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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寫在《亞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態危機》一書出版時

作者作者:王維洛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藏比丘僧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尊者為筆者的《亞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態危機》一書賜序,尊者指出:“西藏生態環境的保護,是不分民族、文化或宗教等背景,關係到幾十億人類未來持續生存繁衍的重要議題。” 筆者以為:西藏高原是千秋萬代子孫託付我們要好好珍惜和保護的重要資源。西藏(Tibet)問題和臺灣(Taiwan)問題是1985年到德國來留學前被告知的禁區,不能涉及、不能談論、不能研究……1989年又增加了天安門廣場(Tiananmnen)問題。筆者研究三峽工程決策,必然涉及長江源地區——西藏高原;西部水電大開發,核心地區也在西藏高原。既然涉足了禁區,那麼就談談個人的期望,談談3T問題、習近平和諾貝爾和平獎。筆者認為,習近平是中國距離諾貝爾和平獎最近的人。只要他能夠解決3T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獲獎的可能性為55%;解決其中兩個問題,獲獎的可能性為80%;解決其中三個問題,獲獎的可能性為95%。機會在他的有目標的行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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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3T問題

1985年到德國來留學前,被告知西藏問題和臺灣問題是禁區,不能涉及、不能談論、不能研究……

當時系裡連筆者一共有兩個來自大陸的留學生,還有兩個是來自臺灣的留學生。系裡的教授和同學都認為我們是中國人,說一樣的讓人難以理解的中國話。德文中,中文和最難的東西是同一個詞。四個中國人之間有時也談談學習上、生活上的事,彼此處得不錯。這是筆者第一次接觸臺灣。

1989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德國多德蒙特市舉行,當時筆者和另外一位大陸留學生都在多德蒙特布魯西亞俱樂部打乒乓球,兩人都報名當大會的自願者。他當中國隊的陪同,筆者做臺灣隊的陪同。這樣臺灣桌球隊的隊員、教練和領隊都成了朋友。臨走時,他們送筆者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一面中華臺北桌球隊的隊旗和一塊簽滿所有隊員名字的乒乓球拍,並歡迎筆者去臺灣看看。錦標賽期間,大會組織者約見臺灣隊的領隊,筆者在場做翻譯。事情大致如下:中國隊反映,有臺灣隊員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違反世界乒聯規定等等,要求今後只能用中華臺北的名稱。筆者以為有點小題大作。比如有人問臺灣隊最著名的隊員吳文嘉,你從哪裡來?他回答說,我來自中華民國的台南市。他沒有辦法說,我來自中華臺北的台南市,邏輯不通嘛。第二次給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當義工的時候,情況正好反過來了,要認可中華民國,不讓說中華臺灣或者中華臺北了,說是認可中華民國是承認一個中國(兩種解讀),認可中華臺灣或者中華臺北,是要台獨。

1993年應臺灣青年團結會的邀請第一次去臺灣參觀,同時也受到臺灣桌球隊成員的熱情款待。在那裡結識不少朋友。有兩個臺灣朋友各送筆者一本臺灣經濟研究院關於中國大陸三峽工程的研究報告,結論是“樂觀其成”。我的兩本關於三峽工程的書,都是在臺灣出版的。

研究三峽工程,自然就涉及長江,也就涉及長江的發源地——西藏高原。哲夫撰寫的《長江生態報告》和《黃河生態報告》,引起我對亞洲水塔的關注。那時候,郭開提出了西藏水救中國的大西線調水工程,在中國炒得很熱。江澤民批示,胡錦濤親自推薦,背後有100多位將軍支持等等。我查看了一下德國出版的地圖,發現郭開要調的水,很大一部分在印度實際控制區內。隨著西部水電大開發,中國的水庫大壩建設從東向西、從漢族居住區向藏族居住區、從國內河流向國際河流推進,其推進速度和規模只能夠用貪婪、瘋狂兩詞來形容。請讀者設想一下,從你的住家出發直線36.5公里,在這個距離內要建造5座大壩,累計壩高超過500米。這是何等的貪婪!何等的瘋狂!在撰寫關於三峽工程的文章外,也把對西藏高原生態環境的觀察和感悟寫出來,告訴讀者。

最後一個T就是天安門廣場的暴力鎮壓,這是筆者出國之後發生的。過去只聽說北洋政府用水龍、用警棍來對付上街遊行的學生,沒有聽說過用正規軍、用坦克來對付學生的。三峽工程反對派的領頭人之一的孫越崎先生,五四運動時是天津的學生領袖,領教過北洋政府員警的暴行,也因此坐過牢,被北洋大學開除但是他卻被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教授所錄取,繼續在北京大學讀書。

筆者的導師是個十分有意思的人,上大學時曾是卡爾斯魯厄工大學生會的主席,30歲成為德國最高一級的教授,後來當了大學校議會的主席。記得那年州政府削減大學經費,砍了幾個助教的位置,學生們不幹了,要鬧事。學生會和校議會商量。導師對他們說,我理解你們,我也從大學生時代過來,也在學生會幹過。在學校的土地上,怎麼鬧都可以,但是不許到大街上去,更不可以阻擋交通。學生們在校園內抬著棺材遊行,喊口號,聲勢頗大。後來覺得不過癮,挑戰性不夠,就上了高速公路,把交通給阻塞了。這下事情鬧大了。警察局長來找大學領導,說一定要抓幾個領頭的。導師就對警察局長說,如果你不怕事情鬧大,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就帶幾個走。學生“有時間、有精力、有主意、有財力”,他們就不怕把事情鬧大。你也是從那個年輕時代過來的,也曾經激動過、衝動過。學生的事情,留給我們學校教育,你看怎麼樣?警察局長覺得導師說的有理,處理意見可行。事情就這麼平和地解決了。導師認為,中國政府解決天安門廣場學生事件的辦法,是十分愚蠢的,是不能接受的。

1989年正好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結束,準備向國務院提交報告的一年。在天安門事件之前,三峽工程的反對派和主上派基本上是勢均力敵。天安門廣場的暴力鎮壓,李鵬雖然沒有能夠當上總書記,但是他得到了三峽工程。自從2003年三峽水庫蓄水以來,三峽工程的弊病、三峽工程的危害,一點一點地呈現出來。2016年第一季度,汪洋副總理應該提交三峽工程整體竣工的驗收報告,給三峽工程畫一個句號。現在已經是2018年初,驗收報告還沒有完成。2015年3年23日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發文指出:上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氣候發生了顯著變化,三峽水庫、南水北調、青藏鐵路等重大戰略性工程的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認為沒有人敢攻擊三峽大壩,現在卻承認三峽大壩是北朝鮮攻擊中國的三大目標之一。為了建設三峽工程,中國政府已經從老百姓繳納的電費中收取了二千多億元人民幣,後來又從電費中收取了一千四百多億元人民幣用於三峽後續工作。現在這兩筆錢都即將用完。中國政府必須繼續從老百姓那裡收取更多的錢,用於沒完沒了的三峽後續工作。

二、解決3T問題難不難?

解決3T問題,到底難不難?只解決其中一個問題,到底難不難?如果說,在十九大之前,習近平要解決3T問題,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個問題,有一定的難度,他的意見可能在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中得不到多數人的贊同。但是在十九大之後,習近平已經完成了權力的集中,完成了班子的組建,習近平思想已經寫入黨章,馬上就要寫入憲法了,習近平思想應該有點和毛澤東思想不同的東西,應該有點比毛澤東思想更高的東西。解決3T問題,就給習近平和習近平思想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歷史機會,但是這個歷史機會時間視窗不會很長的。

2.1西藏問題

要解決西藏問題,習近平比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有許多的優越條件。習近平和胡錦濤不同,沒有親自頭戴鋼盔出現在鎮壓暴動的現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和達賴喇嘛尊者相識,並有相當好的關係,習仲勳的西藏理念也是比較溫和的。達賴喇嘛尊者多次傳遞資訊,願意和中央政府坐下來談。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坐下來談,這是第一步。達賴喇嘛尊者離開西藏已經五十九年,這五十九年把年輕的藏傳佛教領袖鍛煉成一位著名的世界宗教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五十九年,達賴喇嘛尊者日夜思念他的故鄉,他的經堂,西藏的山,西藏的水,西藏的人。這種思念家鄉的精神折磨,筆者在上山下鄉年代、在遠離杭州的北大荒有切身的感受。真所謂“悲歌當泣,遠望當歸”。習近平不是也有被迫離家的經歷嗎?將心比心,應該會有更多的理解。

最近達賴喇嘛尊者表達了能夠在文殊菩薩聖地五臺山傳授文殊菩薩加持的期許。讓這位老人到五臺山去傳授佛法,讓這位老人到拉薩去和西藏人民見個面,問聲好,難道中央政府就會垮臺嗎?

清朝駐藏大臣松筠撰寫的《西招圖略。撫藩》認為,“達賴、班禪以慈善為本。” “其性唯知誦經闡教。” “一切告示皆諭以聖主皇仁及達賴、班禪慈悲,仍使百姓感彼之德則其欣然由我治理而無梗矣。” “伊等有迎奉我而蔑視達賴、班禪者,應即教誡,無使達賴、班禪寒心。”

達賴喇嘛尊者推崇慈悲,他說:“有時人們將慈悲行為視作軟弱,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憤怒才是軟弱的真正表現,而感情是力量的表現。同理,有些人懷疑慈悲行為只利他不利己,也是錯誤的觀點。升起善良慈悲之心時,我們自己也是受益者,這帶給我們內心的平和,進而促成我們可以自信地去做手邊的工作。”習近平號召“不忘初心”。什麼是“初心”?善良、慈悲就是初心。人之初,性本善。老子道德經所講的“三寶”,第一寶就是慈。

找個機會,大家坐在一起,喝龍井也行,喝奶茶也行,敘敘家常,這就是開始。也許說著說著,就說到藏族人和漢族人可能都是羌人的分支,說到梳理神州河川的大禹是羌人,建造都江堰的李冰是羌人等等。

有人會說,達賴喇嘛尊者要求的大西藏問題不好解決。其實大西藏,就是西藏高原。西藏高原就是一個地理和地質的概念,後來才有了行政範圍。把中國的所有的藏族自治鄉、自治縣、自治地區、自治區聯起來,不就是一個西藏高原嗎?

雙方坐下來談,習近平就有希望。

2.2臺灣問題

解決臺灣問題,習近平也有優勢。習近平和臺灣總統馬英九先生已經在新加坡會過面,對此大陸中央政府中好像也沒有人敢公開提出異議。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臺灣總統換人了,現在是蔡英文女士當總統了,習近平和蔡英文女士也可以坐下來談。特別是習近平在福建、浙江主政多年,而臺灣的福建人、浙江人多,組成一個台閩浙經濟區對臺灣、對大陸都有好處。

其實北京和臺北的許多爭吵,就像幼稚園裡小朋友的爭吵一樣,叫臺灣還是中華民國還是叫中華臺北還是叫什麼,有這麼重要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論叫什麼,臺灣都是地球上一個客觀的存在。一個駐德國臺北代表處,名字非得改過來又該過去,有這麼重要嗎?北京政府從中能得到什麼好處?記得筆者到德國時,東德和西德都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兩國還有正常的外交關係,這一點也不妨礙後來兩德的統一。在南京大學時筆者有兩個德語老師,一個是西德的,一個是東德的,兩個都認為他們是德國人,說的是德語。三國演義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老是封殺臺灣的外交空間,不讓人家進這個組織,不讓人家參加那個會議,這對統一大業有幫助嗎?北京政府裡有不少人玩高級黑,表面上是幫習近平,實際上總是給習近平下套。

當然臺灣當局和民眾也要學會反思,不是什麼事情都要“漢賊勢不兩立”的,許多事情是可以變通的。老子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過去做錯了事,使現在很被動。今後要避免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尋求世界政治空間,官方是一條途徑,民間也是一條途徑。承認臺灣目前的狀況是被“遺忘的族群”,從這個處境來擴大世界政治空間。同意坐下來談,無條件地坐下來談,談就是坐在一起喝喝茶,可以喝龍井茶,也可以喝臺灣高山茶。

自從中國大陸建造了三峽大壩,大陸這邊一喊“武力統台”,臺灣那邊就在電腦上類比炸毀三峽大壩。中國在進行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時,臺灣的經濟研究院也在認真研究三峽工程,列舉了一大摞工程的弊病,在結尾處突然得出一個結論:樂觀其成。其用心,路人皆知。有人以為攻擊水庫大壩這類“民用”設施是不人道。其實不然,攻擊水庫大壩這類設施是戰爭的一種手段。當年英國空軍炸毀了負責德國魯爾工業區的水源供應的水庫大壩就是實證。

如果海峽兩邊打起來,沒有一邊可能贏,死亡總人數一定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大陸這邊死的人要比臺灣多許多。台海兩邊打起來,失敗者只有一個,這就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這是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金庸先生說,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征服中國。但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結果又如何呢?

中國有句話叫做退一步海闊天空。坐下來談,雙方從各自的立場上後退一步,臺灣問題也就解決了。北京方面不使用武力,北京方面不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臺灣不公開宣佈獨立,將北京視為兄弟般的夥伴,北京視臺北為親姐妹,那麼二十一世紀一定屬於中國人的。

2.3天安門廣場問題

解決天安門廣場問題,習近平的優勢最大,因為和他沒有直接關係。鄧小平已經過世,鄧家的勢力已經日薄西山。李鵬也沒有幾天的活頭,李家已經無力回到權力的中心。江澤民也是一樣,見馬克思的日子也不遠了。六四已經快過去29年了,難道習近平一定要把這個沉重的政治包袱抗在自己身上,再走十里山路?

用正規軍、用坦克來對付為提倡民主、為反腐敗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手無寸鐵的學生,怎麼都是錯。歷史就會這麼記載。歷代皇帝、哪怕是著名的君王,犯了錯,下一個罪已詔,認個錯,對名聲也沒有什麼損害。特別是對習近平來說,下個罪已詔,反而能贏得身前身後的好名聲。

如果是怕一舉平反天安門廣場事件對社會影響太大,可以採取幾步走的辦法,先撿社會影響小的事情做,把現在還關押在監獄中的人放了,讓當年因六四流亡在外的人都可以自由回到中國探親,不帶任何附加條件,表示善意。對此,流亡在外的人也做出承諾,在中國探親期間,不做探親之外的事情。這麼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走,時間是療傷的最好藥劑。在習近平執政期間把天安門廣場的問題就解決了。

三、政治家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先例

政治家因為和平解決國內各種族之間的衝突或者和平解決國際間的衝突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有很多很多先例。下面是不完全的統計。

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因在東方政策上的貢獻而獲得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

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越南共產黨領導人黎德壽共同簽署了巴黎和平協約,實現了越戰停火,並完成美軍撤離越南,榮獲了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

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在美國簽署了大衛營協定,通過談判給埃及和以色列帶來了和平,從而獲得1978年諾貝爾和平獎;

198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給了哥斯大黎加總統奧斯卡·阿裡亞斯·桑切斯,表彰他為中美洲和平所做出的貢獻,特別是通過他的努力使衝突各方在瓜地馬拉簽署和平協定;
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獲得了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理由是在推動世界和平進程中的貢獻;

南非新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與老總統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共同用和平手段結束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實現民主轉型,他們兩人共同榮獲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

緊接著在下一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亞西爾·阿拉法特以及以色列外交部長希蒙·佩雷斯這三位政治家,表彰他們給中東地區開闢了新的和平發展機遇;

東帝汶的兩位政治家卡洛斯·菲力浦·西門內斯·貝洛與若澤·拉莫斯·奧爾塔為實現公正與和平解決東帝汶衝突所做的努力而榮獲1996年諾貝爾和平獎;

愛爾蘭的政治家約翰·休姆與北愛爾蘭的政治家大衛·特林布林因找到了解決北愛爾蘭衝突的和平解決方案而捧走1998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200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南韓總統金大中,表彰他與北朝鮮達成和平與和解;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200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理由是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尋求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辦法;

2011年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之後全國對話四方集團通過對話,成功地實現政治轉型,建立了一個多元民主的社會。201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突尼斯全國對話四方集團;

201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哥倫比亞總統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是他堅持不懈的努力,終結了持續五十餘年造成至少22萬哥倫比亞人死亡和將近六百萬人無家可歸的內戰。

可見政治家因解決國內或國際矛盾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機率是非常高的。筆者認為,習近平是中國距離諾貝爾和平獎最近的人。只要他能夠解決3T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獲獎的可能性為55%;解決其中兩個問題,獲獎的可能性為80%;解決其中三個問題,獲獎的可能性為95%。習近平想獲取諾貝爾和平獎,如囊中取物,他所需要的只是政治勇氣。

四、通過解決貧困人口問題,習近平是拿不到諾貝爾和平獎的

2015年北京人民大學教授王義桅寫信給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力薦習近平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2016年11月初,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女士時說:讓老百姓過好日子是努力的主要目標,他在2013年已解決七億人口的貧困問題,他要在2020年徹底消滅貧困,讓中國脫貧變成小康社會,要做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水準,但他不是要去爭取,更笑說這個獎也不會頒給他。

從習近平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對是否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還是十分在意的,而且認為他即將馬上達到拿諾貝爾和平獎的水準。

諾貝爾和平獎給幫助脫貧的人士也是有的,比如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給了印度的經濟學教授穆罕默德·尤納斯和孟加拉鄉村銀行,表彰他們通過創業小額貸款來推進經濟,以及向窮人,特別是女性提供社會機遇上做出的貢獻。但是比起政治家因和平解決國際或國內種族矛盾而獲獎機會的機率要低了許多。

其實習近平應該清楚,中國所謂脫貧的成績,是對他本人成績的高級黑。下面是中國政府公佈的自1978年到2016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變化的情況:

1978年:7.7039億人
1980年:7.6542億人
1985年:6.6101億人
1990年:6.5849億人
1995年:5.5463億人
2000年:4.6224億人
2005年:2.8662億人
2010年:1.6567億人
2015年:0.5575億人
2016年:0.4335億人

從表中可以看到,到2013年已經解決了近七億人口的貧困問題,但這不是習近平的功勞,而是前任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等的功勞。到習近平當上總書記時,還剩0.7億貧困人口,只占1978年7.7039億人的不到十分之一。就是到2020年這0.7億人口全部脫貧,習近平在脫貧上的功勞,比不上前面的八個人。要是有諾貝爾和平獎拿,也是先給功勞大的,而不是給功勞最小的習近平。

最後,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指標是每人每年2300元人民幣,按照1美元換6.3元人民幣的匯率,正好一天一美元。而聯合國2008年公佈的適用於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的指標每人每天2美元。按照而聯合國2008年的標準,習近平的脫貧工作還是任重道遠,距離諾貝爾和平獎的標準還有很遠距離,還要很長時間。

五、結束語

所以,習近平要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還是應該集中精力去解決3T問題,因為這條道路最容易走,所需要的時間最短,得獎的可能性最高。解決3T問題,對中國人民、西藏人民、臺灣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貢獻最大。

機會在有目標的行動之中。

轉載《民主中國》

標題全文:
3T問題、習近平和諾貝爾和平獎
——寫在《亞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態危機》一書出版時




2018-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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