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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第33屆心智與生命研討會第一天:幼兒期發展和社會情緒學習

作者作者:丁一夫 /李江琳




第33屆心智與生命研討會第一天:幼兒期發展和社會情緒學習達賴喇嘛和當代科學家多年的對話,有一個穩定的平臺,那就是心智與生命對話會。3月12日,第33屆心智與生命對話會在印度達蘭薩拉開始,為期五天。我們得到消息後,從美國趕往達蘭薩拉,觀摩達賴喇嘛和當代科學家的又一次對話。

美國東北部剛經歷了今年的又一場大雪,而三月的喜馬拉雅山南麓陽光燦爛,氣候溫暖宜人。來自歐美和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教育與精神衛生專家,以及特邀的觀摩嘉賓和慕名而來的旁聽者,已經紛紛趕到達蘭薩拉,使這個山區小城有一種節日的氣氛。以往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對話如果在達蘭薩拉舉辦,都是在達賴喇嘛住所(達蘭薩拉的居民稱其為“法王府”)的客廳舉行,因為那是達賴喇嘛和科學家朋友們的私下對話。從2003年開始,這樣的對話漸漸向公眾開放,有時候在歐美的大學舉行,或者在印度的藏傳佛教寺院舉行。這次對話會在法王府外面大昭寺(中文名為“大乘法苑”)的大經堂舉行,這還是歷史上第一次。

大經堂正中是佛陀釋迦穆尼的鍍金佛像,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對話形式和以往一樣,圍坐在低矮的茶桌四周,觀摩旁聽的客人則坐在週邊。可以坐三百來人的經堂排滿了椅子。經堂外面的院子裡也安放了椅子和坐墊,供公眾旁聽,同時可觀看大螢幕上的對話現場直播。和以往一樣,對話會的工作語言是英語,藏語現場翻譯通過調頻電臺供藏人用收音機收聽。這次對話會增加了現場漢語翻譯,達賴喇嘛特地將蔣揚仁欽博士從臺灣緊急召來擔任漢語翻譯,蔣揚博士前一天午夜才趕到達蘭薩拉。漢語現場翻譯也通過調頻電臺播放。對話會全程通過互聯網直播。

這次對話會的題目是“Reimagining Human Flourishing”,大致可以翻譯為“重造人類的繁榮”,即用一種新的角度,新的思路來想像人類文明的未來。這個題目很廣,但是五天的會議有具體的內容安排,這些內容卻是很細節很深入的。

今天是對話會的第一天。第一天對話的題目是“幼兒期發展和社會情緒學習”。主持今天會議的是Kimberly Schonert-Reichl。她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同時也是該校醫學院的“人類早期學習合作項目”的負責人。在此之前,她曾做過中學教師,並且在一所為“問題青少年“設立的高中任教。

上午的三位主講者是理查·大衛森(Richard Davidson)、Michel Boivin、和Daniel Goleman。

和以往的對話會一樣,主講的科學家坐在達賴喇嘛旁邊的椅子上,科學家們稱其為“熱座”(Hot Seat),意思是和達賴喇嘛對話不是輕鬆的,需要全神貫注。第一個坐到熱座上的,是具有國際聲譽的著名神經科學家理查·大衛森。

大衛森一開始就指出,這次對話會是以往多年來科學家和達賴喇嘛對話的延續,他特別提到了心智與生命系列對話中五次相應話題的討論:1995年第五次對話會,有關利他心,倫理和慈悲心;2000年第八次對話會,有關破壞性情緒;2003年在MIT舉行的第十一次對話會,有關心智的探討,佛教和生物行為科學之間對心智問題交換了意見;2004年關於神經可塑性的第十二次對話會;2009年關於教育培養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的第十九次對話會。他從神經可塑性和大腦發育成長的角度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基本問題,情緒和大腦的關係問題,情緒完全取決於大腦嗎?

以往三十年的科學對話形成的慣例,熱座上的科學家面對達賴喇嘛講解科學話題,其間希望達賴喇嘛隨時提問和評論,對達賴喇嘛的提問與評論不限話題,也不限制時間。大衛森對以往幾次對話會的回顧,引出了達賴喇嘛的一番感慨和評論。達賴喇嘛提到了當年發起心智與生命對話會的著名科學家法蘭西斯科·瓦瑞拉,提到瓦瑞拉不幸英年早逝,還提到了已經去世的科學家利文斯頓。他指出,自己雖然已經八十三歲了,但是我們對人類的福祉負有責任,我們不能無視當代世界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全人類共同的,比如全球氣候變化,世界各地到處發生的宗教衝突等等。因應這些問題的思路建立在人類一體化的思想上。我們對解決這些問題持有希望,因為我們相信人類的天性是善良的,所以我們相信通過宣導和傳播慈悲心與利他心,能夠解決暴力無法解決的問題。他指出,不信任他人的人是不會幸福的。

大衛森是達賴喇嘛的老朋友,達賴喇嘛的這一番評論很長,非常生動,時不時要開個玩笑,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我發現,每次對話會,與會者最喜歡聽的就是達賴喇嘛這樣無拘束的評論和提問。達賴喇嘛講話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

理查·大衛森講到兒童心理學家和教育專家發現,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幾個重要階段,即敏感階段,這些階段極大地影響與決定了人的自我調節能力,智商,社會經濟能力,乃至身體健康狀況,以及心理疾患如嚴重抑鬱的形成。

達賴喇嘛插話指出,在印度,城市裡自殺率比鄉村更高,雖然城市裡的物質生活水準相對農村要高得多。他說,這很可能是因為鄉村有互助的傳統,人和人之間有互相的支持,而現代城市裡,人感覺自己只是一個巨大機器中的一部分。

理查·大衛森引用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的資料指出,美國在精神健康和精神疾患的醫治方面投入了巨額財力,但是面對公共精神保健的需求只是杯水車薪。

第二位坐到熱座上的是Michel Boivin。Michel Boivin也是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學者。他是Laval大學心理學教授,專攻兒童發展、兒童心理失調等領域。他領導一項有關生理、心理和社會對兒童,特別是幼兒發展的研究。

他介紹了他所從事的對大量兒童持續多年進行追蹤觀測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證明,幼稚教育對人的行為和人格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兒童在很早期就確立了對其一生發展的預測,如人的社會化調整的能力,乃至於一生的健康狀況都受早期發展的影響。這很像中國人俗話所說的,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人類在千萬年養育兒童的過程中,都會得出這樣基本一致的結論。但是,西方科學沒有在這個結論面前停步,Michel Boivin 進一步提出,兒童早期發展的結果到底是什麼因素在起作用?是人類基因的作用,還是兒童成長環境的作用?也就是說,兒童早期發展的結果,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

Michel Boivin的研究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的研究專案對大量雙胞胎樣本進行長期觀測,並且在同卵雙胞胎和異卵雙胞胎之間進行對比。他提出了基因-環境相互作用的概念,並且提出了一個結論:基因是重要的,但不是絕對的,在統計上,影響兒童行為的,40%是來自於基因的因素,而50%以上是後天環境的因素,對兒童早期發展來說,就是家庭的因素。

這一結論引起了熱烈討論和質疑。Michel Boivin承認,基因-環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是非常複雜的,這種相互作用的特點,他總結為WIDE:Wide(but weak); Interactive; Systemic (and Sustained); Epigenetic。即,這種互相作用是廣泛而微弱的,是互相的,是系統而持續的,是表徵遺傳學性質的。

第三位坐到熱座上的是丹尼爾·戈爾曼(Daniel Goleman)。他是一位資深冥想者,也是一位著名作家,曾多次參加心智與生命研討會並擔任協調人。他講述了兒童成長過程中,社會化學習和情緒學習對人生的影響,這種早期學習會影響人的自我認知,自我管理的技能,對社會的認知,負責任地決策的能力,人際關係處理的能力。

他解釋說,兒童在5-8歲期間就要學習區分情緒,學會帶著情緒怎樣行為,控制有害的衝動;9-11歲要學習瞭解情緒和產生的原因,用可接受的方式來表達情緒,學會尊重他人;12-14歲就要學會誠實,公正地做出決定的能力;14-15歲就要學習個人責任和按照倫理來做出決定的能力;16-17歲要學會根據倫理和推理來做決定。這些能力都應該在兒童早期就得到教育與培養,錯過了這個時期,往往導致後來的問題。

達賴喇嘛最後評論說,視力和聽力等能力,動物和人一樣,甚至有些動物的能力比人還要強很多,而人腦優於其他動物的能力,是知曉事物的本質。破壞性情緒的產生是基於事物的表面,基於對事物的表面經驗,而控制情緒的能力,來自於對事物本質的把握。比如當代物理學中的量子力學就是對物理世界本質的更深入的認識。所以我們要把對自身情緒的掌控建立在理解事物本質的基礎上。這樣的能力就是我們所說的智慧。所以,佛教把智慧和慈悲連在一起。

按照心智與生命研討會的慣例,下午是討論時間。討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與會科學家們之間的討論、評論和提問;第二部分是現場聽眾向科學家們提問。現場聽眾約三分之一是僧侶,因此提問為僧、俗兩邊輪流進行。

討論開始之前,Michel Boivin 教授介紹他所領導的兩項研究中得到的結論:預防心理失調必須從幼年開始,並且持續一段時間。他再次強調,他的團隊對雙胞胎兒童社會化發展過程的研究顯示,基因並不等於命運,在幼兒期社會化發展過程中,環境所起的作用比基因的作用更大。 換言之,對於人的社會化和個性的形成, 即使“先天不足”,也有可能通過改變成長環境來彌補。這就牽涉到本屆研討會的一個重要內容:社會化和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縮寫SEL),即通過家庭和學校教育來學習社會交往,瞭解和管理情緒,以及相關技巧。

科學家們的討論中,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上午的演講中多次提到嬰、幼兒時期中“環境“對性格養成和行為方式的重要性,具體而言,”環境“指的是嬰、幼兒所接觸最多的人,即照料者和教育者,也就是他們的母親和教師。研究發現,兒童與照顧者和教育者之間的情緒是互為影響的,比方說,一個筋疲力盡的教師,他的班級裡的學生情緒也會低落。因此,對照顧者的關懷也很重要。這一點讓我想到幾年前在第26屆討論會中談到對醫護人員的關懷。無論是作為學生家長還是作為病人或病人家屬,人們常常對他們寄予各種期望、提出許多要求,而忽略“對照料者的關懷”這一點。

心智與生命研討會不僅是科學家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對話,也是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印度文化傳統中,對人的心智和情緒發展有長達數千年的研究,然而,印度傳統文化對這個領域的研究無論是理論還是方法,都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範式,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範式怎樣就某個具體概念進行交流,是相當有意思的。比方說,科學家們談到的“基因”,印度學者和佛教僧侶們認為與“karma”(業)這個概念很接近。當討論進入這個角度,不可避免地回到此前數次研討會中討論過的“心智”(Mind)、”大腦”(Brain)和”意識”(consciousness)的問題。可以說,佛教與西方科學對“意識”的不同理解是兩方的根本分歧。

聽眾提問時,一位印度學者作了一個有趣的評論。他說他很高興看到科學家們終於把人的情緒發展推到幼兒期,甚至胎兒期,他認為這還不夠,還應當推到更早。這位印度學者同時也是資深冥想修行者,他說自己曾在深度冥想中有過很多有趣的經驗。他舉了個例子:有人因肩痛向他求助,他在冥想中追溯到這人在出生時,醫生抓住他的肩將他拉出產道,因此造成他對肩痛的記憶。可是這並沒有解決該人肩痛的問題。更深的冥想中,他追溯到該人的前生,那時他是個士兵,被另一個士兵的長矛刺中肩部。此人得知此事後,肩痛的毛病不藥而愈。他問擔任達賴喇嘛尊者翻譯的土登晉巴對此有何見解。

土登晉巴曾受過多年佛學教育,獲得格西學位。此後他在英國牛津大學學習,獲得博士學位。對這個問題,土登晉巴笑道,如果尊者在這裡,他很可能會說“This is a Buddhist business”—這是佛教的事兒。意思是說,“業”是佛教的領域,而非科學研究的領域。達賴喇嘛尊者一向主張把佛教哲學與信仰和科學對話分開,和當代科學對話的只限於佛教科學。話雖如此,印度傳統對人的意念和情緒的研究有數千年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掌握了很多技巧,他希望科學家們對此持有開放的心態;對於佛教來說,必須理解和尊重科學研究的規範和成果。

下午的討論,提問非常熱烈。有些提問者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教育界人士,積累了豐富的幼兒早期教育經驗,是帶著問題來觀摩聽講的。來自藏傳佛教的喇嘛們的提問,令人印象深刻,表現出思維活躍,眼界開闊。

這正是達賴喇嘛尊者將科學對話開放給藏傳佛教寺院的目的之一,要把科學教育引入藏傳佛教寺院,讓當代科學來更新傳統佛教。




201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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