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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東仁波切談『大西藏』

導言

自1979年以來,達賴喇嘛就採用了西藏不尋求分裂,而是留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中間道路」。為了保存和發展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民族特性,達賴喇嘛一再要求對整個藏族居住地區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相關內容。

1951年就十七條協議進行談判時,提出了把所有藏人置于同一個自治機構下的要求,西藏人民的這一真實願望至今仍未改變。

2002年,與中國政府恢復直接接觸後,達賴喇嘛特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官員舉行了八次正式對話和一次內部磋商。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就如何將所有藏人置于同一個自治機構之下以及這樣做的好處等問題,依據憲法和自治法做了詳細的闡述。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國領導人卻將其扭曲為達賴喇嘛在尋求「大西藏」。雖然我們從未使用過所謂「大西藏」這個詞彙,但這種宣傳對并不充分了解這個問題的人而言,可能會造成混淆或誤解。

因此,我對西藏研究組安排這次的圓桌討論會,並給我詳細闡述實際情況的機會表示感謝和讚賞。

第一、「大西藏」的定義和使用

古印度學者用「大西藏」這個概念來表達從印度到西藏地區的地理距離。其中將靠近印藏邊界或鄰近的西藏地區稱為「西藏」 (Bhota),將與印度很遙遠的西藏地區叫作「大西藏」 (Mahābhota)。
在梵文語法中,習慣用「大」來表述地理位置高而遙遠的地方。例如,關於森林,在城鎮附近的被稱為叢林(Arañya),遠離城鎮的就稱為大森林(Mahārañya)。事實上,這種表達方式除了表現距離而外,並不用來表明範圍或特徵。

在古代,中國人和西藏人彼此有時為了表示尊敬而使用「大中國」和「大西藏」,這是用來指稱整個中國和整個西藏,而非部分領土。西元821/822年間,中國與西藏簽訂的條約中也以「大中國」和「大西藏」相稱(譯註:從公元八世紀的碑文到現代,「大中國」和「大唐」在藏文中都是同一個詞彙,同樣,八世紀的碑文里中文稱西藏為『大蕃』,但在藏文中古今也是同一個稱呼)。後來,中國將表達尊敬意涵的「大西藏」改稱為「西藏高原」,這樣,除了表明是高原而外已經沒有了尊敬的意涵。在中國明、清時期,他們還有不少表示藏族不同地區的新詞彙,比如靠近中國邊界的稱「熟番」,距離中國遙遠的西藏地區則被稱為「生番」。

然而,西藏人從未用「大西藏」這個概念來歸類西藏的任何一部分。傳統方式上把西藏區分為上(阿裏)、中(衛藏)、下(多康)或衛藏、康區和安多三個區域( Cholkas)。

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官方用語中將蒙古分為內、外蒙古,這也引用到西藏,用「內藏」和「外藏」來區分西藏的不同地區。「內藏」是指當時在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地區,「外藏」是指獨立或自治的西藏。這些用語在藏中英三方簽訂的《西姆拉條約》(1913/14年)文件中也曾被使用。

第二、有關「大西藏」的宣傳

在近代(197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了「大西藏」這個新術語,用來指稱西藏民族居住的區域,即目前被劃分為西藏自治區和其他藏族自治州或縣的總稱。
實際上,西藏就是西藏,并沒有「大」或「小」之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55個少數民族中,所有藏人都只是其中之一。

北京試圖誤導國際社會,宣稱達賴喇嘛要求佔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四分之一的「大西藏」,從而試圖達到讓人們相信達賴喇嘛的要求不合理,達賴喇嘛試圖分裂中國四分之一的領土,達賴喇嘛對非藏族自治地區提出擴張要求等目的。

實際上,達賴喇嘛從未在口頭或書面中使用過「大西藏」這個詞。任何人如果調查公元1979年以來的書信、聲明或其他任何書面檔案,都不可能找到使用過「大西藏」這個詞彙的實例。「大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用詞,但他們正在設法把它說成是達賴喇嘛尊者的說法。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在藏文或中文里,「大」除了表示尊敬或大小計量的概念而外,并沒有其他的涵義,而且只有一個字。但在英文中,卻有兩個表達這一概念的字,即Great和Greater,其中Greater被冠在地域之前時,含有超越政治邊界而表現語言或文化範圍的意思,這樣就很可能在使用英文的西方人當中造成嚴重的誤解,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想當然地馬虎了事,需要具體分析了解,這是很重要的。

第三、達賴喇嘛的期望是什麼?

達賴喇嘛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
• 把所有藏族自治區域都置於一個自治機構的管轄下 。
• 真正實施《憲法》賦予的民族區域自治權

達賴喇嘛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自治法的精神提出這些要求的。

一、《憲法》第4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係。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製造民族分裂的行為。
國家根據各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需要,幫助各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二、《民族區域自治法》序言指出:
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體現了國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權利的精神,體現了國家堅持實行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原則。

三、《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二條規定: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分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四、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施行分割的做法直接踐踏了上述《憲法》的精神,這是類似過去帝國主義者採用過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如果各少數民族內部不能實現統一,則怎麼可能指望各民族的統一。
事實上,資深共產黨員平措汪傑指出:『…也是“分而治之”的所謂的“治藏方針”上的重大失誤,這是歷史的慘痛教訓。…只要放棄大民族的霸權主義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上對異族實行“分而治之”的傳統偏見,在行政區劃上就不存在任何不能變動和調整的問題。』

五、《憲法》序言中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為了讓您對問題有更清晰的認識,我想提供一些地圖。這些地圖來自不同的管道,僅僅是為了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行政區劃。其國際邊界不一定準確,也不一定代表本人的意見。

1、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圖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自治地方

3、西藏高原地形圖

4、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西藏行政區劃及其創建年

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對與西藏的立場

現在我想從我們的角度來回應中共的反對。

一、面積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表示,所有西藏民族的自治地方不能置於一個行政機構之下,因為該地區如此之大,佔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四分之一。
誠然,西藏的面積的確占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四分之一,但這並不是我們造成的,那是自古以來就自然形成的,至少現在還沒人能改變這一點。尤其是西藏人並不是最近才遷入這些區域的,自西藏有人類產生以來,西藏民族就一直生活在這里,在整個人類歷史中,西藏人是這些地區的原住民。

二、面積大小並非爭議焦點
西藏的地域看上去也許相當大,但我們并不尋求分離,而是繼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地區而存在,因此,不論地域大或小,西藏都將繼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現在也有地域廣大的自治區,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大約分別占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六分之一和八分之一。因此,區域大小不應該成為同一個民族建立一個自治區的障礙。

事實上,屬於55個少數民族之155個自治單位的區域佔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64.3%,儘管這是事實,但這些少數民族人口只占中華人民共和國總人口的8.46%。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把國土的64.3%作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域時並不曾猶豫過,因為這些區域依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之內,《憲法》第4條宣佈,“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不論將西藏民族的自治區域置於一個或幾個行政機構下,藏人自治區域的總面積并不會發生變化,更不會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面積的改變。 同樣,即使把藏族自治地區分割置於不同行政機構之下,藏族自治地域的面積和規模並不會因此縮小。無論如何,藏族居住或自治區域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
因此,將西藏民族置於一個或幾個自治機構的管理之下,與自治區域的面積沒有衝突或相關性。

三、並非基於歷史,而是民族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稱:西藏人從未有過統一處於一個管理機構之下的歷史,但事實並非如此。
1、直到公元九世紀中葉,西藏人都處在一個行政機構之下。公元1260年,八思巴又將所有藏族區域重新整合在統一的行政機構下,這是蒙古可汗忽必烈汗供奉給他的,其中還明確劃分了三個區域(Cholka)及其邊界,這種統一管理一直延續了1730年代。西藏的衛和藏之間發生內戰後,滿清勢力開始進入西藏,雍正皇帝時期,把西藏的部分地區兼併到四川,甘肅,雲南等省份。

2、尤為重要的是,我們提出的要求並不是以歷史為根據。眾所周知,歷史並非是靜態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沒有一個國家是一成不變地延續目前的地位。例如,雖然在1949年之前,並沒有共產黨統治過中國的歷史,但這並不妨礙中國共產黨在過去60年來統治中國。

3、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是基於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所主張的少數民族地區施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理念,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條款的有關規定。
民族區域自治的理念本身不是基於歷史,而是源自革命的原則。

四、重新調整邊界並不是一個障礙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稱無法變更中國境內的行政邊界。
1、但我們覺的這是可行的,因為《民族區域自治法》有相關的規定。
《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十四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區域界線的劃分、名稱的組成,由上級國家機關會同有關地方的國家機關,和有關民族的代表充分協商擬定,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式報請批准。
民族自治地方一經建立,未經法定程式,不得撤銷或者合併;民族自治地方的區域界線一經確定,未經法定程式,不得變動;確實需要撤銷、合併或者變動的,由上級國家機關的有關部門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充分協商擬定,按照法定程式報請批准。』

2、我們并不尋求擴张藏族區域自治的地域範圍,僅僅是管理的改變,即成立一個自治行政機構以取代(目前的)幾個自治行政機構。它既不影響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的邊界,也不影響中國境內民族自治地區與非民族自治地區間的邊界,更不會影響中國的領土完整。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調整邊界的先例
過去,中國政府曾多次改變自治區或省市的行政邊界,舉幾例而言:

1、內蒙古自治區
內蒙古自治區是中國共產黨根據蘇聯的民族政策于1947年成立的。最初,只包括呼倫貝爾地區,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的十年中,內蒙古自治區範圍向西擴展,將六個原始盟旗中的五個併入其中,後來還將周邊蒙古族聚居人口較多的地區逐步合併到自治區,才形成當今內蒙古的規模和地圖中東西狹長的特色。文革爆發後的1969年,內蒙古的大部分地區被納入附近省份。到1979年,這些地區又被劃歸回內蒙古自治區。

2、廣西壯族自治區
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於1958年,是從廣西省改變成一個自治區的。為了給廣西安排出海口,1952年將廣東的一小塊海岸地區劃給了廣西,1955年又劃回廣東,1965年再度劃入廣西。

3、海南省
1988年,海南島脫離廣東成為新的省份。

4、重慶市
1997年,四川省的部分地區合併成立了重慶直轄市。

第五、只是遭擱置 并非新要求

整個藏族地區建立一個自治機構的意願,並不是臨時起意或提出新要求。
一、公元1951年簽訂十七條協議時就曾提出過這個問題,對於由阿沛‧阿旺晉美帶隊的西藏代表團所提出的要求,周恩來總理當時口頭回應說:西藏民族統一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但目前時機尚未成熟。
二、公元1951年9月29日,西藏政府噶廈向中國政府代表張經武提出三點意見,其中第一點就是將所有西藏人置于同一個行政實體中。
三、公元1953年,昌都解放委員會副主席德格‧格桑旺堆等人提出了要求將整個西藏民族置於一個行政實體內的要求。
四、公元1956年召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時,在拉薩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中國副總理陳毅和其他中國政府代表都說:以拉薩作為首府,將分屬青、 甘、川、滇各省的藏區統合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自治區,這對整個藏族的進步、發展,藏、漢的友好團結,整個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都是有利的。
後來,中國政府指定一名資深共產黨黨員——桑傑益西(天保),負責組成小組,就五省藏區統一的問題做出規劃。然而,由於西藏極左路線的緣故,這項工作未能取得進展。
五、 同樣,公元1980年, 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些藏族幹部向中國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聯名請願信,要求所有藏區設立單一的行政機構。
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十世班禪喇嘛在援藏基金會落成典禮上說:『要求成立統一的藏族自治區的願望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符合廣大藏人心願的。只是條件是否具備和成熟的問題,并不存在任何倒退或反動的問題。』
七、中共資深黨員平措汪傑也指出:『對藏區統一自治的願望,早在50年代,中央及有關領導在原則上也表示過贊同。』

第六、讓所有藏族統一自治的各項利益

對於中央政府
• 將有助於實現《憲法》有關民族間平等、團結的精神 。
• 將促進少數民族,特別是藏族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和信服。
• 將有助於遏制地方民族主義 。
• 將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和穩定 。
• 將確保藏族與其他民族間的和平共處與和諧相處。
• 將有助於實現『和諧社會』和『和平崛起』。

對於西藏人民
• 將有助於保護和傳承可以為整個人類做出貢獻的西藏獨特文化和特徵。
• 將有助於保護西藏民族免遭大漢民族的同化和消失。
• 將有助於保護西藏脆弱的環境,它攸關整個亞洲大陸的環境。
• 將有助於提高西藏社會經濟的發展 。

對於自治政府
• 將更容易管理 。
• 將減少行政開支 。
• 將有助於做出綜合發展計畫和整個社會對自然資源的合理使用。
• 將有助於制定統一的教育,衛生,環境和社會規範等政策。
• 將有助於促進與中央政府,各省和其他民族自治地方之間的和諧關係 。
• 將有助於有效落實中央政府為西藏民族制定的各項特殊政策或指示。

第七、結論

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西藏人民,他們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民族特性,希望有一個統一的政策。這一基本的願望,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政策所賦予的正當權利。鑒於上述事實,把所有藏族自治地區置於一個自治機構之下不僅是合理可取的,而且也是不難實現的。要做到這一點,即不需要修改《憲法》,也不必改變政治制度,只要中國領導階層具有政治意願即可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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