭,以捍衛弱勢人民的權利,而政府也不應該接受中國所宣布的“和平宣言”。

此外,筆者認為印度的政策與行動不應由中國的想法或言論所支配,因為這一趨勢持續了許久,並對國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幫助,例如2018年曾禁止所有印度官員與達賴喇嘛會面,而這一指示造成了反效果。

印度應設立“喜馬拉雅地區與西藏事務部”

筆者強調無論印度政府最終採用的是哪種總體政策,“協調”將是至關重要的元素。因此,筆者建議在總理辦公室下屬設立一個“喜馬拉雅地區與西藏事務部”(Department of Himalayan and Tibetan
Affairs),而該部門業務範圍包括對外事務、國防、家庭、教育、文化、安全機構等,這對於實現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政策非常重要,因為若“協調員”分別在上述各部門工作,則無法執行政府下令實施的整體政策。

同時,筆者認為由秘書長級官員管理“喜馬拉雅地區與西藏事務部”,可能是發展邊境地區的核心要素,因為印度政府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曾有“邊境事務特別官員”(Special Officer of Frontiers Affairs)的職位。由於該職位隸屬於印度外交部,因此其職責範圍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有部分擔任該職位的官員很優秀,所以可能專門負責處理邊境地區和西藏事務。

此外,筆者表示考量到當地居民和西藏難民的福祉與習俗,該部門可以採取措施阻止當地居民往大城市遷移,如建立基礎設施、加強邊境部隊與當地居民之間的聯繫、恢復邊境貿易、復興越境朝聖旅行,以及大規模推廣佛教等。

與此同時,筆者認為該部門亦可以復興“印度邊境行政機構”(Indian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因為該機構的官員們於1950年代在北印邊境與西藏的成績斐然,他們都是相當傑出的人士,其中有大多數人犧牲了在軍隊有前途的職位,轉而為該機構服務。此外,筆者強調即使這些官員已不存在了,但他們仍然是印度行政服務局(IAS)、印度國家警察局(IPS)派駐於邊境的年輕官員值得效仿的榜樣。

最後,筆者表示這一時刻急需複興喜馬拉雅地區,並將西藏難民的福祉與促進獨特文化聯繫,而這將是對付中共當局於邊境地區洗腦宣傳的唯一途徑。(札墨編譯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