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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達賴喇嘛尊者辦公室秘書長才嘉——六十年藏中接觸過程回顧(文稿)

資料來源:西藏之聲




專訪達賴喇嘛尊者辦公室秘書長才嘉——六十年藏中接觸過程回顧(文稿)【西藏之聲2019年3月30日報導】1959年隨著中共對西藏的全面佔領,達賴喇嘛尊者被迫帶著八萬多藏人流亡印度等國,一晃六十年。境內藏人面對中國殖民統治,一直未失去信念與勇氣;而尊者與流亡藏人也持續在世界各地為境內同胞發聲,並努力嘗試透過與中國政府對話的方式,來解決西藏問題。六十年間雙方有過怎樣的接觸?接觸的中斷是誰之過?本台在這期特別節目中邀請到達賴喇嘛尊者辦公室秘書長、“藏中對話籌備小組”成員才嘉,來陪大家一起回顧六十年藏中接觸的過程。以下是訪談文稿與音頻。

西藏之聲:1959年達賴喇嘛尊者帶領藏人流亡印度後,境外的西藏自由抗爭是如何展開的?“中間道路”這一概念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形成的?
1959年達賴喇嘛尊者和一批西藏人流亡到印度,當時的歷史狀況我們也清楚,主要目的就是要生存下來。所以當時到達印度以後,主要就是請求印度政府和人民,來關心我們的狀況,然後在印度定居下來。

定居的目的
當時印度總理尼赫魯特別問達賴喇嘛尊者需要什麼幫助。達賴喇嘛尊者當時說:“我最需要幫助的就是,流亡在印度的這些藏人下一代的教育。”所以在印度政府的關心下,當時在印度的教育部裡面成立了西藏教育委員會,也成立了不少的西藏學校,然後西藏的屯墾區也陸陸續續地建立下來。

我想,六十年代初期,我們在印度最關鍵、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就是藏民族流亡印度以後的生存,和藏民族的文化宗教以及語言的保護。

藏人流亡初期的政治訴求:民族自決
另外一個方面,達賴喇嘛尊者也經常提到,我們流亡到印度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家鄉發生了天災,或者是因為經濟的原因,而是因為政治的災難。也就是說,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入侵了整個西藏,逼迫達賴喇嘛尊者和很多藏人流亡印度,這是一個政治的因素,我們變成了政治的流亡者。
所以當時在政治方面,我們的訴求很清楚。從1959年到1965年之間,向聯合國提交了大概三次關於西藏的問題。聯合國也通過了三次決議,其中一個決議裡面也特別提到“民族自決”。我覺得當時不管是達賴喇嘛尊者,還是當時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國際上的訴求、方向和目標,可能就是西藏人的民族自決,而當時聯合國也通過了。

1974年開始構思中間道路
但是正如你剛剛提到的,到了1974年的時候,尊者根據國際的形式、中國的情況,以及西藏境內外的實際情況,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了一個想法。這我們從資料裡也可以看得很清楚,1974年,達賴喇嘛尊者與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官員、流亡議會的議長等等一些重要人士,聚在一起經過長期的討論和思考以後,覺得未來西藏問題的解決可能要跟北京對話、談判、協商,唯一的路可能就是這個。

如果是對話協商,那我們追求西藏完全獨立的話,很可能就沒有辦法進行。所以當時尊者提出了不尋求西藏的完全獨立,而是尋求西藏民族的生存。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西藏的文化宗教以及語言的保護跟西藏的真正自治,所以當時提出了“中間道路”這麼一個設想。

當然,中間道路的概念,應該是在後來1987、1988年之後,在美國國會的講話,跟斯特拉斯堡的講話以後,才出現的。但是中間道路的構想,也就是說西藏不尋求獨立,尋求真正自治,是從1974年就開始的。這是由流亡藏人中的領導人經過長期的討論後決定的一個政策。

西藏之聲:達賴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後,是如何與中國政府間進行接觸的?
鄧小平與嘉樂頓珠的見面促成雙方在五九年之後的首次接觸
達賴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與北京之間的接觸,應該是從1979年開始。因為1978年,中國召開很重要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在中國近代史上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1976年毛澤東往生,然後鄧小平對中國的狀況進行了很大的改變,之後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
在1979年的時候,出現了達賴喇嘛尊者和北京政府之間的一個接觸。也就是說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到北京和鄧小平見了面。因為這次的見面,促成了接下來的一系列藏中之間的互動跟交流。

先後五個藏人代表團前往西藏
你剛剛提出來的,接觸的開始應該是這樣。那之後呢,我記得是1979年,第一次的流亡藏人參觀考察團體去了藏區。接下來在1980年代,去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然後是1982年,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一個高級的代表團,也去了北京。之後,去了第四個考察團,算上高級代表團的話,總共去了五個團,但是因為種種原因,考察和談判終止。

考察和談判的終止原因
終止有很多因素,當時雙方都不是很了解對方的情況。特別是北京方面覺得,達賴喇嘛和這些藏人流亡到印度,回來以後看到西藏的情勢可能會振奮人心。另一方面,他們覺得可能西藏人過去是在這種達賴喇嘛的封建統治之下,被中國共產黨解放出來了,代表封建的這些人回到西藏以後,當地的民眾可能會對他們非常憤慨。

結果不是這樣,和北京當局想的是完全不一樣。所以呢,大家都突然覺醒。當然,之後胡耀邦當政,對西藏的政策確實做了一些非常務實、實事求是的調整。但是因為胡耀邦出事,後來整個西藏的政策又重新回到了比較左的方向。如果胡耀邦能夠繼續在中國當政,然後能夠繼續實施他在西藏的政策的話,我覺得西藏的很多問題已經解決了。

胡耀邦死後,其較為開明的西藏政策也隨之消失
當時有個31號文件,是胡耀邦主持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那個座談會裡面的內容,都是非常正面的。特別是胡耀邦當時提到說,西藏應該由藏人自己來自治。80%的漢族幹部都要撤回內地。所以這些都是非常務實,非常實事求是的做法。但是呢,這個政策實施不久,又被極左的路線替代了。

所以這之後,雙方的接觸也中斷了很長時間。我們比較清楚的一點就是,2002年當時是江澤明當政,最新一次,也就是北京中共中央代表,和達賴喇嘛尊者代表間真正的,可以說是談判的開始。2003年是胡景濤當政,但是之間的談判延續下來。一直到2010年,談判比較漫長。這個階段也可以說,是中共中央與達賴喇嘛尊者代表之間,正式的談判,其間談了不少的事情。

西藏之聲:藏中間從2002到2010年之間舉行的九輪對話接觸,主要談了什麼?取得了什麼成果?最後為什麼突然停止?
藏中間有過九輪正式談判與一次私下會面
從2002年到2010年之間,我們這邊講的是九輪談判,中間還有一次私下的會面。這麼多次的談判,談到了很多問題。當然,這種談判是比較漫長的,我覺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談判,基本上是開始的一種接觸、雙方的一種認識和溝通。但是接下來第四次、第五次的時候,我們就談到了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說,達賴喇嘛尊者的代表方面,提出為了改善雙方的關係,希望安排達賴喇嘛尊者到五台山朝聖、禮佛。但是當時中共中央的代表向中央匯報以後,對這個事情完全沒有正面的回應。

當時雙方談的內容,透過很多資料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尊者這邊特別談到了一些尊者和流亡藏人組織的想法,包括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一些構想、要求。而北京那邊,主要一直在講,中央對西藏的一些建設跟發展、投資了多少錢、對西藏的政策是什麼、宗教民族與文化的保護等等等等,講了很多。但是到了2007年、2008年的時候,西藏民族獲得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書,由我們這邊提出。

《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
當時是因為中共代表,也就是統戰部官員,說藏人提出來的完全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到底這個自治的內容是什麼?不妨提出來,詳細地讓中央知道。所以當時達賴喇嘛尊者的代表,以及西藏流亡組織這邊的藏中和談籌備小組很詳細地把我們的想法寫成文字,也就是《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中方稱為《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

這裡面講的非常清楚——我們最在意的是未來西藏民族的繼續生存。中央一再講西藏的發展、西藏的進步。也許建了很多樓房、公路,也修了青藏鐵路,這些外在物質上的發展的確是有的。但是對我們來講的話,西藏現在面臨的是什麼?藏民族面臨的是生存的問題,而不是發展跟進步的問題。一個民族的生存,關鍵是這個民族的語言宗教文化,以及這個民族的價值觀、生活方式,民族的特性。要保護這些,必須要有一個完全的自治。這個自治,我們當時也提出來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裡面明文規定的這些條款,其實我們把這些條款實實在在地落實起來,就可以保護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西藏民族的文明。這是我們最為重視的地方,所以當時在建議書裡面特別提到這一點。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西藏民族的同一性,你不管是西藏自治區,還有其他的自治州、自治縣,這些民族,我們現在提到的衛藏、安多、康巴,其實都是同一個民族。我們民族的同一性,就強調了這一點。所以當時就談到了一些具體的問題,所以你剛剛提出來說,九輪談判到底談了什麼?取得了什麼成果?當然,我們可以說,沒有取得完全的、實實在在的成果。

完全的實實在在的成果是什麼呢?真正的完全的成果就是說,我們提出了建議書,能夠達成這個建議書的內容,雙方協商確定西藏問題的解決,這是最好的、最實實在在的成果,這個沒有取得。但是我覺得,北京當局完全了解到,西藏人沒有爭取西藏獨立。而且我們在備忘錄裡面提出保護西藏文化、宗教、語言,還有民族特性,當然還包括西藏的生態環境。這些對西藏的生存當然很重要。

北京當局忽略達賴喇嘛的誠心誠意是造成雙方談判的主要原因
你剛剛提到為什麼對話中斷的原因——我個人覺得,就是北京當局沒有面對西藏問題,它想迴避這個問題,特別是它忽略了達賴喇嘛的真誠。我跟有一些中國的學者、一些好朋友也談到這個問題,我說:“中國中央政府忽略了達賴喇嘛的誠心誠意。”因為當時達賴喇嘛是非常真誠地和中央談判,而且提出了真正的自治,不分裂西藏的自治方案,但是北京當局說這個備忘錄、建議書,是什麼“半獨立”,是“變相獨立”等等說法,實際上就是不想解決。當時的統戰部這些官員,可能因為後面有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以他是用拖的方式,我們的真誠沒有得到北京當局的回應。

所以,達賴喇嘛的誠心誠意沒有得到北京當局的回應,這是雙方談判協商中斷的最主要原因。

西藏之聲:藏中對話停滯後,雙方有沒有透過其他途徑保持接觸?
達賴喇嘛尊者和北京雙方代表間的官方溝通協商已經中斷不少年了,但是我想你也知道,不管是在達蘭薩拉也好,達賴喇嘛尊者到其他國家訪問的時候也好,其實有很多中國的學者、一些商人、還有一些退休的官員,當然也有一些體制內的人,經常來接觸。這都不是官方的、不是正式的,而是私下的接觸,我覺得這種私下的溝通也很重要。

華人朋友來見達賴喇嘛尊者,當然分不同的人。也就是說,大部分的人可能是佛教徒,見尊者就是接受加持、聆聽宗教教授、接受一些灌頂等等。

除此之外,我剛剛提到的其他這些人,經常來找尊者的時候我們也樂意安排。不管是任何一個階層的人,我們覺得雙方的接觸溝通,不管是不是官方的,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達賴喇嘛尊者的想法和態度也是這樣,因為尊者自始至終都是透明公開的, 尊者所有解決西藏問題的想法都是清楚的,所以尊者不管見到任何一個人,都會跟他交流跟他溝通。

流亡社區中也存在要求獨立的機構圖片:西藏青年會
西藏之聲:流亡社區中也存在要求獨立的聲音,達賴喇嘛尊者有沒有對這些聲音進行過制止?
我們都很清楚,達賴喇嘛尊者很讚賞民主,所有還沒有流亡印度之前,在1952年的時候成立了改革局。尊者覺得當時西藏的社會狀況都是不民主的。所以到印度以後,1960年開始,尊者就覺得我們在流亡社會應該要嘗試民主。所以我覺得達賴喇嘛尊者對不同的聲音,是非常尊重的。

我記得有一次,大概是幾年前左右,有兩個不同的團體來見尊者,也就是要求獨立的西藏青年會,還有中間道路的團體。這兩個團體都要覲見達賴喇嘛,因為我們知道,你政治上的主張不管是什麼,達賴喇嘛尊者依然是我們的導師、上師。所以當他們一起來見的時候,達賴喇嘛很樂意地讓他們坐在一起,然後跟他們講話。

我記得很清楚,達賴喇嘛尊者在講話開始就提到,“今天有兩個團體,一邊是爭取西藏獨立的團體,一邊是爭取西藏完全自治的團體。不管怎麼樣,雖然你們兩個的團體的主張不一樣,但是都是為了西藏民族的福祉。”

所以我覺得這很清楚,達賴喇嘛尊者也多次強調,爭取西藏獨立的人,這是他們的權利,我們要尊重。但是達賴喇嘛個人覺得,以目前的國內國際情勢來看的話,就是最好面對西藏問題,解決的方式,就是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尊者尊重任何不同主張的團體,所以在流亡社區有爭取獨立的團體,尊者也從沒有去製止他們。因為這是民主社會的特色,有各種的聲音,但是尊者一再的強調,他的主張是中間道路。

西藏之聲: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立場,在未來有無改變的可能與空間?
我覺得達賴喇嘛尊者非常務實地面對西藏問題,所以尊者提出來的中間道路並不是像中國講的那樣,是半獨立或者變相獨立,更不是獨立的前一步。我剛剛其實重複了很多次,尊者覺得西藏民族的生存是最重要的,要生存,就需要一個雙贏的局面。就是說,對中國來講,我們不爭取西藏的分裂,不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這對中國來說是好的方面。我們又沒有辦法接受現有的,高壓、強制性對西藏的這種政策,所以拋棄這兩個邊,爭取一個中間的道路,就是達賴喇嘛尊者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個爭取方向。

我覺得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不管未來發生什麼變化, 都不會改變。因為這個道路是達賴喇嘛長期跟很多人討論,長期的深思熟慮以後,所做出的決定。所以,我想未來爭取西藏民族的完全自治,保護西藏的語言文化宗教,以及民族特性等為主的中間道路,應該不會改變。





201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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