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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殺劫》之後的記錄呈現後西藏文革(一)

作者作者:唯色




《殺劫》之後的記錄呈現後西藏文革(一)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說過一句名言:“關於文明的記錄同時都是關於野蠻的記錄。”但我要修改為:關於所謂文明的記錄,其實更多是關於野蠻的記錄。
——題記

圖:《殺劫》之後的記錄呈現後西藏文革。(唯色提供)

1、
因藏語“革命”諧音而得名《殺劫》的圖文書,十年前由臺灣大塊文化出版。那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際。同時出版的,是我採訪二十三位經歷者口述西藏文革——《西藏記憶》,以及我在中國出版隨即被禁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臺灣版《名為西藏的詩》)。


如若沒有臺灣,我的這三本書可能很難面世。說可能,譬如鄰近的香港,彼時與今日不同,尚未被削弱的價值觀允許言論自由,或找得到出版處。但在偌大中國,則絕無可能。王力雄在《殺劫》序言中寫:“儘管已過四十年,文革在中國仍被列為不可觸碰的禁區”,因為“文革不僅是會使中共痛楚的舊疤,而且挖掘下去,會觸及中共制度的根本”,發生在西藏的文革更是禁區中的禁區。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今天,在有毒空氣——霧霾日益濃重卻宣稱已經崛起的中國,《殺劫》依然是禁書,文革依然是禁區。

禁書很難入關。承蒙大塊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額外贈送五十本《殺劫》,那是我希望書中的幾十位受訪者能夠得到,也是他們應該得到的。但在從香港進入深圳的關卡,全部被中國員警野蠻沒收。我對受訪者的歉疚難以撫平,有人已經去世,實際上至今已有十五位受訪者接踵去世,他們永遠無法目睹自己的證言印在書上。

2009年,《殺劫》藏文版問世。藏文譯者是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資深主持人卓嘎。她在藏文版譯者序中寫道:“很多西藏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期間在西藏所發生的情況,所以我翻譯這本書的目的,是讓我們的新一代和境外的流亡藏人瞭解這個真相。”感謝大塊文化無償提供版權及版式,也感謝挪威西藏委員會(Norwegian Tibet Committee)、挪威言論自由聯盟(Norwegian Authors Union)和瑞士西藏友協對出版的支助。

印出的第一本藏文《殺劫》,由譯者赴印度達蘭薩拉替我敬獻尊者達賴喇嘛。尊者在另一本《殺劫》的扉頁親筆題詞:“信仰和忠誠潔白無瑕,利他的勇氣始終如一的唯色啦:祈願三寶,不論現在或未來,讓你的所有願望都能無障礙地任運成就——釋迦比丘說法僧達賴喇嘛 2009年12月16日”。由尊者加持的珍本,後來輾轉帶給了因得不到護照而無法出境的我。

2013年,在Twitter上認識的鄭玉萍女士(旅居美國的馬來西亞華裔)主動承攬,製作《殺劫》的藏文電子書,並與譯者卓嘎、藏文版設計者圖登協力,將電子書成功上傳網路,如今已有境內多地藏人讀到。

在完成《殺劫》的六年裡,沉浸在近三百張老照片中,以類似按圖索驥的方式,去瞭解我一無所知的西藏文革歷史,並不輕鬆。正如印度女學者布塔利亞•烏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關印巴分治的著作[1]中所說,不僅要通過“歷史”來瞭解事件,“而且還要通過它的文學的、虛構的、歷史的、政治的描述,通過它的個人的、證明性的陳述來瞭解它,因為對任何事件來說,重要的不僅是‘事實’,同樣重要的還有人們如何回憶這些事實,以及如何陳述它們。”而七十多位受訪者的陳述,卻因揭示並不願意直視的黑暗,必然會重返黑暗並將記錄者也不可避免地帶入黑暗。

我至今記得採訪時,經常會為對方突然吐露的一兩句歎息——“瘋了,那時候都瘋了,就像吃了迷魂藥”;“可憐啊,我們這個民族太可憐了”——而心痛,會暗暗指責那些以革命的名義製造毀滅的人。但當我坐在電腦前逐字逐句整理錄音,一個個感嘆號開始為問號代替。這麼多人的心結,之糾纏,之壅塞,之沉重,察覺得到他們的精神世界其實佈滿某種可怕的烙印,而這烙印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只要開口,屬於某個時代或者某段歷史的特殊語言就會源源不絕地湧現,仿佛從來都具有如此單調卻強悍的生命力。又因為,那些語言是外來的,入侵性質的,並不屬於他們原本從屬的民族,反而顯得彆扭、生硬。似乎是,當他們使用本族語言時,母語會自然消除那些醜陋的烙印,但他們用漢語學舌時,似乎只會重複那些烙印似的語言,如“解放”、“叛亂”、“破四舊”、“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類。

作為用中文寫作的我來說,有段時間,並不太願意再次翻看記錄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願意重溫當時的錄音或文字,似乎是進入了對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厭倦期。

2、
但王力雄認為僅出版圖文書還不夠。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雖然只有數百張(發佈於《殺劫》有近三百張),卻是關於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間照片,應該做更多的事情來充分見證那段被強權遮蔽的歷史。

比如拍攝紀錄片。王力雄當時的設想是:“以這些西藏文革圖片為引起,以採訪為線索,配合可以找到的文革影視資料,採訪圖片中的人物,講述圖片中的故事,結合圖片中人物和場地之今昔對比,描畫出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輪廓和重要斷面,以及人物的命運和歷史的變遷,再輔有專家學者對西藏文化大革命的辯爭(藏漢之間的不同觀點),同時展現西藏的文化、文物、宗教等,可以把當今世界的兩個熱點——西藏與文化大革命合在一起,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際,成為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品。”

設想必然落空,因為在現實中拍攝這樣一部紀錄片無可能。當局對拍攝這種題材會嚴厲封殺,相關藏人也會畏懼出鏡。我在《殺劫》的採訪中使用了錄音與拍照,比較而言,錄音比拍照要順利。至於攝像,難以付諸操作。

之後,王力雄又有一個類似行為藝術的拍攝設想,並與拉薩和北京的藝術家討論過。這是他當時寫的文案:

“唯色用父親四十多年前在拉薩拍照片的蔡司伊康相機,站到父親當年同一角度,拍攝今日拉薩圖景。那些曾經上演當年戲劇的場地,今天變成了另外的世界,一邊是宗教重新復興,轉經磕頭,香煙繚繞;一邊是世俗喧囂,商潮滾滾,遊客雲集。

今天,西藏文革好像不曾存在。兩個時代照片的對比,顯現出歷史的無常。唯色找到當年畫面裡的人物,希望他們進入今日照片,卻發現是很大難題,無論是當年的受難者,還是當年的革命者,都拒絕現身。

攝影機跟隨唯色採訪,但只能被關上的門擋在外邊。唯色想像,該用什麼樣的形象把當年的照片人物填充在今日圖片中,每個想像都是詮釋西藏命運的一種觀點或角度。因為始終沒有真人露面,最後只能是把當年底片上的形象投射在白板上,用白板剪出人形輪廓,立在與當年同樣的位置上拍照——形成一組意味深長的照片。

唯色希望把兩組照片——父親的文革圖片和人形白板的今日圖片——放在一起辦個展覽,在拉薩根本不用想,在北京或是辦不成,或是被閹割,或是展覽遭關閉(按照真實情況記錄)——總之那段歷史不容許重見天日。

最終,唯色把父親的文革照片一張一張投影在逐層凝結的冰上,帶著冰在拉薩街巷穿行,陽光下的冰被喧囂彌漫的今日資訊包圍,最終溶化消失。”

3、
“冰文革”的行為藝術同樣無法進行,這是因為2008年來了。更確切地說,是2008年3月10日起,在拉薩乃至全藏許多地方爆發了世人矚目的抗議。

2008年3月的抗議改變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改變了我。如何描述這種改變?我的一種描述是:“之後的幾個月,我總是聽見一個聲音,它源于我青春時節的偶像、後來漸漸忘卻的義大利女子法拉奇(Oriana Fallaci),她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寫到:‘在這些時刻,如果我們保持沉默,那將是一個錯誤,而言說卻是一種義務。’作為一名記者和作家,她寫過、說過許多話,但惟有這一句在拷問我的內心。”[2]

我還這樣描述了那年夏天返回拉薩的感受,而那次因遭員警闖入家裡搜查並把我帶走審訊,我與王力雄只住了七天便出逃似的匆匆離開:“這是‘3•14’之後,時隔五個多月,我再一次看到環繞拉薩的群山有著屬於拉薩的形狀,再一次聞到穿透拉薩的空氣有著屬於拉薩的味道,再一次聽到鄉音親切的拉薩話有著屬於拉薩的韻律……唉,我是這樣地愛著拉薩,每一次回到拉薩,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但觸及皮肉更觸及我的靈魂深處!可是拉薩日益變得讓我難以啟齒,總使我嘗到類似牙痛的滋味,既然牙痛就說不出口,我擔心總有一天會不會疼得再也無言?”[3]

我正在進行的,以及計畫中的寫作都暫時放下,轉向非虛構的記錄。迄今八年來,陸續(在臺灣)出版的皆為基於現時現地的著作:《鼠年雪獅吼》、《聽說西藏》、《西藏:2008》、《圖伯特這幾年》、《自焚藏人檔案》、《西藏火鳳凰》、《仁波切之殤》、《樂土背後》,以及關於西藏時事的專欄寫作、博客寫作,等等。

藏人學者、被國際公認為“西藏現代史的重要史學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鼠年雪獅吼》的序中寫道:“……記錄這些席捲西藏高原的事件,對於瞭解所發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藏人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儲存在人心中的記憶,才會讓一個民族得以生存下來。……2008年3月的事件,創造了一個新的記憶,而它會被代代相傳。今天,記憶不再只存在于我們心靈的深處,而是在網路空間裡傳播著,與世界共用著。在這個面向上,唯色佔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她是現代西藏記憶的記錄者。……她認為她的要務就是傳播事實,而且作為一個以中文寫作的人,她認為自己特別有責任讓中文讀者瞭解她的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

似乎,《殺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當下、更迫切的現實,所替代。

注釋:
[1] 《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布塔利亞•烏瓦什(印)著,馬愛農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2]《鼠年雪獅吼: 2008 年西藏事件大事記》,唯色著,臺灣允晨文化出版,2009年。
[3]《西藏:2008》,唯色著,臺灣聯經出版,2011年。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轉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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